一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生活。要直接捉摸到和用语言把握住、即描述出即使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人类的生活了。

所有古代的历史学家都使用同一个方法来描述和捉摸一个民族的似乎不可捉摸的生活。他们所描述的是统治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活动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那么个别人是如何使得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起来的，这些人的意志又是受什么支配的呢？古代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承认神的意志使得整个民族服从一个天才的意志；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同样承认是神指引这个天才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在古代历史学家看来，只要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现代史学从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论点。

现代史学在否定了古代人相信人服从于神和各民族被引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的观念后，应该研究的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形成权力的原因。但是现代史学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古代人的观点，而在实践上仍遵循这些观点。

现代史学否定了具有神赐权力并直接受神的意志引导的人，提出天生有非凡的和超人的才能的人，或领导着群众的具有各种不同特性的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来代替他们。现代史学否定各个民族（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前的那些符合神意的目标（古代人曾认为这是人类运动的目的），提出了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谋福利的目的，并最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幸福的目的，而所谓全人类通常指的是那些占有大陆西北的一个小角落的民族。

现代史学否定古代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来代替它，而实际情况的逻辑使得那些表面上否定君主的神赐权力和古代人所相信的天命的历史学家殊途同归，承认（一）各个民族是由个别人指引的；（二）存在着一个各个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它前进的目标。

在从吉本到巴克尔的现代历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虽然有一些表面上的分歧，观点似乎显得比较新颖，但是这两个旧的无法避免的论点仍是这些著作的基础。

第一，历史学家描述的是那些在他看来指引着人类的个别人（有的人认为只有君主、统帅和大臣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则认为除了君主和演说家外，还有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的活动。第二，历史学家知道人类前进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目标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强盛，有的人则认为是世界上被称为欧洲的这个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酝酿着骚动；它不断发展，蔓延，表现为一些民族从西向东的运动。这运动几次向东发展，与从东向西的相反的运动发生碰撞；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极点莫斯科，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对称的从东向西的相反的运动，它完全像前一个运动一样，把中欧各个民族都卷了进来。这相反的运动到达了西方的终点巴黎后便平息下来了。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土地没有耕种；房屋被焚毁；商业改变了方向；千百万人变穷的变穷，发财的发财，移居到别的地方；千百万信奉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徒相互残杀。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烧房子和杀害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行事呢？所有的人在接触到过去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说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提出这些天真的和理所当然的问题。

人类健全的理智向历史科学寻求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历史科学的目的是达到各个民族和人类的自我认识。

假如史学保持古代人的观点，那么它就会说：神为了奖赏或惩罚自己的子民给了拿破仑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引导他去实现神的目的。这样的回答是理由充分而又清楚的。对拿破仑执行的是神的意志这一点，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但是对相信的人来说，这个时候的整个历史中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能有什么矛盾。

但是现代史学不能这样回答。科学不承认古代人所持的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的观点，因此它应当作出另一种回答。

现代史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您想要知道这运动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发生和什么力量产生这些事件吗？那么您就听着：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高傲和过于自信的人；他有情妇某某某某，手下有大臣某某某某，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路易十四的后继者们也都是软弱无能之辈，同样把法国治理得很不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和情妇。十八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十来个人，他们开始谈论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和自由的。从此全法国的人开始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杀了很多人，因为他富有天才。他为了某种目的去杀非洲人，在那里大砍大杀了一阵，这个又狡猾又聪明的人回到法国后，命令大家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当上皇帝后，他又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杀人。在那里杀了许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与拿破仑打了起来。但是一八○七年他突然和拿破仑成了朋友，一八一一年又吵翻了，于是他们又开始杀很多人。拿破仑带着六十万人进攻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了，这时亚历山大皇帝听了施泰因等人的建议，联合整个欧洲来反对这个破坏欧洲安定的人。拿破仑的所有盟友一下子成为他的敌人；组成的联军前去进攻重新集结了力量的拿破仑。盟国战胜了拿破仑，进入了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强盗，但当时没有剥夺他的皇帝的称号，并对他非常尊重。于是路易十八即位，法国人和盟国至今都对他采取嘲笑态度。而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宣布退位，前往流放地。然后，富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们（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前面占据了一个席位，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结果各国人民有的走运，有的倒霉。外交家和君主们差一点争吵起来；他们已准备又命令自己的军队相互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着一营人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即向他屈服了。盟国的君主们为此非常生气，又和法国人打了起来。于是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人们突然认为他是强盗，把他送到了圣赫勒拿岛。这个被流放者远离亲人和心爱的法国，在那里的悬崖上慢慢地死去，把他那伟大的业绩留给了后代。欧洲出现了反动，所有的君主又重新欺凌本国的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对史书上的描述的讽刺和丑化。相反，这是对全部史书（从回忆录和国别史到世界史和当时新的文化史）所作的自相矛盾的和答非所问的回答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的奇怪和可笑，是由于现代史学像一个聋子一样回答着谁也没有提的问题而产生的。

如果史学的目的在于描述人类和各个民族的运动，那么首要的、不回答它其余的一切就无法理解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个民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现代史学忙于叙述拿破仑如何富有天才或路易十四如何高傲，再就是说某某某某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很可能是事实，人们都可表示同意；但是他们问的不是这个。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基于自身的和永远都是一样的神赐权力，认为它通过各种像拿破仑、路易国王和著作家之类的人物统治人民的话；但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权力，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国王和著作家之流之前，应当指出存在于这些人物和各个民族的运动之间的联系。

如果不是神赐权力而是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应当说清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史学的主旨正在于说明这种力量。

史学似乎认为这力量是不言而喻的和众所周知的。虽然谁都愿意认为这新的力量是已知的，但是读了许多史学著作的人仍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这种连历史学家们本身都理解得很不相同的新的力量是否真的完全为所有人所知晓。

二

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各个民族呢？

研究个别人的传记作者和研究个别民族历史的学者把这力量理解为英雄和统治者固有的权力。根据他们的描述，各个事件仅仅只是按照拿破仑们、亚历山大们以及传记作者一般所描述的人物的意志发生的。历史学家们对推动事件发展的力量问题所作的回答仅仅只在每个事件只有一个历史学家研究时还说得过去。但是只要不同民族和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开始描述同一个事件，他们所作的回答立即丧失全部意义，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对这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历史学家说，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产生的；另一个则说是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还有人说它是由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一类历史学家甚至在解释同一个人物的权力所依靠的力量时也是相互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依靠的是他的高尚品德和天才。共和派的朗弗雷则说它建立在拿破仑的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上。因此，这一类历史学家否定彼此的论点，从而取消了关于造成各种事件的力量的概念，没有对历史的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任何回答。

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似乎认为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对造成事件的力量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种力量不是英雄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而是许多各不相同的力量产生的结果。在描述战争和一个民族的被征服时，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一个人的权力中，而是在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找造成事件的原因。

根据这个观点，历史人物的那种由许多力量产生的权力，似乎不能看做是自行造成各种事件的力量。可是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使用权力的概念时，又把它当做那种自身造成事件和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力量。他们时而把历史人物说成自己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也说成只是各种不同力量的产物；时而把他的权力说成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格维努斯、施洛塞尔等人时而证明说，拿破仑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他们不喜欢的别的事件只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本身由于拿破仑的专横而停止发展了。是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等等。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仅到处可见，而且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的所有描述都是由这一系列的矛盾组成的。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些历史学家刚进入分析，就在半道上停住了。

要找到与合力或合成力相等的各个分力，必须使各个分力的总和等于合力。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他们为了解释合成力，只好假定除了数量不足的分力外，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尚未弄清的力量存在。

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在描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还是描述波旁王朝的复辟时，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格维努斯反对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力图证明，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外，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活动也是原因。这位历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等；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即夏多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与整个合成力不相等，也就是说，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不相符。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哪些哪些话，只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成某种关系，而不是千百万人服从的根源。因此，为了说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得千百万人服从，即说清从一个只等于a的一个分力如何产生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这位历史学家就只好又假定他否定的那种权力的存在，认为它是各种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他应当假定一种影响合力的尚未弄清的力量的存在。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不仅与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发生了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农村居民对下雨的原因不大明白，他们根据想要下雨还是想要晴天，说“风吹散了乌云”和“风吹来了乌云”。同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有时当他们想要这样说时，或者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时，便说权力是各种事件的结果；而有时需要证明别的什么时，又说权力造成事件。

还有一些被称为文化史家的历史学家，走着那些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有时认为著作家和女士是造成事件的力量）开辟的道路，对这力量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些人认为所谓的文化和智力活动就是这样的力量。

文化史家完全追随他们的那些进行一般研究的前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这样那样的关系来说明，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某某某某人写了哪些哪些书来解释呢？这些历史学家从任何实际存在的现象的大量特征中抽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说，它就是原因。尽管他们竭力想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但是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同意智力活动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假设智力活动指导着人们的活动，因为法国革命中由宣扬人的平等而产生的残酷屠杀以及由宣扬博爱而产生的凶恶的战争和死刑都没有证明这种假设。

但是即使假定充满着这些史书的所有离奇古怪的议论是对的，假定各个民族受某种被称为思想的无法确定的力量的支配，历史的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只是除了以前所说的君主的权力和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增添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外，加上了一种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与群众的联系仍需作出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事件发生了，这可以理解；再退一步还可以理解，拿破仑与其他势力一起是事件的原因；但是论社会契约这本书如何使得法国人相互残杀这一点，如不讲清这新的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因此有可能找到人们的智力活动与其历史运动之间的某种联系，正如可以在人类的运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以及任何其他事情之间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的智力活动是整个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一点使人难于理解。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得出：（一）历史是学者们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这个阶层的活动是整个人类的运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夫和士兵也自然乐于这样认为一样（这一点他们没有发表出来，只是由于商人和士兵不写历史）；（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可以非常方便地打着它们的旗号使用意思更不明确、因而能容易地表示任何理论的词句。

但是，且不说这一类历史的内在价值如何（也许它们对某些人或对某些事来说还是有用的），在所有一般的历史被愈来愈归结为文化史的情况下，这些历史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它们在把各种不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政治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进行详细而认真的分析时，每当它们需要描述像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样的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时，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描述成权力的产物，并且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的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者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的力量并不能说明历史事件，表明他们似乎并不承认的权力是可用来理解历史的惟一手段。

三

一辆机车在行驶。有人问，它为什么向前走？一个农民说，是鬼推着它。另一个农民说，机车向前走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动。第三个农民则说，前进的原因在于风把烟朝后吹。

农民的看法是很难驳倒的。为了驳倒第一个农民，需要有人来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需要由另一个农民来向他解释推动机车的不是鬼，而是德国人。只有到发生了矛盾，他们才会从中看出，他们两人都说得不对。而那个说原因在于轮子的转动的人会自己推翻自己的说法，因为只要他开始进行分析，他就得进一步往下想：他应当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未弄清机车行驶的最终原因，未找到锅炉里压缩的蒸汽之前，无权停止寻找原因。而那个用风把烟朝后吹来解释机车行驶的人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轮子的转动说明不了原因，便抓住首先看到的现象，把它当做原因。

惟一可以用来说明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惟一可以用来解释各个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与各个民族的整个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概念理解为完全不同的、都与所见的运动不相等的力量。一些人认为这是英雄们本身所固有的力量——就像第一个农民认为这是机车里的鬼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由其他几种力量产生的力量——就像第二个农民认为这是轮子转动产生的力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智力的作用——就像第三个农民认为是被风朝后吹的烟的力量。

只要写的是个别人——不管是恺撒和亚历山大还是路德和伏尔泰——的历史，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人、毫无例外地所有人的历史，那么不用关于迫使人们向着一个目标活动的力量的概念，就完全不可能描述人类的运动。而惟一为历史学家所知的这种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进行现在这样的叙述时可用来掌握历史材料的惟一的把手，谁要是像巴克尔那样弄断这把手而又不了解对待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会使自己失去研究这材料的最后可能。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本身的做法，最好不过地证明了用权力的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不可避免性，他们表面上似乎摒弃权力的概念，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

历史科学对人类的各种问题来说，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它们在没有出现用什么作保证的问题时，可以流通和使用，行使它的职能，对谁也没有坏处，甚至还有益处。只要忘记英雄人物的意志如何造成事件的问题，梯也尔之流的历史著作就会觉得是有意思的，有教益的，此外，还有一点诗意。人们或者由于知道纸币印制容易和可能大量发行，或者由于想用它兑换成黄金，从而对它的实际价值产生怀疑，同样，对这类著作的实际意义也会产生怀疑，——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这样的书太多，或者是由于有人天真地问道：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个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想把流通的纸币兑换成有实际用途的纯金。

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与这样的人相似，他们认为纸币有缺点，便决定用没有黄金密度的金属铸硬币来代替它。铸出来的硬币确实叮当作响，但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蒙骗无知的人；而没有价值的叮当作响的硬币骗不了任何人。正如黄金只有在它可以用来不只是进行交换，而且还有实际用途时才是黄金一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也只有当他们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一历史的重大问题时才是黄金。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而文化史家则彻底丢开了它，回答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如同像黄金的金属筹码只能在承认它可代替黄金的人和不知道黄金的属性的人之间使用一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在没有回答人类的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只能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充当大学和他们所说的爱读正经书的读者的流通的硬币。

四

古代人认为，神使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天才，同时这个人的意志又服从于神，史学在摒弃这个观点后，如果不从以下两者之中择其一，那么每走一步都会出现矛盾，这两者是：或者像从前那样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或者说清楚那种造成历史事件的和被称为权力的力量是什么。

回到第一种观点上去已不可能，因为信仰已经被破除，因此只好解释清楚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集合军队，前去作战。这个观念我们已完全习以为常，这个观点我们已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拿破仑一声令下六十万人就去打仗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拥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了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那么这个回答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确定这种一个人统治其他的人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这权力不可能是强壮的人对体弱的人使用体力或威胁要使用体力所产生的直接的权力，例如赫拉克勒斯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某些历史学家就有这样天真的想法，他们说，历史活动家是英雄，即天生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和智力以及所谓天才的人。这权力之所以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路易十一还是梅特涅这样的统治千百万人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都没有特殊之处，相反，大多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弱，更不用说像拿破仑这样的英雄，对他们的精神品质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权力的源泉应当不在这个人身上，而在掌握权力的人所处的与群众的关系之中。

法学就是这样理解权力的，它是历史的兑换处，在那里可以把历史对权力的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它在群众明确表示或默许下转移到他们选出来的统治者身上。

法学所讨论的是如何安排好国家和权力的问题（如果这一切可以安排的话），在它的领域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运用到史学上时，这个权力的定义需要加以说明。

法学看待国家和权力如同古代人看待火一样，把它看做某种绝对存在的东西。而对史学来说，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对现代物理学来说火不是原素，而是现象一样。

由于史学和法学的观点有这一主要差别，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学可以详细叙述它认为应当如何安排权力，讲那静止不变的权力是什么；但是法学对历史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有何意义的问题，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如果权力是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群众意志的总和的话，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洛涅被捕时是罪犯，而后来被他抓住的人却成为罪犯呢？

在宫廷政变时，有时参加的只有两三个人，群众的意志是否也转移到了新上来的人身上？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的群众的意志是否转移到征服者身上？一八○八年莱茵联盟的意志是否转移给了拿破仑？一八○九年我们的军队与法国人一起去打奥地利时，俄国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否也转移到了拿破仑身上？

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案。

（一）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转移到他们选出来的一个或几个统治者身上，因此任何新的权力的产生，任何反对既已转移的权力的斗争都应当只看做是对真正权力的破坏。

（二）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和群众知道的条件下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指出对权力的限制、冲击，甚至摧毁都是由于统治者不遵守移交给他们权力时提出的条件造成的。

（三）认为群众的意志转移到统治者身上虽是有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并不明确，群众并不知道，许多权力的产生、它们的斗争和垮台只是由统治者履行这些群众不知道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是根据这些条件从一些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些人身上的）的多少而造成的。

历史学家们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也有这样三种解释。

一些历史学家，即上面说过的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们过分地天真，不理解权力的意义问题，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因此他们在描述某种权力时把它看做是绝对的和真正的权力，认为任何别的反对这个真正的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破坏，是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历史上原始的和平的时期，而运用到各个民族生活中不同权力同时出现并相互斗争的复杂的和动荡不安的时期就有不便之处，因为保皇派历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公会、督政府和波拿巴都是对权力的破坏，而共和派和波拿巴派历史学家将会分别证明国民公会和帝国是真正的权力，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对权力的破坏。显而易见，这些历史学家各执一词，相互批驳，他们对权力的解释只能哄年纪最小的孩子。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建立在群众意志的总和有条件地转移给统治者之上，历史人物只有在实行人民的意志无声地给他们规定的纲领的条件下才具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说，即使说的话，也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每一个历史学家根据他如何看一个民族的运动的目的，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别的国家的伟大、富强、自由、公民的教育。且不说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这些条件时的矛盾，甚至即使假定有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共同的纲领，我们仍可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是与这理论相抵触的。如果说权力转移的条件是财富、自由、民众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们和伊万四世们能在王位上安享天年，而路易十六们和查理一世们却被民众处死呢？这些历史学家们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路易十四的违背纲领的活动的后果在路易十六身上表现出来。但是它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身上表现出来，一定要在路易十六身上表现出来呢？表现的期限有多长？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少解释如下事实：几个世纪民众意志的总和一直没有从当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继承人身上转移开，后来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突然转移到国民公会、督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身上，后又转移到拿破仑、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普、共和派政府、拿破仑三世身上。在解释民众的意志迅速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转移时，尤其是在谈到国际关系、连年征战和各种联盟时，这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的一部分已不是正常的意志转移，而是由于某个外交家，或君主，或党派领导人玩弄手腕和犯错误，或者是由于狡诈和软弱而造成的偶然性。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讧、革命、连年征战——已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产物，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弄错了方向的结果，也就是说，又是对权力的破坏。因此这一类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看做对理论的背离。

这些历史学家类似这样一个植物学家，此人看到某些植物从有两枚子叶的种子里萌发出来就坚持认为所有植物生长时都要分为两片叶子；而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分枝分杈完全长成后再也没有类似两片叶子的东西，他就认为它们背离了理论。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群众的意志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是有条件的，不过这些条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说，历史人物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实现着转移到他们身上的群众的意志。

但是如果推动各个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历史人物，而在于各个民族自身，那么这些历史人物的作用何在呢？

这些历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着群众的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是整个地、还是它的某一方面表现了群众的意志？如果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整个活动表现了群众的意志，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宫廷的所有流言蜚语就成为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显然是荒谬的；而如果像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是民族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个方面表现了民族的生活，首先应该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这一类历史学家在遇到这个难题时，便想出了一个可以把大量事件归入其中的最模糊的、最不可捉摸的和最一般的抽象概念，他们说，人类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此。最平常的、几乎为所有历史学家所接受的一般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历史学家们把某个抽象概念当做人类运动的目的，然后来研究身后留下遗迹最多的人——帝王将相、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等，根据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个抽象概念的实现来决定取舍。但是由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这一点没有得到任何证明，同时由于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的启蒙者的联系只建立在假定群众意志的总和总是转移到引起我们注意的人物上这一任意的假设上，因此千百万移居他乡、焚烧房子、抛弃耕作、互相残杀的人的活动，从来不在对十几个不烧房子、不从事耕作、不亲手杀死同类的人的活动的描述中反映出来。

历史随时都在证明这一点。上世纪末西方各个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奔向东方，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他们的情妇和大臣，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生活说明吗？

俄国人民向喀山和西伯利亚的东进，难道在伊万四世的病态的性格及其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中能反映出来吗？

历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各个民族的运动能通过对戈弗雷之流、路易国王及其情妇们的研究来说明吗？对我们来说，各个民族从西向东，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首领，只是一群流民，有隐修士彼得参加的远征至今无法理解。更无法理解的是，这个运动在历史活动家们提出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合理的、神圣的目标时中断了。教皇、国王和骑士们鼓动民众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从前推动他们远征的未知原因不再存在了。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显然容纳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只是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而已，而各个民族的生活及其动机的历史仍是不可知的。

著作家和改革家们的历史对各个民族的生活的说明就更少了。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著作家或改革家的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我们了解到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了解不到为什么宗教改革后各个民族相互残杀，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时要相互处以死刑。

如果像现代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把这两种历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将是君主和著作家的历史，而不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各个民族的生活是几个人的生活容纳不了的，因为这几个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发现。认为这种联系建立在群众意志的总和向历史人物的转移之上的理论，是一种尚未为历史经验证明的假设。

关于群众意志的总和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理论，也许能在法学领域说明许多问题，也许对达到自身的目的来说是必需的；但是运用到历史上，只要一出现革命、征战和内讧，只要历史真正开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这种理论之所以使人觉得是无法驳倒的，正是因为人民意志转移这件事是无法检验的，而无法检验的原因在于这事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不管这事件是谁领导的，理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某某人领导了事件，因为群众意志的总和转移到了他身上。

假定有这样一个人，他看着一群走动的牲口而不注意各个不同地点牧场的好坏，也不注意赶牲口的牧人，只根据哪一头牲口走在畜群前面来判断这群牲口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走的原因，上述理论对历史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像这个人所作的回答一样。

“畜群之所以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领头的牲口带着它，所有其余牲口的意志的总和转移到了这个畜群的首领身上。”认为权力是无条件转移的第一类历史学家这样回答道。

“如果走在畜群前面的牲口更换了，那么这是由于所有牲口的意志的总和从一头领头的牲口转到了另一头牲口身上，而这又根据这头牲口是否带着其余牲口沿着整个畜群选定的方向走而定。”那些承认群众意志的总和是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历史学家们这样回答。（在使用这种观察方法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根据他选定的方向，认为首领是那些由于群众的方向发现变化已不是领头的，而是走在旁边的、有时走在后面的人。）

“如果领头的牲口不断更换和整个畜群的方向不断变化，那么这是由于牲口为了朝我们知道的方向走，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了我们所注意的牲口，而要研究畜群的运动，应当观察走在畜群的各个方面的所有为我们所注意的牲口。”认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的所有历史人物是自己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历史学家这样说。

群众的意志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理论只是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只是对问题换一个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又是什么？——权力是转移到一个人身上的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的意志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转移到一个人身上的？——在这个人表达所有人的意志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权力就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我们不了解其意义的一个词。

如果人的知识的领域仅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在批判了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后，人类就会得出权力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结论。但是人为了认识各种现象，除了抽象思维外，还有用来检验思维结果的经验的工具。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是空洞的词，是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消说，要描述人们共同的活动缺不了权力的概念，而且权力的存在也为历史和对当代各种事件的观察所证实。

每当发生事件时，总会出现一个人或一些人，令人觉得这事件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下了命令，于是法国人便去墨西哥。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命令，军队就开进了波希米亚。拿破仑一世下了命令，军队就去进攻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布命令，法国人就服从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件，它总是与一个或几个发号施令的人有关的。

历史学家们根据承认神参与人类的事的老习惯，想要把拥有权力的人的意志的表现看做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这个结论既没有通过推理来证明，也没有得到经验的确认。

一方面，推理表明，人的意志的表现——他的话语——只是表现在像战争或革命这样的事件中的总的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如不承认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很难设想话语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认为话语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但是历史表明，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任何行动，也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仅经常得不到执行，而且有时甚至发生与命令完全相反的事。

如果不承认神参与人类的事，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做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权力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和其他人对这意志的执行之间的依从关系。

为了弄清这种依从关系的条件，我们应当首先恢复意志的表现的概念，把它看做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如果像古代人的史书告诉我们那样神发布命令和表现自己的意志，那么这意志的表现不受时间限制，也不是由任何事情引起的，因为神与事件毫无联系。但是，命令是在一定时间内行动并相互联系着的人的意志的表现，在谈到命令时，我们为了弄清这些命令与事件的联系，应当重新确定：（一）整个发生的事的条件：事件和下命令的人在时间内运动的连续性；（二）下命令的人对所有执行命令的人的必然联系的条件。

六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能与几年或几个世纪后的一系列事件发生联系，也只有不受任何因素推动的神，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确定人类运动的方向；而人在时间内活动，本身参与事件。

在恢复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即时间的条件时我们将会看到，任何一个命令如无前一个使其执行成为可能的命令，就无法执行。

任何一个命令从来都不是自发地出现并产生一系列事件的；每一个命令都来自另一个命令，从来不与一系列事件发生关系，而总是只与一个事件的某一时刻发生关系。

譬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部队去作战时，我们把一系列连续的、相互关连的命令合成一个同时发出的命令。拿破仑不可能下令远征俄国，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今天下令起草这样那样的文件送到维也纳、柏林和彼得堡去；明天又给陆军、海军、军需部门下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这千百万道命令构成了一系列与促使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其整个在位期间曾下过远征英国的命令，他在他的任何一件别的事情上未曾花过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尽管如此，他在整个在位期间甚至没有作过一次实现自己意图的尝试，而是去远征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认为与之结盟更为有利的俄国，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前一些命令不适合、而后一些命令适合一系列事件的缘故。

为了使命令得到切实执行，应当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要知道什么能够执行和什么无法执行，不仅在像拿破仑远征俄国这样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行动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最不复杂的事件来说也很难办到，因为执行这样那样的命令常常会碰到无数的障碍。在一道命令得到执行时，总有大量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所有不可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没有联系，因而常常得不到执行。那些可能执行的命令只有联结成连贯的、与事件相应的命令系列时，才能得到执行。

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事件发生前发出的命令是这事件发生的原因，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于在事件已经发生、成千道命令中与事件相联系的一些命令得到了执行时，我们忘记了那些因为无法执行而没有得到执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在历史的叙述中我们把无数各不相同的细小事件，例如导致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一切，都根据这一系列事件产生的结果而归纳成为一个事件，一系列命令也相应地综合为意志的一种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要进攻俄国，并且进攻了俄国。实际上我们在拿破仑的整个活动中永远也不会找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的东西，而会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和目的不明确的命令或他的意志的表现。拿破仑有无数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但是关于一八一二年远征的一系列命令执行了，这不是因为这些命令与其他命令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是因为这些命令与那些导致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事件相符合；同样，用镂花模板绘出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不是因为朝哪个方面和用什么方法抹颜色，而是因为雕镂在模板上的图形的各个方面都抹了颜色。

因此，在考察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能够发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存性。

为了弄明白这种依存性，必须恢复任何不是神的、而是人的命令的另一个被忽略了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发命令的人本身参与了事件。

发布命令的人和接受命令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被称为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的内容如下：

人们为了进行共同的活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其中为采取共同行动而提出的目的虽有差别，但参加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人们结成这些团体后，彼此之间常常形成这样的关系，其中最直接地参加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的共同行动的人最多，而最不直接参加的人最少。

在人们为了进行共同行动而结合成的所有团体中，最突出的和最确定的团体之一是军队。

任何军队都由不同等级的人组成，人数最多的往往是军衔最低的列兵；其次是军衔较高的人，如军士、士官，他们的人数要比列兵少；再其次是军衔更高的，他们的人数就更少，就这样，一直到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最高军事当局。

军事组织可能完全像一个圆锥体，其中直径最大的底部由列兵组成；较高的和较小的底边由军队里较高级的人员组成，就这样直到圆锥体顶端，在顶端的则是统帅。

人数最多的士兵构成圆锥体的基础和它的底部。士兵直接进行烧杀抢掠，他们都是接到上级的命令时才这样做的；他们本身从来不下什么命令。士官（他们的人数就比较少了）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比士兵少；但是已经发号施令了。军官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更少了，而命令却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出目标命令部队前进，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统帅则从来不会直接参加行动，只对部队群众的运动作总的部署。在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任何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任何管理部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总之，如果不把组成圆锥体的各个部分，把军队的各种人员，把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和公共事业部门从低级到高级、具有不同称号和地位的人人为地分开，那么就可看出人们为了采取共同行动相互之间结成某种关系时所依据的法则，也可以看出，人们参加行动愈是直接，他们就愈不能发命令，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多；还可以看出，人们直接参加行动愈少，他们发的命令就愈多，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就这样，从最底层直到最上层的那一个人，此人直接参与事件最少，而在活动中发号施令比所有的人都要多。

发命令的人和接受命令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被称为权力的概念的实质。

在恢复了所有事件发生的时间的条件时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相应的那个系列的事件有关时，才得到执行。在恢复命令者和执行者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条件时我们也发现，命令者由于自己本身的特点，对事件参加得最少，他们的活动只在于发号施令。

七

在发生某个事件时，人们纷纷表示他们关于这个事件的意见和愿望，由于事件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造成的，因此在所表示的意见和愿望之中一定会有一项会得到实现，哪怕是在大体上实现。当所表示的意见之一得到实现时，这个意见就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而与这个事件发生联系。

譬如说，人们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提出怎么拖和往哪里拖。人们把木头拖了出来，发现这是按照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做的。也就是说，是他下的命令。这是原始形态的命令和权力。

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可能对他所做的事想得较少，也较少地考虑这共同的活动会产生什么结果，较少地发命令。而发命令较多的人，由于他多动嘴，显然可以少动手。为了同一目标而行动的群体比较大时，就更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这些人愈是多从事发号施令，就愈是不直接参加共同的活动。

一个人在单独行动时，自己心里总有一系列的想法，他觉得这些想法指导过他过去的活动，为他现在的活动进行辩护，并指导他去设想未来的行为。

人的群体也这样做，让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去想办法、进行辩护和设想他们共同的活动。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原因而相互残杀。与这事件相适应，又伴随着对它的辩护，说它表达了人们的意志，人们认为这样做对法国的幸福，对自由和平等来说是必要的。人们停止相互残杀，于是伴随着这事件又辩护说，需要保持权力的统一，给欧洲别的国家以回击等等。人们从西向东前进，残杀同类，伴随着这事件有人颂扬法国，说英国卑鄙等等。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些对事件的辩护完全不合常理，自相矛盾，如同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利，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让英国丢脸一样。但是这些辩护对当时来说是必要的。

这些辩护为那些制造这些事件的人开脱道义上的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如同在火车前面清扫轨道的刷子一样：它们为开脱人们的道义责任扫清道路。不进行这样的辩护就无法说清在考察每个事件时出现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是怎样犯下共同的罪行、干发动战争和杀人等等坏事的？

在目前欧洲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更为复杂的形式情况下，能够想得出一个不是按照国王们、大臣们、议会、报刊的策划、指示和命令发生的事件吗？能有某种不在国家的统一、民族性、欧洲的均势、文明之中找到为本身辩护的理由的共同行动吗？因此任何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某种表达出来的愿望相符，在找到为自身辩护的理由时，往往被看做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不管轮船朝哪里走，在它前面任何时候都可以看见被它劈开的波浪的水流。对轮船上的人来说，这水流的运动是惟一可见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