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对一个人来说，任何运动的规律只有当他从这运动中任意抽取若干单位加以考察时，才变得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的大部分错误是从把连续不断的运动任意地分为不连续的单位的做法中产生的。
众所周知，古代人有一个所谓的诡辩，说的是阿喀琉斯虽然行走的速度为乌龟的十倍，但是永远追不上在他前面爬行的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走完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就会在他前面爬这距离的十分之一；而当阿喀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向前爬了百分之一，照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答案（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谬是由于任意地把运动分为不连续的单位，而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却都是完全连续的。
我们采用运动的愈来愈小的单位，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不会得到它。只有假设有无穷小的数值和由它开始的到十分之一的级数，并取得这个几何级数的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获得处理无穷小的数值的技术后，如今在运动的其他比较复杂的方面也能解答以前觉得是无法解答的问题了。
数学的这一古代人所不知道的分支，在考察运动的问题时，假设有无穷小的数值的存在，即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的连续性）借以恢复的数值的存在，从而纠正了人的头脑由于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不考察连续不断的运动而不能不犯的错误。
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时，情况也完全一样。
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
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理解人的所有任意行为的总和所产生的连续不断的运动的规律，人在思想上假设有任意的和不连续的单位的存在。历史学的第一个方法是从连续不断的事件中任意抽取一个系列，将其与别的系列分开来进行考察，其实任何事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开端，永远都是一个事件产生于另一个事件。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把沙皇、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来考察，而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从来不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历史科学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常常采用愈来愈小的单位来进行考察，力图用这种方法接近真理。但是不管历史采用的单位如何之小，我们觉得，如果假设有与其他单位分开的单位的存在，假设某种现象有其开端，假设所有人的任意行为是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那么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史学的任何结论，无需批评者费一点气力就化为乌有，不留一点痕迹，这只是由于批评者把一个或大或小的不连续的单位选作考察的对象；批评者永远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所取的历史单位总是任意选择的。
只有假设用来观察的是无穷小的单位——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同类的爱好，并且掌握积分（求这些无穷小之和）的技术后，我们才有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的头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不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放下自己平常做的事，从欧洲的一边奔向一边，抢劫，互相残杀，欢庆胜利和陷入绝望，生活的进程几年内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强烈的运动，它始而不断高涨，随后逐步减退。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进行的？——人们常常这样问。
历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我们讲述巴黎的一座大楼里几十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把这些言行用“革命”一词来称呼；然后详细讲拿破仑以及某些对他抱同情和敌对的态度的人的传记，讲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说：这就是这个运动的起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但是人的理智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而且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作这样的解释时把最微弱的现象当做最强有力的现象的原因。是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正是这些任意行为的总和使革命和拿破仑一时得以存在，后来又将其消灭。
“然而每一次，只要有征服的行动，就有征服者；只要国内发生大的转变，就有大人物。”历史这样说。而人的理智回答道，不错，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征服者，就会有战争，但是这并不证明征服者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并不证明可以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一次，当我看见自己的钟的时针走到了十点的地方时，我就听到隔壁的教堂里开始鸣钟，但是我无权根据每次时钟走到十点时就响起钟声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的原因。
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时，我就听见汽笛的声音，看见阀门打开和车轮转动起来，但是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的声音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们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橡树长新叶了；确实，每年春天橡树长新叶时都刮寒风。但是，我虽然不知道橡树长新叶时刮寒风的原因，我不能同意农民们把刮寒风的原因说成是橡树长新叶，理由只有一点，即风力不受长新叶的影响。我看到的只是在任何生活现象中常见的某些条件的巧合，并且看到，不管我如何仔细地观察钟的时针、机车的阀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叶芽，我仍找不出教堂钟响、机车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达到此目的，我必须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运动的规律。历史学也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尝试已经做了。
要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把沙皇、大臣和将军们放在一边，而去研究指导着群众的同类的、无穷小的因素。谁也不能说，用这种方法能使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琢磨出历史的规律，而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有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帝王将相的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看法上所花力气的百万分之一。
二
欧洲十二个民族的军队侵入了俄国。俄国军民避免交锋，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前进的速度不断增大，直奔它的目标莫斯科。它在快要接近目标时前进尤为迅速，如同下落的物体快要接近地面时加大了速度一样。一个饥饿的、敌对的国家的几千俄里的国土留在了背后，而在前面距离目标还剩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这支侵略军似乎单凭一股冲力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在俄国军队里，在不断后退的过程中仇恨敌人的情绪愈来愈高涨，部队在后退时集中起来，实力增强了。在波罗金诺附近进行了交锋。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被打垮，但是俄国军队在交锋后必然会立刻后退，正如一个球与另一个以更大的速度朝它冲来的球碰撞后必然会弹回来一样；而那个快速冲过来的侵略者之球（虽然在碰撞中已失去了全部力量）也必然会再滚一段距离。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离了莫斯科，法国人进了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在这之后的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一次战斗。法国人停在那里不动。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鲜血和舔着伤口的野兽一样，在莫斯科停留了五个星期，什么事也没有做，突然无缘无故地往回跑：奔向卡卢加大道（在打胜仗后，小雅罗斯拉韦茨附近的战场又为他们所控制），没有再打一次大仗，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逃到维尔纳，过了别列津纳河，再继续往回跑。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波罗金诺会战打赢了。库图佐夫就是这样报告皇上的。他下令作进行新的战斗的准备，以便彻底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欺骗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被战胜了，这个战役的每一个参加者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接二连三地传来伤亡空前惨重、损失了一半军队的消息，这样再要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伤员还没有送走，弹药未得到补充，阵亡的人数还没有统计，还没有派新的指挥官去代替战死的人，官兵还没有吃饱睡足时，是不能发起新的战斗的。
而与此同时，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以仿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朝俄军推进。库图佐夫曾想在第二天发起进攻，全军也希望这样做。但是要发起进攻，只有这样做的愿望是不够的；需要有这样做的可能，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能不后退一程，接着同样不能不再退第二程，第三程，最后，到九月一日——这时军队已到了莫斯科——尽管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但是实际情况要求这些部队退离莫斯科。于是部队又退了一程，退了最后一程，放弃了莫斯科，使它落到敌人手里。
有的人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是统帅们用这样的方法制订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着地图考虑如何部署这次或那次战役一样；这些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和那样做，为什么他没有立刻退向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习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有其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统帅的活动完全不像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书房里分析某次战役时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分析时看着地图，双方的兵力是知道的，地形也是知道的，而且是从某个已知的时刻开始考虑的。一个总司令在某个事件开始时，从来都不处于我们考察这事件时已知的条件之中。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的中间，因此他任何时候，任何时刻都不能全面地考虑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不知不觉地、一刻不停地呈现出本身的意义，而在事件的这个接连不断的呈现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于最复杂的玩弄权术、阴谋、操心、各种依赖关系、权力、方案、建议、威胁、欺骗的中心，经常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学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利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往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提过这样的方案。但是摆在总司令面前的，尤其是在困难时刻，常常不是一种方案，而总是同时有几十种。而这些根据战略和策略制订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看来总司令应做的事只在于从这些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但是就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等待人的。假定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加大道，但是这时一个副官骑着马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跑来问道，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会使我们不再拐向卡卢加大道。在副官之后军需官紧接着前来请示粮草运往哪里；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来的信使送来了皇上的信，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于是总司令的竞争对手，即在暗中拆他的台的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常常有好几个）便提出与转移到卡卢加大道的计划完全相反的方案；总司令体力消耗很大，需要睡眠和吃点东西；可是一位没有得到奖赏的可敬的将军前来向他发牢骚，居民则来寻求保护；派去观察地形的军官回来向他报告，说的与在他之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进行现地侦察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必然会遇到的这些条件的人，在向我们介绍，譬如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设想总司令在九月一日能够完全自由地解决关于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可是当俄国军队到了离莫斯科五俄里时，这个问题已不可能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附近，是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附近，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三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驻扎在菲利附近。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策马到了库图佐夫元帅面前。
“在这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要他把话再说一遍。他说完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手伸给我，”库图佐夫说，把他的手翻过来摸他的脉，又说道：“你有病，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
库图佐夫在俯首山上，在离多罗戈米洛沃门六俄里的地方下了马车，在路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将军。从莫斯科城里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参加到他们之中。所有这些杰出人物分成几堆，相互之间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设想中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以及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感觉到，虽然并没有说明叫他们来开军事会议，但是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会议。大家谈论的都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谈论或打听私人的事情，那么只低声地说几句，立即又转回到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没有人说笑话，听不见笑声，甚至看不见微笑。显然，所有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他们的地位相称。每一堆人在交谈时，竭力靠近总司令（他坐的凳子仍然处于这几堆人的中心）尽量把话说得使他能够听见。总司令听着，有时再问一遍他周围的人说的话，但是自己没有参加谈话，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在听了某一堆人的话后，大多带着失望的神情——仿佛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他希望知道的——转过头去。一些人谈到选定的阵地时，批评的主要不是阵地本身，而是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证明说，错误在这之前已经犯了，应该前天就应战；还有一些人谈到萨拉曼卡战役，他们是听刚来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说的。（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了萨拉戈萨的被围，认为也可以这样保卫莫斯科。）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堆人当中说，他准备同莫斯科民兵一起战死在莫斯科城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为自己不了解情况表示遗憾，要是他事先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第五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深度，谈论军队应朝哪个方向运动。第六堆人说的纯粹是废话。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愈来愈忧虑和阴郁了。他从所有这些谈话中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也就是说，这完全不可能，如果有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令进行战斗，那么会出现混乱，仗仍然打不起来；仗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这个阵地不中用，而且他们在谈话中讨论的只是这个阵地无疑会放弃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指挥官怎么能把自己的部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打仗的战场上去呢？下级指挥官，甚至士兵（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阵地不中用，因此不能在相信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去打仗。如果本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阵地，而其余的人尚无定见，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只能作为挑起争论和搞阴谋的借口。库图佐夫明白这一点。
本尼格森选定了立场，使劲地显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库图佐夫听他这样说时不能不皱眉头），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本尼格森的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守不住，就把过错推给库图佐夫，说他不战而退，把部队带到了麻雀山；如果守住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他的意见遭否决，就可为自己洗刷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是现在老人对这个耍阴谋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他所考虑的这个问题是：“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在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在前天晚上我打起瞌睡来，命令本尼格森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然而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的呢？莫斯科应当放弃。部队应当撤退，应当发布这个命令。”他觉得发布这个可怕的命令就像放弃军队的指挥权一样。况且他喜欢权力，习惯于掌权（在土耳其时，他曾是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那位公爵受到的尊敬使他很羡慕），并且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只因为这一点，他才在违背皇上的意愿的情况下顺应民心被选中当了总司令。他还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在这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指挥军队，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看做自己的敌手；于是当他一想起他应当发布的命令时就感到可怕。但是应当作个决定，应当打断他周围的人的谈话，因为这些谈话开始变得太自由放任了。
他把几位职位较高的将军叫到自己跟前。
“不管我的头脑是好是坏，再也没有什么人可帮一把的了。”他说，从长凳上站起来，前去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的一座最好的宽敞的木房子里召开会议。这个农民大家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挤在门廊那边的杂房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的小孙女玛拉莎留在大房子的火炕上，殿下很喜欢她，在喝茶时给了她一块糖。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屋来，在放在上座处圣像下面的宽长凳上坐下，玛拉莎从火炕上又胆怯又高兴地看着他们的脸、身上的制服和佩戴的十字勋章。而爷爷本人，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离开他们单独坐在阴暗角落的炉子后面。他的身体深深陷进折叠的圈椅里，不断地发出呼哧声和抻着军服的领子，虽然领扣是解开的，但是他觉得仍然卡着他的脖子。一个接一个进来的人走到元帅面前；他和某些人握握手，朝某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窗户上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凯萨罗夫明白了殿下的意思，他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在农家的一张云杉木桌子上放着地图、平面图、铅笔和纸张，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太多，于是勤务兵又搬来了一条长凳，把它放在桌旁。刚到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就坐在这条长凳上。在圣像下面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格奥尔吉勋章，脸色苍白，带有病态，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在一起。他寒热病发作已有两天了，这时他浑身发冷和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在一面很快地做着手势，一面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告诉巴克莱什么事。身材矮小和圆圆胖胖的多赫图罗夫扬起眉毛，两手放在肚子上，注意地听着。另一边坐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用一只手支着他那宽大的脑袋，一双大胆的黑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脸上带着急不可耐的表情，用习惯动作把两鬓上的黑发朝前卷，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进屋的门。科诺夫尼岑坚定、漂亮、和善的脸上挂着亲切而调皮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向她挤挤眼睛，逗得那小姑娘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家等着本尼格森，这时他借口要再一次视察阵地，还在吃他的那顿美味的午餐。等他从四点等到六点，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开始讨论，人们低声地谈论着别的事。
本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出来朝桌旁挪动了一下，但只挪到放在桌上的蜡烛照不着他的脸的地方。
本尼格森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保卫它？”接着是长时间的冷场。大家脸色阴沉，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生气的呼哧声和咳嗽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看着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好像要哭一样。但是这个场面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生气地重复本尼格森的话说，以此指出这句话的装腔作势。“请允许我对您说，伯爵大人，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朝前倾。）不能提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诸位先生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应战而冒丧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有利呢，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有利？’我希望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把身体向后一仰，靠到圈椅背上。）
讨论开始了。本尼格森还不认为他已经输了。他同意巴克莱等人提出的无法在菲利打防御战的意见，满怀着俄罗斯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向法军右翼实施打击。看法出现了分歧，发生了争论，有人赞成这个意见，有人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拉耶夫斯基对本尼格森的意见表示同意。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因为觉得在放弃首都前需要作些牺牲，还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似乎并不明白现在的会议并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不明白现在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把关于莫斯科的问题撇在一边，谈论着军队应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面前发生的事，对这次会议有另一种理解。她觉得这只是“爷爷”和“穿长襟衣服的人”（她这样称呼本尼格森）之间的个人的争吵。她看到他们相互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心里是赞成爷爷的。她看见爷爷在谈话中间调皮地朝本尼格森瞥了一眼，在这之后她高兴地发现，爷爷对“穿长襟衣服的人”说了些什么，把他制止住了：只见他突然涨红了脸，生气地在屋里走了走。本尼格森这样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分析了他提出的夜里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去攻打法军右翼的建议的利弊，平静地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距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通常都是很危险的，战争史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例如……（库图佐夫仿佛沉思起来，一面寻找着例子，一面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本尼格森。）不妨以弗里德兰战役为例，我想，这次战役伯爵记得很清楚，当时……并不太顺利，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在离敌人太近的地方重新编队……”接着全场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重新开始了，但是常常中断，人们都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有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打算说话似的。大家都回头朝他看了一眼。
“好吧，诸位！看来要由我来承担后果了。”他说。接着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桌子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见了。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他停了一下）凭我的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命令撤退。”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他们神情庄重，小心谨慎，默默无言，好像参加葬礼后散了一样。
有几位将军用一种与会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音调低声地告诉总司令一些什么事。
家里人早就在等玛拉莎去吃晚饭了，她光着两只小脚丫踩着火炕的台阶，背朝外小心翼翼地从高板床上爬下来，夹杂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溜出门去。
库图佐夫放走将军们后，用胳膊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放弃莫斯科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后定局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有料到，”他对深夜到他这里来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没有料到！”
“您应当休息一会儿，殿下。”施奈德说。
“不！他们将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圆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那样，只要……”
五
与此同时，在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在放弃和焚毁莫斯科的事件上，拉斯托普钦采取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我们似乎觉得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这个事件——放弃和焚毁莫斯科——也像军队在波罗金诺会战后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每一个俄国人，不是根据推论，而是凭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心中的感情，就能预料到发生的事情。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各个城市和村庄，在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及其传单参与的情况下就不断发生过后来在莫斯科发生的同样的事。老百姓无忧无虑地等待敌人到来，既不闹事，也不着急，没有把什么人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感觉到自己有力量在最困难的时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当敌人快要到时，居民中最富的人扔下财产走了；最穷的人留下来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的心里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这个认识，还有莫斯科将要被占领的预感，存在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俄国人心中。有些人早在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离开时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留下房子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所谓潜在的（latent）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不是用漂亮的言词，不是用为了拯救祖国杀死孩子等不自然的行动表现出来，而是不引人注目地、简简单单地、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来的，因此常常能产生最强烈的效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会从莫斯科逃走。”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劝导他们，说离开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对被称为胆小鬼感到羞耻，不好意思离开，但是他们仍然还是走了，因为知道应该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走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渲染拿破仑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制造暴行把他们吓跑的。他们当中第一批走的是有钱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知道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这两座城市在被拿破仑占领期间，居民们与很有魅力的法国人一起日子过得很快活，当时俄国的男人、尤其是女人也非常喜欢这些法国人。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生活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的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都知道不能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下，因为这是最坏的事。他们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已开始走了，而在会战后走得更快，不理会号召保卫首都的文告，不把莫斯科总督关于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决一死战的声明放在心上，不注意那些应用来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也不听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写的所有废话。他们知道，仗应由军队来打，如果军队打不了，那么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到三山门去和拿破仑作战是不行的，不管多么舍不得丢下自己的财产，但是需要离开。他们走了，并不考虑这个被居民放弃的、显然会被焚毁的巨大而富饶的首都（一个被遗弃的木质建筑物的大城市必然会被焚毁）的重大意义；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离开的，而与此同时只是由于他们走了，便发生了那个永远成为俄国人民最大光荣的雄伟壮丽的事件。那位模糊地意识到她不能当拿破仑的奴仆，害怕根据拉斯托普钦的命令不放她走的太太，早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小丑从莫斯科动身去萨拉托夫乡下，她倒是简简单单地和真正地在做着那件拯救了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时而羞辱那些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转移圣骨和圣像，时而征用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大车运走列皮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焚毁莫斯科，时而又讲述他如何焚毁了自己的房子，写了一篇告法国人的传单，其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烧毁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焚毁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加以摒弃，时而命令百姓捉拿奸细并送到他那里去，时而又为此责备他们，时而把所有法国人遣送出莫斯科，时而又把作为莫斯科所有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的奥贝尔－夏尔玛留在城里，没有任何理由下令逮捕受人尊敬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并将其流放，时而把人们集中到三山门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摆脱这些人，听任他们杀死一个人，自己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经受不住莫斯科遭到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了关于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这个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意义，而只是想亲手做一些事，使人感到惊讶，想完成一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壮举，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弄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严肃的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挡把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
六
埃莱娜随着宫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后，陷入了困境。
在彼得堡埃莱娜一直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大官的特殊庇护。而在维尔纳时，她同一位年轻的外国亲王关系密切。她回来后，那位亲王和大官都在彼得堡，两人都宣称自己有特殊的权利，于是对埃莱娜来说，出现了一个在其获取宠幸的生涯中的一个新课题：如何保持同两人的亲密关系而不得罪其中任何一个人。
那种对另一个女人来说看来似乎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无法应付的事，一次也没有使这位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伤过脑筋，无怪乎她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名声。如果她开始隐瞒自己的行为，玩弄花招来摆脱窘境，她这样做就会弄坏自己的事情，承认自己有过错；而埃莱娜采取相反的做法，她像一个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大人物一样，立刻摆出有理的样子，并且真心地相信这一点，而把所有别的人放到有过错的地位上。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高傲地抬起漂亮的头，朝他侧过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
“这就是男人的自私和冷酷！我并不希望会有别的表现。女人为你们牺牲自己，很痛苦，而这就是报答。殿下，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向您报告我与他的友好的交往和情感呢？这个人对我来说胜过父亲。”
那人想要说什么，埃莱娜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她说，“也许他对我的感情不完全是父亲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让他到我家来。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男人。殿下，您要知道，我内心的情感我只向上帝和我的良心诉说。”她说完这句话时，把一只手轻轻放在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两眼望着天空。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听我说。”
“您就和我结婚吧，我将成为您的奴隶。”
“但这是不可能的。”
“瞧您不肯屈辱俯就和我结婚，您……”埃莱娜说着哭了起来。
那人开始安慰她；埃莱娜含着眼泪说（仿佛神志不清一样），无论什么也不能妨碍她结婚，有这样的例子（那时例子还很少，但是她举出了拿破仑和其他的要人），她还说，她从来不是自己的丈夫的妻子，她是一个牺牲品。
“但是法律，宗教……”那人的心已经软了，说。
“法律，宗教……如果它们做不了这件事，那么还要想出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埃莱娜说。
这个重要人物对他居然想不到这样简单的道理感到很惊讶，便向与他关系很密切的耶稣会的师兄弟们求教。
在这之后过了几天，埃莱娜在石岛的别墅里举行的一次令人神往的喜庆活动，这时有人给她介绍了很有风度的若贝尔先生，他是一个穿短袍的耶稣会会员，已不年轻，头发雪白，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他在花园里，在彩灯照耀下和在音乐声中长时间地与埃莱娜谈论对上帝、对基督、对圣母的心的爱，谈论统一的真正的天主教今生和来世给人的慰藉。埃莱娜很受感动，她和若贝尔先生几次热泪盈眶，声音发抖。一个舞伴来请埃莱娜跳舞，打断了她和未来的神师的谈话，第二天晚上若贝尔先生一个人来找埃莱娜，从那时起，他经常到她家里来。
有一天他带着埃莱娜去天主教堂，埃莱娜被领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这个已不年轻的很有风度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头上，这时像她后来所说的那样，她觉得仿佛有一阵清风吹来，吹进她的心里。人们对她解释道，这是圣宠。
然后一位穿长袍的神父被领到她面前，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了一个装圣餐的匣子，留给她在家里用。几天后，埃莱娜高兴地得知，现在她已加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会，过几天教皇本人就会知道她，并将给她发一份证明文件。
在这段时间里围绕她和她本身发生的所有的事，那么多聪明的人以那么令人愉快的和那么文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关心，她现在所显示的像鸽子一样的洁白（她近来都穿白衣服和扎白缎带）——这一切都使她感到高兴；但是她虽然很高兴，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就像常有的那样，在耍弄阴谋诡计的事情上，愚蠢的人往往能骗过比较聪明的人，埃莱娜明白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和操劳奔走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她信奉天主教，从她那里为耶稣会的机构搞点钱（已对她作过这样的暗示），因此她在给钱之前坚持要他们替她办好能使她摆脱丈夫的各种手续。在她的思想里，任何宗教的意义只在于在满足人的愿望时能遵守一定的礼节。她就抱着这个目的在与神师的一次谈话中坚决要求他回答她的婚姻关系对她有多大约束力的问题。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户旁。暮色已经降临。从窗外飘进阵阵花香。埃莱娜穿着一身肩膀和胸脯透亮的白衣服。神父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巴刮得光光的，一张嘴坚实而讨人喜欢，两只白净的手温顺地合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他坐在埃莱娜近旁，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不时用赞赏她的美貌的目光平静地看看她的脸，讲述着他对他们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埃莱娜不安地微笑着，望着他拳曲的头发和刮得很光的、有些发黑的丰满的面颊，时刻等待着转换新的话题。但是那神父显然对交谈者的美貌很欣赏，为自己与她如此亲近感到很快乐，专心致志地显示着自己本行的技巧。
这位神师的推论是这样的。您在不了解您所做的事的意义的情况下向一个人发誓要忠实履行婚约，而这个人在结婚后不相信结婚的宗教意义，犯了亵渎神明罪。这婚姻就没有它应有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意义。尽管如此，您的誓言对您具有约束力。您背离了誓言。这样您犯的是什么罪呢？这罪过是可以宽恕的还是难以容忍的？是可以宽恕的，因为您这样做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孩子重新结婚，那么您的罪过是可以宽恕的。但是问题又分两个方面，第一……
“但是我认为，”听得厌烦了的埃莱娜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我在信仰真正的宗教后，就不能受那虚假的宗教加在我身上的东西的约束了。”
神师见她如此简单地把哥伦布的鸡蛋竖在他面前，不禁深感惊讶。他对女弟子出人意料地迅速解决问题表示赞赏，但是也不能放弃他花脑筋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论证的体系。
“我们再商量商量吧，伯爵夫人。”他微笑着说，开始反驳他的女弟子的论断。
七
埃莱娜知道，从宗教的观点来看，问题很简单和很容易解决，但是她的神师把它弄得很复杂，这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世俗的当局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因此埃莱娜决定在社交界为此事做些舆论准备。她挑起那个当大官的老头的醋意，也对他说了她对第一个追求者说的那些话，即对他这样提出问题：要得到她，惟一的办法是和她结婚。这个年老的要人听到这个有夫之妇提出要嫁人，开头也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很吃惊；但是埃莱娜深信这像一个姑娘出嫁那样简单和自然，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也对他起了作用。如果埃莱娜本人露出哪怕一点点犹豫、羞耻或保守秘密的痕迹，那么她的事情无疑就会失败；但是不仅没有露出保守秘密和羞耻的痕迹，而且正好相反，天真地和满不在乎地对自己的亲密朋友（而这些朋友遍于整个彼得堡）讲外国亲王和要人都向她求婚，她爱这两个人，担心伤这两个人的心。
于是流言蜚语立刻在彼得堡流传开来，说的不是埃莱娜想跟自己的丈夫离婚（如果流传的是这样的消息，那么许多人就会起来反对这个不合法的意图），而说的是不幸的、招人喜欢的埃莱娜正处于困惑之中，不知嫁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好。问题也不在于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而在于找什么样的配偶更有利，宫廷对这事会怎么看。确实还有几个死抱住陈规不放的人，他们没有能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高度，只认为这个意图是对婚姻的神圣的亵渎；但是这样的人很少，他们保持沉默，大多数人都对埃莱娜交了好运、选择谁比较好的问题感兴趣。没有提起一个有夫之妇嫁人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那些比你我都聪明的人来说已经解决了（人们是这样说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就有暴露出自己生性愚蠢和不善于在上流社会生活的危险。
只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一个人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与公众舆论不同的意见，她是今年夏天到彼得堡来见她的一个儿子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舞会上碰到埃莱娜，在大厅中央拦住她，在全场一片沉默中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你们这里有人扔下活着的丈夫要嫁人了。你大概以为这个新花样是你想出来的吧？不，有人早就赶在你前面了，亲爱的。早就想出来了。在所有的……里都这样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说着这些话，一面做着习惯性的威严的动作，卷着宽大的袖子，用严厉的目光环顾四周，穿过大厅走了出去。
在彼得堡，人们虽然害怕她，但是都把她当小丑看待，因此在她所说的话里只注意到一个粗野的字眼，他们低声相互重复着这个字眼，认为其中包含着她所说的话的精髓。
瓦西里公爵近来特别经常地忘记他说过的话，上百次重复同一句话，在见到女儿时，每次都要叨叨几句。
“埃莱娜，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他把她带到一边，把她的一只手往下拉，对她说。“我听到了一些打算，是关于……这你知道。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的父亲心里很高兴，因为你……你忍受了这么多……但是，亲爱的孩子……你就照你的心愿做吧。这是我的全部忠告。”他掩饰着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激动心情，用自己的面颊贴了贴女儿的面颊，走开了。
一直保持着最聪明的人的名声的比利宾，是埃莱娜的无私的朋友，是出色的女人常有的那种永远不会成为情人的朋友，他有一次在好友的小圈子里对自己的朋友埃莱娜谈了他对这整个事情的看法。
“听我说，比利宾（埃莱娜对像比利宾这样的朋友，通常都直呼其姓），”她用一只戴着戒指的白净的手碰了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您就像告诉妹妹那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两人当中选哪一个？”
比利宾把眉毛上方的皮肤皱在一起，嘴唇上挂着微笑沉思起来。
“您知道吗，您这样问不会使我感到意外。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您的问题已考虑了很久。您要知道，如果嫁给亲王（这是一个年轻人），”他弯曲一个指头说，“您就会永远失去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的可能，再说，宫廷也会不满意。（您知道，这里还牵涉到亲族关系。）而如果嫁给老伯爵，那么您能给他晚年带来幸福，以后……亲王娶这位要人的遗孀也不会觉得有失身份。”说着比利宾舒展开了额头上的皱纹。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高兴得喜笑颜开的埃莱娜说，她再次用手碰了碰比利宾的袖子。“不过我爱这两个人，不愿意让任何人伤心。为了这两人的幸福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膀，表示对这样伤脑筋的事，就连他也帮不了忙。
“这个女人真行！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她想同时成为三个人的妻子。”比利宾想道。
“请您告诉我，您的丈夫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他说，由于他有聪明人的不可动摇的名声，不怕提这样幼稚的问题而贬低自己。“他会同意吗？”
“唉！他很爱我！”埃莱娜说，她不知为什么觉得皮埃尔也爱她。“为了我，他什么事都愿意做。”
比利宾皱起眉头，表示正在准备警句。
“也愿意离婚。”他说。
埃莱娜笑了起来。
在敢于怀疑正在策划中的婚事的合法性的人当中，有埃莱娜的母亲库拉金娜公爵夫人。她常常因嫉妒自己的女儿而苦恼，而现在嫉妒的对象是公爵夫人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她就更无法容忍了。她请教一位俄国神父，问在丈夫还活着时能否离婚和再嫁，那神父对她说，这是不行的，使她高兴的是，神父给她指出了一段福音书里的话，其中（神父觉得）直接指出，在丈夫活着时不能结婚。
公爵夫人掌握了这些她觉得是无法反驳的论据后，大清早到女儿那里去，以便单独和她谈谈。
埃莱娜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后，带着温顺而讥讽的表情微微一笑。
“要知道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谁娶离婚的妻子……”老公爵夫人说。
“咳，妈妈，别说蠢话了。您什么也不懂。处在我的地位上有应尽的义务。”埃莱娜说了起来，从俄语改为法语，她总觉得她的事情用俄语总有些说不清。
“但是，孩子……”
“咳，妈妈，您怎么不明白，神父有权宽恕……”
这时住在埃莱娜家的女伴进来向她报告说，亲王殿下在客厅里，希望见她。
“不，告诉他，我不愿意见他，说我正在生他的气，因为他不履行对我的诺言。”
“伯爵夫人，任何罪过都应得到宽恕。”一个浅色头发、长脸高鼻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说。
老公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屈膝礼。进来的年轻人没有理会她。于是公爵夫人朝女儿点点头，步履轻盈地朝门口走去。
“是的，她说得对。”老公爵夫人想道，她的所有看法都随着亲王殿下的出现而被推翻了。“她说得对；但是我们在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怎么不知道这些呢？而这又是那样的简单。”老公爵夫人在坐上马车时想道。
八月初，埃莱娜的事完全确定下来了，于是她给自己的丈夫（照她的想象，丈夫很爱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她打算嫁给nn，她已改信惟一的真正的宗教，请求他履行离婚所必需的所有手续，详情将由送信人告之。
“在此，我要祈求上帝，我的朋友，给您以神圣而有力的庇护。您的朋友埃莱娜。”
这封信是送到皮埃尔家里的，而这时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
八
在波罗金诺会战将要结束时，皮埃尔第二次从拉耶夫斯基炮垒跑下来，和一群士兵一起沿着冲沟朝克尼亚兹科沃前进，到了包扎站，看见那里遍地血迹，听见叫喊声和呻吟声，便混在一群群士兵中间，急忙继续往前走。
现在皮埃尔心里最希望的是，赶快摆脱这一天他得到的可怕印象，回到平常的生活环境中来，躺在房间里自己的床上安安静静地入睡。只有在平常的生活环境里他才感觉到，他能够理解自己本身以及他看见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平常的生活环境。
虽然在这里，在他走的路上没有炮弹和枪弹呼啸而过，但是周围的情景仍像那里的战场上一样。眼前仍然是那些痛苦的、疲惫不堪的和有时是冷漠得令人奇怪的脸；仍然可看到那样的血污，那样的士兵军大衣，可听到那样的射击声，不过已远了一些，但仍使人感到恐怖；此外，就是闷热的天气和飞扬的尘土。
皮埃尔在莫扎依斯克大道走了大约三俄里，便在路边坐下了。
暮色已降临了大地，隆隆的炮声停止了。皮埃尔靠在一只胳膊上躺了很久，望着黑暗中在他身旁移动的人影。他一直觉得炮弹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向他飞来；他不时震颤着，欠起身来。他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久。到半夜时，三个士兵拖来一些树枝，在他身旁找个地方停下生起火来。
士兵们瞟了皮埃尔一眼，生着了火，在火上坐上锅，把面包干掰碎放进去，并放了腌猪油。油腻的食物的香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皮埃尔欠起身，叹了口气。士兵们（他们有三个人）只顾吃着，没有理会皮埃尔，相互之间说着话。
“你是什么人？”一个士兵突然问皮埃尔，显然，正如皮埃尔所想的那样，他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吃，我们会给你的，只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一个老实人？
“我？我？……”皮埃尔反问，他觉得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身份，以便与士兵更亲近些，更可为他们所理解。“我现在是一个民兵军官，不过我的民兵部队不在这里；我来参加战斗，找不到他们了。”
“瞧你！”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好吧，愿意吃就吃点糊糊吧！”一个士兵说，他把一把木勺子舔干净，递给皮埃尔。
皮埃尔坐到火堆旁，开始吃那锅里的糊糊，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所有食物中最好吃的食物。他朝锅俯下身，一大勺一大勺地舀着，一勺接一勺贪婪地吃着，火光照亮了他的脸，这时士兵们默默地看着他。
“你要上哪里去？你说！”一个士兵又问道。
“上莫扎依斯克。”
“这么说来，你是贵族老爷吧？”
“是的。”
“叫什么？”
“彼得·基里洛维奇。”
“好吧，彼得·基里洛维奇，咱们一起走吧，我们带你去。”
士兵们和皮埃尔一起，在一片漆黑中开始朝莫扎依斯克走去。
当他们到了莫扎依斯克、开始往城里陡峭的小山上爬的时候，鸡已经叫了。皮埃尔和士兵一起走着，完全忘记了他的客栈在山下，他已经走过头了。如果不是他的驯马师在半山腰里碰到他，他一定想不起来（他处于惘然若失的状态中），驯马师满城找他，正好要回客栈去。驯马师根据黑暗中发白的帽子，认出了皮埃尔。
“伯爵大人，”他说，“我们都不抱找到您的希望了。您怎么徒步走？您这是往哪里去，真是的！”
“啊，对了。”皮埃尔说。
士兵们停住了脚步。
“怎么，找到自己人了？”一个士兵问。
“好吧，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另外两个士兵说。
“再见了。”皮埃尔说着就和驯马师一起回客栈了。
“应当给他们一点什么！”皮埃尔想，抓住自己的口袋。“不，不必要。”一个声音对他说。
客栈的正房里已没有位置了：全都占了。皮埃尔到了院子里，蒙住头躺进自己的马车里。
九
皮埃尔的头刚挨到枕头，他就觉得睡着了；但是突然他几乎像身历其境似的清楚地听见隆隆的炮声，听见呻吟声、叫喊声、炮弹落地声，闻到血腥味和火药味，于是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害怕死亡的感觉。他惊恐地睁开眼睛，从军大衣下伸出头来。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和客栈老板说话，吧嗒吧嗒地踩着污泥。在皮埃尔的头顶，在阴暗的木板房檐下，鸽子被他欠起身来的动作所惊动，抖着身子。整个院子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客栈的气味，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此刻皮埃尔觉得它给人以一种宁静和愉快的感觉。在两个黑色房檐之间露出了洁净的星空。
“谢天谢地，这样的事不会再有了。”皮埃尔想道，又蒙住了头。“啊，恐惧的感觉是多么可怕，我被吓得惊慌失措是多么丢人啊！而他们……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很坚定，镇静……”他想。皮埃尔所说的他们是士兵——既包括那些在炮垒上的和给他糊糊吃的，也包括那些向圣像祈祷的。他们——这些古怪的、在这之前他一直不了解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是与所有其他的人清楚而明显地分开的。
“我要当一个士兵，只当一个士兵！”皮埃尔在快要睡着时想道。“全身心地投入这共同的生活，使那种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的东西充满自己的心。但是如何去掉自己身上所有这些多余的、可怕的东西，抛掉这个外在的人的所有赘物呢？有一个时候我能成为这种人。我愿意的话，曾经可以离开父亲。在和多洛霍夫决斗后我还可能被送去当兵。”在皮埃尔的脑子里闪现出了俱乐部里的宴会和他向多洛霍夫提出决斗的情景，还有在托尔若克与恩师的相遇。皮埃尔又想起共济会分会隆重的聚餐。这次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进行的。一个熟悉的、亲近的和敬爱的人坐在桌子的那一头。这就是他！这是恩师。“他不是死了吗？”皮埃尔想。“是的，他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活着。他死了，我是多么惋惜啊，他又活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在桌子的一边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以及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皮埃尔在做梦时，他心里这一类人也同他称之为他们的那一类人一样，是很清楚的），这些人，阿纳托利、多洛霍夫，大声地喊叫着，唱着；但是从他们喊叫声后面可以听见恩师不停地说话的声音，他的话语的声音也同战场上的轰鸣声一样，是有重要作用的和连续不断的，但是它使人听起来觉得愉快和得到慰藉。皮埃尔并不明白恩师说的话，但是他知道（思想的类型在梦里也是清楚的），恩师说的是善，是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的可能性。他们这些脸上表情纯朴、善良和坚定的人团团围住恩师。但是他们虽然善良，都不看皮埃尔，不认识他。皮埃尔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说说话。他欠起身来，但是在这瞬间他的双腿发冷，露出来了。
他开始觉得害臊，用手臂遮住腿，军大衣确实从腿上滑下来了。皮埃尔在盖军大衣时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原来的那些房檐、柱子、院子，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有些发蓝和显得很亮，上面闪耀着露水和霜花的光点。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是这不是我要的。我应当听完和理解恩师的话。”他又盖好了军大衣，但是已经见不着聚餐和恩师了。有的只是一些用言语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这些想法或者是别人说的，或者是皮埃尔自己反复思考过的。
虽然这些想法是由这一天得到的印象引起的，但是皮埃尔在回想它们时，仍相信这是一个外在于他的人对他说的。他觉得他在清醒的时候从来都不能这样想和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
“战争表明人的自由最难服从于上帝的诫条。”一个声音说。“纯朴是顺从上帝的表现；人是离不开上帝的。他们是纯朴的。他们只做不说。已说出来的话是银，没有说出来的则是金。一个人如害怕死亡，就不能掌握任何东西。谁不怕死，一切就属于谁。如果不经受一番痛苦，人就不知道自己的限度，就不了解自己。最困难的事（皮埃尔梦中继续想或继续听见别人说）是在自己心中把所有事物的意义结合成一体。把一切都结合成一体？”皮埃尔问自己。“不，不是结合。想法是无法结合成一体的，而应当把所有这些想法套在一起——这就是想要做的事！是的，应当套在一起，就该套在一起！”皮埃尔带着内心的喜悦对自己重复说，觉得正是这些话，也只是这些话表达出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解决了整个使人感到苦恼的问题。
“是的，应当套在一起，到套在一起的时候了。”
“应当套车了，到套车的时候了，伯爵大人！伯爵大人！”有一个声音重复说道，“应当套车了，到套车的时候了……”
这是驯马师的声音，他正在叫醒皮埃尔。阳光直射到皮埃尔的脸上。他朝肮脏的客栈看了一眼，看见院子中央的井边有几个士兵在饮他们的瘦马，几辆大车正在从大门出去。皮埃尔厌恶地扭过头，闭上眼睛，急忙又倒在马车的座位上。“不，我不愿意这样，不愿意看见和理解这些，我愿意理解梦里见到的东西。只要再有一秒钟，我就会全都明白。我该怎么办呢？套在一起，但是怎么把一切套在一起呢？”于是皮埃尔惊恐地感觉到，他在梦中见到的和所想的一切的全部意义都消失了。
驯马师、车夫和客栈老板对皮埃尔说，一个军官带来消息，说法国人在向莫扎依斯克推进，我军正在撤离。
皮埃尔站了起来，吩咐套车和追赶他，自己先步行出城去了。
部队开走了，留下了大约一万名伤员。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和许多房子的窗口都可见到这些伤员，他们还聚集在大街上。在街上运送伤员的大车的近旁可以听见喊声、骂声和打人的声音。皮埃尔让一位他认识的受伤的将军坐上他那追上来的马车上，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路上皮埃尔得知他的内兄和安德烈公爵都牺牲了的消息。
十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几乎在城门口他碰到了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马上就到他那里去，有要事商谈。”
皮埃尔没有回家便雇了马车到这位总督那里去了。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天早晨刚从城外索科尔尼基的别墅回到城里。伯爵家的外厅和接待室坐满了奉命前来的或自己来请示的官员。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见到伯爵，并对他作了解释，说莫斯科守不住，将要放弃。这个消息虽然瞒着居民，但是官员们和各个不同部门的头头们都像拉斯托普钦伯爵一样，知道莫斯科将要落到敌人手中；他们大家为了推卸责任，都来问总督他们掌管的部门该怎么办。
在皮埃尔进接待室时，军队来的信使正好从伯爵那里出来。
人们对他提出各种问题，信使绝望地摆摆手，穿过大厅走了。
皮埃尔在接待室里等候时，用疲惫的眼睛环视室内各种不同的官员，其中有年老的和年轻的，有军人和文职人员，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心怀不满和焦虑不安。皮埃尔走到其中有一个熟人的一群官员面前。他们和皮埃尔打了个招呼，继续谈他们的话。
“先送走，然后又让他们回来，这倒没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也负不了责任。”
“可是您瞧，他这样写着。”另一个人指着他手里拿着的一份印刷品说。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对老百姓来说需要这样。”第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是新的传单。”
皮埃尔拿过来读了起来：
殿下为了更快地与向他靠拢的部队会合，已过了莫扎依斯克，驻扎在敌人一时不会对其发动进攻的坚固阵地上。从这里已经给他送去四十八门大炮和炮弹，殿下说，将誓死保卫莫斯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进行巷战。弟兄们，你们不要看到政府机关关门就担心，秩序需要整顿，我们要通过法庭审判为非作歹的人！到必要时，我需要城乡青年的协助。我将在一两天内发出号召，而现在不需要，因此我暂时不说话。用斧头当然很好，用长矛也不错，而最好用三齿大叉：一个法国人并不比一捆黑麦更重。明天午后，我将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望伤员。我们将在那里举行仪式，使水成为疗伤治病的圣水：他们将更快地康复；我现在很健康，我的一只眼睛有过病，现在两眼明亮，十分警惕地看着。
“可是有的军人告诉我，”皮埃尔说，“城里无法打仗，阵地……”
“是啊，我们也是这样说。”第一个官员说道。
“传单上说，我的一只眼睛有过病，而现在两眼明亮，十分警惕地看着，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伯爵得过睑腺炎，”副官微笑着说，“我告诉他，老百姓来问他怎么啦，他很不安。怎么，伯爵，”副官突然带着微笑问皮埃尔，“我们听说，您家里发生了麻烦的事。好像伯爵夫人，您的太太……”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您知道，人们常常胡编瞎说。我只不过听人那样说罢了。”
“您听到什么了？”
“有人说，”副官又带着同样的微笑说，“您的妻子伯爵夫人准备出国去。大概这是无稽之谈……”
“有可能。”皮埃尔说，漫不经心地看看自己周围。“那个人是谁？”他指着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问，那人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一把大胡子像雪一样白，眉毛也是白的，但脸色红润。
“这个人？这是一个商人，也就是小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您大概听说过关于传单的事了吧？”
“啊，原来这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道，他端详着老商人的神情坚定和平静的脸，寻找着背叛的表现。
“这不是他本人。这是那个写传单的人的父亲，”副官说，“那个年轻人坐了牢，看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一个戴星章的小老头和另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勋章的德国血统的官员走到了说话的人的面前。
“您知道，”副官讲述道，“这是一件很难弄清的事。大约两个月前出现了这张传单。报告了伯爵。他下令侦查。加夫里洛·伊万内奇调查出这传单总共经过六十三人的手。问一个人：您是从谁那里得到的？——从某某人那里。他便去问这某某人：您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就这样追查下去，一直追到韦列夏金……这是一个没有念过几年书的小商人，您知道，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老板。”副官微笑着说。“问他：是谁给你的？主要的，我们知道他是从谁那里得到的。除了邮政局长外，他不可能从别的任何人那里得到。但是看起来他们之间秘密串通好了。他说：不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是我自己写的。于是又是吓唬他，又是说服他，而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最后报告了伯爵。伯爵下令把他传来。‘你的传单是从谁那里弄来的？’——‘自己写的。’您是知道伯爵的脾气的！”副官带着自豪和快乐的微笑说。“他暴跳如雷，您想一想，居然这样放肆，一派胡言，顽固不化！……”
“啊！伯爵需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这我知道！”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恐地说，“克柳恰廖夫即使没有这件事，也犯了罪，他是因此而被流放的。但是问题在于伯爵火气很大。‘你怎么能写得出来？’伯爵说。他从桌子上拿起那张《汉堡报》。‘这就是那东西。你不是写的，而是翻译的，而且翻译得很糟糕，因为你这傻瓜根本不懂法语。’您想怎么着？那小商人说：‘不，我什么报纸也不读，是我写的。’——‘既然如此，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送上法庭，把你吊死。你说，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我什么报纸也不读，是自己写的。’就这样顶着。伯爵也把他的父亲叫来，老人同样坚持这个说法。于是把他送交法庭，好像判处他服苦役。现在父亲是来为儿子求情的。这是一个坏小子！您知道，这种商人的子弟，都是花花公子，喜欢勾引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听了讲演，就毫无顾忌。要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浪荡子！他父亲在这里石桥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您知道，在这小饭馆里挂着一幅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握着金球的大圣像；他就把这幅圣像拿回家来挂了几天，瞧他干的是什么！找到了一个混蛋画师……”
十一
皮埃尔听讲这新鲜事听了一半，就被叫去见总督了。
他进了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在皮埃尔进去时，拉斯托普钦皱起眉头，用一只手擦了擦前额和眼睛。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正在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进门，他就停住不说，出去了。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拉斯托普钦等那人一出去便这样说道，“听说了您的英勇行为。但是要谈的不是这事。亲爱的，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您是共济会员吗？”拉斯托普钦伯爵用严厉的口气问，仿佛这不是好事，不过他有意原谅他。皮埃尔没有说话。“亲爱的，我已经得悉一切，但是我知道有不同的共济会员，希望您不属于那种以拯救人类为名想要毁了俄国的人。”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回答说。
“是这么一回事，我的亲爱的。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已流放到应该去的地方；对克柳恰廖夫先生也这样做了，对其余那些以建造所罗门的宫殿为名却竭力要毁坏自己祖国的宫殿的人也将照此办理。您可以明白，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如果这里的邮政局长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不会把他流放的。现在我已知道，您派自己的马车送他上路，并且为他保管文件。我喜欢您，对您没有恶意，您的年龄只有我的一半，我像父亲一样劝您不要再和这样的人进行任何交往，自己尽快离开此地。”
“然而，伯爵，克柳恰廖夫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您用不着问。”拉斯托普钦喊道。
“他被控散发拿破仑的传单，可是这并没有得到证明，”皮埃尔说（眼睛不看拉斯托普钦），“还有，韦列夏金……”
“就是这么回事！”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道。“韦列夏金是叛徒和卖国贼，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拉斯托普钦用平常人们回想起自己受到侮辱时常用的气恼的语气说。“但是我并不是请您来讨论我的事情的，请您来是为了给您劝告，或者给您命令，如果您愿意我这样做的话。请您中断同克柳恰廖夫之类的人的交往，并且离开此地。而我就是要打掉各种愚蠢的想法，不管它存在于谁的头脑里。”说到这里他大概想起他似乎是在斥责还没有任何过错的别祖霍夫，便友好地抓起皮埃尔的一只手，又说：“我们正处于全民灾难的前夜。我没有工夫跟每个和我打交道的人讲客气。有时简直头昏脑涨！好吧，亲爱的，您个人打算怎么办？”
“没有什么打算。”皮埃尔回答道，一直没有抬起眼睛，也没有改变脸上沉思的表情。
伯爵紧皱起眉头。
“我有一个友好的劝告，亲爱的。赶快离开，这就是我对您要说的话。能听进去话的人有他的好处！再见了，亲爱的。对啦，”他从门里对皮埃尔喊道，“听说伯爵夫人落入了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是真的吗？”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双眉紧锁，满脸怒容地从拉斯托普钦那里出来，这种样子人们从来没有见过。
当他回到家里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这天晚上有七八个不同的人来见他。有委员会的秘书、他的营里的上校、总管、管家和各种来求他的人。大家都有事找皮埃尔，要求他解决。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对所有问题都只敷衍说几句，目的是为了摆脱这些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时，才打开妻子的信，读了读。
“他们——炮垒上的士兵们，安德烈公爵被打死了……老人……纯朴是顺从上帝的表现。应当受苦……万物的意义……应当套在一起……妻子要嫁人……应当忘掉和理解……”他走到床边，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立刻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管家来报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专门派一个警官来打听别祖霍夫伯爵是否已经走了，或者正准备要走。
十来个人有事来找皮埃尔，正在客厅里等候他。他匆匆忙忙穿好衣服，但是没有到等候他的人那里去，却到了后门的台阶，从那里出了大门。
从那时起直到莫斯科完全被毁，别祖霍夫家里的人尽管到处寻找，但是再也没有见过皮埃尔，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十二
罗斯托夫一家人在九月一日前，即在敌人进入莫斯科前夕之前，还留在城里。
在彼佳参加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和前往该团组建的地点白采尔科维后，伯爵夫人一直担惊受怕。她想，她的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他俩都脱离了她的庇护，说不定过不了多少日子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两人一起会被打死，就像她的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都被打死了一样，这个想法是在今年夏天第一次极其清楚地出现在她的头脑里的。她曾试图把尼古拉叫回来，想亲自去找彼佳，把他安排到彼得堡的什么地方，但是这两件事都是无法办到的。彼佳只能和他的团队一起回来或者通过调到另一个服现役的团的办法调回来。尼古拉在某地的军队里，他在最后的一封信里详细地描述了他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相遇，在这之后就没有音信了。伯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而她一入睡就梦见儿子被打死了。伯爵在经过多次的商量和合计后，最后找到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了在莫斯科附近组建的别祖霍夫团。虽然彼佳仍在服军役，但是进行了这次调动后，伯爵夫人可以看到有一个儿子在她身边从而得到安慰，她希望把彼佳作这样的安排，不再放他远走高飞，让他在怎么也参加不了战斗的地方服役。这样暂时只有尼古拉一人处于危险之中，伯爵夫人觉得（她甚至对这一点表示忏悔），她爱大儿子胜过爱其余的子女；小儿子彼佳是个淘气鬼，学习很差，常常弄坏家里的东西，惹得人人讨厌，而当这个长着一个翘鼻子和一双快活的黑眼睛、脸色红润、面颊上刚刚长出胡子的孩子到了那里，到了那些身材高大、可怕而残忍的男人中间时，到了那些不知因为什么而战斗着并从中找到乐趣的人中间时，——做母亲的就觉得她爱他要大大超过爱别的孩子。彼佳预定回莫斯科的日子愈临近，伯爵夫人心里也就更加不安。她已想到她已等不到这幸福的时刻了。她不仅在看见索尼娅时，而且在看见心爱的娜塔莎，甚至丈夫在她身边时，都会发脾气。“他们跟我有什么相干，除彼佳外，我谁也不需要！”她想道。
在八月的最后几天，罗斯托夫一家人收到了尼古拉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写来的，他是被派到那里去采购军马的。这封信没有使伯爵夫人感到安心。她知道一个儿子现在没有危险后，更加为彼佳担忧。
尽管从八月二十日起罗斯托夫家的几乎所有熟人都已离开莫斯科，尽管全家人劝伯爵夫人快点走，但是伯爵夫人在她最喜欢的宝贝儿子彼佳回来前，关于离开的事连听都不愿意听。八月二十八日彼佳到了。母亲迎接他时表现出来的过分的慈爱，这个十六岁的军官并不喜欢。虽然母亲没有向他明说现在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不放他走的意图，彼佳马上就明白了，本能地担心与母亲过分地亲热，担心变得婆婆妈妈（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便对她很冷淡，回避她，在逗留莫斯科的时间里只与娜塔莎待在一起，他对娜塔莎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几乎像恋人般的手足之情。
平常无忧无虑的伯爵，到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做任何动身的准备，说好要从梁赞和莫斯科郊区的村子来运家里所有财物的大车，直到三十日才到。
从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全莫斯科都处于忙乱和熙来攘往之中。每天有波罗金诺会战中负伤的几千名伤员从多罗戈米洛沃门进来，分散到莫斯科各处去，同时有几千辆载着居民和财产的大车从各个城门出去。尽管有拉斯托普钦的传单，或者由于这些传单不起作用，或者正是由于有这些传单，城里传播着各种完全相互矛盾的和奇怪的消息。有人说不准任何人出城；有人则相反，说教堂里的所有圣像都抬走了，要强迫所有的人离开；有人说，波罗金诺会战后又打了一仗，法国人被打败了；有人又正好相反，说俄国军队已全军覆没；有人说莫斯科民兵将以神职人员为先导开往三山门；有人悄悄地说，奥古斯丁被禁止出城，抓到了几个叛徒，农民们造反了，抢劫那些出城的人的财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而实际上，那些离开的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尽管这时还没有在菲利开会决定放弃莫斯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心里都已经感觉到，莫斯科一定会放弃，自己应当尽快离开和抢救自己的财产。大家都有一种觉得一切将要突然爆发和改变的感觉，但是在九月一日之前，还什么变化也没有。如同一个被押去执行死刑的罪犯知道他马上就要完了，但仍然打量着自己的周围、扶正戴歪了的帽子一样，莫斯科也不由自主地过着平常的生活，虽然知道毁灭的时间已经临近，整个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将遭到破坏。
在莫斯科陷落前的三天里，罗斯托夫全家都忙于各种日常生活的事。一家之长伊里亚·安德烈依奇伯爵不停地在城里跑，收集各处流传的消息，回家后匆匆忙忙地作一般的和不着边际的指示，要求作动身的准备。
伯爵夫人看着仆人收拾东西，对一切都不满意，跟在不断躲开她的彼佳后面，嫉妒娜塔莎，因为彼佳总是跟娜塔莎在一起。只有索尼娅一个人干着实际的事：收拾各种东西。但是索尼娅最近特别忧伤和沉默寡言。尼古拉在信里提到了玛丽亚公爵小姐，伯爵夫人当着她的面高兴地说，她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尼古拉的相遇是天意。
“鲍尔康斯基成了娜塔莎的未婚夫时，我从来没有高兴过，”伯爵夫人说，“我总是希望，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尼科连卡会娶公爵小姐。这该是多么好啊！”
索尼娅感觉到，这话说得对，改善罗斯托夫家的经济状况的惟一办法，是娶一位有钱的小姐，而公爵小姐是一个很好的对象。但是这使她感到很痛苦。尽管她心里很难受，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心里难受，她主动担负起了收拾东西的困难工作，这几天整天都忙于这件事。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事要吩咐时，就对她说。彼佳和娜塔莎则相反，不仅不给父母帮忙，反而碍手碍脚，惹得家里所有的人都讨厌。在家里整天几乎都可以听见他俩跑来跑去，大声叫喊和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他们高兴和发笑完全不是由于有什么事可笑；但是他们心里很高兴和很快活，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成为他们高兴和发笑的原因。彼佳之所以快活，是因为离家时还是一个孩子，回来时却成为一个男子汉（大家都对他这样说）；他快活还因为他回到了家里，因为他离开了近期没有参加战斗希望的白采尔科维来到了日内即将打起仗来的莫斯科；而主要的是，他快活是因为娜塔莎很快活，平常他的情绪总是受娜塔莎的情绪的影响。娜塔莎之所以很快活，是因为忧郁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没有任何事情使她想起忧郁的原因，而且她身体也完全恢复了。她之所以快活，还因为有一个人赞赏她（别人的赞赏是车轮的润滑油，要使机器自由运转，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彼佳赞赏她。主要的是，他们快活是因为战火已烧到莫斯科城下，是因为将在城门口发生战斗，正在分发武器，所有的人都在奔跑，要到什么地方去，总而言之，是因为正在发生一件不平常的事，这样的事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总是很愉快的。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在罗斯托夫家里，一切似乎都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门敞开着，所有的家具搬了出来或者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个房间里放着木箱，到处乱扔乱放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农民和家奴们抬着东西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木地板上走着。院子里挤满了农民的大车，有几辆已经装满了，有几辆还是空的。
在院子里和屋里响起了大批家奴和赶大车来的农民们的说话声、脚步声以及彼此的呼应声。伯爵早晨就出去了。伯爵夫人经受不了忙乱和喧哗，头痛得很厉害，她头上裹着浸醋的布，躺在新的休息室里。彼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同伴去了，想和他一起从民兵部队转到作战部队去）。索尼娅在大厅里照看着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包装。娜塔莎留在她的乱糟糟的房间里，坐在地上乱扔着的衣服、缎带和围巾中间，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板，手里拿着那件她第一次穿着去参加彼得堡舞会的（已经过时的）旧舞衣。
娜塔莎对自己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感到不好意思，而大家又是那么忙，于是她几次早上起来想试着干点什么；但是她的心思不在这些事情上；而她只能和只会一心一意地和全力以赴地干事，因而干不下去。她站了一会儿，看索尼娅如何收拾瓷器，想要帮忙，但是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跑回房间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开头，她一面收拾一面把自己的衣服和缎带送给女仆们，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后来，剩下的东西仍需要装箱，便觉得枯燥乏味了。
“杜尼亚莎，你来装，好吗？行不行？行不行？”
当杜尼亚莎痛快地答应她把这一切办好时，娜塔莎便在地板上坐下，拿起旧舞衣，陷入了沉思，但是想的完全不是她现在应当关心的事。隔壁女仆室里女仆们的说话声以及她们从女仆室到后门台阶的匆促的脚步声，引起了娜塔莎的注意，使她脱离了沉思状态。她站起身来，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面停着一长列运送伤员的大车。
男女仆人们、女管家、保姆、厨师、车夫、前导马驭手、厨师的小徒弟站在大门口，看着伤员。
娜塔莎把一块白手绢披到头上，双手拉住手绢的两头，到了外面。
当过女管家的老太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离开站在大门口的人群，走到一辆支着粗席篷的大车旁，和一个躺在这辆大车上的年轻军官说起话来。娜塔莎向前挪了几步，胆怯地站住了，两手仍拉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这么说来，您在莫斯科什么熟人也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您找一户人家住下来会安稳些……哪怕住到我们这里来。主人们都要走了。”
“不知道是否允许这样做，”军官声音微弱地说道，“瞧，那就是长官……您去问他。”他指了指一个顺着一列大车走回来的胖胖的少校。
娜塔莎惊恐地朝受伤的军官的脸看了一眼，立刻迎着少校走过去。
“可不可以让伤员住在我们家里？”她问道。
少校带着微笑把一只手举到帽檐边。
“您愿意让谁住到您家去，小姐？”他眯起眼睛微笑着说。
娜塔莎镇静地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虽然她继续拉住手绢的两头，但是她的脸和整个姿态非常严肃，这时少校不再微笑，先沉吟了一下，仿佛在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做，然后作了肯定的回答。
“噢，可以，为什么不行，可以。”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了点头，快步回到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那里，这时老太婆正站在军官身旁，带着怜悯和同情与他说话。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低声说。
于是载着军官的篷车拐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接着几十辆运送伤员的大车也都应城里居民的邀请拐向各个院子，到了波瓦尔街各家的大门口。娜塔莎看来很喜欢不受通常的生活环境限制与这些新来的人打交道。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尽可能让更多的伤员进到自家的院子里来。
“不过总得向老爷子报告一下。”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反正都一样！我们搬到客厅里住一天。可以把我们这一边的房子全给他们住。”
“咳，小姐，您可真想得出！就是让他们住厢房，住空房子和保姆的房子，也需要问一声。”
“好吧，我去问。”
娜塔莎跑回家去，踮着脚进了半开着门的休息室，从那里传出了醋味和霍夫曼滴剂的气味。
“您在睡觉，妈妈？”
“唉，睡什么觉！”刚打了个盹的伯爵夫人醒来说。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跪在母亲面前，把自己的脸紧贴住她的脸，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再也不这样做了，我把您吵醒了。是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叫我来的，运来了不少伤员，有受伤的军官，您允许他们进来吗？他们无处可去；我知道，您是一定会允许的……”她说得很快，连气也不喘一下。
“什么样的军官？运来了什么样的人？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起来，伯爵夫人也微笑着。
“我就知道您会允许的……我就这样告诉他们。”娜塔莎吻了吻母亲，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她在大厅里碰见了刚带着坏消息回家的父亲。
“我们耽搁得太久了！”伯爵不由得懊恼地说。“俱乐部关门了，警察也要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没有关系吧？”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没有关系，”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问题不在这里，现在请你们别去管这种小事，而去帮助收拾东西，赶快走，明天就走……”伯爵向管家和仆人下了同样的命令。吃午饭时彼佳回来了，讲了他听到的新闻。
他说，今天民众到克里姆林宫领武器，拉斯托普钦的传单里虽然说将在两三天内发出号召，但是已经下了确实的命令，要全体民众明天带着武器到三山门去，那里将发生一场大战。
在他说这些话时，伯爵夫人不时胆怯和惊恐地看看儿子快活而又激动的面孔。她知道，如果她请求彼佳不要去参加这次战斗（她知道他为即将发生这次战斗而高兴），那么他就会说一些关于男子汉大丈夫、关于荣誉和祖国等等一般男人常说的毫无意义的、固执的、无法反驳的话，这样会把事情弄糟，而她希望在仗打起来之前就离开，把彼佳作为自己的保卫者和庇护者随身带走，因此这时什么也没有对彼佳说，午饭后把伯爵叫来，含着眼泪恳求他赶快把她送走，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夜里就走。在这之前伯爵夫人一直显示出自己是无所畏惧的，这时却以女人常有的由于爱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狡狯说，她吓得要死了。其实现在她不用假装，的确什么都害怕。
十四
绍斯太太看望女儿回来后讲了她在肉商街的一家酒店里看到的情况，使伯爵夫人更加惊恐起来。她在街上往回走时，遇见一帮喝得醉醺醺的人在酒店附近闹事，无法通过。于是她雇了一辆马车绕道经小胡同回家；马车夫对她说，那帮人砸了酒店的酒桶，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
午饭后，罗斯托夫家里的人都高高兴兴地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老伯爵突然管起事来，午饭后不断地从院子到屋里来回走着，朝忙着干活的人胡乱地吆喝着，使得他们更加忙乱起来。彼佳在院子里指挥装车。索尼娅听了伯爵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知该怎么办，完全张皇失措了。仆人们喊着、争论着和喧哗着，在各个房间里和院子里跑来跑去。生性干什么事都很热情的娜塔莎，突然也干起活来。开头人们对她参与收拾行装的事并不相信。大家总以为她是开玩笑，不愿听从她；但是她坚决地和热切地要求人们听从她，见人们不听她就生气，差一点哭了起来，最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她的第一个功劳与包装地毯有关，她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这使她树立了权威。伯爵家里有珍贵的戈贝兰挂毯和波斯挂毯。娜塔莎开始干活时，大厅里放着两只打开的箱子：一只几乎装满了瓷器，另一只装着挂毯。桌子上还放着许多没有装箱的瓷器，而且还在不断从储藏室里搬来。应当再装第三只箱子，仆人们已去取空箱子了。
“索尼娅，等一等，我们全都能装得下。”娜塔莎说。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餐厅管事说。
“不，请等一下。”说着娜塔莎开始把用纸包着的盘子和碟子从箱子里取出来。
“盘子应当和挂毯装在一起。”她说。
“所有挂毯三只箱子能装下就谢天谢地了。”餐厅管事说。
“你等一下。”娜塔莎开始很快地、手脚麻利地挑选起来。“这个不要了，”她说的是基辅产的碟子，“这个要，放到挂毯里去。”她拿起萨克森产的盘子说。
“你别管了，娜塔莎；行了，我们会装的。”索尼娅用责备的语气说。
“哎，小姐，您歇口气吧！”管家说。但是娜塔莎没有听从，她把所有东西都取了出来，然后迅速地重新装进去，决定完全不带质量差的家用挂毯和多余的器皿。当所有的东西都取出后，便开始重新装箱。确实去掉几乎所有不值钱的东西后，值得带走的和值钱的东西两只箱子就装下了。只是装挂毯的箱子盖不上。本来可以取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娜塔莎坚决不干。她装了又装，压了又压，要餐厅管事和被她拉来装箱的彼佳压箱子盖，自己也使出浑身的力气。
“得了，娜塔莎，”索尼娅对她说，“我知道你是对的，你就去掉上面的那一块吧。”
“不成，”娜塔莎喊道，她一只手拢住散落到汗津津的脸上的头发，另一只手压那挂毯。“压呀，彼季卡，使劲压！瓦西里依奇，压！”她喊道。挂毯压下去了，箱子盖上了。娜塔莎拍着巴掌，高兴得尖叫起来，泪水从她眼睛里涌了出来。但是这只延续了一秒钟。她立刻着手做另一件事，这时人们已完全相信她的能力。有人告诉伯爵，说娜塔莉娅·伊里尼什娜没有照他的命令做，伯爵没有生气，家奴们都来问娜塔莎：要不要把装在大车上的东西捆好，那上面的东西装得够不够？在娜塔莎的指挥下事情干得很顺利：不需要的东西留下了，最贵重的东西都装了箱，而且装得瓷瓷实实的。
但是不管所有人如何忙忙碌碌，到深夜时还是没有能把所有东西都装好。伯爵夫人睡着了，伯爵把出发时间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也去睡觉了。
索尼娅和娜塔莎没有脱衣服，睡在休息室里。
这一夜还有一个伤员经过波瓦尔大街，这时正站在大门口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他让进了罗斯托夫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觉得这个伤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运他的马车完全用挡布挡着，车篷放了下来。在驭座上，在车夫身旁坐着一个样子可敬的老仆人。一个医生和两名士兵坐在跟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
“请到我们这里来，请进。主人们就要走了，整座房子都是空的。”老太婆对那老仆人说。
“就这样吧，”老仆人叹着气说，“我们已不指望能把他送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有自己的房子，可是很远，而且也没有人住。”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主人家里一应俱全，请进。”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怎么，伤势很重吗？”她又问了一句。
老仆人摆了摆手。
“我们已不指望能把他送到家了！应当问问大夫。”老仆人说着从驭座上下来，到了后面的马车旁边。
“好吧。”医生说。
老仆人又到了主人的马车旁，朝里面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吩咐车夫拐到院子里去，自己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站住了。
“主耶稣基督！”她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请他们把伤员抬到屋里去。
“主人们不会说什么的……”她说。但是需要避免上楼梯，因此把伤员抬进了厢房，安置在以前绍斯太太住的大房间里。这个伤员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来临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秋高气爽的日子。这天是星期日。和平常的星期日一样，所有教堂里钟声齐鸣，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看来任何人都还不知道莫斯科会发生什么事。
只有社会状况的两个指示器能表明莫斯科所处的状态，一是平民百姓，即穷人阶层，二是物价。这天早晨，大群工人、家奴和农民，其中夹杂着官吏、学生和贵族，前往三山门。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拉斯托普钦，相信莫斯科就要被放弃，便都散了，奔向莫斯科各地，拥进各个酒店和饭馆。从这天的物价也可看出局势如何。武器、黄金、马车和马匹的价格一直上涨，而纸币和城市生活用品的价格则不断下跌，因此到了中午出现这样的情况，像呢绒这样的贵重商品，车夫搬运时可对半分，农民的一匹马要价五百卢布；而家具、镜子、青铜器具都白白送人。
在罗斯托夫家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往常的生活秩序的崩溃表现得并不明显。就仆人来说，大批家奴当中夜里只走了三人；没有任何东西失窃；而就物品的价值而言，从乡下来的三十辆大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许多人见了眼红，有人愿出高价向罗斯托夫家买这些车。不仅有人愿出高价买车，而且从头天傍晚直到九月一日清晨，受伤的军官们不断派勤务兵和仆人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住在罗斯托夫家和他们家附近的房子里的伤员也都一瘸一拐地亲自前来，恳求罗斯托夫家的仆人设法给他们弄几辆马车，好让他们离开莫斯科。管家听了这些请求，虽然心里可怜这些伤员，但是断然拒绝了，说这样的事他根本不敢对伯爵说。不管留下来的伤员如何可怜，但是很显然，如果给了一辆车，那就没有理由不给第二辆，所有的车都得给他们——就连自己坐的车也得交出去。三十辆大车救不了所有伤员，而在这场共同的灾难中不能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管家就是这样替自己的主人着想的。
伊里亚·安德烈依奇伯爵九月一日早晨醒来后，悄悄地出了卧室，以免惊醒到早晨才入睡的伯爵夫人，他穿着浅紫色的绸长袍到了台阶上。四边捆扎好的大车停在院子里。马车则停在台阶旁。管家正站在大门口跟一个年老的勤务兵和一个脸色苍白、吊着一只手臂的年轻军官说话。管家见了伯爵，朝军官和勤务兵威严地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要他们走开。
“怎么，都准备好了吧，瓦西里依奇？”伯爵问，他摸摸自己的秃顶，和善地看着军官和勤务兵，朝他们点点头。（伯爵喜欢见到没有见过的人。）
“马上就可以套车，大人。”
“好极了，等伯爵夫人醒来，就出发！您有什么事，先生。”他问。“住在我家里？”那军官走近一些。他的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
“伯爵，劳您驾，帮帮忙，允许我……看在上帝分上……搭您的车。我随身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可以坐在大车上……什么地方都行……”军官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勤务兵也为自己的主人求起伯爵来。
“啊！行，行，行。”伯爵急忙说。“我非常、非常高兴。瓦西里依奇，你吩咐下去，腾出一辆或两辆车来，就这样……什么……需要什么……”伯爵含糊其辞地下着指示说。但是在这一瞬间军官热烈的感激之情已使得他的承诺确定下来了。伯爵朝自己周围看了看，在院子里、大门口和厢房的窗口都可看到伤员和勤务兵。他们都望着伯爵，朝台阶走过来。
“大人，请您到画廊去，有人问那里的画怎么处理？”管家说。于是伯爵和他一起进了屋，一再嘱咐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有什么办法呢，可以卸下一些东西。”他神秘兮兮地低声加了一句，仿佛担心有人听见他的话似的。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了，她未出阁时当过她的侍女、现在担任她的类似宪兵司令职务的玛特廖娜·季莫菲耶夫娜前来向过去的小姐报告说，玛丽亚·卡尔波夫娜非常生气，还有小姐们的夏季服装不能留在这里。伯爵夫人问绍斯太太为什么生气，原来是因为她的木箱从大车上卸了下来，所有的大车都解开了，正在卸东西，腾出来装伤员，是伯爵一时头脑发热下令要把他们带走的。伯爵夫人叫人把丈夫找来。
“这是怎么啦，我的朋友？我听说又在卸东西了。”
“你知道，亲爱的，我正想要跟你说……亲爱的伯爵夫人……一个军官来找我，请求给几辆大车运送伤员。要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事；不然，你想一想，他们会怎么样！……说实话，我们院子里住着军官，是我们自己把他们请进来的……你知道，我想，真的，亲爱的，你瞧，亲爱的……就把他们带走吧……我们忙什么呀？……”伯爵怯生生地说，就像每次谈到要花钱的事的时候那样。过去他在谈到那些弄得子女生活失去保障的事情之前，例如在谈到修建画廊和暖房、成立家庭剧院或乐队等等之前，都用这种声调说话，伯爵夫人已经听惯了，她一直认为反对他用这种怯生生的声调说出的事是自己的责任。
她装出顺从和可怜的样子，对丈夫说：
“听我说，伯爵，你已弄到了房子白白给人家住的地步，现在又想把我们孩子们的财物全毁了。你自己不是说过，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好吧，我的朋友，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随你的便！伤员有政府管。他们都知道。你瞧，对门的洛普欣家，前天就把所有东西都运走了。瞧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全是傻瓜。你不可怜我，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
伯爵摆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出了房间。
“爸爸！您怎么啦？”跟着他进了母亲房间的娜塔莎说。
“没有什么！跟你不相干！”伯爵生气地说。
“不，我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与你有什么相干？”伯爵大声嚷道。娜塔莎退到窗口，沉思起来。
“爸爸，贝格到我们这里来了。”她望着窗外说。
十六
罗斯托夫家的女婿贝格已是一位上校，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仍担任第二军副参谋长、司令部第一处副处长这一安稳而舒服的职务。
他于九月一日从部队来到了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没有什么事要办；但是他发现大家都请求从部队到莫斯科去，并且在那里办了一些事。于是他也认为需要请假到那里去处理家里的事。
贝格坐着他的那辆精工制作的轻便马车，由两匹像公爵家里喂养的马那样膘肥体壮的黑鬃黄褐色马拉着，来到岳父家的门前。他注意地朝院子里的大车看了一眼，在上台阶时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打了个结。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急不可耐地从前厅跑到客厅，拥抱了伯爵，吻了娜塔莎和索尼娅的手，急忙问岳母的健康情况。
“现在还谈得上什么健康？”伯爵说，“你说说，部队怎么样？是在撤退，还是再要打一仗？”
“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爸爸，”贝格说，“军队充满着英勇精神，现在头头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正聚在一起商量。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爸爸，俄国军队在二十六日的会战中所表现或显示的那种英勇精神，它们的——不，它的（他改正自己的话说）那种真正古代英雄式的勇敢，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我告诉您，爸爸（他像一个在他面前讲这话的将军那样捶着自己的胸脯，不过捶得晚了一些，因为在讲到‘俄国军队’这几个字时捶胸脯才合适），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们当官的不仅不需要督促士兵或者做诸如此类的事，而且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阻止这些……是的，这些古代英雄式的壮举。”他说得又急又快。“我告诉您，巴克莱·德·托利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一直处在部队的前面。我们军奉命据守在一个斜坡上。您可以想象得出！”这时贝格讲了他所记住的在这段时间里听来的各种故事。娜塔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在他脸上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似的，这使他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总之，俄国军人显示的这种英勇精神是无法想象的，是值得称赞的！”贝格说，他回头看着娜塔莎，好像想得到她的赞同似的，用微笑来回答她逼视的目光……“‘俄罗斯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她的儿子们的心中！’说得对吗，爸爸？”贝格问。
这时，伯爵夫人带着疲惫和不满的神情从休息室里出来。贝格急忙一跃而起，吻了伯爵夫人的手，询问了她的健康情况，摇摇头表示自己的同情，在伯爵夫人身旁站住。
“是的，妈妈，我对您说句实话，对任何一个俄国人来说，现在是困难和悲伤的时候。但是干吗这样惶惶不安？你们还来得及离开……”
“我不明白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刚才我听说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要知道需要有人来安排。这就使人想起了米坚卡。事情真是没有个完！”
伯爵想要说什么，但是看来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这时贝格仿佛想要擤鼻涕似的，掏出手绢，看着那个结子，寻思起来，悲伤地和意味深长地摇着头。
“爸爸，我对您有一个很大的请求。”他说。
“嗯？……”伯爵停住脚步说。
“我刚才坐车经过尤苏波夫家，”贝格笑着说，“我认识他们的管家，他跑出来问我要不要买点东西。您知道，我出于好奇进去了，看见那里有一个小柜橱和一个梳妆台。您知道，薇鲁什卡很想要这些东西，我们为此争吵过。（贝格谈起小柜橱和梳妆台，便不知不觉地改用通常谈论自己家里完善的设备时所用的兴冲冲的语气。）真是漂亮极了！拉开一看，还装有英国式的暗锁，您知道吗？而薇罗奇卡早就想要了。因此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我看见您院子里有那么多的农民。请给我一个，我会给他很高的报酬的，还有……”
伯爵皱起了眉头，清了清嗓子。
“您去求伯爵夫人吧，这事不归我管。”
“如果为难的话，那就不必了，”贝格说，“我只是为了薇鲁什卡才这样想的。”
“唉，你们大家都给我滚，滚，滚，滚！……”老伯爵叫喊起来。“脑袋都晕了。”说着他出了房间。
伯爵夫人哭了起来。
“是的，是的，妈妈，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贝格说。
娜塔莎和父亲一起出了房间，仿佛是在费劲地考虑什么事一样，先跟着父亲走，后来往楼下跑。
彼佳站在台阶上，正在给那些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发武器。装着东西的大车还停在院子里。有两辆装好东西的车已解开了，一个军官在勤务兵的搀扶下正在往其中的一辆上爬。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彼佳问娜塔莎（娜塔莎知道彼佳问的是什么，他问父母因为什么吵架）。娜塔莎没有回答。
“是因为爸爸想把所有大车都腾出来运送伤员，”彼佳说，“是瓦西里依奇告诉我的。照我看来……”
“照我看来，”娜塔莎把怒气冲冲的脸转向彼佳，突然几乎喊叫起来，“照我看来，这太糟糕，太令人厌恶，太……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难道我们是德国人吗？……”她抽抽搭搭地哭着，嗓子直发颤，她担心变得软弱起来，白白地发泄自己的怒气，便转过身，沿着楼梯迅速往下跑。贝格坐在伯爵夫人身旁，亲切而又恭敬地安慰着她。伯爵手里拿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娜塔莎脸气得变了样，像一阵暴风似的冲了进来，快步走到母亲跟前。
“这真糟糕！这真令人厌恶！”她喊叫起来。“这不可能是您下的命令。”
贝格和伯爵夫人困惑不解地和吃惊地看着她。伯爵在窗口站住，仔细听着。
“妈妈，不能这样；您瞧瞧院子里吧！”她喊道。“他们要被扔下了！……”
“你怎么啦？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你要什么？”
“伤员，就是他们！不能这样，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妈妈，亲爱的，这不成，请原谅，亲爱的……妈妈，我们何必运走这些东西，您就瞧一瞧院子里吧……妈妈！……这样可不行！……”
伯爵站在窗口，没有转过头来，听着娜塔莎的话。突然他鼻子里发出呼哧声，把脸凑近了窗户。
伯爵夫人朝女儿看了一眼，看见了她替母亲害臊的脸和激动的神情，明白了现在丈夫为什么不回头看她，便不知所措地朝周围看了一眼。
“唉，好吧，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难道我阻止谁了吗！”她说，还没有一下子认输。
“妈妈，亲爱的，原谅我！”
但是伯爵夫人推开了女儿，走到了伯爵跟前。
“亲爱的，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其实我不了解情况。”她说，面有愧色地垂下眼睛。
“小鸡……小鸡教训母鸡了……”伯爵含着幸福的眼泪说，并且拥抱了妻子，而伯爵夫人乐于把羞愧的脸埋进丈夫的怀里。
“爸爸，妈妈！可以由我来安排吗？可以吗？……”娜塔莎问。“我们还是要带走最需要的东西……”娜塔莎说。
伯爵朝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于是娜塔莎像过去玩逮人的游戏那样快步从大厅跑到前厅，顺着楼梯跑到院子里去。
仆人们聚集在娜塔莎身边，对她所传达的把所有大车腾出来运伤员、而把木箱抬到仓库里去的奇怪命令觉得难以置信，等到伯爵本人以妻子的名义加以确认后，才相信了。他们明白了命令后，便高高兴兴地和忙忙碌碌地干了起来。仆人们现在不仅不觉得这样做很奇怪，相反，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如一刻钟前谁也不觉得留下伤员而运走东西是奇怪的，谁都觉得非那样做不可一样。
家里所有的人仿佛想要弥补他们以前没有做这件事的过错一样，都忙碌起来，着手把伤员安置到大车上去。伤员们从自己住的房间里缓慢无力地出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围住了大车，别的家里的伤员也开始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许多伤员请求不要卸东西，他们只要坐在东西上面就行了。但是卸车已经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全部留下或者留下一半，反正都一样。院子里乱放着昨天夜里费了很大力气装了器皿、青铜器具、画、镜子的木箱，人们还一直寻找着卸下这些或那些东西的可能，好再腾出一辆又一辆大车来。
“还可以再上四个人，”管家说，“我把自己的车子让出来，要不叫他们坐在哪里呢？”
“把我的装衣橱的车也给他们吧，”伯爵夫人说，“杜尼亚莎可以和我一起坐在马车里。”
于是又把装衣橱的车腾了出来，赶到隔两座房子的地方去运伤员。全家人和仆人心情都很愉快。娜塔莎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她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
“把它捆在哪里呢？”仆人说，他们正在把一只木箱往马车狭窄的后脚镫上放，“哪怕留下一辆大车也好。”
“木箱里装的是什么？”娜塔莎问。
“伯爵的书。”
“留下吧。让瓦西里依奇把它拿走。这不必带。”
马车里已坐满了人；大家不知道该让彼得·伊里奇坐在哪里。
“他就坐在驭座上。你不是要坐在驭座上吗，彼佳？”娜塔莎喊道。
索尼娅也在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她忙碌的目的与娜塔莎的目的相反。她在收拾留下的东西；根据伯爵的要求进行登记，竭力想尽可能多带一些东西。
十七
一点多钟，罗斯托夫家的四辆套上马和装好东西的马车停在大门旁。运送伤员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院子。
运送安德烈公爵的马车在经过台阶时引起了索尼娅的注意，这时她正在和一个女仆一起在停在大门口的一辆高大的四轮轿式马车里为伯爵夫人收拾座位。
“这是谁的马车？”索尼娅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道。
“您怎么不知道，小姐？”女仆回答说。“是一位受伤的公爵，他在我们家宿了一夜，也要跟我们一起走。”
“这是谁呢，姓什么？”
“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姑爷鲍尔康斯基公爵！”女仆叹着气回答道。“听说快要死了。”
索尼娅跳下马车，跑去找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已穿好旅行装，披着披巾和戴着帽子，神色疲惫，在客厅里来回走着，等着家里的人，以便和他们一起关起门来坐一会儿，进行出发前的祈祷。娜塔莎不在屋里。
“妈妈，”索尼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里，受了伤，快要死了。他和我们一起走。”
伯爵夫人吃惊地睁开眼睛，抓住索尼娅的手，朝四周看了一眼。
“娜塔莎呢？”她问。
这个消息对索尼娅和伯爵夫人来说，最初只有一个意义。她们了解娜塔莎的个性，想到她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出什么事心里就害怕，这种恐惧压倒了她们对她俩都很喜欢的这个人的任何同情。
“娜塔莎还不知道；但是公爵要跟我们一起走。”索尼娅说。
“你说他快要死了吗？”
索尼娅点了点头。
伯爵夫人搂住索尼娅，哭了起来。
“天意不可测！”她想道，感觉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里已开始显露出以前人们看不到的那只万能的手。
“妈妈，全都准备好了。你们说什么？……”娜塔莎跑进屋里，兴奋地问道。
“没有说什么。”伯爵夫人说。“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说着伯爵夫人朝自己的手提包弯下身去，不让娜塔莎看见她神色不安的脸。索尼娅搂住娜塔莎，吻了吻她。
娜塔莎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
“对我来说是很坏的事吧？……什么事？”敏感的娜塔莎问道。
索尼娅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伯爵、彼佳、绍斯太太、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瓦西里依奇进了客厅，关上门，大家坐了下来，谁也不看谁地默默坐了几秒钟。
伯爵第一个站起来，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朝圣像画十字。大家都这样做了。然后伯爵开始拥抱留在莫斯科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依奇，在他们抓住他的手，吻他的肩膀时，他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背，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亲切的安慰话。伯爵夫人到供圣像的礼拜室去了，索尼娅看见她跪在墙上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圣像面前。（家里世代相传的最珍贵的圣像已取下来将随身带走。）
那些将要跟着离开的仆人们身佩彼佳发给他们的匕首和马刀，把裤腿塞进靴筒里，腰间紧束着皮带和宽腰带，正在台阶上和院子里留下的仆人告别。
就像通常出门时那样，许多东西忘了带，没有放在应放的地方，两个跟班在马车敞开的车门和踏板两边站了很久，准备扶伯爵夫人上车，而这时女仆拿着靠垫和包袱从屋里跑到马车里，然后又跑回去。
“他们一辈子什么都记不住！”伯爵夫人说。“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坐。”于是杜尼亚莎咬着牙，没有答话，脸上带着责备的表情跑到马车里重新收拾座位。
“唉，这些人！”伯爵摇摇头说。
伯爵夫人只信得过老车夫叶菲姆一个人，现在他高高地坐在驭座上，甚至没有回头看背后发生的事情。他凭他三十年的经验知道，还不会很快对他说“上帝保佑，走吧！”即使说了，也会两次叫他停住，派人去取忘记的东西，在这之后还会再一次叫他停住，伯爵夫人会自己从车窗里朝他探出头来，请他看在基督分上在下坡时小心些。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比他的马（尤其是比左边的那匹名叫雄鹰、正在踢着腿和反复嚼着马嚼子的枣红马）还有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步。最后大家都坐好了；踏板收了起来，翻进车里，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了，小盒子已派人去取了，伯爵夫人探出身来说了应说的话。于是叶菲姆慢吞吞地摘下头上的帽子，开始画十字。前导马驭手和所有仆人都跟着这样做。
“上帝保佑！”叶菲姆戴上帽子说。“驾！”前导马驭手催动马匹。右边的辕马拉紧了套具，高高的弹簧咯吱作响，车身晃了一下。一个仆人在马车开动后跳上了驭座。在出了院子上了坑洼不平的马路时，马车颠了一下，其余的车辆也同样晃了晃，整个车队沿着街道向前驶去。坐在这些马车里的人都朝对面的教堂画了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仆人在马车的两边走着，为他们送行。
娜塔莎很少有她现在那样的快乐心情，她坐在马车里伯爵夫人的身旁，看着身旁慢慢移动的被放弃的、惊慌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在她身旁缓缓移动，向后退去。她不时从车窗里探出身去，朝后和朝前看看，看见他们前面的一长列运送伤员的大车。几乎在所有大车的前面，可以看见安德烈公爵的那辆放下车篷的马车。她不知道谁在马车里，每次想起整个车队有多长时，总是用眼睛寻找这辆马车。她知道它在所有车辆的前面。
在库德林诺，几支来自尼基塔街、普列斯尼亚、波德诺文斯科耶的像罗斯托夫家那样的车队会合了，到花园街时马车和大车已排成了两行。
在绕过苏哈列夫塔楼时，正在好奇地忙着观看坐车和步行的娜塔莎突然高兴地和惊讶地喊道：
“我的天！妈妈，索尼娅，你们瞧，这是他！”
“是谁？是谁？”
“你们瞧，真的，是别祖霍夫！”娜塔莎说，她探出车窗，看着一个高大肥胖的人，那人身穿一件车夫的长衫，从步态和姿势来看显然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贵族老爷，他和一个脸色枯黄、没有胡子、身穿粗呢大衣的小老头到了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下。
“真的，是别祖霍夫，穿着长衫，和一个老小孩在一起！真的，”娜塔莎说，“你们瞧，你们瞧！”
“不，这不是他。这可能吗，尽说蠢话。”
“妈妈，”娜塔莎喊道，“要是不是他，您砍我的脑袋！我向您保证。停车，停车！”她朝车夫喊道；但是车夫无法停车，因为从小市民街又出来了大车和马车，人们朝罗斯托夫一家大喊大叫，要他们快走，不要挡住别人。
虽然这时已离得比刚才远多了，但是罗斯托夫一家人确实看见了皮埃尔或者与皮埃尔异常相像的人，看见他穿着车夫的长衫，低着头神情严肃，在一个样子像仆人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身旁走着。这个小老头看见了从车窗里朝他探出的头，便恭恭敬敬地碰了碰皮埃尔的胳膊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了些什么。皮埃尔好长时间没能听明白他说的话；看来他正在沉思冥想。最后当他听明白后，便朝指的方向看了看，认出了娜塔莎，顿时怔住了，便不由自主地快步朝马车走过来。但是走了十来步，看来想起了什么，停住了。
探出车窗的娜塔莎脸上露出了讥讽而又亲切的表情。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们都认出来了！这太妙了！”她大声说道，向他伸出手去。“您怎么这样？您为什么这样？”
皮埃尔抓住伸过来的手，一面跟着车走（因为马车还在继续往前走），一面笨拙地吻了吻。
“您怎么啦，伯爵？”伯爵夫人用惊奇和同情的声调问。
“怎么啦？怎么啦？为什么？你们别问我。”皮埃尔说，朝娜塔莎看了一眼，觉得娜塔莎炯炯有神、喜气洋洋的目光（他不看她也感觉得到）非常可爱。
“您怎么，是不是要留在莫斯科？”娜塔莎问。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
“留在莫斯科？”他反问道。“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了。”
“唉，我很想成为一个男人，我就一定留下来和您在一起。啊，这有多么好啊！”娜塔莎说。“妈妈，您就让我留下来吧。”皮埃尔心不在焉地看了娜塔莎一眼，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伯爵夫人打断了他：
“我们听说您上过战场，是吗？”
“是的，上过。”皮埃尔回答说。“明天又要打仗了……”他刚要往下说，但是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
“您这是怎么啦，伯爵？您变得不像您自己了……”
“唉，别问我，别问我，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不，不说了！再见，再见了，”他说，“这年月真可怕！”他落在了马车后面，上了人行道。
娜塔莎还长时间地把头探出窗外，对他露出亲切而带点讥讽的快乐的微笑。
十八
皮埃尔自从离家出走后，住在已故的巴兹杰耶夫的空房子里已是第二天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在回到莫斯科和见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后，第二天醒来时很长时间弄不清他身在何处，人们要他做什么。当他得知在接待室里等待的人当中有一个法国人带着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的信要见他时，突然产生了一种他时常容易产生的混乱和绝望的感觉。他突然想到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一切都毁了，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前途一片渺茫，没有脱离这种状态的任何出路。他不自然地微笑着，嘴里念叨着什么，时而束手无策地在沙发上坐下，时而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朝接待室的门缝里瞧，时而挥挥手，走回来，拿起了书本。管家再次来向皮埃尔禀报，说带着伯爵夫人的信来的法国人非常希望见到他，哪怕只见一分钟也行，说约·阿·巴兹杰耶夫的遗孀派人请他去接收她丈夫的书，因为这位太太本人已到乡下去了。
“噢，对了，马上就来，等一下……要不就算了……不，去告诉他，我马上就来。”皮埃尔对管家说。
但是管家一走，皮埃尔就拿起桌上的帽子，出了书房的后门。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皮埃尔穿过整条走廊到了楼梯口，皱着眉头，两手擦擦前额，下到了第一个楼梯台上。只见看门人站在正门口。从皮埃尔现在所在的楼梯台有另一道楼梯通往后门。皮埃尔顺着这道楼梯到了院子里。谁也没有看见他。但是他一出大门到了街上，站在马车旁的车夫和管院子的人看见了他，恭敬地摘下了帽子。皮埃尔觉得有人在注视着他，便学着把头藏在灌木丛里的鸵鸟的样子，以免被人看见；他低下头，加快了脚步，沿着大街走去。
在这天早晨皮埃尔要办的事情当中，他觉得整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的书籍和文件是最重要的。
他随便雇了一辆马车，吩咐马车夫把他拉到巴兹杰耶夫的遗孀住的大牧首塘去。
皮埃尔不断地顾盼着从四面八方过来的离开莫斯科的车队，挪动着肥胖的身体，以免从咯吱作响的破旧马车上滑下来，他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一样有一种喜悦的感觉，便和马车夫攀谈起来。
马车夫对他说，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发武器，明天要把老百姓轰到三山门去，那里将打一场大仗。
到了大牧首塘，皮埃尔找到了巴兹杰耶夫家，他很久没有来这里了。他走到便门旁。格拉西姆，也就是那个脸色枯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听见敲门声出来了，皮埃尔五年前曾在托尔若克见过他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起。
“在家吗？”皮埃尔问。
“目前局势紧张，大人，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带着孩子到托尔若克乡下去了。”
“我还是要进屋去，我需要把书籍整理一下。”皮埃尔说。
“请吧，已故主人——愿他早升天国——的兄弟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留下了，您知道，他有个毛病。”老仆人说。
皮埃尔知道，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个半疯的、嗜酒如命的兄弟。
“是的，是的，我知道。咱们进去吧，进去吧……”皮埃尔说着进了屋。一个身材高大、秃顶和红鼻子的老人身穿睡袍，光脚穿着套鞋站在前厅里；他一见皮埃尔，生气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便到走廊里去了。
“本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您瞧，变得迟钝了。”格拉西姆说。“到书房去好吗？”皮埃尔点点头。“书房一直封着门。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如果您派人来，就把那些书给您。”
皮埃尔进了那个阴暗的书房，当初恩师在世时，他曾怀着惶恐的心情进来过。这个书房积满了尘土，自从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世后里面的东西没有人动过，现在显得更加阴暗了。
格拉西姆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蹑手蹑脚地出去了。皮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圈，走到存放手稿的书柜前面，取出一份曾被认为是共济会最重要的珍品的文稿。这是苏格兰共济会文件的真本，上面有恩师的诠注和解释。皮埃尔在落满尘土的书桌旁坐下来，把手稿放在自己面前，打开后又合上，最后推到一边，两手托着头，陷入了沉思。
格拉西姆几次小心翼翼地朝书房里张望，看见皮埃尔以同一姿势坐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格拉西姆故意在门口大声说话，以便引起皮埃尔的注意。皮埃尔没有听见。
“要把马车夫打发走吗？”
“噢，是的，”皮埃尔仿佛醒过来说，急忙站起身来，“你听我说，”他抓住格拉西姆上衣的一粒纽扣，一双湿润发亮的、充满激情的眼睛看着这个小老头说。“你听我说，你知道明天要打仗吗？……”
“有人说过。”格拉西姆回答道。
“请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谁。照我说的去做……”
“是，”格拉西姆说，“要吃点东西吗？”
“不，我需要别的东西。我需要一套农民的服装和一支手枪。”皮埃尔说，突然涨红了脸。
“遵命。”格拉西姆想了想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皮埃尔是在恩师的书房里单独度过的，格拉西姆听见他不安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后来在这里为他准备的床铺上过夜。
格拉西姆是一个老仆人，一辈子见过许多奇怪的事情，对皮埃尔前来寄宿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他对有人可以让他侍候感到很满意。他在当天晚上，甚至不问一问自己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就给皮埃尔弄到了一件长衫和一顶帽子，并答应第二天搞到他所需的手枪。这天晚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穿着套鞋两次吧嗒吧嗒地走到门口站住，用巴结的目光看着皮埃尔。但是只要皮埃尔一朝他转过身来，他就羞惭地和生气地掩上睡衣的衣襟，急忙走开。第二天皮埃尔穿着格拉西姆为他弄来的和蒸洗过的车夫的长衫，两人一起到苏哈列夫塔楼附近去买手枪，他就是在这时碰到罗斯托夫一家人的。
十九
九月一日夜，库图佐夫发布了俄国军队穿过莫斯科向梁赞大道撤退的命令。
第一批部队是在夜里出发的。夜里出发的部队并不急于赶路，慢慢地和从容不迫地向前移动；但是黎明时分部队快到多罗戈米洛沃桥时，看见自己前面，在另一边，桥上拥挤着急于过桥的部队，在这一边，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而在后面则有大批部队没完没了地拥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忙乱和不安的情绪支配了整个队伍。大家都朝桥边、朝桥上、朝浅滩和船只上拥过去。于是库图佐夫下令绕道经过后面的街道到莫斯科的另一边去。
快到九月二日上午十点钟时，在多罗戈米洛沃门外只剩下后卫部队了。军队已到了莫斯科的另一边和莫斯科城外。
与此同时，在九月二日上午十点，拿破仑站在俯首山上自己的部队中间，望着展示在他面前的景象。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日，从波罗金诺会战打响到敌人进入莫斯科，在这个不安的和值得纪念的一周的所有日子里，天气秋高气爽，异乎寻常，令人惊讶，低垂的太阳比春天还热，空气稀薄和纯净，一切都闪闪发亮，使人觉得刺眼，胸中吸进秋天芬芳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精神倍增，夜里甚至还很暖和，在这温暖的黑夜，天空不时洒落金色的流星，既令人害怕，又令人高兴。
九月二日上午十时也是这样的好天气。晨光奇妙迷人。从俯首山上眺望，广阔的莫斯科连同流经它的河流以及花园和教堂全都展现在眼前，这个城市仿佛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阳光照耀下，它的教堂的圆顶像星星一样，发出若隐若现的闪光。
拿破仑看见这奇妙的城市及其从未见过的奇特的建筑，心中出现了一种有点嫉妒和不安的好奇，通常一般人在看见没有他们参与的异国生活方式时常有这样的心情。显然，这个城市有其本身的旺盛的生命力。根据某些迹象远远地就能正确无误地分辨出死的和活的东西，拿破仑在俯首山上就是根据这些迹象看出城里生活脉搏在跳动，他仿佛感觉到这个巨大美丽的躯体在呼吸。
“这个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就是他们神圣的莫斯科！终于看到这个名城了！是时候了！”拿破仑下了马，吩咐在他面前摊开这个莫斯科的地图，并把翻译勒洛涅·迪德维尔叫到跟前。“被敌人占领城市就像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就对图奇科夫这样说过）。他用这种观点来看这个躺在他面前的、他尚未见过的东方美女。他早就有的、曾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对此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在明亮的晨光中他时而看看城市，时而看看地图，核对着这个城市的各个细部，占领这个城市的信心既使他激动，又使他害怕。
“但是难道会不是这样吗？”他想。“瞧，这座京城躺在我脚下，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现在亚历山大在哪里，他在想什么？这是一座奇特的、美丽的、庄严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奇特的和庄严的时刻！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他们面前出现！”他想到了自己的军队。“这是对所有这些信心不足的人的奖赏。”他想，扫视着近臣们以及正在靠近和整队的部队。“只要我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沙皇的这个古老的京城就要毁灭。但是我对战败者总是仁慈的。我应该宽宏大量，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但是不，说我已在莫斯科，这不是真的。”他突然想道。“然而它就躺在我脚下，金色的圆顶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着光和颤动着。我要怜惜它。在野蛮和专制的古碑上我要写上正义和仁慈的伟大字句……亚历山大感到最难受的正是这一点，我了解他。（拿破仑仿佛觉得正在发生的事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同亚历山大的个人争斗。）我要从克里姆林宫——是的，这是克里姆林宫，是的——赐予他们公正的法律，我要让他们知道真正文明的意义，我要让一代又一代大贵族怀着热爱想起征服者的名字。我要对代表团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战争；我只是与他们宫廷的错误政策进行战争，我喜欢和尊重亚历山大，打算在莫斯科接受对我和对我的人民来说公平合理的和平条件。我不想利用战争的机会来贬低他们的皇上。大贵族们——我要对他们说：我不愿意战争，我愿意和平，希望我的所有臣民幸福。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到来将会使我精神振奋，我将用我通常说话的方式和他们说话：清楚、庄重和博大。然而难道我真的到了莫斯科了吗？是的，它就在我面前！”
“请把大贵族带来见我。”他对侍从说。一个将军带着服饰华美的随从立刻去找大贵族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拿破仑吃了午饭，又站在俯首山的那个地方等代表团来。他要对大贵族讲的话已经完全想好了。这讲话充满着自尊和拿破仑所理解的伟大。
拿破仑打算在莫斯科的行动中表现出宽宏大量的姿态，这个想法吸引了他本人。他在脑子里想好了沙皇宫中开会的日子，会上俄国的达官贵人应与法国皇帝手下的达官贵人见面。他心里任命了一个能够把居民吸引过来的总督。他听说莫斯科有许多慈善机构后，心里便决定对这些机构广施恩泽。他想，如同在非洲应该穿着带风帽的斗篷坐在清真寺里一样，在莫斯科应当像沙皇那样乐善好施。为了完全打动俄罗斯人的心，他像每一个觉得不说我的亲爱的、我的温柔的、我的可怜的母亲就无法表示感情深的法国人一样，决定在所有这些机构的门口用大字刻上：献给我亲爱的母亲的机构。不，或者简单地刻上：我的母亲之家，他暗自这样决定。“然而我到了莫斯科了吗？是的，它就在我面前。但是城里的代表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他想。
与此同时，在皇上的侍从后面，他的将军们和元帅们在激动地低声商谈着。去找代表团的人带回消息说，莫斯科已空荡荡的了，所有的人都坐车和步行离开了。这些进行商谈的人脸色苍白，激动不安。不是居民离开了莫斯科这件事使他们觉得可怕（不管这件事多么重要），他们害怕的是如何向皇帝报告，如何向他说明他等大贵族这么久是白等了，城里除了一群群醉鬼外再也没有什么人，如何做到既作了禀报，又不至于使陛下处于法国人所说的滑稽可笑的可怕境地。一些人说，无论如何要设法搞一个代表团来，另一些人提出异议，主张小心地和巧妙地对皇帝做工作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然后再对他说明真相。
“然而应当对他说……”侍从们说。“不过，诸位……”而这时皇帝一面考虑着他的宽宏大量的计划，一面在地图前面耐心地来回走着，不时手搭凉棚观看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快活而自豪地微笑着，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难办起来。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侍从们耸耸肩说，不敢说出“滑稽可笑的”这个可怕的字眼。
与此同时，皇帝白白地等待等得累了，同时以他演员般的敏感发现，这庄严的时刻延续得太长了，开始失去它的庄严性，于是做了一个手势。紧接着响起了一声号炮，团团围住莫斯科的军队便向莫斯科，向特维尔门、卡卢加门、多罗戈米洛沃门推进。部队你追我赶，人马快步奔跑，前进得愈来愈快，消失在他们扬起的一团团灰尘中，连成一片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拿破仑为部队的行动所吸引，随着部队到了多罗戈米洛沃门，但是在那里又停住了，下了马，长时间地在度支部土城旁来回走了很久，等待着代表团。
二十
这时莫斯科已成了一座空城。城里还有一些人，以前的居民还留下五十分之一，但是它已显得空荡荡的了。它空荡荡的，就像一个除去蜂王后将要遗弃的蜂箱一样。
在除去蜂王的蜂箱里已没有生命，但是从表面看来它还像别的蜂箱一样是有生命的。
蜜蜂在正午灼热的阳光照射下还像围着其他有生命的蜂箱一样围着除去蜂王的蜂箱快乐地飞舞；还远远地可以闻到这蜂箱散发的蜂蜜的香味，蜜蜂还是那样飞进飞出。但是只要仔细地一看就可看出，在这蜂箱里已没有生命。蜜蜂不像在有生命的蜂箱里那样飞，养蜂人闻到的气味和听到的声音也都不一样。养蜂人叩一叩这有问题的蜂箱的外壁，看到的不是以前的那种立刻协同一致作出的反应，听到的不是几万只蜜蜂威严地收紧肚子、快速地扇动翅膀在空中发出的充满生命力的嗡嗡声——回答他的是在空荡荡的蜂箱的各个地方发出的分散的嗡嗡声。蜂箱的出入口不像过去那样散发出蜂蜜和蜂毒的醉人的芳香，不再从那里传出蜜蜂群集而产生的热气，那里蜂蜜的气味与空虚和腐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在出入口再也没有翘起肚子、发出警报准备誓死保卫蜂箱的卫士。再也没有那种均匀的和轻微的声音，那种像沸水翻滚那样的劳作声，听到的只是不协调的、分散的、杂乱的喧闹声。一些长长的身体上沾满蜂蜜的盗蜜的黑蜂从蜂箱里胆怯地和诡诈地飞进飞出；它们不螫人，一有危险就悄悄溜掉。以前蜜蜂都带着蜜飞进来，空身飞出去，现在都带着蜜飞出去。养蜂人打开蜂箱的下层，朝里面仔细观察。看到的不是以前的一群群相互抓住腿，精力充沛地埋头干活，一面不断发出劳动的低语声，一面分泌着蜂蜡的蜜蜂，他只看到一些死气沉沉的、干瘦的蜜蜂在蜂箱的底部和侧壁上乱爬。原来底板上抹着一层胶，被蜜蜂的翅膀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那里落满了小块的蜂蜡、蜜蜂的粪便以及腿脚还能勉强动弹的和尚未清除的完全死了的蜜蜂。
养蜂人打开蜂箱的上层，观察它的顶部。那里已没有占满蜂巢的所有空隙、温暖着幼蜂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蜜蜂，他看到的精巧复杂的蜂巢已不是原来的那种样子了。一切都荒废了，弄脏了。盗蜜的黑蜂迅速地、贼头贼脑地在各个蜂巢里窜来窜去；自家的蜜蜂变得干瘦短小和无精打采了，像老了一样，慢慢地爬着，对谁也不妨碍，没有任何愿望，失去了生命的意识。雄蜂、胡蜂、熊蜂、蝴蝶一边飞着，一边糊里糊涂地撞击着蜂箱的外壁。在留有死幼蜂和蜂蜜的蜂蜡之间，不时可以听到各处传来的愤怒的嗡嗡声；两只蜜蜂根据老习惯和记性正在一个地方清理蜂巢，它们干得很卖劲，力不胜任地拖着死蜜蜂或死熊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另一个角落里，另外两只老蜜蜂好像在有气无力地打架，或许是在清理自己身上，或许是在相互喂食，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它们的行动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还有一个地方的一群蜜蜂相互挤压着，朝一个受害者进攻，拍打它和掐它。于是这只筋疲力尽的或者已被打死的蜜蜂慢慢地、像羽毛一样轻轻地掉下来，落到死蜜蜂堆里去。养蜂人翻转两块中间的巢础，想看一看蜂巢。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看到几千只蜜蜂背靠背停在那里，密密麻麻地围成一个黑圈又一个黑圈，保守着繁殖后代的最高秘密，他看到的是几百只沮丧的、不死不活的、已昏昏入睡的像残骸般的蜜蜂。它们几乎全都死了，而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都待在它们保护过的、已不复存在的圣地上。它们散发出腐烂和死亡的气味。它们当中只有几只还能动弹，还能起飞，有气无力地飞着，落到仇敌的手上，连豁出性命螫一下的力气都没有，——而其余的都死了，像鱼鳞一样轻轻地往下散落。养蜂人关上蜂箱，用粉笔在板壁上做了个记号，将抽个时间把它拆毁、烧掉。
当疲惫、不安和神情忧郁的拿破仑在度支部土堤旁来回走动，等待对方哪怕表面上遵守他认为必要的礼节，派个代表团来时，莫斯科就是这样空荡荡的。
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人们按照老习惯还在毫无目的地活动着，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当有人小心翼翼地向拿破仑禀报说莫斯科是一座空城时，他生气地看了禀报的人一眼，转过身，继续默默地走着。
“把马车拉过来。”他说。他和值班副官一起坐上马车，前往郊区。
“莫斯科空了。多么难以置信的事！”他自言自语说。
他没有到城里去，而停在多罗戈米洛沃近郊的一家旅店里。
这场戏没有演成。
二十一
俄国军队从夜里两点到次日下午两点通过莫斯科，带走了最后离开的居民和伤员。
部队行进中最拥挤的现象发生在石桥、莫斯科河桥和亚乌扎桥上。
部队在克里姆林宫周围分成两路，聚集到莫斯科河桥和石桥上，大批士兵利用停顿和拥挤的机会，从桥上往回走，悄悄地和不声不响地经过圣瓦西里教堂和博罗维克门折回小丘，到了红场，他们根据某种嗅觉感觉到这里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样的人群，像在购买廉价商品时一样，挤满了外国商场的所有通道和过道。但是这里听不见商人招揽顾客的亲切甜蜜的说话声，没有叫卖的小贩和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女顾客——只能看到穿着制服和军大衣的不带枪的士兵，他们空手进去，默默地拿着东西出来。商人和店员（这些人很少）好像慌了神一样，在士兵当中走来走去，打开自己的店铺又把它们关上，亲自和伙计一起把货物搬到别的地方去。广场上，在外国商场旁边，鼓手们在敲集合鼓。但是抢东西的士兵听见鼓声不像以前那样跑去集合，而是相反，跑到离敲鼓更远的地方去。在店铺里和过道里，在士兵中间可以看见身穿灰色长衫和剃光脑袋的人。两个军官，一个制服外围着围巾，骑着一匹深灰色的瘦马，另一个身穿军大衣，没有骑马，站在伊利英卡街的拐角上，正在说着什么。第三个军官骑马到了他们跟前。
“将军下令无论如何要立刻把所有的人赶出来。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人跑散了一半。”
“你上哪里去？……你们上哪里去？……”他朝三个步兵吆喝着，这三人没有带枪，撩起军大衣的下摆，正要从他身边溜进商场去。“站住，鬼东西！”
“怎么，您要把他们集合起来！”另一个军官说。“他们是集合不起来的；应当快点走，不要等最后一批人都走了，就这样！”
“怎么个走法？那里停住了，在桥上堵住了，走不动。要不要布置一道散兵线，不让最后的人都跑散了？”
“朝那边走！把他们赶出来！”级别高的军官喊道。
围围巾的军官下了马，叫来一个鼓手，和他一起进了拱门。一群士兵见了拔腿就跑。一个面颊上靠近鼻子的地方长着红色粉刺的商人，肥胖的脸上带着沉着镇静、胸中有数的表情，摆动着双手，急忙神气地走到军官面前。
“大人，”他说，“请您保护我们吧。各种小东西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我们是乐意给的！现在马上把呢子拿来，给有教养的人，哪怕给两块也舍得，我们是很乐意的！可是我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完全是抢劫！请吧！是不是可以设个岗来管一管，要不哪怕能允许我们关上店门也好……”
几个商人聚集在军官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