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看见一个动物即将死去时，会感到恐惧，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像他本人一样的、与他本质相同的东西就要消灭，不再存在了。但是如果将要死去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心爱的和亲近的人，那么除了对生命的消灭而感到恐惧外，还会觉得五内俱裂，遭受精神的创伤，这创伤像肉体的创伤一样，有时能致命，有时能治愈，但总是很疼，害怕受到外部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去世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同样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上屈服于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死亡的乌云，闭起了眼睛，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不让它受到侮辱性的和引起疼痛的触摸。所有的一切：街上快速驰过的马车、提醒她们吃饭的话、女仆提出的该准备什么衣服的问题，更坏的是，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的话语，都刺痛着伤口，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俩竭力想要倾听在她们想象中尚未停止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合唱所必需的宁静，妨碍她们注视霎时间展现在她们面前的神秘的、一望无际的远方。
她们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才不感到屈辱和痛苦。她们相互之间很少说话。即使说话，说的也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人都避免提到与未来有关的事。
她们觉得，承认还会有未来，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她们在谈话中更加小心地回避可能与死者有关的一切。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所感受的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她们还觉得，任何用言语说起他的生活细节的做法，都会损害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奥秘的伟大与神圣。
她们一直克制自己，尽量少说话，经常努力回避一切可能使人谈起他的话头，这种在各处一碰到犯忌讳的话就打住的做法，使得她们所感觉到的一切在她们的想象里显示得更加清晰和鲜明。
但是纯粹的和完全的悲伤，如同纯粹的和完全的欢乐一样，是不可能有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就其地位来说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是她的侄儿的监护人和教养者，她首先接受生活的召唤，走出了头两个星期生活的悲伤的世界。她接到了一些亲戚的来信，需要写回信；尼科连卡住的房间很潮湿，弄得他开始咳嗽了。阿尔帕特奇到雅罗斯拉夫尔来报告各种事务，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的弗兹德维任卡去，那里的住宅完好无损，只需要做小的修葺。生活没有停止，应当活下去。不管玛丽亚公爵小姐走出她至今一直生活着的单独内省的世界时感到多么的痛苦，不管她撇下娜塔莎一个人时觉得多么的舍不得，似乎还有些内疚，但是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事务要求她去处理，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做起这些事情来了。她和阿尔帕特奇一起检查账目，和德萨尔商量教育侄儿的事，并为搬回莫斯科作各种安排和准备。
娜塔莎只剩下一个人，而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做动身的各种准备后，娜塔莎也总是回避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请求伯爵夫人允许让娜塔莎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去，父母高兴地同意了，因为他们看见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认为对她来说换个地方和请莫斯科的医生看病是有好处的。
“我哪里也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后回答道，“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便跑出了房间，使劲忍住眼泪，这不单是痛苦的眼泪，主要是懊恼和气愤的眼泪。
娜塔莎在感到自己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和只好独自一人忍受悲痛后，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用她纤细的手指动作很不自然地撕着或揉着什么，两眼直瞪瞪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目光碰到的地方。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身心疲惫，非常痛苦；但是这对她来说是必需的。只要有人进她的房间，她就很快站起来，改变姿势和眼神，拿起一本书或针线活，显然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出去。
她一直觉得她眼看就会懂得和弄清她心灵的目光带着可怕的、她无力解决的疑问所注视的东西。
十二月底的一天，娜塔莎身穿黑色毛料衣服，发辫随便地盘成一个结，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动作不自然地把腰带的末端揉成一团又把它放开，两眼看着门角。
她看着他去的地方，看着人生的彼岸。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彼岸，以前她觉得它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思议，如今她却觉得它比人生的此岸更近更亲，更不可理解，因为此岸的一切不是空虚和破灭，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朝那个地方看，知道他在那里；但是她只能看见他在这里时的样子。她又看见了他在梅季希、特罗依察、雅罗斯拉夫尔时的那种模样。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重复着他的话和自己对他说的话，有时替他和替自己想出一些那时可能说的新的话。
她看见他穿着丝绒袍子躺在圈椅里，用一只又瘦又白的手支撑着脑袋。他的胸脯瘪瘪的，双肩耸起。嘴唇紧闭着，两眼闪闪发亮，苍白的前额上时而出现一条皱纹，时而又不见了。可以隐约地看出，他的一条腿在很快地颤抖着。娜塔莎知道，他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这疼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疼痛？他有什么感觉？他是多么痛啊！”娜塔莎想。他察觉到她在注意他，便抬起眼睛，脸上不带笑容，说起话来。
“有一点很可怕，”他说，“这就是把自己永远与经受痛苦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没完没了的折磨。”说着他用试探的目光——娜塔莎现在看见这种目光——朝她看了一眼。娜塔莎像平常一样，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该说什么就回答了；她说：“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一定不会这样的，您将恢复健康——完全康复。”
现在她再次看见了他，重新体验了当时她感觉到的一切。她想起了他在说这些话时久久地注视着她的悲伤而又严厉的目光，明白了这目光包含着责备和绝望。
“我同意，”娜塔莎现在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总是经受着痛苦，那将是可怕的。我当时这样说，只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而他却作了另一种理解。他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而我对他说了这样粗鲁而又愚蠢的话。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假如要我说出现在我心里想的话，我就会说：就让他慢慢地死吧，一直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吧，同我现在的情况相比，我会感到幸福。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一点吗？不。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而现在这一点已永远、永远无法补救了。”他又对她说同样的话，但是现在娜塔莎在自己心里回答得不一样了。她拦住他说道：“对您来说很可怕，但是对我来说并不这样。您要知道，我在生活中缺了您就什么也没有了，和您一起受苦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抓住她的一只手，像去世前四天的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样，紧紧地握了握。她在自己心里还对他说了另一些温柔的、亲热的话，这些话她当时本来是可以说的，到现在才说出来。“我爱你……爱你……我爱……”她说，猛然使劲地紧握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
她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悲伤，泪水已要夺眶而出了，但是突然她问自己：她是对谁说这些话？现在他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于是一切又重新被一种冷漠生硬的困惑遮盖住了，她又紧锁双眉，注视着他待过的地方。她觉得她眼看就要识破那个秘密了……但是正当她觉得面前展现出不可理解的事物时，耳边响起了使劲转动门把手的刺耳的声音，吃了一惊。女仆杜尼亚莎神色惊恐、毫无顾忌地快步闯了进来。
“请您快到爸爸那里去，”杜尼亚莎带着特殊的、激动的表情说。“发生了不幸，彼得·伊里奇出了事……收到了一封信。”她呜咽着说。
二
在这段时间里，娜塔莎除了对所有人都有一种疏远的感觉外，尤其对自己家里的人更为疏远。所有自己人，父亲，母亲，索尼娅，对她来说是那么亲近，那么习以为常，那么枯燥乏味，她觉得他们的所有话语和感情是对最近她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种侮辱，因此她不仅对他们很冷漠，而且敌视他们。她听见杜尼亚莎说到彼得·伊里奇和不幸，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那里会有什么不幸，可能发生什么不幸呢。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惯常的那一套，平平静静。”娜塔莎心里对自己说。
她进大厅时，正好父亲快步从伯爵夫人的屋里出来。他满脸皱纹，老泪横流。看来他从那个房间跑出来，是为了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见了娜塔莎，绝望地挥动双手，突然抽抽搭搭地痛哭起来，使得他那松软的圆脸变了样。
“彼……彼佳……去，去，她……她……叫你……”他像孩子一样地哭着说，软弱无力的腿迅速地迈着碎步走到椅子前，两手捂住脸，几乎倒在椅子上。
突然一股电流传遍了娜塔莎全身。不知什么东西朝她心口猛击了一下。她感到一阵十分剧烈的疼痛；她觉得身上什么东西被撕裂了，自己快要死了。但是在这一阵疼痛之后，她霎时间感到摆脱了她身上的生活的禁令。她看见了父亲，听见了从门里传来的母亲可怕的、刺耳的喊叫声，她立即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痛苦。她跑到父亲身边，但是父亲软弱无力地摆摆手，指着母亲房间的门。玛丽亚公爵小姐脸色苍白，下巴颤抖着从门里出来，拉住娜塔莎的一只手，对她说了些什么。娜塔莎居然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的话。她快步进了门，停了一下，好像是在跟自己作斗争，接着跑到了母亲身边。
伯爵夫人躺在圈椅上，很不自然地伸直身子，脑袋撞着墙。索尼娅和女仆们摁住她的双臂。
“叫娜塔莎来，叫娜塔莎来！……”伯爵夫人喊道。“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撒谎……叫娜塔莎来！”她推开周围的人，接着喊道。“你们都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哈！……不是真的！”
娜塔莎屈起一个膝盖跪在圈椅上，朝母亲俯下身去，搂住她，猛然一使劲把她抱了起来，转过她的脸，紧紧偎依着她。
“好妈妈！……亲爱的！……我在这里，亲爱的。好妈妈。”她一刻也不停地低声对她说着。
她没有放开母亲，轻轻地摁住她，叫人拿来枕头和水，边解边扯母亲身上的衣服。
“亲爱的……好妈妈，亲爱的妈妈。”她不停地低声说着，吻着她的头、手、脸，觉得两行眼泪像泉水一样无法抑制地涌出来，刺激得鼻子和双颊直发痒。
伯爵夫人紧握着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她异常迅速地坐起来，茫然地环顾四周，看见了娜塔莎后，便使出浑身力气搂住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痛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注视着它。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用信任的语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能把全部真相告诉我吗？”
娜塔莎用含泪的眼睛看着母亲，在她的脸上只有祈求宽恕和怜爱的表情。
“亲爱的，好妈妈。”她反复地说，想竭尽全部爱的力量来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痛苦。
母亲同现实作着软弱无力的斗争，她不能相信她在她心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被打死后还能活下去，于是又从现实中躲进了精神错乱的世界以求得解脱。
娜塔莎不记得这一天、这一天晚上、第二天、第二天晚上是怎么过去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那种坚忍不拔的和富有耐心的爱，不是劝说，也不是安慰，而是生的召唤，这种爱每时每刻似乎从各个方面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于是娜塔莎把脑袋靠在圈椅扶手上，闭上了眼睛。床咯吱响了一声。娜塔莎睁开了眼睛。只见伯爵夫人坐在床上在低声说话。
“你来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你累了，要喝茶吗？”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比以前好看多了，成了大人了。”她拉住女儿的手继续说道。
“好妈妈，您在说什么呀！……”
“娜塔莎，他不在了，再也看不见他了！”伯爵夫人搂住女儿，第一次哭了出来。
三
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索尼娅、伯爵都想替换一下娜塔莎，但是不行。他们看到，只有娜塔莎一个人才能使母亲不陷入丧失理智的绝望。三个星期来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待在母亲身边，睡在她房间里的圈椅上，侍候她喝水吃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娜塔莎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她那温柔亲切的声音能使伯爵夫人安静下来。
母亲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彼佳之死夺走了她的一半生命。一个月前，在接到彼佳的死讯时，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和精神饱满的五十岁女人，如今走出自己的房间时已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对生活失去兴趣的老太婆了。但是这个夺走了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新的创伤，却使娜塔莎恢复了生机。
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奇怪，由于精神实体断裂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完全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很深的伤口愈合和表面似乎长好后，要完全痊愈只能靠内部的生命力。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愈合的。她曾以为她的生命完结了。对母亲的爱突然使她看到，她的生命的本质——爱——仍然活在她的心里。爱苏醒了，生命也就苏醒了。
在安德烈公爵临终的那些日子里，娜塔莎与玛丽亚公爵小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新的不幸使她俩更加亲近起来。玛丽亚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最近三个星期来像照看有病的孩子那样照看着娜塔莎。娜塔莎在她母亲房间里待了几个星期后，由于过度劳累，已感到体力不支。
有一次，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中午发现娜塔莎冷得浑身发抖，于是便把她带到自己房里，让她睡在自己床上。娜塔莎躺下了，但是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转身要走时，娜塔莎把她叫到自己身边。
“我不想睡。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想办法睡一觉吧。”
“不，不。你干吗把我带到这里来？她会问起我的。”
“她觉得好多了。她今天说话都很正常。”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昏暗的房间里仔细端详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她是一个特别的、陌生的、完全新的、不认识的人。她爱我。她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全是一片好意。是怎么样的呢？她是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太好了。”
“玛莎，”她说，怯生生地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玛莎，你别以为我这人很傻。不这样想吧？玛莎，亲爱的。我是多么地爱你。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真正的朋友。”
于是娜塔莎搂住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亲她的手和脸。玛丽亚公爵小姐对娜塔莎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既有些不好意思，又感到高兴。
从这一天起，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起了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烈而又充满柔情的友谊。她们不停地亲吻着，相互说一些温柔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出去了，那么另一个人便会感到不安，急忙跑去找她。她们两人在一起时觉得要比每个人独处时关系更融洽。她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比友谊更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种觉得只有两人在一起才能活下去的独特感情。
有时她们整整几个小时都不做声；有时她们已躺在床上了，又开始说话，一直说到天亮。她们说的大多是遥远的过去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讲她的童年，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幻想；娜塔莎以前由于不懂，心安理得地不理会这种生活，这种虔诚和顺从，不理会基督徒自我牺牲的思想境界，如今她感到自己与玛丽亚公爵小姐情投意合，也就爱上了她的过去，懂得了自己过去不懂的另一方面的生活。她并不想把顺从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她习惯于寻求另一些欢乐，但是她懂得了和爱上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身上的这种她以前不理解的美德。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听娜塔莎讲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时，在她面前也展现出了以前不理解的另一方面的生活以及那种对生活、对生活乐趣的信赖。
她们仍然还是不提到他，她们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用言语损害她们心中崇高的感情，这种闭口不谈他的做法，使得她们逐渐地把他忘了，而她们并不相信会这样。
娜塔莎瘦了，脸色苍白，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使得大家常常谈起她的健康状况，这使她感到高兴。但是有时她突然不仅感到死的恐惧，而且怕生病，怕身体虚弱和变得丑陋，因此间或不由自主地仔细察看自己裸露的手臂，为它的瘦弱而吃惊，或者早晨照照镜子，瞧一瞧她那变得瘦长的、自己觉得很难看的脸。她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又感到可怕和悲伤。
有一次她快步上楼，累得气喘吁吁。她马上又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想出了一件楼下要办的事，下楼后又跑上楼去，这样试着自己的体力，观察着自己。
另一次她叫杜尼亚莎，她的声音颤抖着。虽然她已听见杜尼亚莎的脚步声，她又喊了一声——这次用的是她以前唱歌的胸音，并且注意地听着。
她不知道，也不会相信，但是在覆盖着她的心灵的那一层她觉得无法穿透的淤泥下面，尖细娇嫩的草已在往上钻，这些嫩草必将深深扎下根，继续生长，用它生机勃勃的嫩叶盖住压在她心头的悲痛，很快就会看不见这悲痛和不易发觉它。伤口就会从内部愈合。
一月底，玛丽亚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和她一起去，到那里去找医生看病。
四
在维亚济马附近，库图佐夫未能使自己的军队打消击败、切断等等的愿望，在那里打了一仗，在这之后，法国人继续逃跑，俄国人在后面追赶，到克拉斯诺耶前没有发生战事。法国人跑得很快，追赶他们的俄国人总是跟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走不动了，关于法国人行动的情报常常是不确实的。
俄国军队这样连续不断地一天走四十俄里，人人累得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加快速度了。
要想知道俄国军队疲惫的程度，只需清楚地了解以下事实就行了：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作战的整个期间伤亡人数不超过五千，被俘的不到一百人，离开塔鲁季诺继续前进时共有十万人，但是到达克拉斯诺耶时只剩下五万。
俄国人快速追赶法国人的行动，如同法国人仓皇逃跑一样，对各自的军队都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区别只在于俄国军队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法国军队所遭受的死亡威胁，区别还在于法国人掉队的病号落到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人则留在自己的家乡。拿破仑军队人数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跑得太快，俄国军队人数相应的减少可作为证明这一点的确凿证据。
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只是为了——尽量利用他的权力——不去阻止法国人的这一自取灭亡的行动（彼得堡和军队里的俄国将军都想去阻止它），而去促进它，以利于自己军队的前进，他在塔鲁季诺和维亚济马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除此之外，自从部队由于行动过于迅速显示出疲惫和大量减员后，库图佐夫还想到了另一个减慢部队行动速度和等待时机的理由。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跟踪法国人。对法国人的退路并不了解，因此我们的军队紧跟在法国人后面离他们愈近，走的路就愈多。只有跟踪时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走最短的路线赶上走曲折道路的法国人。将军们提出的巧妙的迂回，都表现在调动部队和增加行程上，而惟一合理的目标在于减少这种行程。从莫斯科到维尔纳的整个战局中，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贯的，他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佐夫不是凭智力或学识，而是作为一个俄国人知道和感觉到每个俄国士兵感觉到的东西，他知道和感觉到法国人被打败了，敌人正在逃跑，应当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与此同时他和士兵们一起感觉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样的季节行军是十分艰苦的。
但是将军们，尤其是那些不是俄国人的将军们，希望建功立业，一鸣惊人，为了某种目的俘虏某个公爵或王，——因此这些将军在这任何战斗都是令人厌恶的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却觉得现在正是进行战斗和战胜敌人的时机。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作战方案，要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士兵去打仗时，库图佐夫只是耸耸肩膀，他知道，在一个月里部队未经战斗人数就减少了一半，在敌人继续逃跑的最好条件下，要追到国境还需走比已走过的路更长的路程。
这种想要立功和进行战斗、打垮和切断敌人的愿望，在俄国军队碰上法国军队时表现得尤其迫切。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里本想找到法国人三个纵队中的一个，却碰上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一万六千人马。尽管库图佐夫用尽一切方法来避免这次危害性极大的冲突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然而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还是在克拉斯诺耶附近战斗了三天，打那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尔起草了作战部署：第一纵队前往某地等等。像通常一样，一切都不按照作战部署进行。符腾堡亲王欧根从山上朝从一旁成群逃跑的法国人猛烈开火，并要求增援，但增援部队没有到来。法国人夜里绕过俄国人，分散开来，躲进树林里，各自设法继续逃跑。
米洛拉多维奇常说，他根本不想知道部队的给养情况，每当需要他时却从来找不到他，他自称为“无所畏惧和无可指责的骑士”，喜欢和法国人谈话，他派军使去要求法国人投降，白白浪费了时间，做的不是命令他做的事。
“弟兄们，我把这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他骑马来到部队前面，指着法国人对骑兵说。于是骑兵们骑着勉强挪动着步子的瘦马，用马刺和马刀驱赶它们，作了极大努力，快步到了交给他们的纵队、即一群冻僵的和饿坏了的法国人面前；这个交给他们的纵队一见他们就放下武器投降了，其实这些法国人早就想这样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附近俘虏了两万六千人，缴获了几百门大炮以及一根被称为元帅杖的棍子，人们争论着谁的功劳大，感到很满意，但是为未能抓住拿破仑或某个英雄和元帅之类的人物而感到惋惜，为此相互指责，尤其是指责库图佐夫。
这些受自己的欲望支配的人其实只是最可悲的必然性规则的盲目实行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英雄，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最可敬的和最高尚的事。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想离开亚麻布厂，因为他觉得那里很舒服；说他在克拉斯诺耶附近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得知拿破仑在那里后完全惊慌失措了；还说他可能与拿破仑勾结，被他收买等等，等等。
不仅当时那些受欲望支配的同时代人这样说，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是一个狡猾、好色、软弱无能的老臣；俄国人则说他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人物，是个傀儡，只是因为他有俄国名字才显得有点用处……
五
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上对他也不满意。在不久前奉旨编撰的史书中说，库图佐夫是个狡猾的爱撒谎的大臣，惧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附近犯了错误，使得俄国军队丧失了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
这样的命运不是那些不为俄国有头脑的人们所承认的伟大人物、即所谓的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会了上帝的旨意并使自己个人的意志服从于它的少见而孤独的人的命运。无知的普通人用仇恨和蔑视来惩罚这些领悟了最高法则的人。
对俄国历史学家们来说——说起来令人觉得奇怪和可怕——拿破仑是赞赏和欣羡的对象，他们说他伟大，其实他只不过是历史的微不足道的工具，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被流放时，也没有显示出高尚的人格。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中，从头到尾，从波罗金诺到维尔纳，没有任何一个言论和行动违背自己的初衷，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勇于自我牺牲和洞察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深远意义的典范，——可是这些历史学家却把他看做是面目不清的可怜虫，在谈到他和一八一二年时，他们总是感到有些羞于开口。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能如此始终如一地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进行他的活动。也很难想象出有比这更加适当和更加符合全体人民意志的目标。而要在历史上找到另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历史人物给自己提出目标后能像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去实现那样完全把它实现，那就更难了。
库图佐夫从来没有说过四千年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这样的话，没有说过他为祖国作出的牺牲，没有说过他想要做或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不装模作样，任何时候都使人觉得是一个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说的是一些最普通和最平常的事。他给自己的女儿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同漂亮女人交往，与将军、军官和士兵们说笑话，从来不反驳想要向他证明什么的人。当拉斯托普钦伯爵在亚乌扎桥上骑马来到库图佐夫面前，责问谁应对莫斯科的毁灭负责时说：“您不是答应不会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道：“我并没有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尽管当时莫斯科已经放弃。奉皇上之命前来的阿拉克切耶夫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道：“是的，我自己刚才也是这样说来的”，虽然他在一分钟前说的完全是别的话。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理解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周围全是一些头脑不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拉斯托普钦伯爵把故都遭难归咎于自己或归咎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当炮兵司令，他就更不关心了。
不仅在这些情况下这样说，这位老人凭他的生活经验深信思想和用来表达思想的言语不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动力，他常常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正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力图达到的惟一目标的话。显然，他在各个不同的场合曾带着深信别人不会理解他的沉重心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想法。从波罗金诺会战之时起，他就开始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那时他一个人说过，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直到去世，他多次口头这样说，并在报告和呈文中多次重复这一说法。他一个人说过，丧失莫斯科并不等于丧失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和谈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他一个人在法国人撤退时说过，我们不需要去包抄拦截敌人，一切任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好些，应当给敌人搭一座金桥，无论塔鲁季诺战役和维亚济马战役还是克拉斯诺耶战役，都没有必要，追到边境时应该还有点实力，他决不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这个宫廷老臣，照人们对我们的描述，为了取悦皇上而对阿拉克切耶夫撒谎，可是就他一个人在维尔纳说，到境外继续作战是有害无益的，从而引起了皇上的反感。
但是只是言论还不能证明他当时理解了事件的意义。他的行动始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标，从未有过任何偏离，这目标通过以下三点表现出来：第一，竭尽全力与法国人作战，第二，战胜他们，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同时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库图佐夫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行动迟缓的人，一向反对急于行动，他在进行波罗金诺会战时，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做各种准备。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前就说它必定要失败，可是他一个人与所有人相反，一直到去世都说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而不管军队打赢后还要撤退的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一个人在整个撤退期间坚持不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不越过俄国的边界。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里的目标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那么现在要理解事件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整个事件及其后果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这位老人在当时如何能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那么准确地猜测出事件的人民性的意义，并且在他的整个活动中一次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他的那种洞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非凡力量，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十分纯洁的和十分强烈的人民感情。
人民只是由于承认他有这种感情，才违背沙皇的意志，通过如此奇特的方法把这个失宠的老头选为人民战争的代表。也只是这种感情使他达到了人性的高度，他作为总司令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杀人和消灭人，而是用来拯救和怜悯他们。
对这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来说，史学所构想的那种统治人的欧洲式英雄的虚假模式是容纳不下他的。
在奴才心目中是不可能有伟大人物的，因为奴才对伟大有他自己的理解。
六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前，进行了多次争论，得知将军们走错了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在派副官送去相反的命令后，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敌人到处都在逃跑，不可能、也不会再有战斗，这时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前往多布罗耶，因为今天总部已迁到了那里。
天气晴朗，寒气袭人。库图佐夫带着一大批对他不满、在他背后窃窃私语的将军，骑着肥壮的小白马去多布罗耶。只见沿途今天抓获的法国俘虏（这一天共俘虏了七千人）聚集在篝火旁烤火。在离多布罗耶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衣衫褴褛、胡乱用什么东西裹着身体的俘虏站在路上一长列被卸下的大炮旁吵吵嚷嚷地说着话。当总司令走近时，说话停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头戴红箍白帽、拱起的肩上披着棉大衣的库图佐夫，看着他慢慢地过来。一个将军向库图佐夫报告这些大炮和俘虏是在什么地方缴获和抓获的。
库图佐夫仿佛心里想着什么事，没有听见这个将军的话。他不满地眯起眼睛，注意地和目不转睛地看着样子特别可怜的俘虏。大部分法国士兵的鼻子和面颊都冻坏了，模样很难看，几乎所有人的眼睛是红肿的，化了脓。
一堆法国人靠近路边站着，两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上生满疮——正用手撕着一块生肉。在他们投向经过的人身上的目光中，在那个脸上生疮的士兵朝库图佐夫瞥了一眼、转过头去继续干他的事的凶狠表情中，有一种可怕的和兽性的东西。
库图佐夫久久地注意看着这两个士兵；他更紧地皱起眉头，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在另一个地方他看到一个俄国士兵正在笑着和拍着一个法国人的肩膀，亲切地对他说着什么。库图佐夫又带着同样的表情摇摇头。
“你说什么？什么？”他问那个正在继续报告的将军，那将军要总司令注意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伍前的被缴获的法国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看来他的思想好容易才从他感兴趣的事情上转移过来。他茫然地朝周围看了一眼。四周几千双眼睛望着他，人们都在等待他说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前面勒住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随从中有人挥了一下手，叫举着军旗的士兵过来，把军旗立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秒钟，眼见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讲话，便不大乐意地顺从了，抬起头，开始讲起来。一群群军官围住他。他注意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军官，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谢谢大家！”他对士兵们说，又朝军官们转过头来。在他周围的一片寂静中，可以清楚地听见他缓慢的说话声。“谢谢大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忠实地为祖国效劳。胜利已完全在握，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停了一会儿，环顾四周。
“把它的头放低些，放低些。”他对那个无意中把手中举着的法国鹰旗放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旗面前的士兵说。“再低些，再低些，就这样。乌拉！弟兄们。”他把下巴颏迅速朝士兵们一摆，说道。
“乌拉—拉—拉！”几千个声音吼叫起来。
在士兵们欢呼时，库图佐夫朝马鞍俯下身，低下头，他的那只独眼闪烁着温和的、仿佛带着讥讽的亮光。
“听我说，弟兄们。”他在欢呼声停下来后说。
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作为总司令的他不再说了，开始说话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显然他现在有几句最需要说的话要对伙伴们说。
在军官堆里和在士兵行列里人们都向前动了一下，以便把他现在要说的话听得更加清楚些。
“听我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下吧；时间不会太长了。等我们把这些不速之客送走，就可以休息休息了。皇上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你们虽然辛苦，但是你们总算是在自己家里；而他们——你们看，落到了这个地步。”他指着俘虏说。“比最穷的乞丐还不如。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遗余力地打他们，现在可以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说得对吗，弟兄们？”
他望着自己的周围，从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包含着敬意和困惑的目光中看出了他们同意他的话，于是他的嘴角和眼角皱了起来，露出温和的微笑，脸上的表情变得愈来愈开朗。他停了一会儿，仿佛困惑地低下头。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谁叫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活该，这些……老……爷……”他突然抬起头说。接着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奔驰，离开了乱了队列、高兴得哈哈大笑和喊着“乌拉”的士兵们。
库图佐夫说的话未必能为部队所理解。谁也复述不出元帅的这番开头庄重、最后变得像老年人拉家常一样的讲话的内容；但是这发自内心的讲话的意思不仅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正是这种通过老年人和善的骂声表现出来的、与对敌人的怜悯和对自己正义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的自豪欣喜的感情，深藏在每个士兵的心里，并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在这之后一个将军问总司令是否要备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人意外地抽泣了一声，看来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七
十一月八日是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部队来到宿营地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这一整天都平静无风，天气寒冷，飘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快到傍晚时开始放晴。透过雪花可以看见深紫色的星空，气温变得更低了。
火枪兵团在离开塔鲁季诺时有三千人，它是第一批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的一个村庄——的团队之一，到达时只剩下九百人。设营员在迎接团队时说，所有房子都被死伤的法国人、骑兵和各个司令部占了。只给团长留下了一座房子。
团长骑马到了留给他的房子前。团队则通过村庄，在村边路上的几座房子旁架起了枪。
团队像一只巨大的多足兽一样开始安排自己的洞穴和食物。一部分士兵踩着没膝深的雪到村子右边的桦树林去，树林里立刻响起斧子砍树的声音以及砍断的树枝的断裂声和愉快的说话声；另一部分士兵在团队的集中在一起的车辆马匹中间忙碌着，取出铁锅和干粮，给马匹喂料；还有一部分士兵分散到村里去，给司令部的人安排住处，把停放在各家的法国人的尸体抬走，搬来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干草用来生篝火和搭挡风的篱笆。
在村边的农舍后面，大约有十五个士兵正在高兴地吆喝着摇晃一个木棚的高高的篱笆墙，木棚的顶盖已经拆掉了。
“来吧，一——二，推！”人们喊着，在黑夜中那堵落了一层薄雪的巨大的篱笆墙咯吱咯吱地响着晃动起来。下面的木桩的咯吱声愈来愈响，最后整个篱笆墙连同推它的士兵们倒了下来。发出了一阵嗓门很粗的快乐的大喊大叫声和哈哈大笑声。
“两个人两个人地来！把撬棍拿到这里来！就这样。你往哪里去？”
“来吧，一，二……停一下，弟兄们！……喊个号子吧！”
大家不说话了，只听得一个柔和悦耳的声音轻轻地唱了起来。在第三段的结尾，最后一个音刚结束，二十个人就一齐喊道：“哼一唷，哼一唷！行！一——二！使劲，弟兄们！……”但是虽然大家一齐用力，篱笆墙仍很少动一动，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可以听见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的声音。
“喂，六连的！鬼东西！帮一把……也会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六连的二十来个人正在朝村子里走，听见后都来帮助拖篱笆；于是这道大约五俄丈长、一俄丈宽的篱笆弯曲起来，压着和刺着喘着粗气的士兵的双肩，沿着村子的街道向前移动。
“走呀，怎么啦……倒了，唉……怎么停住了？真是的……”
快乐而粗野的骂声一刻不停。
“你们这是干什么？”突然传来了一个士兵的盛气凌人的声音，他正朝拖篱笆的人跑过来。
“军官老爷们都在这里；将军大人也在屋里，而你们这些鬼东西却骂骂咧咧的。我叫你们见鬼去！”司务长喊了一声，挥手朝第一个碰到的士兵的背上就是一拳。“难道不能小声点吗？”
士兵们不做声了。那个被打的士兵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擦着脸上的血，他的脸是他撞在篱笆上划破的。
“瞧，鬼东西，打得真狠！打得满脸是血。”等司务长走后他胆怯地低声说。
“难道你不乐意吗？”一个人笑着说；接着士兵们压低声音，继续朝前走。到了村外，他们又大声嚷嚷起来，话里照样夹杂进一些同样的无意义的骂人字眼。
在他们经过的那座农舍里，聚集了部队的高级长官，他们喝着茶，热烈谈论着刚过去的一天的事和明天作战的设想。打算实行左翼侧进，切断总督的退路，把他活捉。
士兵把篱笆拖到时，各处行军灶的火已燃起来了。木柴噼啪作响，雪融化着，士兵们的黑影在整块踩实了的雪地上来回晃动。
四面八方人们都在挥动刀斧干活。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搬来过夜用的木柴，为长官搭窝棚，用大锅煮饭，收拾枪支和装备。
八连拖来的篱笆在北面围成半圈，用枪架支住，在篱笆前生了篝火。不久打起了点名鼓，清点了人数，吃了晚饭，然后分散到篝火旁过夜——有的人修鞋，有的人抽烟，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在火上烤虱子。
八
当时俄国士兵处于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困难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暖和的靴子，没有皮袄，没有房子住，露宿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上，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因为给养不是总能跟得上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看来似乎士兵的情绪一定会显得极为悲伤和沮丧。
可是恰恰相反，过去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部队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快乐和活跃过。这是因为部队每天都在淘汰自己内部开始变得消沉和软弱的人。所有体力上和精神上软弱的人早就抛在后面了，留下的只是部队的精华——就精神和体力来说都是如此。
聚集在搭了防风篱笆的八连那里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都坐到他们这里来，他们的篝火烧得最旺。他们要求那些想坐到篱笆旁的人都带木柴来。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啦……找不到地方了还是狼把你吃了？拿木柴来。”一个红脸红头发的士兵喊道，烟熏得他眨巴着眯起的眼睛，但他不离开火堆。“你哪怕去找点柴火来，乌鸦。”这个士兵对另一个士兵说。红头发既不是士官，也不是上等兵，但是他身体健壮，因此对那些身体比他弱的人发号施令。那个被他称为乌鸦的身体瘦小、鼻子很尖的士兵顺从地站起身来，去执行命令，但是这时火光中出现了一个抱着木柴的年轻士兵的细长漂亮的身影。
“拿到这里来。嘿，好大的一抱！”
士兵们把木柴劈开、压断，用嘴吹火，用大衣下摆扇，火焰呼呼地蹿起来，发出爆烈声。士兵们挪近一点，抽起烟来。那个抱木柴来的漂亮的年轻士兵两手叉腰，开始在原地快速而动作利落地跺起冻僵的脚来。
“啊，妈妈，露水凉冰冰，多么好呀，我当上了火枪兵……”他边跳边唱，仿佛每个音节都打嗝儿似的。
“喂，鞋底就要跳掉了！”红头发看见跳舞的人一只鞋的鞋底耷拉下来，喊道。“跳舞真是害人的事！”
跳舞的人停住了，把耷拉的鞋底撕下来，扔进火里。
“好了，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背囊里拿出一块蓝色的法国呢子，开始裹脚。“脚都冻僵了。”他加了一句，把脚朝火堆伸过去。
“快要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仗，每个人发双份。”
“瞧，彼得罗夫这狗崽子，还是掉队了。”司务长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另一个司务长说。
“有什么好说的，是个少爷兵……”
“听说，三连昨天少了九个人。”
“你想想，脚冻坏了，你叫他怎么走？”
“嘿，全是空话！”司务长说。
“莫非你也想那么做？”一个老兵责备那个说脚冻坏了的人。
“那你是怎么想的？”突然那个被称为乌鸦的尖鼻子士兵从篝火旁欠起身来，用尖细颤抖的声音说。“胖的人变瘦了，瘦的只有死路一条。我就是这样。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对司务长坚决地说，“你叫人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浑身疼痛；不然反正是会掉队的……”
“够了，够了。”司务长平静地说。
瘦小的士兵不言语了，刚才的谈话又继续下去。
“今天抓到的法国人可不少；可是，说句实话，没有一个人穿的靴子是像样的，只不过徒有其名罢了。”一个士兵挑起了一个新的话题。
“全都被哥萨克给脱走了。今天给上校打扫房子，搬走他们的尸体。看起来怪可怜的，弟兄们，”那个跳舞的士兵说，“翻动他们时，发现一个人还活着，你信不信，他嘴里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他们的话。”
“他们都干干净净的，弟兄们，”第一个人说，“白净得像白桦树，有的人样子很威武，你说说，大概是贵族吧。”
“你以为怎么样？他把各种身份的人都招来打仗了。”
“我们的话他们一点不懂，”跳舞的士兵面带困惑的微笑着说，“我问他：‘哪个国家的？’他叽里咕噜地说着他们的话。真是一些奇怪的人！”
“说起来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皮肤白净感到惊讶的士兵接着说，“莫扎依斯克的老乡说，在打扫战场时他们的尸体已躺了一个来月。他说，那尸体躺在那里像白纸一样，干干净净，一丁点儿气味也没有。”
“这是不是天气冷的缘故？”一个人问。
“你真聪明！什么天气冷！那时还热着呢。要是因为天气冷，我们的人也就不会发臭了。他说，你要是走到我们的人跟前去，就会看见整个人都腐烂了，长了蛆。这样就得用手巾捂住鼻子，转过脸，拖着走，简直受不了。而他们却像白纸一样，一丁点儿气味也没有。”
大家都没有说话。
“这想必是因为吃得不一样，”司务长说，“都吃老爷们吃的饭菜。”
谁也没有反驳。
“那个老乡说，在莫扎依斯克附近，在打过仗的地方，把他们从十来个村子里召集来运尸体，运了二十天还没有运完。他说，那些狼……”
“那一仗可真像个样子，”老兵说，“它才叫人有东西可以回忆；后来打的仗……只不过是折磨人罢了。”
“可不是，大叔。前天我们冲过去，他们不等我们靠近，就赶紧扔掉枪，跪了下来。嘴里喊着‘饶命’。这只是一个例子。听说，普拉托夫两次抓住了拿破仑。他不懂法国话。抓是抓住了，可是想不到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只鸟，飞呀飞，就飞走了。打也打不死他。”
“照我看来，你真会瞎说，基谢廖夫。”
“什么瞎说，全是真的。”
“照我的脾气，我抓住他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上面再插一根杨木橛子，叫他不再兴妖作怪。他害了多少人。”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事了结，他不会再来了。”老兵打着哈欠说。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开始躺下休息了。
“瞧，天上的星星多亮！你看，娘儿们在织布了。”一个士兵望着银河说。
“这说明，弟兄们，明年会是好年成。”
“还得添点柴火。”
“背烤暖了，肚子又凉了。真怪。”
“噢，我的上帝！”
“你挤什么？火是你一个人的，还是怎么的？瞧他把手脚伸得那么开。”
谈话停止后可以听到几个已经睡着的人的打鼾声；其余的人转动着身子，烤着火，有时交谈几句。从远处一百来步外的篝火旁传来一阵快活的齐声大笑。
“听，五连那里在大声说笑，”一个士兵说，“那里人多极了！”
一个士兵站起身来，朝五连走去。
“他们笑得真开心，”他回来说，“两个法国人到了他们那里。一个完全冻坏了，另一个装腔作势，真要命！一个还在唱歌呢。”
“是吗？去瞧一瞧……”几个士兵到五连去了。
九
五连的宿营地紧挨着树林。一大堆篝火在雪地中央烧得很旺，照亮了被冰霜压弯的树枝。
半夜时分，五连的士兵们听见林中雪地上的脚步声和树枝的断裂声。
“弟兄们，有狗熊。”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倾听，只见从树林里出来两个相互搀扶着的、身上的衣服很古怪的人，进入到了篝火的明亮的火光里。
这是两个躲在树林里的法国人。他们哑声哑气地用士兵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什么，走到了篝火前。一个身材高些，戴着军官的帽子，看来身体非常虚弱。他到了篝火旁后想要坐下，但是一下子倒在地上。另一个是一个士兵，矮小结实，腮帮子裹着手巾，身体比较强壮些。他扶起自己的同伴，指着自己的嘴，说着什么。士兵们围住这两个法国人，给那个有病的铺了一件军大衣，又给他俩拿来了粥和伏特加。
身体虚弱的法国军官是朗巴尔；裹着手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雷尔。
莫雷尔喝了伏特加和吃完一盒粥后，突然近乎病态地快活起来，开始不停地对听不懂他的话的士兵说着什么。朗巴尔谢绝了酒食，脑袋枕在胳膊肘上默默地躺在篝火旁，一双发红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俄国士兵。他有时发出长长的呻吟，然后又不做声了。莫雷尔指指肩膀，向士兵们暗示那是一个军官，应当给他找个地方暖和暖和。一个走到篝火旁的俄国军官派人去问上校，他让不让一个法国军官到他那里去取暖；派去的人回来说，上校吩咐把法国军官带去，于是告诉了朗巴尔。朗巴尔站起来想走，但是身体摇晃了一下，要不是站在旁边的士兵把他扶住，他就倒下了。
“怎么？不敢再来了吧？”一个士兵讥讽地对朗巴尔眨眨眼说。
“唉，傻瓜！干吗说这些难听的话！真是个乡巴佬，真的，是个乡巴佬。”周围响起了一片责备那个进行讥讽的士兵的喊声。人们围住了朗巴尔，两个人把他抱住，然后手搭手地把他抬进屋里去。朗巴尔搂住士兵的脖子，当他被抬起来时，哀怨凄切地说：
“哎呀，我的勇士们，哎呀，我的好人们，我的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人！哎呀，我的勇士们，我的好朋友们！”他像孩子一样，脑袋靠在一个士兵的肩上。
与此同时，莫雷尔坐在士兵们当中最好的位置上。
莫雷尔这个矮小结实的法国人，两眼红肿，流着眼泪，军帽上像女人一样扎着一条手巾，身上穿着一件女人的短皮袄。看样子他喝醉了，一只手搂住坐在他身旁的士兵，用哑嗓子断断续续地唱着一首法国歌。士兵们两眼望着他，捧腹大笑。
“来吧，来吧，教我唱，怎么样？我很快就能学会。怎么样？……”莫雷尔搂着的那个爱开玩笑和唱歌的士兵说。
亨利四世万岁，
万岁，英勇的国王！
万岁，英勇的国王！
莫雷尔眨着眼睛唱道。
这个混世魔王……
那个士兵哼哼唧唧地跟着他唱，挥了挥手，果然掌握了曲调。
“瞧，真行！呵—呵，呵—呵！……”四处响起了粗声粗气的快乐的笑声。莫雷尔皱起眉头，也笑了。
“来吧，再唱，再唱！”
他有三件本事：
喝酒，打仗，
还会对女人献殷勤……
“唱得不错。你来，你来，扎列塔耶夫！……”
“丘……”扎列塔耶夫使劲地唱道。“丘—丘……”他竭力撮起嘴唇，拉长声音，“莱特里普塔拉，德布德巴，伊德特拉瓦加拉。”他唱道。
“哟，唱得很好！像法国人一样！哦……呵—呵，呵—呵！怎么，还想吃点吗？”
“给他粥喝；饿了这么久不是一下子能吃饱的。”
于是又给他拿来了粥；莫雷尔笑着，开始喝第三盒。所有看着莫雷尔的年轻士兵脸上都露出快乐的微笑。那些认为干这种小事有失体面的老兵们，躺在篝火的另一边，不过有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含着微笑看看莫雷尔。
“也是人嘛。”一个老兵用军大衣裹住身子，说道。“就是艾蒿也是在根上长的。”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上的星星多极了！天气要变得更冷了……”大家都不说话了。
星星仿佛知道现在谁也不会看见它们，在黑色的天空中玩得更来劲了。它们忽明忽暗，时而颤动着，仿佛相互之间正在低声地忙于交谈某种快乐而又神秘的事情似的。
十
法国军队的人数按照数学的等差级数逐渐减少着。曾被大肆渲染的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只不过是法国军队被消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本不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一仗。如果说关于别列津纳河之役过去和现在都写得很多，那么法国人那么做只是因为法国军队以前在各地均匀地遭受到的灾难如今在同一时刻集中发生在别列津纳河的断桥上，形成了留在所有人记忆里的悲惨景象。而俄国人对别列津纳之战之所以说得和写得很多，是由于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彼得堡制定了（又是普弗尔制定的）让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上落入战略陷阱的计划。大家相信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因此都坚持认为正是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毁了法国人。实际上，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结果对法国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数字表明，损失的大炮和被俘的人员都比克拉斯诺耶战役要少。
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惟一的意义在于，这一战明显地和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和所有部队（广大群众）所要求的惟一可行的行动方式——只跟踪敌人——是正确的。大群逃跑的法国人不断加快速度，为达到目的使出了全部力量。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奔跑，不能去挡住它的去路。证明这一点的，主要不是渡河的安排，而是过桥的人的行动。当几座桥断裂时，没有武器的士兵、从莫斯科逃出的人们、法国人的车队里的妇女儿童都在习惯力量的作用下不投降，全部朝前跑进小船里，跳进冰冷的水里。
这种朝前跑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无论是逃跑的人还是追赶的人，处境都同样地糟糕。留下来和自己人在一起，每个人在遭难时还可以希望得到同伴的帮助，可以希望保持在自己人中间所占的位置。如果投降俄国人，他将陷于同样的困难处境，不过在分配生活用品时将排在最后。法国人并不需要确切的情报，他们知道一半俘虏都冻死和饿死了，俄国人虽然愿意救他们，但是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他们感觉到，事情只能这样。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长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就连在俄军服役的法国人，对俘虏也只能这样。毁了法国人的是俄国军队本身遭受的灾难。不能夺走饥饿的、还用得着的士兵的面包和衣服，给予那些不是有害的、不是可恨的、没有过错的、只不过是无用的法国人。有的人这样做了；但是这仅仅只是少数的例外。
后面是死路一条，前面还有希望。退路已经没有了；除了一起逃跑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法国人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一起逃跑上。
法国人愈向前跑，他们的残部处境愈是悲惨，俄国将领就愈是意气用事，尤其是在别列津纳战役（由于彼得堡有一个计划，曾对它寄予特别的希望）后，他们相互指责，特别是指责库图佐夫。他们认为彼得堡制定的别列津纳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是他造成的，对他的不满、蔑视和嘲弄就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自然这种嘲弄和蔑视用的是表面上恭恭敬敬的表现方式，这使得库图佐夫无法反问他错在哪里，为什么指责他。他们不跟他严肃认真地说话；在向他报告和请示时，就好像在办一件不光彩的例行公事，在他背后挤眉弄眼，处处都设法欺骗他。
所有这些人正是由于不能理解他，都认为同这老头无话可说；认为他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计划的深谋远虑之处；认为他只会说一些关于金桥、关于不能带着一群流浪汉打到国外去之类的空话（他们觉得这只是空话）作为回答。认为这一切他们都听他说过了。他说的一切，例如应当等军粮运到、人们没有靴子穿等，都非常简单，而他们提出的建议都很复杂和聪明，显然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老糊涂，而他们是不掌权的天才统帅。
尤其是在与杰出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后，这种情绪和司令部里的流言蜚语达到了顶点。库图佐夫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叹着气，耸耸肩膀。只有一次，在别列津纳战役后，他生气了，给那个单独向皇上打报告的本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鉴于阁下罹疾，请接此信后即去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但是把本尼格森打发走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来到了部队，他在战争初期曾在部队待过，后来库图佐夫把他撵走了。这位亲王到了部队后告诉库图佐夫说，皇上对我军战绩不佳和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还说，皇上日内打算亲自到部队来。
库图佐夫对宫廷里的事像对军事一样都很有经验，他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违背皇上的意志被选任总司令的，他把皇储和亲王撵出部队，运用自己的权力决定放弃莫斯科，做了拂逆皇上意志的事，这位老人现在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角色演完了，他已不再拥有那种虚假的权力了。他不仅只是根据宫廷的态度明白这一点的。一方面，他看到他发挥过作用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他同时开始感到他衰老的身体已非常疲劳，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入了维尔诺——像他所说的那样，到了亲爱的维尔纳。他曾两次担任过维尔纳总督。在富饶的、未遭战火破坏的维尔纳，库图佐夫除了重新享受早已失去的舒适生活外，还找到了不少老朋友，回想起了许多往事。他突然摆脱了所有军事上的和政务上的操心事，尽量不受他周围激烈的争吵的打扰，沉浸到平稳的和习惯的生活中去，仿佛历史领域内现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与他毫不相干。
奇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将要进驻的维尔纳城堡前迎接他，这个奇恰戈夫是最热烈地主张切断和拦击敌军的人之一，开头要到希腊去牵制敌人，后又提出到华沙去进行牵制，怎么也不愿意到派他去的地方，此人以敢于大胆向皇上陈言著称，认为库图佐夫还欠着他的情，因为他于一八一一年奉命在没有库图佐夫参与的情况下去与土耳其媾和，在得知和约已经签订后便对皇上说，签订和约是库图佐夫的功劳。奇恰戈夫在迎接时身穿海军文官制服，佩着短剑，军帽夹在腋下，把一份军事报告和城门钥匙呈交给库图佐夫。奇恰戈夫已知道库图佐夫受到了责难，他的那种年轻人对一个老糊涂的表面恭敬而心里蔑视的态度，在他的整个言谈举止中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
库图佐夫在和奇恰戈夫谈话时顺便对他说，在鲍里索夫从他那里夺走的几车餐具完好无损，将要还给他。
“您大概是想对我说我没有吃饭的用具……相反，如果您想要举行宴会，我可以向您提供全套的餐具。”奇恰戈夫突然满脸通红地说，他说每句话都想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推测库图佐夫也是这样。库图佐夫含蓄地、仿佛洞察一切似的笑了笑，耸了耸肩，回答道：“我想说的只是我说的意思。”
到维尔纳后，库图佐夫违背皇上的意志，让大部分军队停了下来。据他周围的人说，他在维尔纳逗留期间精神变得异常萎靡不振，身体更加衰弱了。他不大乐意管军队的事，把一切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去办，过着闲散的生活，等着皇上到来。
皇上于十二月七日带着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康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等人从彼得堡出发，十二月十一日到达维尔纳，坐着旅行雪橇直奔城堡。虽然天气非常寒冷，但是仍有百余名身穿礼服的将军和司令部军官以及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在城堡附近迎候。
一名信使在皇上之前乘坐一辆由三匹浑身冒汗的马拉的马车来到城堡前，大声喊道：“皇上驾到！”科诺夫尼岑跑到门廊里去向正在门旁的小屋里等候的库图佐夫报告。
一分钟后，库图佐夫这个身躯高大肥胖的老人身穿礼服，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腰间束着一条武装带，摇摇晃晃地来到台阶上。他戴上帽檐朝两边的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把准备呈交皇上的报告拿在手里。
人们跑来跑去，低声说话，一辆三驾马车飞快地驰过后，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渐渐驶近的雪橇上，已可看清坐在上面的皇上和沃尔康斯基的身影。
根据五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这位老将看到这一切感到有些不安；他急忙小心地摸摸自己身上，正一正帽子，在皇上下雪橇的一瞬间朝他抬起了眼睛，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递上去，用奉承巴结的语气有板有眼地说起话来。
皇上迅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但是立即克制住自己，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老将军。由于这拥抱给他以习以为常的老印象，符合他的心意，于是它又像通常那样，对库图佐夫起了作用，感动得他抽泣了一声。
皇上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问好，再一次握了握老人的手，和他一起朝城堡里走。
皇上等到同元帅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对他追击敌人行动缓慢、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河上犯了错误表示了不满，并讲了未来出国远征的设想。库图佐夫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听皇上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的和茫然的表情，现在又出现在他脸上。
当库图佐夫出了书房，低下头，迈着沉重的、蹒跚的步子在大厅里走的时候，有人叫住了他。
“殿下。”这个人说。
库图佐夫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这时后者正托着一个装着什么小东西的银盘子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看来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突然他仿佛想起来了，于是在他胖胖的脸上闪过一丝勉强能看出来的微笑，他恭恭敬敬地俯下身来，拿起银盘上的东西。原来这是一枚一级格奥尔吉勋章。
十一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上亲自光临。库图佐夫被授予一级格奥尔吉勋章；皇上赐予了他最高的荣誉；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皇上对元帅的不满。礼节都还遵守着，皇上在这方面首先作出了榜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老头子有过错，已毫不中用。在舞会上，按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在皇上进门时，库图佐夫吩咐把缴获的军旗扔到他脚下，皇上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说了几句话，有人听见他话里使用了“老丑角”这个字眼。
在维尔纳，皇上对库图佐夫之所以更加不满，主要是因为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或不能理解今后的战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