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罗金诺会战以及随后莫斯科的被占领和法国人的不战而逃,是历史上最可资借鉴的现象之一。

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时,其对外活动是通过战争来表现的;军事上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直接增强或减弱着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

史书常有这样的记载,某某国王或皇帝同另一个国王或皇帝发生了争吵,他集合军队,和敌军打了起来,取得了胜利,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人,从而征服了这个国家和整个有几百万人的民族——不管这样的记载是多么的奇怪,也不管为什么只占一个民族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的失败会使得整个民族屈服这一点是多么不可理解,但是所有历史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都证明,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对另一个民族作战中所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是这些民族的力量增强或减弱的原因,至少也是重要的标志。军队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民族的权利立刻增加,而战败者的权利则受到损害。军队遭到了失败,这个民族根据失败的程度而失去权利,军队完全失败时,这个民族就完全被征服。

从远古直到现代都是这样(根据史书记载)。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作为这个准则的证明。奥地利根据它的军队失败的程度而丧失自己的一些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则得到增强。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得普鲁士不再独立存在。

但是到一八一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取得了胜利,占领了莫斯科,在这之后,没有再交战,可是停止存在的不是俄国,而是法国的六十万大军,后来连拿破仑的法国也不再存在了。硬给历史准则拼凑事实,说波罗金诺的战场留在俄国人手里,在莫斯科之后还打了几仗,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等等,是不行的。

在法国人取得波罗金诺战役的胜利后,不仅没有再进行一次会战,而且连一次多少比较重要的仗也没有打,可是法国军队却不再存在了。这说明什么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我们就会说,这个现象史书上没有记载(历史学家们在某些事不符合他们的尺度时,常常这样说以摆脱困境);如果涉及的是只有少量军队参加的短时间的冲突,那么我们就会把这现象看做是例外;但是这个事件是在我们的父辈们眼前发生的,对他们来说当时要解决的是祖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有过的所有战争之中最伟大的战争……

一八一二年战争中从波罗金诺会战到法国人被赶走的这个时期证明,赢得战役的胜利不仅不是征服他人的原因,而且甚至不是固定的标志;证明决定人民命运的力量不在征服者身上,甚至不在军队身上,不在于各次战役,而在别的什么东西上面。

法国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法国军队撤出莫斯科前的状况时断定说,这支伟大的军队除了骑兵、炮兵和辎重队外,一切正常,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喂其他牲口。这个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农民们烧掉自己的干草,不给法国人。

赢得战役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农民卡尔普和弗拉斯在法国人出发后赶着大车到莫斯科来抢劫,根本没有显示出个人的英雄气概,无数这样的农民没有把干草运到莫斯科来卖好价钱,而是把它烧掉。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样两个人,他们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突然其中一人感觉到自己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便扔掉剑,顺手抄起身边的大棒,挥动起来。我们再设想一下,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非常理智地使用最好的和最简单的手段,同时又受骑士传统的影响,想要掩盖事情的实质,坚持认为他是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取得击剑的胜利的。可以想象得出,如果这样描述决斗的经过会出现多么大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要求按照剑术的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他们的扔掉剑、抄起大棒的对手是俄国人;而竭力想按照剑术规则来解释这一切的人则是那些记录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发生大火之日起,一场不符合过去战争的任何传统的战争开始了。烧毁城市和乡村,交战后退却,在波罗金诺给以一击,然后又退却,放弃和烧毁莫斯科,抓捕抢劫者,堵截各种运输工具,开展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规则的。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在莫斯科停住,没有看到对手的剑而看到了举到他头上的大棒,从这时起他就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战争违反了所有的规则(仿佛存在什么杀人的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为什么觉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想按照所有规则摆好第四种架式或第三种架式,用第一种架式巧妙地跨出一个箭步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仍以一种可怕的和威严的力量举起来,根本不问一问谁的趣味和规则如何,带着几分傻气和纯朴,但是目标明确地、不看一看是什么就举起来,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国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赶出去为止。

这个民族没有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那样,按照全部规则行了礼,掉转剑柄,姿势优美和彬彬有礼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因而他们有好的命运;这个民族在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类似情况下如何照规则行事,却不多加考虑地随手抄起身边的大棒狠狠地揍,直到心中的屈辱和复仇的感情为蔑视和怜悯所取代为止,他们有好的命运。

分散的人攻打挤成一团的人,是对所谓的作战规则的最明显的和最有利的背离之一。此类行动常常在具有人民的性质的战争中表现出来。这些行动不是一群人对付一群人,人们都分散开,单独出击,遭到大部队攻击时立即就跑,然后在有机会时再次出击。西班牙的游击队员这样做过;高加索的山民这样做过,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这样做。

人们把这样的战争称为游击战争,并且认为这样称呼已说明了它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类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与著名的和公认为绝对正确的战术原则直接对立。根据这个原则,进攻者应当集中自己的军队,使得自己在交战时兵力强于对方。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它常常能够取胜)是与这个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个矛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军事科学把部队的力量与其数量等同起来。军事科学认为,部队愈多,力量就愈大。谁军队多谁就有理。

军事科学这样认为,就与那种只考察力与其质量的关系的力学相类似,它就会说,不同的力相等或不相等,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相等或不相等。

力(运动量)是质量乘以速度所得之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以某种东西,乘以某种未知的x所得之积。

军事科学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的质量与其力量不相符的例子,看到小部队战胜大部队的事实,便含糊地承认这种未知的乘数的存在,竭力想找出它,时而在似几何图形的队形中,时而在武器装备中,时而——最通常的做法——在统帅们的天才中进行寻找。但是乘以乘数的所有这些值,并没有得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结果。

其实,只要放弃那种为了讨好英雄而确定下来的错误看法,不承认战争期间最高当局发布的命令的效力,就可找到这个未知的x。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即组成军队的所有人进行战斗和甘冒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愿望,而完全不依赖于是否在天才或非天才指挥下作战,是分成三路还是两路,是用大棒还是用一分钟能射击三十次的火枪。具有进行战斗的最大愿望的人,往往会使自己具有最有利于战斗的条件。

军队的士气是那个与质量相乘得出力量的积的乘数。确定和表达出军队的士气这个未知的乘数,是科学的任务。

只要我们不再任意地用力量得以表现的条件,例如用统帅的命令、武器装备等来代替整个未知的x的值,不再承认它们是乘数的值,而承认这整个的未知数,即承认进行战斗和甘冒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愿望,这个任务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只有在这时,如用方程式表示历史事实,有望通过这个未知数的相对值的比较,确定这个未知数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师在与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师作战时,战胜了十五个的那一方,即把对方全部打死和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也就是说,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等于十五,亦即4x=15y。由此得出x:y=15:4。这个方程式并不表明未知数的值,但是它表示了两个未知数之间的比例。如把用不同方式取来的历史单位(战役、战争、战争的各个阶段)代入这样的方程式,会得出一系列数字,其中想必存在着和可能发现一些规律。

关于进攻时要集中大量部队和撤退时要分散兵力的战术原则无意中只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军队的力量取决于它的士气。带领人们冒着炮火前进,比击退进攻的敌人需要有更多的纪律,而这纪律只有通过大批人马的运动才能实现。但是这个原则忽视了军队的士气,不断地显示出它本身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军队士气急剧高涨或低落时,在所有的人民战争中,常常与现实相矛盾。

法国人在一八一二年退却时,虽然根据战术需要单独自卫,可是却挤成一团,因为士气已经低落到只有大家在一起才能把军队保持住。俄国人则相反,按照战术应当集中大量部队进攻,实际上却分得很散,因为士气非常高涨,单个的人不等待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要有人强迫他们去忍受艰难困苦和冒各种危险。

所谓的游击战争是在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时开始的。

在游击战争得到我们的政府的正式认可前,敌军已有数千人——掉队的抢劫者、饲料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消灭,他们消灭这些人是不自觉的,正如一群家犬不自觉地咬死一只闯进来的疯狗一样。杰尼斯·达维多夫以其俄国人的敏锐感觉,第一个明白了那根不管军事艺术的规则消灭着法国人的可怕大棒的意义,在使这种战争方法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的荣誉是属于他的。

八月二十四日组建了达维多夫的第一支游击队,在这之后开始组建另一些游击队。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游击队的数目愈来愈多。

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那支伟大的军队。他们打扫着干枯的树——法国军队——自动掉下来的叶子,有时摇晃着这棵树。到十月,在法国人朝斯摩棱斯克逃跑时,这种大小不等、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这样的队伍,它们仿效正规军的所有做法,拥有步兵、炮兵、司令部以及各种生活设施;也有光是哥萨克的骑兵部队;有小股的、混合的、既有步兵又有骑兵的队伍,还有谁也不知道的农民的和地主的队伍。有一支由一个教会执事率领的队伍,它在一个月里抓了几百个俘虏。还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

十月底游击战达到了高潮。在它的初期,游击队员们自己也对他们的大胆感到惊奇,他们随时都有被法国人俘虏和包围的可能,总是马不卸鞍,几乎人不下马,躲藏在树林里,时刻提防有人追击,如今这个时期过去了。现在这种战争已经定型了,大家都已清楚,对法国人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不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现在只有那些有自己的司令部和在远离法国人的地方活动的游击队长们还认为许多事情不可能做到。而那些早已开始活动并在近处观察法国人的小股游击队则认为大游击队的队长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也是可以办到的。深入到法国人之间的哥萨克和农民索性认为现在已经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了。

十月二十二日,当了游击队员的杰尼索夫和他的队伍正是打游击的劲头最高的时候。从早晨起,他和队员们一直在活动着。他整天在靠近大道的树林里走,监视着法国人的一支运送骑兵的物品和俄国俘虏的大运输队,这支运输队远离其他部队,有强大火力的掩护,据侦察兵和俘虏说,正在开往斯摩棱斯克。知道这支运输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在他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他也当了游击队员,带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而且有设有司令部的大游击队的队长们:大家都知道这支运输队,并且如同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都对它垂涎三尺。两支大游击队的司令——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送信来邀请杰尼索夫参加他们的部队,以便袭击运输队。

“不,老兄,我自己并不比别人差。”杰尼索夫在读了他们的信后说,他写信告诉德国人,说他虽然心里非常愿意在这位勇敢的和赫赫有名的将军麾下服务,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幸福,因为他已经接受那个当了将军的波兰人指挥了。他又给波兰人写了一封同样的信,说他已受德国人指挥。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后,他打算不向上司报告,和多洛霍夫一起用他们不大的兵力去袭击和截获这支运输队。十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运输队正在米库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的路上。道路的左边是一座座大树林,有的地方一直延伸到路旁,有的地方离开道路约一俄里或多一些。杰尼索夫带着他的队伍整天在这些树林里走,有时深入到树林中间,有时到树林边缘,注视着路上的法国人。早晨,在离米库林诺不远处,在树林挨近道路的地方,杰尼索夫手下的哥萨克截获了两辆陷进泥地里的装着骑兵的马鞍的大车,把它们拉进树林里。从那时起,直到晚上,游击队没有发起进攻,监视着法国人的行动。需要不惊动他们,让他们放心地走到沙姆舍沃,然后与今天晚上要到林中守林人的小屋(在离沙姆舍沃一俄里处)来商量事情的多洛霍夫的部队会合,第二天黎明时从两边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消灭和俘虏。

在后面,在离米库林诺两俄里处,在树林紧靠大路的地方,埋伏了六名哥萨克,他们的任务是一见法军新的纵队出现就立即报告。

在沙姆舍沃前面,多洛霍夫也应当这样监视大路,以便知道在多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法国军队。预计这支运输队约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手下有二百多人,多洛霍夫手下也可能有这么多。但是敌人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使杰尼索夫住手。他还需要了解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究竟这是一些什么部队;为此目的,他需要抓一个舌头(即从敌人纵队里抓一个人来)。在早晨袭击车队时事情干得太着急了,把押车的法国人全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掉队的小鼓手,这孩子根本无法明确地说出这纵队是什么部队。

杰尼索夫认为再一次进行袭击是危险的,这会惊动这个纵队,因此他派自己队里的农民吉洪·谢尔巴特到前面的沙姆舍沃去——如果可能的话,就去抓法国军队打前站的设营员,哪怕抓住一个也好。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雨绵绵的日子。天空和天地交接的地方的颜色都像浑水一样。时而仿佛是下雾,时而又突然下起倾斜的大雨来。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瘦瘦的、两肋紧缩的良种马,身披斗篷,头戴羊皮高帽,雨水从斗篷和帽子上直往下流。他和他骑的歪着头和抿着耳朵的马一样,在斜雨下皱着眉头,忧虑地注视着前方。他那变瘦了的和长满浓密短粗的黑胡子的脸,看起来好像带着生气的表情。

和杰尼索夫并排走的,是一个哥萨克大尉,这是他的助手,此人也披着斗篷和戴着羊皮高帽,骑着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

第三个人是哥萨克大尉洛瓦依斯基,同样披着斗篷和戴着羊皮高帽,他身材颀长,身体扁平得像一块木板,白净的脸,淡黄色的头发,一双狭长的小眼睛很亮,脸上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都显得平静而洋洋自得。虽然说不出马和骑手有什么特点,但是在第一眼看见这个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时可以发现,杰尼索夫湿淋淋的,姿势很不舒服,觉得他是骑到马上去的;而瞧着这个哥萨克大尉时可以看出,他像平常那样既舒服又安稳,觉得他不是骑到马上去的,而是与马成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力量增大一倍的生物。

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一个穿着灰色长衫、戴着白色圆帽、浑身湿透的带路的农民。

在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年轻的军官,他身穿一件蓝色的法国军大衣,骑着一匹身子单薄、尾巴和鬃毛很大、嘴唇磨得出血的吉尔吉斯马。

和他并排走的是一个骠骑兵,他背后的马屁股上驮着一个身穿法国破军服和头戴蓝色尖顶帽的孩子。这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晃动着光脚,想使它暖和些,扬起眉毛,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周围。这是早晨抓获的法国鼓手。

在后面,骠骑兵三人或四人一起沿着泥泞的踩得稀烂的林间小道拉成一线跟进,接着是哥萨克,他们有的人披着斗篷,有的人穿着法国军大衣,有的人头上顶着马被。马匹,无论是棕红色马还是枣红色马,由于雨水从身上往下流,看起来都像是黑马。马的鬃毛被淋湿后,脖子显得出奇地细。马身上散发着热气。衣服也好,马鞍也好,缰绳也好,全都又湿又滑腻,被水泡透了,土地和路上的落叶也是如此。人们蜷缩着骑在马上,尽量一动不动,想焐暖已流进衣服里接触到身体的水,不让冰凉的雨水再流进脖子里,流到座位和膝盖下面。在哥萨克队列的中央,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哥萨克的带着马鞍的马的大车从树根和树枝上驶过,发出辘辘的声音,而在经过积满水的车辙时,又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杰尼索夫的马绕过路上的水洼时,朝旁边一闪,使得他的膝盖在一棵树上碰了一下。

“唉,该死的!”杰尼索夫恶狠狠地喊了一声,龇着牙,抽了马两三鞭子,溅得自己和同伴们一身泥。杰尼索夫情绪不好:这既是因为天下雨,又是因为饿着肚子(从早晨起谁也没有吃东西),而主要的是因为至今没有多洛霍夫的消息,派去抓舌头的人又没有回来。

“未必还会再有像今天这样的袭击运输队的机会。独自去袭击过于冒险,而推迟到明天——大游击队的人就会从我们鼻子底下把战利品夺走。”杰尼索夫想道,他不断地望着前面,一心想看到多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到了林间通道上,勒住马,从那里可以看到右面很远的地方。

“有人骑马过来了。”他说。

哥萨克大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哥萨克。不过还不能推定就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喜欢用哥萨克们不知道的字眼。

骑马过来的人下了山,在眼前消失了,过了几分钟又出现了。走在前面的军官挥动鞭子,赶着疲惫的马快跑,他衣服破烂,浑身湿透,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而哥萨克站在马镫上,策马紧跟在他后面。这个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长着一张宽阔红润的脸和一双灵活愉快的眼睛,他跑到杰尼索夫跟前,递给他一只被雨淋湿的信封。

“是将军的信,”那军官说,“请原谅,信打湿了一点……”

杰尼索夫皱着眉头,接过信,开始拆信。

“大家总是说危险,危险,”在杰尼索夫读信时那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不过我和科马罗夫,”他指了指哥萨克,“做好了准备。我们每人带了两支手枪……这是怎么回事?”他看见法国鼓手问,“是俘虏?你们已经打过仗了?可以和他说话吗?”

“罗斯托夫!彼佳!”这时杰尼索夫把递给他的信浏览了一下,喊了起来。“你怎么不说你是谁呢?”说着杰尼索夫微笑着转过身来,朝那军官伸出手。

这个军官是彼佳·罗斯托夫。

彼佳一路上都在考虑着该如何像一个大人和真正的军官那样对待杰尼索夫,不提以前认识他的事。但是他一看见杰尼索夫对他笑了笑,立刻容光焕发,高兴得脸都红了,于是忘掉了准备好的官样文章,开始讲述他如何从法国人的旁边经过,他接到这个任务是多么的高兴,他还说他已在维亚济马附近参加过战斗,那里有一个骠骑兵立了功。

“我很高兴见到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说,脸上又露出忧虑的表情。

“米哈依尔·费奥克利特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您知道这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送信的人是他的部下。”接着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讲了送来的信的内容,信中那个当将军的德国人再次要求参加他的队伍,一起去袭击运输队。“如果我们明天不拿下这个运输队,他们就会从我们鼻子底下抢走。”他最后说。

在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说话时,彼佳听见杰尼索夫说话语气冷淡而感到有点局促不安,推测杰尼索夫这样冷淡是因为他裤子穿得不像样子,为了不被任何人发现,他把手伸到军大衣底下悄悄地把卷起的裤腿放下,竭力做出尽可能威武的样子。

“大人有什么指示?”他把手举到帽檐边对杰尼索夫说,又玩起他做了准备的副官与将军的游戏来,“我是否应当留在大人身边?”

“指示?……”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不能在这里留到明天?”

“哦,听您的……我可以留在您身边吗?”彼佳大声问道。

“将军究竟是怎样吩咐你的?是否叫你立刻回去?”杰尼索夫问。彼佳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有吩咐。我想是可以的吧?”他用疑问的语气说。

“好吧。”杰尼索夫说。他给部下布置了任务,命令部队前往林中守林人的小屋附近指定的休息地点,派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这个军官履行副官的职责)去寻找多洛霍夫,打听他在哪里,晚上来不来。杰尼索夫本人打算带着哥萨克大尉和彼佳到朝向沙姆舍沃的树林边缘去,以便察看一下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驻地。

“喂,大胡子,”他对带路的农民说,“把我们朝沙姆舍沃的方向带。”

杰尼索夫、彼佳和哥萨克大尉在几个哥萨克和一个押俘虏的骠骑兵陪同下,骑着马向左拐,过了一道冲沟,朝树林边缘走去。

小雨停了,不过雾蒙蒙的,水滴不停地从树枝上往下掉。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彼佳默默地跟在戴圆帽的农民的后面,而那农民迈开他的那双穿着树皮鞋的外八字脚,轻轻地和无声地踩着树根和潮湿的落叶,带着他们走向树林的边缘。

农民走到有慢坡的高地时停了一会儿,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向树木变得稀疏起来的地方走去。他在一棵尚未落叶的大橡树旁站住,神秘兮兮地招了招手。

杰尼索夫和彼佳到了他跟前。从农民站住的地方看得见法国人。现在树林外往下延伸着一块半高坡的春播作物地。在右边,过一道很陡的冲沟,就是一个小村庄和房顶坍塌的地主小宅院。在这个小村庄里和地主宅院里,在整个高坡上,在花园里,在水井和水池旁,在整条从桥头到村庄的不超过二百俄丈的上坡路上,在飘浮不定的雾中都可看见一群群人。可以听见显然不是俄国人的吆喝使劲拉车上坡的马匹的声音和他们彼此的呼应声。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低声说,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法国人。

哥萨克下了马,把小鼓手抱下来,和他一起到了杰尼索夫面前。杰尼索夫指着法国人,问这是什么部队。那孩子把冻僵的手伸进口袋,扬起眉毛,惊恐地望着杰尼索夫,尽管他显然很想说出他知道的一切,但是回答得颠三倒四,杰尼索夫问什么,他就肯定什么。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对大尉讲了自己的设想。

彼佳迅速地转动着脑袋,时而看看小鼓手,时而看看杰尼索夫,时而看看哥萨克大尉,时而又看看村子里和路上的法国人,竭力不放过重要的事情。

“多洛霍夫来也好,不来也好,应当拿下来!……怎么样?”杰尼索夫说,快活地眨眨眼。

“地点很合适。”哥萨克大尉说。

“派步兵往下走,从沼泽地过去,”杰尼索夫接着说,“叫他们偷偷靠近花园;您带着哥萨克从那里出击,”杰尼索夫指了指村庄后面的一片树林说,“而我带着骠骑兵从这里冲过去。以枪声为号……”

“不能从谷地过去——那里是烂泥塘,”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进去的,应当从左边绕……”

正当他们在这样低声谈话时,在下面,在水塘旁的谷地里响起了枪声,冒出一股白烟,又响了一声,高坡上的几百个法国人齐声地、仿佛很快活地喊叫起来。起初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都往后退。他们和法国人离得很近,因此觉得这枪声和喊叫声是他们引起的。但是枪声和喊叫声与他们无关。在下面,在沼泽地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在跑。显然法国人是在朝他开枪和喊叫。

“这不就是我们的吉洪吗?”哥萨克大尉说。

“是他!就是他!”

“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准能跑得掉!”哥萨克大尉眯着眼睛说。

那个被他们称为吉洪的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溅起了水花,在水里待了一会儿,浑身被水浸泡得黑黑的,手脚并用爬了出来,又继续往前跑。追他的人站住了。

“动作真灵活。”哥萨克大尉说。

“这个鬼东西!”杰尼索夫仍带着懊恼的表情说。“不知他直到现在都在干什么?”

“这是谁?”彼佳问。

“这是我们的侦察兵。我派他去抓舌头。”

“原来是这样。”彼佳听了杰尼索夫的第一句话就点着头说,仿佛他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他连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吉洪·谢尔巴特是游击队里最有用的人。他是格扎季附近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在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按照通常的做法叫来了村长,问他们知道法国人的什么情况,这个村长像所有村长那样,仿佛为了保护自己似的回答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杰尼索夫对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打法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法国人到他们这里来过,这时村长便说,确实有鬼子兵来过,他们村里只有吉什卡·谢尔巴特一个人管这种事。杰尼索夫吩咐把吉洪叫来,称赞了他的行动,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关于祖国的儿子应当效忠沙皇和祖国、仇恨法国人的话。

“我们并没有对法国人做什么坏事。”吉洪说,看来听了杰尼索夫的这些话变得有些胆怯起来。“我们只是和伙伴们一起闹着玩罢了。确实打死了二十来个鬼子兵,可是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杰尼索夫完全忘记了这个农民,第二天他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时,有人报告说,吉洪死乞白赖地要跟着游击队走,请求收留他。杰尼索夫吩咐把他留下。

吉洪开头做一些粗活,例如生篝火、挑水、剥马皮等,后来对游击战表现出很大的爱好和才能。他每到夜里出去寻找猎取对象,每一次都带回法国人的衣服和武器来,而在叫他去捉俘虏时,也会带着人回来。杰尼索夫不再叫吉洪干粗活,开始在出去侦察时把他带在身边,把他编入了哥萨克的队伍里。

吉洪不喜欢骑马,总是步行,可是从来不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一支短火枪、一支长矛和一把斧头,他带着火枪更多的是因为好玩,而用起斧头来就像狼用牙齿一样,用它同样地既能寻找毛里的跳蚤,也能咬断大骨头。吉洪能同样准确地抡起斧头劈木头,也能握住斧背削细木桩,雕木勺。他在杰尼索夫的队伍里占有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每当要做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和干什么脏活时——例如要用肩膀把大车从烂泥地里扛出来,拉着马尾巴把马从沼泽地拉出来,剥马皮,潜入到法国人中间去,每天行走五十俄里等等——大家都笑着指指吉洪。

“他这鬼东西不会有什么事的,健壮得像一匹大骟马。”人们常常这样说他。

有一次,吉洪在抓一个法国人时,法国人用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后背的肉里。吉洪只用伏特加内服外擦治这伤,这件事成了全队最有趣的笑料,而吉洪也乐意让人取笑。

“怎么,老兄,不再干了?背都被打得直不起来了?”哥萨克笑着对他说,于是吉洪有意弯下身子,做着鬼脸,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字眼大骂法国人。这件事对吉洪只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在这次受伤后他很少带着俘虏回来。

吉洪是队里最有用和最勇敢的人。谁都没有像他那样发现那么多的袭击的机会,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抓获和打死那么多的法国人;因此他成为所有哥萨克、骠骑兵的逗笑者,他自己也乐意担当这个角色。这一次杰尼索夫还在夜里就派他到沙姆舍沃去抓舌头。但是或许是他不满足于只抓一个法国人,或许是夜里睡过了头,白天钻进灌木丛,到了法国人的正中间,结果像杰尼索夫从山上看到的那样,被法国人发现了。

杰尼索夫现在看着就在近处的法国人,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同哥萨克大尉谈了一会儿明天进行袭击的事,便拨转马头往回走了。

“喂,老弟,现在咱们去烤一烤衣服。”他对彼佳说。

在快到守林人小屋时,杰尼索夫勒住马,定睛朝树林里细看。只见树林里,在树木之间,一个身穿短袄,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子,肩上斜挎着火枪,腰间别着斧头的人甩动长长的胳膊,两条长腿迈开轻松的大步走过来。这个人见了杰尼索夫,急忙把什么东西扔进灌木丛,摘下帽檐耷拉下来的湿帽子,走到他的面前。这是吉洪。他的布满皱纹的麻脸和一双狭长的小眼睛露出得意和快活的神情。他高高地抬起头,仿佛忍住笑似的,两眼盯住杰尼索夫。

“你上哪里去了?”杰尼索夫问。

“上哪里去了?去抓法国人来着。”吉洪用嘶哑但又悦耳的声音急忙大胆地回答。

“你干吗大白天去?畜生!怎么,抓到了吗?……”

“抓倒是抓到了。”吉洪说。

“人在哪里?”

“起初,还在天刚亮时我就抓到了一个,”吉洪接着往下说,大大地叉开两只穿树皮鞋的扁平的外八字脚,“把他带进了树林。一看,不中用。我想,再去一趟,再抓一个比较像样的来。”

“你瞧,这个滑头,就知道会这样。”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你干吗不把那个人带来?”

“把他带来干什么,”吉洪急忙生气地打断他的话,“那家伙不中用。难道我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人吗?”

“这个鬼东西!……后来呢?……”

“我再去抓一个,”吉洪继续说,“我就这样爬进树林里,在那里躺下。”说着吉洪突然动作灵活地趴下,表演他是怎么做的。“碰上了一个。”他往下说。“我就这样把他抱住。”吉洪马上轻快地跳起来。“我说,咱们去见团长。那家伙大声喊叫起来。而他们有四个人。举起短剑朝我扑过来。我就这样拿着斧头迎上去,嘴里说,你们怎么啦,见你们的上帝去吧。”吉洪突然大叫一声,挥了挥手,威严地皱起眉头,挺起胸膛。

“怪不得我们从山上看见你急急忙忙地经过水洼逃跑。”哥萨克大尉说,稍稍眯起了闪闪发亮的眼睛。

彼佳很想笑,但是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忍着。他快速地把目光从吉洪的脸上移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的脸上,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装糊涂,”杰尼索夫生气地咳嗽着说,“为什么不把第一个人带来?”

吉洪开始用一只手搔背,另一只手搔脑袋,突然他的整个脸拉长了,露出得意的傻笑,使人看见他缺了一颗牙(因此他被称为谢尔巴特,意为缺牙的)。杰尼索夫微微一笑,彼佳开心地笑出声来,吉洪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又怎么啦,那人很不像样子,”吉洪说,“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哪能带他来呢。再说,大人,他又很粗野。怎么啦,他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

“这个畜生!”杰尼索夫说。“应当由我来问……”

“我也问过他了。”吉洪说。“他说:他不大了解。他说,我们的人很多,但都不行;他还说,只不过是徒有其名。只要大喝一声,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都抓住。”吉洪最后说,快活地和断然地朝杰尼索夫看了一眼。

“瞧我狠狠地抽你一百皮鞭,再叫你装糊涂。”杰尼索夫严厉地说。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吉洪说,“怎么,我没有见过你们要的那些法国人?等到天一黑,我就给你去抓,哪怕抓三个也行。”

“好吧,咱们走吧。”杰尼索夫说,一直到守林人的小屋,他都生气地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吉洪走到后面的队伍里,彼佳听见哥萨克和他一起笑着,笑他把一双什么靴子扔进灌木丛里。

彼佳听见吉洪的话和看见他的微笑忍不住笑了一阵之后,突然明白了这个吉洪杀了人,他心里便有些不舒服。他回头朝被俘的小鼓手看了一眼,仿佛觉得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的心。但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只延续一瞬间。他觉得有必要把头抬得高一些,振作起精神来,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向哥萨克大尉打听明天的安排,以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相称。

被派去找多洛霍夫的军官在路上碰见杰尼索夫,带来消息说,多洛霍夫本人马上就到,他那里一切都很顺利。

杰尼索夫突然变得快活起来,他把彼佳叫到自己身边。

“好吧,现在你给我讲一讲你的情况。”他说。

彼佳离开莫斯科并和家里的人分手后,便回到自己的团里,在这之后不久,就给一个指挥一支大游击队的将军当传令官。从他被提升军官之时起,尤其是从他到作战部队并参加维亚济马战役之时起,彼佳一直处于幸福和兴奋的状态,为自己成为一个大人而高兴,经常激动和急切地希望能表现出真正的英勇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他为自己在部队里看到的和经受的事而感到欣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他不在的地方现在正创造着真正的英雄业绩。于是他急于到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将军表示要派一个人到杰尼索夫的游击队去,彼佳苦苦地请求派他去,使得将军不好拒绝他。将军在派他去时,想起了彼佳在维亚济马战役中的不理智的行为,当时彼佳不按指定路线到派他去的地方,而是骑马冒着法国人的炮火奔驰到散兵线上,在那里拔出手枪开了两枪,——因此现在将军在交给他任务时禁止他参加杰尼索夫的任何战斗行动。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杰尼索夫问他是否可以留下时,彼佳脸红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去树林边缘前彼佳认为他应当严格执行命令,立即回去。但是当他看见法国人,看见吉洪,得知夜里一定会去袭击法国人时,他就像一般年轻人那样观点变得很快,心里就想,他的那位他至今非常尊重的将军是废物,德国人,而杰尼索夫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是英雄,吉洪也是英雄,在这困难的时刻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杰尼索夫带着彼佳和哥萨克大尉到守林人小屋时,天已经开始黑了。在半明半暗中可以看见套好鞍辔的马以及哥萨克和骠骑兵,他们正在空地上搭棚子,在林中的冲沟里(为了不让法国人看见烟)生起通红的火。在小屋的门廊里,一个哥萨克卷起袖子正在切羊肉。在小屋里有杰尼索夫队里的三个军官,他们正在用一扇门板搭了一张桌子。彼佳脱下自己的湿衣服交给人去烘干,立刻动手帮军官们搭餐桌。

十分钟后,桌子搭好了,铺上了桌布。桌子上摆着伏特加,军用水壶里装着罗姆酒,还有白面包以及烤羊肉和盐。

彼佳和军官们坐在一起,用手撕着流着油的喷香的肥羊肉,处于一种孩子般的兴奋状态之中,他爱所有的人,因而相信别人也同样地爱他。

“您怎么认为,瓦西里·费多罗维奇,”他问杰尼索夫,“我在您这里留一天没有事吧?”他没有等候回答,自己就回答道:“我是奉命来打听情况的,我这就在打听……只是你得让我去最……去主要的部队。我不需要奖赏……我想要……”彼佳咬紧牙关,朝周围看了一眼,抖动着高高抬起的头,挥动着胳膊。

“去最主要的……”杰尼索夫微笑着重复了一遍彼佳的话。

“只是求您把一个小队完全交给我指挥,”彼佳接着说,“这对您来说能费什么事?啊,您要小刀子?”他对一个想要切羊肉的军官说。说着把自己的折叠刀递过去。

军官称赞了这把小刀。

“那就请您留下吧。我有很多这样的刀子……”彼佳涨红了脸说。“老天爷!我怎么完全忘了,”突然他喊叫起来,“我有很好吃的葡萄干,你们知道,是无核的。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的随军商贩——卖的都是这样的好东西。我买了十斤。我爱吃甜东西。你们要尝一尝吗?……”于是彼佳跑到门廊里他带来的哥萨克那里,拿来几只口袋,里面装有大约五斤葡萄干。“吃吧,诸位,吃吧。”

“您需要不需要咖啡壶?”他问哥萨克大尉。“我在我们的随军商贩那里买了一把,好极了!他卖的都是好东西。他为人也很老实。这是主要的。我一定买一把给您送来。也许你们的火石用完了吧,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一些,在这里……”他指了指口袋,“有一百粒火石。我买得很便宜。需要多少你们就拿多少,要不全都留下……”突然,彼佳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吹牛,便停住不说了,脸又涨得通红。

他开始回想,他是否还干了什么傻事。他在逐一回想今天的事时,想起了那个法国小鼓手。“我们倒是过得很好,不知他怎么样?把他弄到哪里去了?给他吃东西没有?有没有虐待他?”他想。但是发现自己已吹了一通关于火石的事,现在便不大敢说了。

“问一下总是可以的,”他想,“可是人们会说:自己是个孩子,才可怜那小家伙。我明天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要是我问,这是不是丢人的事?”彼佳又想。“就这样吧,反正无所谓!”于是他红着脸,惊恐地朝军官们看了一眼,看他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表情,连忙说道:

“可以把那个被俘的孩子叫来吗?给他一点东西吃……也许……”

“是啊,是个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说,看来他没有发现彼佳的提醒有什么丢人的地方。“把他叫到这里来。他名叫樊尚·博斯。把他叫来。”

“我去叫吧。”彼佳说。

“去吧,去吧。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又说了一遍。

杰尼索夫说这句话时,彼佳正站在门旁。他从军官们之间挤过去,走到了杰尼索夫的紧跟前。

“让我吻您一下,亲爱的。”他说。“嗨,这太好了!真好!”他吻了吻杰尼索夫,朝外面跑去。

“博斯!樊尚!”彼佳在门口停住,大声喊道。

“您叫谁,大人?”黑暗中一个人问。彼佳回答说他叫那个今天俘虏的法国孩子。

“啊!您叫韦先尼?”哥萨克说。

那孩子的名字樊尚已经被叫得变了样:哥萨克叫他韦先尼,农民和士兵们则叫他维谢尼亚。这两种叫法都使人想起春天,而且与孩子的青春年少的样子相符合。

“他在篝火旁烤火。喂,维谢尼亚!维谢尼亚!韦先尼!”黑暗中响起了几个人一个接一个的呼唤声和笑声。

“这孩子很机灵,”一个站在彼佳身旁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东西吃了。他饿极了!”

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小鼓手赤着脚从泥地里吧嗒吧嗒地走过来,走到了门口。

“啊,原来是你!”彼佳说。“想吃点东西吗?不要怕,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他又加了一句,胆怯而又亲切地摸着小鼓手的手。“进来,进来吧。”

“谢谢,先生。”小鼓手用颤抖的、几乎是孩子的声音说,开始在门槛上擦沾满烂泥的脚。彼佳有很多话想对小鼓手说,但是他不敢。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廊里小鼓手的身旁。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一只手,握了握。

“进来,进来。”他只是又亲切地低声说了一遍。

“唉,我能给他做点什么呢!”彼佳自言自语地说,接着打开门,让孩子先进去。

小鼓手进了小屋后,彼佳在离他远一些的地方坐下,认为再注意他有失自己的脸面。他只是摸着口袋里的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给小鼓手一些钱是不是不光彩的事。

杰尼索夫吩咐给小鼓手伏特加和羊肉,并且叫他穿上俄国长衫,为的是把他留在队里而不把他和别的俘虏一起送走,这时多洛霍夫来了,彼佳的注意力便被从小鼓手身上吸引过来了。彼佳在军队里听见过许多关于多洛霍夫异常勇敢和对法国人特别残忍的传说,因此从多洛霍夫进了小屋之时起,他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精神愈来愈振奋,抖动着高高抬起的头,以便使自己能做到甚至与多洛霍夫这样的人相配称。

多洛霍夫的外表非常简朴,这使彼佳感到很惊奇。

杰尼索夫身穿高加索上衣,留着胡子,胸前挂着显灵的尼哥拉的圣像,他说话的方式和动作都显示出他的地位的特殊。多洛霍夫正好相反,以前在莫斯科时他穿一身波斯服装,而现在的样子完全像一个最古板的近卫军军官。他的脸刮得很干净,身上穿着近卫军的棉制服,襻儿上别着格奥尔吉勋章,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普通的军帽。他在角落里脱下淋湿的斗篷,走到杰尼索夫跟前,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问起情况来。杰尼索夫对他讲了几支大游击队袭击运输队的意图,讲了彼佳送来的信,还讲了他是怎样回答两位将军的。然后杰尼索夫讲了他所了解的法国部队的全部情况。

“这倒是可以,不过还应当知道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多洛霍夫说,“需要再跑一趟。不弄清楚他们有多少人,就不能动手。我办事喜欢认认真真。诸位,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到他们的营地去一趟。我带着他们的军服。”

“我,我……我和您一起去!”彼佳喊了起来。

“你也完全用不着去,”杰尼索夫对多洛霍夫说,“而他,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的。”

“这太好了!”彼佳喊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没有必要。”

“这不行,因为……因为……我一定要去,就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多洛霍夫。

“那有什么……”多洛霍夫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他注意地看着法国小鼓手的脸。

“这小家伙早就在你这里了?”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抓住的,可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把他留在身边。”

“那么你把别的俘虏弄到哪里去了?”多洛霍夫说。

“怎么弄到哪里去了?都送走了,要了收条!”杰尼索夫突然脸涨得通红,大声喊道。“我敢大胆地说,我没有乱杀过一个人。难道你觉得把三十个人或三百个人押送到城里去,要比——恕我直言——玷污军人的名誉更难吗?”

“这位十六岁的年轻伯爵说这些好心话倒也还可以,”多洛霍夫面带冷笑说,“而你已经到了不这样说的时候了。”

“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彼佳胆怯地说。

“老兄,你我应该扔掉这种好心了。”多洛霍夫继续说,仿佛他觉得说这件惹得杰尼索夫生气的事是一种乐趣似的。“你为了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他摇着头说。“是为了你可怜他?可是我们知道你的那些收条是怎么回事。你送去一百人,到那里的只有三十……一大半会饿死或被打死的。这么说来抓不抓不都是一样吗?”

哥萨克大尉眯起明亮的眼睛,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做什么会感到内疚的事。你说他们会死掉的。就算这样吧。只要不是我害死的就行。”

多洛霍夫笑了起来。

“谁不命令他们十次二十次地抓我呢?要是我和你被抓到了,不管你有没有骑士风度,反正都会在杨树上吊死。”他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谈正经事吧。把我的那个带马褡子的哥萨克叫来!我有两套法国军服。怎么,和我一起去?”他问彼佳。

“我?去,去,一定去。”彼佳脸红得几乎要掉眼泪,看着杰尼索夫大声地说。

在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开始争论应当如何对待俘虏时,彼佳又感觉到不自在和着急起来;但是再一次没有来得及听明白他们说的话。“如果大人、有名的人都这样认为,那么就应该这样,那么这就是好的,”他想,“而主要的,应当使杰尼索夫再也不敢认为我会听从他,认为他可以指挥我。我一定要和多洛霍夫一起到法国人的营地去。他能去,我也能去。”

杰尼索夫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去,彼佳回答说,他也已经习惯于办事认认真真,不会盲目去干,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

“因为——您自己也会同意——必须确切知道那里有多少人,也许这一点决定着几百人的生命,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再说,我很想这样做,我一定、一定要去,您不要再阻拦我了,”他说,“这样只会更糟……”

彼佳和多洛霍夫穿上法国军大衣,戴上高筒帽,骑马奔向刚才杰尼索夫观察法国人营地的林间通道,在一团漆黑中出了树林,到了下面的谷地。到了下面后,多洛霍夫叫跟随他的哥萨克在这里等候,自己沿着大路快步向桥头驰去。彼佳和他并辔前进,激动得屏住了气。

“要是落到敌人手里,我一定不让他们抓活的,我有一把手枪。”彼佳低声说。

“不要说俄语。”多洛霍夫急促地低声说,这时黑暗中传来了“什么人?”的吆喝声和扳动扳机的声音。

血顿时涌上彼佳的脸,他一下子抓住了手枪。

“六团的枪骑兵。”多洛霍夫说,既没有让马缩小也没有让它加大步子。可以看到桥上哨兵的黑糊糊的身影。

“口令?”哨兵问。多洛霍夫收住缰绳,让马慢步前进。

“喂,热拉尔上校在这里吗?”他说。

“口令!”哨兵没有回答,又问,挡住了路。

“军官巡视散兵线时,哨兵是不问口令的……”多洛霍夫大声喊道,突然发起火来,骑着马朝哨兵撞过去。“我问你,上校在不在这里?”

多洛霍夫没有等闪到一旁的哨兵回答,骑马慢步上山。

多洛霍夫看见一个穿过道路的人的黑影,便叫住这个人,问他司令和军官们在哪里。这是一个士兵,肩上背着一个口袋,他站住了,走到了多洛霍夫的马的紧跟前,用手摸着它,老实巴交地和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们在山上,要再往上走,在右边的一个农场(他这样称呼地主庄园)里。

多洛霍夫沿着大路往上走,听到从大路两边的篝火旁传来的说法国话的声音,然后他拐向地主庄园的院子。进了大门后,他下了马,走到一堆很大的烧得很旺的篝火旁,几个人正围着篝火坐着,大声地交谈着。边上的一口锅里煮着什么东西,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蓝色军大衣的士兵被火光照得通亮,他正跪在那里用通条搅着锅里的东西。

“唉,这鬼东西很难对付。”坐在篝火对面阴影里的一个军官说。

“他会逼他们就范的……”另一个笑着说。两个人都不说了,听见多洛霍夫和彼佳牵着马朝篝火走来的脚步声,便向黑暗中张望。

“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大声而又清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