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们在篝火的阴影里动了起来，一个身材高大、脖子很长的军官绕过火堆走到多洛霍夫面前。
“是您，克莱芒？”他问。“从哪里来，鬼东西……”但是他发现自己认错了人，没有把话说完，微微皱起眉头，像和陌生人一样，和多洛霍夫打了招呼，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多洛霍夫说，他和他的同事在追赶自己的团队，问大家是否知道六团的一些情况。他们都不知道；彼佳觉得军官们开始用敌对的和怀疑的目光看他和多洛霍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如果你们是打算来吃晚饭的话，那么你们就迟到了。”篝火那边一个人忍不住笑着说。
多洛霍夫回答说，他俩都不饿，他们要在夜里继续赶路。
他把马交给那个搅锅里食物的士兵，在篝火旁那个长脖子的军官身边蹲下来。这个军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又问了他一次：他是哪个团的？多洛霍夫装出没有听见他的问题的样子，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法国的短烟斗抽起烟来，问军官们，他们前面的道路危险不危险，会不会碰上哥萨克。
“到处都是这帮强盗。”篝火那边的一个军官回答道。
多洛霍夫说，只有对像他和他的同事那样掉队的人来说，哥萨克才是可怕的，接着用不大有把握的语气补充说，他们大概是不敢袭击大部队的。谁也没有答理。
“好了，现在该走了。”彼佳站在篝火前听着多洛霍夫说话，心里时刻这样想。
但是多洛霍夫又开始中断了的谈话，直截了当地问法国人他们营里有多少人，总共有几个营，有多少俘虏。多洛霍夫在问到他们部队带的俄国俘虏时说：
“随身拖带着这些死尸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还不如把这些坏蛋全毙了。”说着大声笑了起来，那笑声很怪，彼佳觉得法国人马上就会识破骗局，他不由得从篝火旁往后退了一步。可是谁也没有答理多洛霍夫的话和笑声，一个看不见人的法国军官（他盖着军大衣躺着）欠起身来，低声对同伴说了句什么。这时多洛霍夫站了起来，叫那个牵着马的士兵过来。
“他们会不会把马牵过来？”彼佳想，不由自主地朝多洛霍夫靠近。
马牵过来了。
“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说。
彼佳想要说声晚安，但没有能说完这句话。军官们相互之间小声说着什么。多洛霍夫上马上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的马老是不肯站住；上了马后他慢步出了大门。彼佳骑马走在他的身旁，想要回头看一眼，看看法国人有没有追他们，但是又不敢。
上了大路，多洛霍夫没有往回朝田野走，而是沿着村边过去。在一个地方他勒住马，倾听起来。
“听见了吗？”他问。
彼佳听出了俄国人说话的声音，看见篝火旁俄国俘虏的黑糊糊的身影。往下到了桥上后，彼佳和多洛霍夫从哨兵身旁经过，那哨兵一句话也没有说，阴郁地在桥上来回走着，他俩回到了哥萨克等着的谷地里。
“好，现在再见了。告诉杰尼索夫，明天一早以第一声枪响为号。”多洛霍夫说完就想要走，但是彼佳伸手抓住了他。
“不！”他喊道，“您真是一个英雄。啊，真好！好极了！我真爱您。”
“好了，好了。”多洛霍夫说，但是彼佳不放开他，多洛霍夫在黑暗中看见彼佳朝他弯过身来。显然想要亲吻。多洛霍夫吻了吻他，笑了起来，拨转马头，消失在黑暗中。
十
彼佳回到守林人的小屋时，在门廊里碰见了杰尼索夫。杰尼索夫正在激动不安地等着彼佳，埋怨自己不该放彼佳去。
“谢天谢地！”他喊道。“好了，谢天谢地！”他听着彼佳兴高采烈的讲述，又重复了一句。“你这个鬼东西，害得我没有睡着觉！”杰尼索夫说。“好了，谢天谢地，现在躺下睡吧。天亮前还可以打个盹儿。”
“好……不。”彼佳说。“我还不想睡。我了解我自己，要是睡着了，一切都完了，再说，我已习惯于在战斗前不睡觉。”
彼佳在屋里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忆这次侦察的详细经过，生动地想象着明天的情景。然后，他发现杰尼索夫睡着了，便站起身来，到了外面。
外面还完全是黑的。小雨停了，但是水滴还从树上往下掉。在小屋的近旁可以看到哥萨克的棚子和拴在一起的马匹的黑影。屋后是两辆黑糊糊的大车，大车旁拴着马，而在冲沟里闪现出即将燃尽的篝火的红光。哥萨克和骠骑兵们并没有全睡：有些地方与水滴声和近旁马的咀嚼声一起，还可听到小声的、仿佛是耳语的说话声。
彼佳出了门廊，在黑暗中朝四周看了看，走到了大车旁边。大车底下有人在打鼾，大车周围几匹套好鞍辔的马在咀嚼燕麦。黑暗中彼佳认出了自己的马，走到了它跟前，虽然这是一匹小俄罗斯马，他却叫它卡拉巴赫马。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就要大干一场了。”他说，闻着它的鼻孔，吻着它。
“怎么，大人，您没有睡？”坐在大车下面的哥萨克说。
“没有；啊……你好像叫利哈乔夫吧？我现在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里去了一趟。”于是彼佳不仅对哥萨克详细讲了他的这次侦察的经过，而且讲了为什么他要去和为什么他认为宁可自己去冒生命危险，而不能盲目地干。
“不过您还是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彼佳回答说。“你们手枪里的火石有没有用坏？我带来了一些。需要不需要？你拿去吧。”
哥萨克从大车下探出身来，想离彼佳近些，好看得更清楚。
“这是因为我习惯于什么事都认认真真地做，”彼佳说，“有的人马马虎虎，不好好准备，以后会后悔的。我不喜欢这样。”
“说得很对。”哥萨克说。
“还有一件事，亲爱的，请你给我磨一下马刀；它用钝了……（但是彼佳不敢撒谎，连忙改口）它还从来没有磨过呢。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
利哈乔夫站起身来，在马褡子里摸索了一阵，过不多久彼佳就听见了钢铁磨擦着磨刀石发出的霍霍声。他爬到大车上，在大车的边缘上坐下。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着马刀。
“怎么，弟兄们都在睡觉？”彼佳问。
“有的人在睡，有的人像我们一样。”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您问的是韦先尼？他躺在那里，躺在门廊里。受了惊吓反而睡得着。他很高兴。”
在这之后，彼佳沉默了很长时间，倾听着各种声音。黑暗中响起了脚步声，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磨什么？”那人朝大车走过来时问。
“在给大人磨马刀。”
“好事。”那人说，彼佳觉得他是一个骠骑兵。“我的一个杯子是不是忘在你们这里了？”
“瞧，在车轮旁边。”
骠骑兵拿起了杯子。
“大概天快要亮了。”他说，打着呵欠，到别的地方去了。
彼佳本来应该知道他在树林里，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在离开大路一俄里的地方，他坐在从法国人那里缴获来的大车上，大车旁拴着马，大车底下哥萨克利哈乔夫正在给他磨马刀，右边的那个大黑点是守林人的小屋，左边下面的那个红色的亮点是快要燃尽的篝火，来取杯子的人是一个想喝水的骠骑兵；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王国，其中的一切都是与现实不相像的。那个大黑点也许确实是守林人的小屋，也许是一个通向大地深处的洞穴。那个红点也许是火，也许是一个大怪物的眼睛。这时他可能真的坐在大车上，但是也很有可能他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一座高极了的塔上，如果从塔上掉下来，那么落到地上要花整整一天、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一直往下落，永远也落不到地上。坐在大车底下的可能就是哥萨克利哈乔夫，但是很有可能此人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世界上最善良、最勇敢、最神奇、最卓越的人。也许路过的确实是一个要找水喝、后来到谷地里去了的骠骑兵，也许他刚刚消失，就完全不见了，再也不存在了。
不管彼佳现在看见什么，都不会使他感到奇怪。他正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看了看天空。天空也像大地一样神奇。天逐渐放晴了，一团团云在树顶上快速地奔跑，似乎想要让星星露出来。有时使人觉得天转晴后出现了一个黑黑的明净的天空。有时觉得这些黑斑是乌云。有时又觉得头顶的天空变得很高，很高；有时仿佛觉得天空完全落了下来，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彼佳开始闭上眼睛，身体摇晃起来。
水滴不停地往下掉。可以听见低声说话声。马嘶叫起来，相互踢踢撞撞。有人在打鼾。
“刷拉，刷拉，刷拉，刷拉……”传来磨马刀的声音。突然彼佳听见了和谐的乐曲声，演奏的是一曲陌生的、庄严而又悦耳的颂歌。彼佳像娜塔莎一样有音乐天赋，比尼古拉要强，但是他从来没有学过音乐，也没有想到过音乐，因此他觉得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旋律特别新鲜和特别动人。乐队演奏的声音听起来愈来愈清楚。曲调不断扩展，从一种乐器转到另一种乐器。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赋格的现象，虽然彼佳对什么是赋格一无所知。每一种乐器，有时像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是比小提琴和小号更好，声音更纯，——都各奏各的，但还没有奏完这曲调，便与另一种开始演奏几乎同一内容的乐器会合，再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会合，所有这些乐器会合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又会合，时而奏出庄严的教会音乐，时而奏出瑰伟的凯歌。
“啊，我这是在做梦。”彼佳身体向前晃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耳朵里的声音。也许这是我的音乐。好吧，再来一次。演奏吧，我的音乐！来吧！……”
他闭上了眼睛。只听得四面八方，仿佛在远处，响起了各种颤抖的声音，它们开始会合，分开，又会合，于是一切又融合成为同一曲悦耳的和庄严的颂歌。“啊，这真是太美妙了！我想要多好就有多好。”彼佳对自己说。他试着指挥由各种乐器组成的庞大的乐队。
“注意，小声点，小声点，现在停住！”于是声音仿佛听从了他的指挥。“好，现在饱满些，快活些。更加，更加欢乐些。”于是从无人知道的深处响起了不断增强的庄严的声音。“现在声乐加入进来！”彼佳命令道。于是从远处先响起了男声，接着响起了女声。这声音不断加强，显得从容不迫而又庄严凝重。彼佳听着这不同寻常的美妙的歌声，心里又惊又喜。
这歌声与庄严的凯歌进行曲汇合起来，与此同时水滴答滴答地掉着，马刀刷拉刷拉地磨着，马又相互踢撞和嘶叫起来，这一切没有破坏音乐，而是融合到了它的里面。
彼佳不知道这延续了多久，他欣赏着，为自己得到这样的享受而感到惊奇，并为找不到人说说自己的感受而觉得惋惜。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唤醒了他。
“磨好了，大人，您能用它把法国人劈成两半。”
彼佳醒了。
“天亮了，真的，天都亮了！”他大声说道。
原来看不见的马连尾巴都能看清了，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见一片淡白色。彼佳全身抖动了一下，跳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给了利哈乔夫，挥了一下马刀，试了试刀刃，把它插进刀鞘。哥萨克们解开马，紧了紧马肚带。
“瞧，队长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出了守林人的小屋，叫住彼佳，下令集合。
十一
游击队员们在昏暗中很快找到自己的马，收紧了马肚带，分成了各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守林人的小屋旁，下着最后的命令。队里的步兵迈开几百只脚，踏着烂泥沿着大路朝前走，很快消失在黎明前雾气弥漫的树木之间。哥萨克大尉对哥萨克们吩咐着什么。彼佳手握自己的马的缰绳，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上马的命令。他的用冷水洗过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火辣辣的，可是却觉得背上冷得打颤，全身迅速地和均匀地抖动着。
“喂，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杰尼索夫说。“把马牵过来。”
马牵过来了。杰尼索夫对一个哥萨克发了火，因为马肚带很松，骂了他一顿后，上了马。彼佳踏上了马镫。马习惯性地想要咬咬他的腿，但是彼佳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似的很快翻身上马，坐到马鞍上，回头看了看后面黑暗中出发的骠骑兵，骑马到了杰尼索夫面前。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您要给我什么任务吗？求求您……看在上帝分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忘记了彼佳的存在。他回头朝彼佳看了一眼。
“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他严厉地说，“听我的命令，不要乱闯。”
一路上杰尼索夫没有再对彼佳说一句话，一直默默地走着。当他们来到树林边缘时，田野里已明显地变得明亮起来。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于是哥萨克们便开始经过彼佳和杰尼索夫身旁向前走。等到他们全都过去后，杰尼索夫便策马朝山下奔去。马匹蹲下后腿，向前滑行，驮着骑手们下到谷地里。彼佳和杰尼索夫并辔而行。他全身颤抖得愈来愈厉害。天色愈来愈亮，只是浓雾还遮住远方的景物。杰尼索夫到了下面，回头看了一眼，朝一个站在他身旁的哥萨克点点头。
“发信号！”他说。
哥萨克抬起手，开了一枪。在这一瞬间响起了跑在前面的马的马蹄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呐喊声，还有射击声。
就在刚响起马蹄声和呐喊声的同一瞬间，彼佳朝自己的马抽了一鞭，放开缰绳，不理朝他喊叫的杰尼索夫，向前驰去。他仿佛觉得，枪声一响，周围就像大白天似的变得通亮了。他跑到了桥头。前面大路上哥萨克在奔驰。在桥上他同一个落在后面的哥萨克碰了一下，继续朝前跑。前面有一些人——想必这是法国人——正在从道路的右边跑到左边去。一个人倒在彼佳的马蹄下的烂泥中。
一座农舍旁聚集着一群哥萨克，不知他们正在做什么。从这群人的中间传出了可怕的叫喊声。彼佳跑到这群人那里，他首先看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的苍白的、下巴颏颤抖着的脸，这个法国人两手抓住朝他刺过去的长矛。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佳喊道，松开性子发作的马的缰绳，沿着大路向前驰去。
前面可以听到枪声。哥萨克、骠骑兵和从路的两边跑过来的衣服破烂的俄国俘虏全都大声地乱喊着什么。一个不戴帽子、穿着蓝色军大衣、样子剽悍的法国人红着脸皱着眉头用刺刀抵挡着骠骑兵。当彼佳跑到跟前时，那法国人已经倒下了。彼佳脑子里闪了一下：又没有赶上；于是他朝枪声密集的地方奔去。枪声是从他昨天夜里和多洛霍夫一起去过的地主庄园的院子里发出的。法国人埋伏在长满了密密的灌木丛的花园的篱笆后面，朝聚集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射击。彼佳在快要到大门口时，在硝烟中看见脸色苍白发青的多洛霍夫，听见他正在朝人们喊叫着什么。“包抄过去！等一等步兵！”他喊道，这时彼佳已到了他身边。
“还要等一等？……乌拉—拉—拉！……”彼佳喊叫起来，他一刻也不停留地朝传出枪声和硝烟较浓的地方冲过去。响起了排枪的射击声，子弹呼啸而过，啪啪地落在什么东西上面。多洛霍夫和哥萨克们跟在彼佳后面跑进了大门。那里浓烟滚滚，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出了灌木丛朝哥萨克跑过来，有的朝山下的水池跑去。彼佳骑着马沿着地主的院子跑，他的双手没有握住缰绳，令人奇怪地很快挥动着，身子从马鞍上愈来愈向一边倾倒。马碰到在晨光中将要熄灭的篝火上，停了下来，于是彼佳沉重地掉到潮湿的土地上。哥萨克们看到他的手和脚迅速地抽搐着，而他的头却没有动。原来他的头被子弹打穿了。
一个职位最高的法国军官用剑挑着一块白手绢从房子后面出来到了多洛霍夫面前，宣布他们投降，多洛霍夫和他谈了几句，下了马，走到张开双臂一动不动地躺着的彼佳身边。
“完了。”他皱起眉头说了一句，便朝着大门口迎着骑马向他跑过来的杰尼索夫走去。
“被打死了？！”杰尼索夫喊道，他老远就看见彼佳躺在那里，那姿势是他常见的那种无疑是死人的姿势。
“完了。”多洛霍夫又说了一遍，仿佛觉得说这句话有什么乐趣似的，快步朝那些被下了马的哥萨克围住的俘虏走去。“不要这些俘虏！”他朝杰尼索夫喊了一声。
杰尼索夫没有回答；他到了彼佳身边，下了马，用发抖的双手把彼佳的沾满了血污、已经发白的脸扳过来。
“我爱吃甜东西。很好的葡萄干，全拿去吧。”他回想起了彼佳的话。哥萨克听见很像犬吠的声音，惊奇地回过头来，这声音是杰尼索夫发出的，他很快转过身去，走到篱笆跟前，紧紧地抓住它。
在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解救出的俄国俘虏中有皮埃尔·别祖霍夫。
十二
皮埃尔所在的那一批俘虏离开莫斯科后，在路上的整个时间内，法国长官没有下达关于他们的任何新的命令。到十月二十二日，这批俘虏已不和随同撤出莫斯科时的部队和车队在一起了。头几天跟在他们后面走的运干粮的车队，一半遭到哥萨克的拦截，一半走到前面去了；原来走在前面徒步的骑兵已一个也不剩了；他们全都消失了。头几天还可在前面看到的炮兵，现在已为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的车队所代替。在俘虏后面则是运载骑兵用具的车队。
法国军队原来分三个纵队走，而从维亚济马起，就挤成一团了。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后第一次休息时看到了混乱的迹象，现在混乱状态已达到了极点。
他们经过的大路的两旁到处都是死马；没有跟上各个部队的人，衣衫褴褛，不断变换着队伍，时而加入行进中的纵队，时而重新掉下队来。
在行军过程中有过几次虚惊，受惊的押送队士兵端起枪胡乱射击，拼命乱跑，相互挤压，但是后来又集合起来，为不必要的惊慌而相互咒骂。
这三大群在一起走的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仍然还各自单独存在，并且保持着完整性，虽然这三者的人数都在迅速地减少。
骑兵车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剩下的不超过六十辆；其余的不是被夺走了，就是被扔掉了。朱诺的车队也扔下了和被夺走了几辆大车。三辆大车遭到了达武军团的掉队士兵的抢劫。皮埃尔听见一个德国人说，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还要多，他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士兵，元帅亲自下令把他枪毙了，罪名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把属于元帅的银匙。
在这三大群人当中，俘虏押送队的人数减少得很多。从莫斯科出发时有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的不到一百人。押送队的士兵觉得，与骑兵车队运送的马鞍和朱诺的车队运送的行李相比，俘虏是更大的负担。他们懂得，马鞍和朱诺的银匙还可能有一点用，但是对他们这些又饿又冷的押送兵来说，站岗放哨，看守同样又饿又冷的俄国俘虏——这些俘虏在路上不断死去和掉队，而上面有命令，掉队的可就地枪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令人厌恶的事。这些押送兵担心因自己处境悲惨而对俘虏表现出内心的同情，从而使自己的处境更糟，于是对俘虏总是沉着脸，态度特别严厉。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的士兵把俘虏们锁进马厩，去抢自己部队的仓库，这时几个被俘的士兵在墙脚下挖了一个洞逃了出去，但是他们被法国人抓住枪毙了。
以前在离开莫斯科时定下的被俘军官和士兵分开走的规矩早已被打破；所有能走的人都在一起走，因此皮埃尔从第三天起又同卡拉塔耶夫和那只认卡拉塔耶夫为主人的雪青色罗圈腿的小狗在一起了。
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卡拉塔耶夫在莫斯科医院里治过的热病又发作了，而随着卡拉塔耶夫的身体愈来愈虚弱，皮埃尔逐渐疏远了他。皮埃尔不知道因为什么，但是自从卡拉塔耶夫身体开始变得虚弱以来，他需要强迫自己，才能走到卡拉塔耶夫身边去。每次他走过去时，听到卡拉塔耶夫发出的低声的呻吟（他在休息地点躺下时常发出这样的呻吟），闻到现在他身上散发出的变得更加难闻的气味，便离开他远一些，也不去想他了。
在当俘虏时，在木板房里，皮埃尔不是凭理智，而是凭自己的整个身心，凭自己的生命懂得了人是为了幸福而生的，幸福在人本身之中，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一切不幸并不来自缺少，而来自过剩；但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令人宽慰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他知道了，既没有使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完全自由的处境，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幸和不自由的处境。他知道了，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很接近；一个人为他的粉红色的被褥里裹进了一条虫子而感到难受，同样也可像他现在那样，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身子一边凉和一边热而感到痛苦；以前他曾为穿了挤脚的鞋去跳舞而难受，现在他同样为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就穿破了），两脚布满伤口而痛苦。他知道了，以前他似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妻子结婚时，并不比现在被锁在马厩里过夜更自由。在所有这些他后来称之为痛苦、而在当时几乎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他的那双被磨破了和结了痂的光脚。（马肉好吃而富有营养，用来代替食盐的含有硝石的火药的气味很好闻，天气不太冷，白天走路时还很热，夜里又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浑身暖洋洋的。）这时惟一使他感到难受的是那双脚。
第二天，皮埃尔在篝火旁察看了自己脚上的伤口，认为无法行走了；但是当大家动身时，他也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暖和过来时，走路居然不觉得痛了，但到傍晚时，这双脚看起来就更可怕了。但是他不去看它，心里想着别的事。
皮埃尔现在才明白了人的全部生命力以及人所具有的通过转移注意力而产生的救生力量，这种力量很像蒸汽锅炉的安全阀门，当蒸汽的密度超过定额时，这阀门就把多余的蒸汽放出来。
皮埃尔没有听见和看见枪毙掉队的俘虏，虽然一百多个俘虏都是这样死的。他没有去想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的卡拉塔耶夫，显然卡拉塔耶夫很快就要遭到同样的厄运。他更少想到他自己。他的处境愈困难，他的前途愈可怕，他就愈不以自己的处境为转移地产生各种愉快的和宽慰的想法，各种回忆和想象。
十三
二十二日中午，皮埃尔沿着泥滑的道路下山，看着自己的脚和坑洼不平的路面。他不时看看自己周围熟悉的人群，又看看自己的脚。两者同样都是与自己有关的，是他所熟悉的。雪青色罗圈腿的灰毛狗快活地在路边跑着，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灵活和得意，抬起一条后腿，用三条腿跳跃着，然后又撒开四条腿，吠叫着朝落到尸体上的乌鸦奔过去。灰毛比在莫斯科时更加快活和更加肥壮了。四面八方遍地都是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都有，腐烂的程度不一；因为有人行走，狼不敢过来，因此灰毛可以饱饱地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
从早晨起一直下着小雨，它使人觉得眼看就要停了，天空就要亮开了，可是在停了不长的时间后，反而愈下愈大。吸足了雨水的道路已不再吸水了，于是水沿着车辙流动，使它变得像小水沟一样。
皮埃尔一面走，一面朝两边张望，数着脚步，走三步就弯起一个手指。他心里对雨说：下吧，下吧，下得更大些！
他觉得他什么也没有想；但是他在内心的又远又深的地方却想着一种重要的和令人宽慰的东西。这就是他从昨天和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到的最微妙的精神上的启示。
昨天在夜间宿营地，皮埃尔坐在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便站起来走到最近的燃烧得较旺的篝火旁去。这时普拉东身上像披着法衣似的，连头裹着一件军大衣，坐在皮埃尔走过去的篝火旁，正在用他那干脆利落而又悦耳的、但虚弱有病的声音对士兵们讲一个皮埃尔听过的故事。时间已是后半夜。在这时候，卡拉塔耶夫热病发作过后通常精神很好，显得特别活跃。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听到普拉东的虚弱有病的声音和看见他那被火光照亮的难看的脸，心里有一种被刺了一下的不愉快感觉。他为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而感到吃惊，想要走开，但是没有别的篝火可以烤火，于是竭力不去看普拉东，在篝火旁坐下了。
“怎么，你的身体怎么样？”他问。
“身体怎么样？有病就诉苦——上帝就不会让你死。”卡拉塔耶夫说完立即回头继续讲他的故事。
“……听我说，我的老兄。”普拉东接着说，他那苍白的瘦脸上带着微笑，眼睛里闪现出两道特殊的、快乐的亮光。“听我说，我的老兄……”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卡拉塔耶夫对他一个人讲过五六次，每次讲时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快乐的感情。但是不管皮埃尔如何熟悉这个故事，他现在还是像听什么新鲜事那样注意地听着，而卡拉塔耶夫在讲故事时所体验的那种安详的欣喜也感染了皮埃尔。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商人，他和一家人过着规规矩矩的和严守教规的生活，有一次和他的同伴、一个富有的商人一起到马卡里耶去。
两个商人在一家客栈里住下，夜里睡着了，第二天发现老商人的同伴被人杀死，财物被抢。在老商人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刀子。于是这老头儿便受到审判，被处以笞刑，撕破鼻孔——如同卡拉塔耶夫所说的那样，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行事，最后被送去服苦役。
“听我说，我的老兄（皮埃尔过来时卡拉塔耶夫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在那件事后过了十年或者更长些。老头儿一直在服苦役。他老老实实地认命，不做坏事。只请求上帝赐他一死。就这样。有一天夜里，服苦役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像你我现在这样，老头儿也和他们在一道。大家说起谁因什么事受这份罪，在什么事情上冒犯了上帝。有人说他害了一条命，有人说他害了两条，有人说他放了火，有人说他是逃亡的农奴，什么罪也没有。人们问老头儿：老爷子，你是因为什么事来受苦的？老头儿说，亲爱的小兄弟们，我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孽，也是因为别人的罪孽。我没有害过别人的性命，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帮助过穷乡亲们。他说，亲爱的小兄弟们，我是一个商人；有很多财产。他就这样那样地往下说。按照顺序把整个事情对他们说了一遍。他说，我并不为自己伤心。这是上帝要惩罚我。我只可怜我的老伴和儿女们。说到这里老头儿哭了起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正好是他杀死了那个商人。他问：老大爷，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一个月？全都问到了。于是这个人心里像刀割似的。他就这样走到老头儿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脚下。他说，老人家，你代我受过了。他又说，这全是实情；这位老人家是无缘无故地受折磨。他还说，那件事是我干的，趁你睡觉时把刀子塞在你的枕头底下。宽恕我吧，老大爷，看在基督分上宽恕我吧。”
卡拉塔耶夫停住了，他高兴地微笑着，望着篝火，拨了拨劈柴。
“老头儿说，上帝会宽恕你的，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我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受苦。说着他自己伤心痛哭起来。你以为怎么着，老弟，”卡拉塔耶夫愈说愈兴奋，脸上的笑容变得愈来愈愉快，仿佛他现在说的话包含着这故事的主要魅力和全部意义似的，“你以为怎么着，老弟，这个凶手自己跑到官府去自首。他说，我害死了六个人（他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凶手），但是我最可怜这个老头儿。不要让他再怨恨我了。他自首后，录了口供，按照程序发了公文。这地方很远，当时案子进行了审理，公文抄送各个官府。最后案子送到沙皇那里。沙皇颁布谕旨：释放商人，给他一定的补偿。公文下来了，开始寻找老头儿。这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儿究竟在哪里？沙皇的谕旨下来，人们到处找他。”说到这里卡拉塔耶夫的下巴颤抖了一下。“而上帝已经宽恕了他——他死了。事情就是这样，老弟。”卡拉塔耶夫讲完故事，默默地微笑着，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前方。
这时皮埃尔的整个心灵模糊地和欣喜地感受到的不是这故事本身，而是它的神秘的涵义，是卡拉塔耶夫在讲这故事时脸上流露出的兴奋和喜悦，是这种喜悦的神秘意义。
十四
“各就各位！”突然一个人喊道。
在俘虏和押送兵之间出现了一阵快乐的慌乱，他们等待着一件幸福的和庄严的事情的发生。四面八方响起了口令声，在左边出现了一队服装整齐、骑着好马的骑兵，他们正催马快步绕过俘虏。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很紧张，通常人们在最高当局的人士莅临时往往有这样的表情。俘虏们挤成一堆，他们被推到路边；押送兵排好了队。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保养得很好的护送队骑兵刚一过去，就响起了一辆纵列驾着几匹灰马的马车的辚辚声。皮埃尔匆匆一瞥，看见了一个戴着三角帽的人的平静漂亮、又白又胖的脸。这是一个元帅。元帅的目光转向了皮埃尔的引人注目的硕大身躯，皮埃尔觉得在这个元帅皱起眉头和转过脸去的表情中包含着同情以及想要掩饰这种同情的愿望。
一个带队的将军的红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他赶着他的那匹瘦马，跟在马车后面。几个军官走到了一起，士兵们围住了他们。所有人的脸色都很激动和紧张。
“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皮埃尔听见有人问。
在元帅经过时，俘虏们挤成一堆，皮埃尔看见了他今天早晨还没有见过的卡拉塔耶夫。卡拉塔耶夫穿着他的那件瘦小的军大衣，靠在一棵白桦树上坐着。在他脸上除了昨天在讲那个无辜受罪的商人时的那种欣喜和受感动的表情外，还露出一种平静和庄重的神情。
卡拉塔耶夫用他那双和善的、现在含着泪水的圆眼睛看着皮埃尔，看样子是在叫他过去，想要对他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过于为自己担心。他装出没有看见他的目光的样子，急忙走开了。
俘虏重新出发时，皮埃尔回头看了一眼。卡拉塔耶夫仍坐在路边的白桦树旁；两个法国人站在他身边说着什么。皮埃尔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枪响。皮埃尔显然听见了这枪声，但是在他听到的一瞬间，他想起他还没有计算完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几站，他在元帅经过时已开始计算了。两个法国士兵从皮埃尔身边跑过，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冒烟的枪。他们两人的脸色都很苍白——其中一人胆怯地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们脸上的表情与上次行刑时他在一个年轻士兵脸上看到的表情有些相像。皮埃尔朝这个士兵看了一眼，想起了他前天在篝火上烘衬衫时如何把它烤糊了，人们如何笑他。
小狗在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地方吠叫起来。“这个傻瓜，它叫什么呢？”皮埃尔想道。
和皮埃尔并排走的俘虏兵们也像他一样，没有回头去看那个先传来枪声、后传来狗叫声的地方；但是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十五
骑兵车队、俘虏和元帅的车队在沙姆舍沃村停住了。大家都挤在一堆堆的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边，吃了一些烤马肉，面朝火仰着躺下，立刻睡着了。他睡得又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在莫扎依斯克那样。
现实的事件又同梦境搅和在一起了，又有一个人，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另一个人，对他说各种想法，甚至是在莫扎依斯克说过的同样的想法。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动和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自我意识到神性的喜悦。要爱生命，爱上帝。在痛苦中，在无辜受罪时爱这生命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幸福的。”
“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想起了他。
突然皮埃尔眼前生动地浮现出他早就忘了的、在瑞士教他地理的温和的小老头教师。“等一下。”小老头说。他让皮埃尔看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是一个活动的、晃动着的球，没有比例的大小。球的整个表面是密密麻麻的点子。这些点一直转动着，改变着位置，时而几个点合成一个，时而一个点又分成好几个。每个点都竭力扩大想占据尽可能大的空间，但是另一些点也这样做，挤压着它，有时把它消灭掉，有时则与它融为一体。
“这就是生命。”小老头教师说。
“这是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道，“我以前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上帝在中间，每个点竭力扩大，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它增大起来，与别的点融合，收缩着，从表面上消失，沉入到深处，又浮上来。瞧那卡拉塔耶夫，他扩大起来，又消失了。你懂吗，我的孩子。”教师说。
“你懂吗，该死的。”一个声音喊道，皮埃尔醒了。
他欠起身来。刚才推开俄国士兵的法国人蹲在篝火旁，用通条穿着一块肉烤着。他卷起袖子，一双青筋暴露、皮肤发红、长满寒毛、手指很短的手灵活地转动着通条。在炭火的火光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双眉紧皱、神气阴郁的褐色的脸。
“他反正都一样，”他说，朝站在他背后的士兵迅速转过身来，“……是个强盗。真的！”
这个法国士兵转动着通条，用阴沉的目光朝皮埃尔看了一眼。皮埃尔转过身去，望着阴暗的地方。被法国人推开的那个被俘俄国士兵坐在篝火旁，一只手抚摸着什么。皮埃尔靠近一看，认出抚摸的是雪青色小狗，它摇着尾巴，坐在士兵身边。
“啊，你来了？”皮埃尔说。“啊，普拉……”他刚开口，但没有说下去。在他头脑里突然同时浮现出一件件往事，他想起了普拉东坐在树下看着他的目光，想起了从那个地方传来的枪声，想起了小狗的吠叫，想起了两个从他身旁跑过的法国人犯罪后愧疚的脸色以及其中一人拿在手里的冒烟的枪，想起了在这宿营地已没有了卡拉塔耶夫，这时他已准备相信卡拉塔耶夫已被打死了，但是在同一瞬间，在他心里天知道从哪里出现了一个想法，他回忆起了自己夏天在基辅的住宅的阳台上同一个漂亮的波兰女人一起度过的夜晚。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今天回想起的事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就闭上了眼睛，于是夏天的自然景色便与关于游泳、关于晃动着的不结实的球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了，他沉到了水里，一直沉到他没了顶。
日出之前他被密集的枪声和大声的喊叫惊醒了。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哥萨克！”其中一人喊道，过了一会儿一群俄国人围住了皮埃尔。
皮埃尔很长时间都未能弄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四周都是难友们欢乐的喊叫声。
“弟兄们！我的亲人们！”一些老兵们哭喊着，拥抱着哥萨克和骠骑兵。骠骑兵和哥萨克们围住俄国俘虏，急急忙忙送东西给他们，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靴子，有的送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号啕大哭，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搂住第一个朝他走过来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
多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的房子的大门口，看着一群缴械的法国人过去。法国人对发生的事感到很激动，相互之间大声说着话；但是当他们经过多洛霍夫面前，看见他正用马鞭轻轻地抽打着自己的靴子，用冷冰冰的、呆板无神的、不是什么好兆头的目光瞧着他们时，谈话停止了。另一边站着多洛霍夫手下的一个哥萨克，他正在点俘虏的人数，数到一百就用粉笔在大门上画一条线。
“多少人？”多洛霍夫问点俘虏人数的哥萨克。
“一百多。”哥萨克回答道。
“快走，快走。”多洛霍夫说，这句话他是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当他的目光与经过的俘虏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睛就闪出凶残的光芒。
杰尼索夫脸色阴沉，他摘下羊皮高帽，跟在抬着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的哥萨克后面，朝花园里挖好的墓穴走去。
十六
自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出现严寒天气以来，溃逃的法国人的情况变得更加悲惨，许多人冻死和在篝火旁烤死，皇帝、王和公爵们裹着裘皮大衣坐在马车里，带着抢来的财物继续往回走；但是就实质而言，法军逃跑和瓦解的过程自从撤离莫斯科以来没有丝毫变化。
法国军队不算近卫军原有七万三千人（近卫军在整个战争中除了抢劫外，别的什么事也不干），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这七万三千人只剩下三万六千（在各次战斗中减员的不超过五千人）。这是级数的第一项，根据它可以准确地推算出以后的各项。
法国军队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纳，都按这个比例不断减员和逐渐走向灭亡，而不管天气寒冷、受追击和道路被阻的程度以及其他条件如何。过了维亚济马后，法国军队已不分为三个纵队，而是挤成一团，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贝蒂埃曾经给他的皇上呈递了一份报告（大家知道，将领们所描述的军队的状况离实际情况往往都很远）。他写道：
我认为有责任向陛下报告三天来我在行军中视察的三个军团的状况。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跟着军旗前进，其余的人则自行朝不同方向走，设法寻找食物和逃避勤务。大家都想着斯摩棱斯克，希望在那里休息一下。最近几天许多士兵扔掉了枪支弹药。不管陛下今后的意图如何，但是从陛下的利益出发，必须将各军团集中于斯摩棱斯克，把无马的骑兵、无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车队和部分炮兵从中分离出去，因为这炮兵现已与部队的人数不相称。需要解决粮食问题和休整几天；士兵们由于饥饿和劳累已疲惫不堪；最近几天许多人死在路上和宿营地。这种困苦的处境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严重，使得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迅速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那么一旦发生战斗，我们就将无可用之兵。十一月九日于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处。
法国人拥进他们心目中的乐土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了争夺粮食相互残杀，抢劫自己的仓库，当一切都抢光后，就继续逃跑。
所有的人朝前走着，自己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和为什么要走。天才的拿破仑比别人知道得更少，因为谁也没有命令他往这里那里走。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仍然保持着他们早已养成的习惯：草拟命令、书信、报告、议事日程；彼此称呼“陛下、我的表兄弟、埃克米尔公爵、那不勒斯王”等等。但是命令和报告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根本没有执行，因为无法执行，同时虽然彼此称呼陛下、殿下、表兄弟，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他们是干了许多坏事的可怜而又可恶的人，现在他们要为此受到惩罚了。尽管他们假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如何快一点离开和保住自己的性命。
十七
在法国人从莫斯科到涅曼河退却的路上，俄法两国的军队的行动犹如捉迷藏，两个玩这游戏的人都蒙住了眼睛，其中一个人不时摇着铃，告诉捉的人他在什么地方。开头这个人不怕对方，大模大样摇着铃，但是当他觉得情况不妙时，便竭力在走路时不发出声音，躲开对方，心里想要逃跑，实际上常常往对方的怀里撞。
开头拿破仑的军队还让人知道他们在哪里，——这是在他们沿卡卢加大道撤退的初期，但是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后，他们便用手摁住铃舌逃跑起来，心里认为他们能走掉，实际上常常直接撞到俄国人身上。
法国人和跟在他们后面的俄国人都跑得很快，因此马匹全都疲惫不堪，这样一来，作为用来大致了解敌军位置的主要手段的骑兵侦察队已不存在。此外，由于两军的位置经常迅速改变，因此即使弄到了情报，也不能及时送到。假定说，二号得到敌军一号在某地的情报，本来三号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可是敌军已走了两程路，已完全到了另一个地方。
一支军队逃跑着，另一支军队追赶着。到斯摩棱斯克后，法国人有许多条不同的道路可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四天，看来能够弄清敌人在哪里，想出某种有利的办法，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但是停留四天后，这群乌合之众又开始逃跑，既不向右，也不向左，不进行任何机动，不作任何考虑，继续走最坏的老路，沿着熟道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退却。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在前面，他们在逃跑中队伍拉得长长的，前后相距二十四个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头的是皇帝，然后是王，再就是公爵。俄国军队以为拿破仑将向右拐渡过第聂伯河，这是惟一合理的路线，于是也向右，上了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于是在这里，像捉迷藏时一样，法国人碰上了我们的前卫队。法国人没有料到会在这里看见敌人，乱成一团，一时吓呆了，停了一会儿，然后扔下了跟在他们后面的同伴，又继续逃跑。法国的各个部队，先是总督的，接着是达武的，然后是内伊的，好像通过俄军的队列一样，一个接一个在这里通过，一共走了三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只顾自己，扔掉所有的重装备、大炮和一半人员，在夜间从右面兜半个圈绕过俄国人，仓皇逃窜。
内伊走在最后（虽然法国人的处境很不妙，或者说正是由于他们处境不妙，他们才想要像上面说过的那个孩子一样敲打摔痛了他们的地板，就这样内伊炸毁了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的城墙，然后才走），他走的时候他的那个军有一万人，而跑到奥尔沙见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他是扔下所有的人和所有大炮在夜间偷偷地穿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的。
法国人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纳的大路继续逃跑时，也完全像在与追击的军队玩捉迷藏一样。到了别列津纳河边又乱成一团，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但是那些过了河的人则继续逃跑。他们的主帅穿上皮大衣，坐上雪橇，扔下自己的同事们，一个人跑了。其余的人凡是能跑的，也都跑了，不能跑的，或者投降，或者死了。
十八
法国人在这次逃跑中，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来毁灭自己；这群乌合之众的任何一个行动，从转向卡卢加大道到主帅逃跑，都毫无意义——在讲战争的这个阶段时，那些把群众的行动归结为一个人的意志的历史学家们似乎无法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描述这次撤退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这次战争的书堆积如山，而且到处都描述了拿破仑的各项命令和深谋远虑的计划，他的指导部队的策略，以及他的元帅们的指挥作战的杰出才能。
在从小雅罗斯拉韦茨撤退时，他可以走通往富庶地区的道路，并且他面前还摆着一条平行的道路，后来库图佐夫就是沿这条道路进行追击的，因而没有必要走那条遭到破坏的道路，可是这却被历史学家们说成是按照深谋远虑的意图进行的。同样，他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描述成是有深思熟虑的意图的。然后又描述他在克拉斯诺耶附近的英勇行为，似乎他准备在那里迎战俄军并亲自指挥，手里拿着一根桦木棍走来走去，嘴里说道：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了，现在是当将军的时候了。”尽管他这样说，在这之后他还是立刻继续逃跑，扔下他后面的分散的军队，让他们听任命运的摆布。
接着历史学家们给我们描述元帅们、尤其是内伊的精神的伟大，而内伊的伟大在于他夜间绕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丢掉了军旗和大炮以及十分之九的部队跑到了奥尔沙。
最后，历史学家们把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勇的军队这一行为也说成是伟大和天才的表现。这种望风而逃的行为，人的语言称之为无耻之尤，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知道什么叫羞耻，可是在历史学家的语言里，就连这样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在历史论断的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在行为明显违反全人类称之为善、甚至称之为公正的东西时，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了“伟大”这一概念作为救命稻草。“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好与坏的尺度。伟大人物似乎没有不良行为。谁要是伟大，他就不会有可以用来责怪他的恐惧。
“这很伟大！”历史学家们说，于是好和坏全没有了，有的只是“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根据他们的理解，伟大是被他们称为英雄的特殊动物的本性。于是拿破仑不仅扔下那些就要遭到灭亡的同事，而且扔下（在他看来）由他带到此地的人，自己穿上暖和的皮大衣逃回家去，他感到这很伟大，而且心里是坦然的。
“崇高（他在自己身上看到某些崇高的东西）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他说。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一直重复着：“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崇高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谁也不会想到，承认无法以好和坏的尺度来衡量的伟大，只是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比的渺小而已。
基督给了我们衡量好坏的尺度，对我们来说，没有不可衡量的东西。哪里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哪里就没有伟大。
十九
俄国人在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的描述时，有谁能不产生那种恼火、不满和模糊不清的沉重感觉呢？有谁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三支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他们，既然溃不成军的法国人又冻又饿，成批投降，既然（史书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正在于拦住、切断和俘虏所有法国人，那么怎么不全部俘虏和消灭他们呢？
既然以前人数比法国人少的俄国军队都进行了波罗金诺会战，那么现在这支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法国人并且目的又是要将他们俘获，怎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难道法国人有那么大的本领，使得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他们却不能把他们打败？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史书（被称为历史的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都没有采取这样那样的灵活机动的行动。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所有这些行动呢？既然预定目标未能实现的责任在于他们，那么为什么不审判和处死他们呢？但是，甚至即使假定俄国人失利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过错，也仍然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附近拥有那样的条件（在两地俄国人均占优势），为什么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国王和皇帝们？要知道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有人用库图佐夫阻止发动进攻这一点来解释这个奇怪现象（俄国的军事史家就这样做），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塔鲁季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均未能阻止部队发动进攻。
为什么力量非常薄弱的俄国军队在波罗金诺战胜了锐不可当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优势兵力，却为溃不成军的法国人所击败？
如果说，俄国人的目的在于切断法军、活捉拿破仑和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作的所有努力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失败，那么法国人认为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就是完全正确的了，而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阶段是以我们的胜利结束的，也就完全不对了。
俄国军事史家们根据逻辑的要求，不由自主地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虽对俄国人的勇敢和忠诚等等作了热情的赞颂，但也不由自主地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和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但是如果完全撇开民族自尊心，就会感觉到，这个结论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法国人的一系列胜利最后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使他们完全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失地。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历史学家们是根据皇上和将军们的书信、战报、计划等等来研究当时的事件的，他们推测，一八一二年战争后期的目的仿佛是要切断法军退路，抓住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俘虏全军，其实这目的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它没有意义，要达到它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目的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第一，是因为拿破仑的败军以最快的速度从俄国逃跑，也就是说，做着每个俄国人最希望他们做的事。当法国人以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逃跑时，为什么还要用各种方法进行阻击呢？
第二，站在路上去堵截全力逃跑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为了消灭法国军队而损失自己的兵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国军队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就在不断加快地自行消灭着，即使不挡住他们的路，他们也不能带出比十二月逃离国境时更多的人，即不能带出多于全军百分之一的人。
第四，想要活捉皇帝、国王、公爵们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俘虏这些人，如同当时最有经验的外交家（约·梅斯特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将会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想要俘虏法国各个军的想法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自己的军队在到克拉斯诺耶时人数减了一半，而俘虏的部队需要有几个师来押送，再说当时自己的士兵也不是时时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已抓的俘虏正在饿死。
切断法军和生擒拿破仑的所谓深谋远虑的计划，与一个种菜园子的人的计划相似，此人在把践踏菜畦的牲口轰出菜园时，自己跑到门口，痛击牲口的脑袋。可以为这菜园主辩护的只有一点，即他非常生气。但是就连这一点也未必适用于计划的制定者，因为他们并不因菜园遭到践踏而蒙受损失。
再说，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第一，是因为经验说明，在一次战斗中，几个纵队在五俄里的距离内运动，从来不会符合计划的要求，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率部按时在指定地点会合的可能性很小，几乎等于零，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计划时说过，远距离牵制敌人的行动不会带来所希望的结果。
第二，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要消除拿破仑军队后退的惯性力量，应当拥有几支比俄国军队大得无可比拟的军队。
第三，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军事术语“切断”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切断面包，但是不能切断军队。切断军队——挡住它的去路——无论如何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周围可以绕着走的地方总是很多的，而且可以利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夜，军事学家们即使只根据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战例，就可以深信这一点。在抓俘虏时，如果被抓的一方不肯俯首就擒，就无法抓住，好像无法捉住一只燕子一样，虽说它落到手上，似乎可以顺手捉住它。可以俘虏的是那些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和战术的规则投降的人。但是法国军队不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他们这样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是逃跑还是被俘，等待着他们的同样都是饿死和冻死。
第四，这是主要的，这事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过像在一八一二年如此可怕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俄国军队在追击法国人时已竭尽了全力，再作更大努力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季诺到克拉斯诺耶途中，生病和掉队的有五万人，即相当于一个大的省会的人口。一半人是不经战斗而离队的。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部队官兵没有靴子和皮大衣，粮食不足，没有伏特加，一连几个月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雪地上；那时白天只有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黑夜，夜里纪律就不可能再起作用；那时人们不像参加战斗时那样处于已无纪律的死亡地带只几个小时，而是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每时每刻都在与冻死和饿死作斗争；那时在一个月里损失了一半军队——而历史学家们讲到这个阶段时却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朝某个方向侧进，托尔马索夫也应当朝某个方向进军，奇恰戈夫则应向某地转移（在没膝的雪中转移），某人应当击溃和切断等等，等等。
死掉一半的俄国人为达到符合人民要求的目的，做了他们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至于另一些俄国人坐在暖暖和和的房间里主张做一些做不到的事，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事实与史书的描述之间的这整个奇怪的和令人不解的矛盾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们写的是各个将军的美好的感情和漂亮的言辞，而不是事件的历史。
他们觉得很有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话，这个和那个将军得到的奖赏以及他们的设想；而关于五万人留在医院和进了坟墓的问题，他们甚至不感兴趣，因为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然而只要不去研究各种报告和将军的计划，而深入到几十万事件的直接参加者的活动中去，那么以前觉得不可解决的所有问题就会突然迎刃而解，得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退路的目的从来不曾有过，它只存在于十来个人的想象里。它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它毫无意义，而且不可能达到。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清除自己国土上的入侵者。这个目的首先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因而应该做的事只是不去阻碍他们。其次，这个目的是靠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达到的，再就是因为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跟在法国人后面，只要法国人一停住，就对他们使用武力。
俄国军队应当像赶牲口跑的鞭子那样行动。一个有经验的赶牲口的人懂得，最好的方法是举着鞭子吓唬奔跑的牲口，而不是劈头盖脑地抽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