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艺术家不应忘记，民间形成的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观念并不建筑在想象上，而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而这些文献是历史学家分门别类地整理过的；因此，艺术家虽对这些人物和事件有不同理解并进行不同的描写，也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在我的小说里，在历史人物说话和行动的地方，我都没有进行虚构，而利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积累了一大批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书的书名，但是我随时可以援引这些书里的话。

六、最后讲一下第六点想法，这是我的最重要的想法，我认为所谓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只起微小的作用。

我在研究这个具有悲剧性的、充满重大事件的、与我们离得这么近和各种各样的传说还活在人们心里的时代时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智力无法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说一八一二年的事件的原因在于拿破仑的侵略野心和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大家都觉得这样说是很简单的），就像说罗马帝国的崩溃的原因在于某某野蛮人率领自己民族的人向西进攻，某某罗马皇帝把国家治理得很糟一样，或者像说一座大山倒下来是因为一个工人挖了最后的一锹土一样，这全都是毫无意义的。

千百万人相互残杀并且杀死了五十万人的事件，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意志造成的；如同一个人不能单独地挖掉一座山一样，一个人也不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一些历史学家说，原因在于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的爱国主义。另一些历史学家说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传播了民主思想，是因为俄国必须同欧洲发生联系，等等。可是千百万人怎么会开始互相残杀，是谁叫他们这样做的呢？似乎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谁也得不到好处，对大家都有害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关于这个毫无意义的事件的原因可以做无数的回顾和推论，而且正在做着；但是大量这样的说明和所有这些说明符合一个目的的情况只证明这样的原因是大量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原因都不能称为原因。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都知道相互残杀从肉体和精神来说都是坏事，那么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不可避免地需要这样做，因为人们这样做，是在实行天然的动物学的规律，就像蜜蜂到了秋天实行这条规律互相残杀，雄性动物按照这条规律也这样做一样。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

这个真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每个人天生就知道的，如果没有另一种感觉和意识使他相信他在任何时刻采取任何行动时都是自由的，那么就不必要再加以证明了。

从一般的观点考察历史，我们无疑会相信各种事件所遵循的永恒的规律。而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我们就会有相反的看法。

一个杀人的人，下令渡过涅曼河的拿破仑，您和我，在提出服役的申请和在举起手又放下手时我们大家无疑都深信，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以合理的原因和我们的个人意愿为依据的，这样做或那样做都是由我们决定的，这种看法为我们所固有，而且我们很珍视它，尽管历史的论据和罪行的统计使我们相信别人的行动是不由自主的，我们仍推而广之，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看做是按照我们自由的意识进行的。

矛盾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在采取一个行动时深信我是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行事的；而从参与人类共同生活的角度来看（从其历史意义来看），我相信这个行为是预先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错误在哪里呢？

人在回顾往事时似乎有一种能立刻用一系列所谓的自由的推断去配合发生的事实的能力，心理学对这种能力进行观察的结果（这一点我打算在另一个地方比较详细地讲一讲），证明在完成某一系列的行为时认为人的自由意识在起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同样的心理学观察结果又证明有另一类行为，其中自由的意识不是基于回忆的，而是霎时间的，无疑存在的。不管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可以完成某个行动，或者当这行动只涉及我一个人时可以不完成它。我现在无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起手和放下手的。我现在可以停止写字。您现在可以停止读书。毫无疑问，我现在只按照我的意志，越过任何障碍心往神驰地想起美洲或者想起任何数学问题。我可以在空中举起手和有力地放下手来体验自己的自由。我这样做了。但是我身旁站着一个孩子，我把手举到他头上，想用同样的力量朝孩子放下手去。我不能这样做。一只狗扑向孩子，我不能不举起手去把狗轰走。我在队列里，不能不跟着团队的步子走。在作战时我不能不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去冲锋，当我周围的人都在逃跑时又不能不逃跑。我作为被告的辩护人站在法庭上，不能不说话或者不知道我将要说什么。当什么东西朝我的眼睛砸来时，我不能不眨眼。

总之，有两类行为。一类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类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产生矛盾的错误的出现，只是由于我把自由的意识用来说明我的那些与别人共同完成的、依从于别人和我的共同意愿的行为，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由意识只是合理地伴随着与我有关以及与我的最抽象的存在有关的各种行为。要确定自由与依从性的界线是很困难的，确定这个界线是心理学的重要的和惟一的任务；但是在观察我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从性的表现的条件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的联系愈是抽象、因而愈不紧密时，它就愈自由，相反，我们的活动与别人的联系愈紧密，它就愈不自由。

与别人的最大的、最紧密的、最沉重和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支配别人的所谓权力，这权力的真正意义只是对别人的最大依从性。

不知道这是否是错的，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相信这一点，自然我在描写一八○七年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在描写特别突出地表现出先定论规律的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时，不能把那些觉得自己支配着事件的人的活动写得那么有意义，其实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活动要比事件的其他参加者都少。我对这些人的活动感兴趣，只是因为它可以用来形象地说明那个我认为支配着历史的先定论规律，还可用来说明一个心理学的规律，这规律常常促使完成最不自由的行为的人在回顾往事时在自己的想象中虚构出一系列旨在向他证明他的自由的结论。

列夫·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