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八一一年年底起，西欧军队增加装备，集中起来，到一八一二年这支几百万人的大军（包括运输和管理伙食的人员）从西向东朝俄国边境推进，而俄国军队也正好从一八一一年起向那里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界，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发生了违反人的理智和人的整个本性的事件。几百万人相互之间犯下了数不清的暴行，干了无数欺骗、背叛、盗窃、作假、发行伪币、抢劫、杀人放火的勾当，这些坏事世界上所有法庭几个世纪也收集不全，而当时干这些事的人却并不认为是罪行。
是什么引起这个非常事件的？它有哪些原因？历史学家以天真的自信说，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的受欺负、大陆封锁令的没有得到遵守、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坚定、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或塔列兰在早朝和晚会之间努力把文件起草得巧妙些，或者拿破仑写信给亚历山大：仁兄大人鉴：我同意把公国交还给奥尔登堡公爵，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当时人们把事情看成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觉得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曾这样说过）；英国国会的议员们觉得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觉得战争的起因是对他使用了暴力；商人们觉得战争的起因是破坏了欧洲经济的大陆封锁令；年老的士兵们和将军们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需要利用他们去打仗；当时的正统派觉得是因为必须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官则认为一切都是由于一八○九年的俄奥联盟没有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不当造成的。此外，由于人们观点具有无数的差异，还提出了无可胜数的原因，当时人们有这些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后代人洞察了所发生的事件的整个巨大规模，深入理解了它的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便觉得上述这些原因不充分了。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的是，几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和折磨，竟然只是因为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坚定、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尔登堡公爵受了欺负。也无法理解这些情况与杀人和使用暴力的事实本身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不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了欺负，成千上万的人从欧洲的另一边前来残杀和掠夺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同时他们也被这些地方的人杀死。
我们后代人，这里说的不是历史学家，并不对探究的过程感兴趣，而是用清晰健全的理智来考察事件，认为它有无数的原因。我们愈是深入探究原因，我们看到的原因就愈多，而且觉得任何一个单独的原因或其中的一系列原因都是同样的正确的，同时，这些原因由于与事件的巨大规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又是同样的错误的；由于不能在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参与的情况下引起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同样的错误的。我们觉得一个法国军士愿意不愿意服第二期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军队撤回维斯瓦河对岸和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个军士不愿服役，并且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也都不愿意的话，那么拿破仑的军队里就会减少这么多人，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要他撤回维斯瓦河对岸的要求而恼怒，不下令进攻的话，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军士不愿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不可能发生。同样，如果英国不耍阴谋，如果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如果亚历山大没有受侮辱的感觉，如果俄国没有专制政权，如果没有发生法国革命，没有随后的专政和帝制以及产生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也不会发生战争。缺了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个，什么事也不会有。这么说来，所有这些原因——有好几十亿个——同时出现就是为了引起所发生的这件事。因此无论什么都不是引起事件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这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它必定要发生。千百万人必定会抛弃人的感情和理智，从西方到东方去杀自己的同类，正如几个世纪前大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看起来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像每一个根据抽签或被招募去出征的士兵的行动一样，也很少是随心所欲的。之所以不得不这样，是由于如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看起来似乎决定于他们）的意志得到实现，必须同时有无数的条件，缺了其中一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必须使千百万手中掌握着实际力量的人，那些打枪打炮、运送粮草和大炮的士兵同意执行单个的和软弱无力的人的意志，并在无数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推动下行动起来。
对解释不合理现象（即我们不理解其合理性的现象）来说，历史宿命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愈是努力想要合理地解释历史上的这些现象，它们对我们来说就变得愈不合理和愈不可理解。
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他利用自由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他现在能够采取或不采取某个行动；但是一旦他做了，这个在一定时间完成的行动就变得无法挽回，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不是自由确定的，而是预先决定了的。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个人的私生活和天然的、群体的生活，前一种生活的需要愈抽象，就愈自由；在后一种生活之中必然要遵循给他规定的规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生活，但是却充当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标的不自觉的工具。完成的行动是无法挽回的，他的行为与别的人同时发生的千百万个行为在一起，就会具有历史意义。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愈高，他联系的人愈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愈大，他的每个行动的预先决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中。”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自己目标的工具。
现在，在一八一二年，虽然拿破仑觉得本国人民流血不流血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他（如同亚历山大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但是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必然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迫使他（他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历史做那必定要发生的事。
西方的人向东方推进是为了相互残杀。根据各种原因同时存在的规律，促使这次进军和引起战争的几千个细小的原因自然而然地进行融合，并与这事件同时出现，这些原因是：指责不遵守大陆封锁令，奥尔登堡公爵受欺负，军队开进普鲁士，拿破仑觉得这只是为了用武力争取和平，这位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符合他的臣民的愿望，热衷于大规模备战，备战花费很大，需要获取利益来弥补这些开支，在德累斯顿举行令人陶醉的庆典，进行各种外交谈判，根据同时代人的看法，这是带着真诚希望和平的愿望举行的，结果却伤了双方的自尊心，此外还有几百万个配合要发生的事件并与它同时出现的其他原因。
苹果熟了就落下来——它为什么落下来？是由于地心吸力，是由于果柄干枯，是由于被太阳晒干了，或是分量变重了，风吹动了它，是由于站在树下的男孩子想要吃它？
这都不是原因。所有这一切只是生命、有机体和自然力发生的任何事件所需条件在时间上的重合。如果一个植物学家发现苹果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烂等等，那么他像那个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想吃并做了祷告的孩子一样，说得对，又说得不对。如果有人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因为他想那么做；他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同样，如果有人说一座重达一百万普特的挖空了的山之所以坍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在它下面最后用镐刨了一下，这也说得又对又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贴在事件上表示它的名称的标签，他们像标签一样，与事件最无联系。
他们自以为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行动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与整个历史进程相联系，而且在无限长的时间之前已被决定了。
二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一直为亲王、公爵、国王们所包围，不离他左右的甚至还有一个皇帝。拿破仑在行前亲切地安抚了应受表彰的亲王和国王以及那位皇帝，申斥了他不大满意的国王和亲王，把自己的、也就是从别的国王那里抢来的珍珠和钻石赠送给奥地利皇后，并且如同他的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亲热地拥抱了玛丽亚·路易莎皇后，她和他分手时似乎感到难以忍受的悲痛，这位玛丽亚·路易莎被认为是拿破仑的妻子，殊不知他在巴黎另有一位皇后。尽管外交官们还坚决相信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并且为达到这个目的勤奋地工作着；尽管拿破仑皇帝亲笔给亚历山大皇帝写信，称他为仁兄大人，并且真诚地表示不希望战争和将永远敬爱他——尽管如此，他赶往军中，每到一站就发布新的命令，其目的是催促军队从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马车，在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的簇拥下，沿着通往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的大道前进。在上述每个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激动地和兴高采烈地迎接他。
部队在自西向东推进，他坐着六匹到站就换的马拉的车也朝那个方向走。六月十日，他赶上了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为他准备的住处宿夜。
第二天，拿破仑坐着马车赶到部队前头，来到涅曼河边，换上了波兰制服到岸边察看过河的地点。
拿破仑看到对岸的哥萨克（lescosaques）和展现在眼前的草原（lessteppes），在它的中央是圣城莫斯科，这是类似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出征过的斯基泰国那样的国家的京城——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既违背战略意图又不合外交上的考虑，下令发起进攻，第二天他的部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这一天搭在陡峭的涅曼河左岸上的帐篷，用望远镜观看从维尔科维斯森林出来拥上涅曼河上三座浮桥的部队。部队知道皇帝在场，便用目光寻找他，当人们看见山丘上帐篷前有一个穿着常礼服、戴着帽子的人离开侍从站着时，便摘下帽子往上抛，欢呼道：“皇帝万岁！”他们川流不息地从他们隐蔽的大森林拥出来，分散到三座桥上，到河的对岸去。
“这一下可要走一阵了！噢！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干起来了。真的……这就是他……皇帝万岁！瞧，那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再见了，博舍；我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了！祝你好运……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如果让我当印度总督，热拉尔，我一定派你当克什米尔大臣，就这么决定了。皇帝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这些哥萨克坏蛋，他们大概溜了。皇帝万岁！这就是他！你看见了吗？我看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一个矮小的军士……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头戴十字章……皇帝万岁！”年老的和年轻的、性格各异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这样谈论着。在所有人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为盼望已久的出征的开始而感到高兴，对那个穿着灰色常礼服站在山上的人满腔热情和忠心耿耿。
六月十三日，给拿破仑牵来了一匹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骑上后奔向涅曼河上的一座桥，沿途不断听到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之所以耐心听着，只是因为无法禁止人们用这样的叫喊声来表达对他的爱；但是这些到处都伴随着他的喊声妨碍着他，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考虑他同部队会合后一直牵挂着的作战问题。他上了一座架在船上的摇摇晃晃的桥到了对岸，向左急转弯，朝科夫诺的方向奔驰起来，前面有陶醉于幸福之中的近卫猎骑兵兴高采烈地为他开路。他在到达宽阔的维利亚河边时，在驻扎于河边的一个波兰枪骑兵团的营地旁停住了。
“万岁！”波兰人也欢呼着，他们乱了队形，相互挤压着，只是为了想看看他。拿破仑察看了这条河，下了马，在河边的一根圆木上坐下。他没有说话，身旁的人根据他的手势递给他望远镜，他把它架在一个高高兴兴地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他埋头看一张摊开在圆木上的地图。他头也不抬地说了些什么，两个副官就骑马跑到波兰枪骑兵那里去了。
“什么？他说了什么？”当一个副官到了波兰枪骑兵跟前时，他们的队伍里有人这样问。
副官传达了找一个浅滩涉水过河的命令。波兰的枪骑兵上校是一个仪表堂堂的老人，他脸涨得通红，激动得颠三倒四地问副官，能不能允许他带着部下的枪骑兵不去寻找浅滩，而是泅渡过河。显然他害怕遭到拒绝，像一个孩子请求允许骑马一样，恳求准许他在皇帝面前泅水而过。副官说，皇帝大概是不会对这种过分热心的表现表示不满的。
副官刚说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两眼闪闪发亮，他举起马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们跟着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朝河边驰去。他恶狠狠地刺了一下迟疑不前的坐骑，扑通一声进入水中，朝水深的急流泅去。几百个枪骑兵跟在他后面。在河中心的急流中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们你抓住我，我抓住你，不时从马上掉下来，几匹马沉没了，有的人也沉没了，其余的人有的坐在马鞍上，有的人抓住马鬃使劲地游着。他们竭力想游到对岸去，虽然在半俄里以外有渡船和浮桥，但是他们仍然以在那个坐在圆木上甚至没有看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眼前泅渡和淹死在这条河里而自豪。当回来的副官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请皇帝注意看一下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时，这个穿灰色常礼服的矮小的人站起身来，把贝蒂埃叫到身边，和他一起在岸边来回走动起来，给他下各种命令，偶尔不满地看看那些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快要淹死的枪骑兵。
他深信，在世界各地，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的草原，只要他在场，都会同样地使人惊呆，陷入忘我的狂热之中，这对他来说已不新鲜了。他吩咐给他牵过马来，然后翻身上马回自己的驻地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搭救，仍有四十名枪骑兵淹死在河里。大多数人回到了这边岸上。上校和几个人过了河，吃力地爬上了对岸。但是他刚上了岸，身上的脏衣服还在淌着水，就高呼起“万岁”来，兴奋地望着拿破仑站的地方，但这时拿破仑已经不在那里了，可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上，拿破仑在发布两道命令之间——一道要求尽快把俄国伪钞运来，以便拿到俄国使用，另一道是枪毙一个萨克森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中有关于给法国军队下达的命令的情报——发布了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地跳进河中的上校列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勋位团（legiond'honneur）名册。
要谁灭亡，先让他失去理智。
三
俄国皇帝这时已在维尔纳住了一个月。在那里检阅部队和举行演习。大家都预料会发生战争，但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做，皇帝就是为战争作准备而从彼得堡到此地来的。没有总的行动计划。在提出的计划中应当采纳哪一个，本来就犹豫不决，而皇帝在总部待了一个月后，更拿不定主意了。三支军队各有各的总司令，没有统率全军的总指挥，皇帝本人也没有担任这个职务。
皇帝在维尔纳住的时间愈长，大家对战争的准备就愈少，因为已等得厌倦了。皇帝周围的人看来一心只想让他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忘掉即将来临的战争。
六月间，在波兰达官贵人、近臣和皇上本人举行了一系列舞会和庆祝活动后，皇上的一个波兰侍从将军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以所有侍从将军的名义为皇上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主意被所有人高兴地采纳了。皇上表示同意。于是侍从将军们人人都捐了钱。请皇上最喜欢的女人来当舞会的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本尼格森伯爵主动提出把他城外的别墅扎克列特作为举行这次活动的地点，于是决定六月十三日在那里举行宴会和舞会，还有划船、放焰火等活动。
就在拿破仑发布渡过涅曼河，他的先头部队逼迫哥萨克后退、越过俄国边界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本尼格森的别墅里度过夜晚，参加了侍从将军们举行的宴会。
这次活动办得很出色，大家都很快活；行家们说，这么多美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很少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和别的俄国贵妇人一起跟随皇上从彼得堡来到了维尔纳，参加了这次舞会，以其所谓厚实的俄罗斯美压倒了秀媚的波兰贵妇人。她引起人们的注意，皇上和她跳了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把妻子留在莫斯科，照他自己的说法，现在是作为一个未婚男子（单身汉）参加舞会的，虽说他不是侍从将军，但也为举办舞会出了一大笔钱。鲍里斯现在是一个深受敬重的富翁，不必寻求庇护了，已经和自己的同龄人当中地位最高的人平起平坐了。
到夜里十二点还在跳舞。埃莱娜因无适当的舞伴，主动提出要与鲍里斯跳马祖尔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不时冷漠地看看埃莱娜那从绣金的深色薄纱衣服里露出来的丰腴漂亮的双肩，对她讲老熟人的情况，同时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在同一个大厅里的皇上，这一点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觉察到。皇上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时而叫住这一对，时而叫住那一对，对他们说一些只有他一个人才会说的亲切的话。
在马祖尔卡舞刚开始时，鲍里斯看到皇上最宠信的臣子之一侍从将军巴拉绍夫走到他跟前，违反宫廷的规矩在靠近皇上的地方站住了，这时皇上正在和一个波兰贵妇人说话。皇上和那位夫人说完话后，用疑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大概明白了巴拉绍夫这样做一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便朝那位夫人微微点点头，朝巴拉绍夫转过身来。巴拉绍夫一开始说话，皇上脸上就露出惊奇的表情。他挽起巴拉绍夫的手臂，和他一起穿过大厅，使得他面前的人不知不觉地让出一条宽三俄丈左右的宽阔的通道。鲍里斯注意到，当皇上和巴拉绍夫一起走过时，阿拉克切耶夫脸上出现了激动不安的表情。他皱着眉头看着皇上，红鼻子不时发出呼哧声，从人群里出来，仿佛在等待皇上朝他转过头来。（鲍里斯看出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绍夫，对这个显然是很重要的消息不通过他奏闻皇上很不满意。）
但是皇上和巴拉绍夫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就过去了，出了门到了挂着灯笼的花园里。阿拉克切耶夫用手按住佩剑，恼怒地朝自己周围张望着，在离他们二十来步的地方跟着走了一阵。
鲍里斯一面继续跳着马祖尔卡舞，一面心里苦苦地思索着巴拉绍夫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如何能先于别人打听到。
在跳到那个他需要选择舞伴的舞步时，他低声对埃莱娜说，他想选那个似乎已到阳台上去了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说完在镶木地板上滑着，朝通向花园的门跑去，突然这时看见皇上和巴拉绍夫正要上阳台，便站住了。皇上和巴拉绍夫朝门口走来。鲍里斯忙乱起来，仿佛来不及让开一样，恭恭敬敬地靠在门框上，低下头。
皇上觉得他个人受了侮辱，激动地说着还没说完的话。
“不宣战就进入了俄国。我只有在武装的敌人一个不留地撤出我的国土的情况下才讲和。”他说。鲍里斯觉得，皇上说这几句话时心里很痛快，对自己表达思想的方式很满意，但是发现鲍里斯听见了他的话，又感到不满。
“这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皇上皱起眉头加了一句。鲍里斯明白这是针对他说的，便闭上眼睛，稍稍垂下脑袋。皇上又进了大厅，在舞会上又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鲍里斯第一个知道了法国军队过了涅曼河的消息，这样他就可以向某些重要人物显示他常常能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以此抬高自己在这些人眼中的地位。
法国人过了涅曼河的出人意料的消息，在白白等了一个月以后才传来，而且又是在舞会上接到的，这就更显得特别出人意料！皇上在接到消息的最初一刻，由于愤怒和觉得受了侮辱，说出了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他自己很欣赏这句话，而且这句话完全表达了他的感情。皇上从舞会上回家后，夜里两点钟派人把国务大臣希什科夫找来，吩咐他起草给部队的命令和给萨尔蒂科夫元帅的谕旨，要求在其中一定要写上他说的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决不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给拿破仑写了以下的信。
仁兄大人鉴：昨天我获悉，尽管我忠实地履行我对陛下承担的义务，您的军队仍越过了俄国边境，直到现在才接到从彼得堡转来的照会，洛里斯东伯爵用照会的话就这次入侵对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要求发给出境签证之时起，陛下就认为与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用以说明拒发签证的理由永远不会使我想到，我的大使的行为会成为发动进攻的借口。如同他本人所宣称的那样，他确实不是奉我之命提出要求的；我一获悉此事，立即对库拉金公爵表示不满，命令他照常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陛下不愿因此种误会让我们的臣民流血，如果您同意从俄国领土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我将对发生的事不加计较，我们之间的和解还是可能的。否则，我将被迫反击并不是由我方挑起的进攻。陛下，现在还有可能使人类免于遭受新的战争的灾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三日夜里两点，皇上召见巴拉绍夫，把他写给拿破仑的信读给巴拉绍夫听，然后命令他把这封信亲自送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绍夫去送信时，皇上又一次重复了他说过的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他就不讲和这句话，命令他务必把它传达给拿破仑。皇上在信中没有写这句话，因为他讲究分寸，觉得还在做最后的和解的尝试时写上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但是他命令巴拉绍夫务必把这句话告诉给拿破仑本人。
巴拉绍夫由一名号手和两个哥萨克陪同在六月十三日夜里出发，黎明前到了法军在涅曼河此岸的前哨阵地雷康特村。他被法军骑哨拦住了。
一个身穿深红色制服、头戴皮帽的法国骠骑兵军士朝逐渐靠近的巴拉绍夫喊了一声，命令他停住。巴拉绍夫没有立刻勒住马，而是继续慢步前进。
军士皱起眉头，嘟嘟囔囔地骂了一句，骑马过来挡住巴拉绍夫，握住马刀，粗鲁地朝这位俄国将军喊了一声，问他是不是耳朵聋了，怎么听不见有人对他说话。巴拉绍夫说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军士便派一个士兵去找军官。
军士不理睬巴拉绍夫，开始和同伴们讲自己团里的事，对这个俄国将军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巴拉绍夫平常接近最高当局和有权势的人，三个小时前还和皇上谈过话，在自己的职位上通常习惯于受人尊重，如今在这里，在俄国的土地上，有人居然粗暴无礼地对他采取敌视的、主要是不尊重的态度，他感到非常奇怪。
太阳刚从云层中升起来；空气清新，充满露水。一群牲口从村里赶出来，在大路上走着。在田野里，云雀像水里冒出的气泡似的，一只接着一只扑棱一声飞了起来。
巴拉绍夫望着自己的周围，等待军官从村里来。陪同的俄国哥萨克和号手偶尔同法国骠骑兵默默地相互看一眼。
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来刚从床上起来，他骑着一匹喂得饱饱的漂亮的灰马，带着两个骠骑兵从村子里出来。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他们的马，都有一种得意的和自我炫耀的神气。
这是在战争的初期，部队还完好无损，进行的是几乎与检阅相似的和平活动，只不过像开战之初常见的那样，服装整齐威武，情绪很高，士气旺盛。
这个法国上校好容易忍住呵欠，但是很有礼貌，看来他明白巴拉绍夫负有重大使命。他带着俄国将军经过自己的士兵身旁到了散兵线后面，对他说，他的愿望大概会立即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上的驻跸地离此不远。
他们经过了雷康特村，经过了法国骠骑兵的拴马桩，经过了给自己的上校行礼和好奇地观察俄国制服的哨兵和士兵，来到村子的另一边。上校说，师长就在两公里以外，他将接待巴拉绍夫，并送他到要去的地方。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欢乐的阳光普照着碧绿的原野。
他们经过一家小酒店正要上山，就看见一队骑马的人从山脚朝他们迎面过来，为首的是一个骑着一匹黑马的高个子，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头戴一顶带羽饰的帽子，黑色的鬈发垂到肩上，身上披着红色斗篷，两条长腿照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向前伸出。此人策马朝巴拉绍夫奔驰过来，他头上的羽饰迎风飘动，身上的宝石和金饰在六月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巴拉绍夫到了离开那个向他奔驰过来的戴着手镯和项链、帽子上插着羽毛、衣服带有金饰、脸上露出矫揉造作的得意洋洋的表情的骑手两匹马远的地方，这时法国上校朱尔内恭恭敬敬地低声说：“这是那不勒斯王。”确实这是现在被称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虽然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是那不勒斯王，但是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摆出比以前更加得意洋洋和傲慢的样子。他深信他确实是那不勒斯王，在离开那不勒斯的前夜和妻子一起在那不勒斯街头漫步时，几个意大利人向他高呼：“国王万岁！”他听了带着忧郁的微笑回头对夫人说：“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明天我就要离开他们！”
尽管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尽管他对他扔下的臣民们的悲伤表示同情，但是后来在他奉命重新回到军队服役后，尤其是拿破仑在但泽会见他并对这位妹夫说“我封你为王，是为了让你不照自己的方式，而照我的方式来统治”后，他高兴地重操旧业，像一匹喂足了草料、但还不甚肥胖的马一样，感到已被套上了车，便拉着车辕戏耍起来，身上穿得尽可能漂亮和贵重些，高高兴兴和心满意足地沿着波兰的道路奔跑，自己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和干什么。
他看见俄国将军，便摆出国王的样子，庄严地仰起留着垂肩鬈发的脑袋，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法国上校。上校恭恭敬敬向国王陛下报告了巴拉绍夫的使命，可是说不清他的姓氏。
“德·巴尔－马舍夫！”缪拉说（他果断地说出了上校觉得说不清的名字），“同您认识非常高兴，将军。”他又摆出国王的宽宏的姿态补充了一句。而当他一开始很快地大声说话时，他的国王的尊严立刻消失了，不知不觉地改用惯常的温和亲热的语气。他把一只手放到巴拉绍夫的马的脖子上。
“怎么样，将军，看来似乎要打仗了。”他说，仿佛为他无法加以判断的局势表示遗憾似的。
“陛下，”巴拉绍夫回答说，“俄国皇帝不愿打仗，这一点陛下是看到的。”巴拉绍夫说，他一口一个“陛下”，对一个听到这个称号还觉得新鲜的人说话时这样频频称他“陛下”，不免有些不很自然。
缪拉在听巴拉绍夫先生说话时，脸上带着傻乎乎的满意的表情。但是国王有其本身的职责，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国王和盟友，有必要与亚历山大的使臣谈谈国家大事。他下了马，挽起巴拉绍夫的手臂，离开恭恭敬敬地等待着的侍从们几步，开始和他一起来回踱步，竭力想谈点重要的事。他提到拿破仑皇帝因俄国要求他把军队撤出普鲁士感到受了侮辱，尤其是现在，这个要求已众所周知，有损于法国的尊严。巴拉绍夫说，在这个要求中没有任何侮辱人的地方，因为……缪拉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您认为发动战争的不是亚历山大皇帝？”他说，脸上突然露出温和的傻笑。
巴拉绍夫解释说，为什么他确实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是拿破仑。
“唉，亲爱的将军，”缪拉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我衷心希望两位皇帝之间能达成和解，使违背我的意愿的战争尽早结束。”他仿佛用奴仆之间谈话的口气说话，尽管主人们在争吵，但是他们希望仍然是朋友。接着他话题一转，问起亲王的情况，问他身体可好，回忆了和他一起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快乐和有趣的日子。然后缪拉仿佛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国王的尊严，庄重地伸直身子，摆出加冕时的姿势，挥动右手说：“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祝您顺利完成您的使命。”说完便抖动着红色绣花斗篷和帽上的羽饰，身上的宝石闪闪发亮，朝恭恭敬敬地等候着他的侍从走去。
巴拉绍夫继续往前走，根据缪拉的话猜想他很快就能见到拿破仑本人。但是他并没有很快见到拿破仑，在到下一个村子附近时，像在前沿阵地的散兵线上一样，达武的步兵军的哨兵又把他拦住了，他们找来的军长的副官把他带到村子里去见达武元帅。
五
达武是拿破仑皇帝手下阿拉克切耶夫之类的人物，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是和他一样的勤奋、残忍，而且只会用残忍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在国家的机体中需要有这样的人，如同自然界需要有狼一样，不管这样的人的存在以及他们与政府首脑的亲近显得多么不合适，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且总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有这种必然性才能解释为什么残忍的、亲手扯掉掷弹兵胡子的、神经衰弱经受不了危险的、没有教养和不是皇亲国戚的阿拉克切耶夫能在骑士般高尚的和性格温和的亚历山大手下保有那么大的权力。
巴拉绍夫看见达武元帅时，他正坐在农民的棚屋里的一个木桶上记什么（他在核对账目）。副官站在他身旁。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好一些的住所，但是达武元帅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有意把自己置于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中，以便使自己有权摆出阴沉沉的样子。他们为了同一目的，总是急于干这干那，一刻不停。“你们瞧，我坐在肮脏的棚屋里的木桶上工作，怎能考虑人的生活中幸福的一面呢？”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样说。这些人的主要乐趣和需求在于：一旦生活变得活跃起来时，他们就面对着它一个劲儿地搞阴暗的活动。当人们带着巴拉绍夫来见他时，达武就让自己享受这种乐趣。俄国将军进来后，他更加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只透过眼镜朝巴拉绍夫那张在美好的早晨以及与缪拉的谈话影响下容光焕发的脸看了一眼，没有站起来，甚至没有动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了，恶狠狠地笑了笑。
达武从巴拉绍夫脸上看出这样的接待所产生的不愉快印象后，抬起头，冷冷地问他来干什么。
巴拉绍夫猜想，达武之所以这样接待他，只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将军，甚至是皇上派来见拿破仑的代表，他急忙说出了自己的官衔和使命。与他的期望相反，达武听完他的话后，变得更加严厉和粗鲁了。
“您的公文在哪里？”他说，“交给我，由我来转呈给皇上。”
巴拉绍夫说，我奉命把公文亲自面呈法国皇帝。
“您的皇帝的命令只在你们军队里行得通，”达武说，“而在这里，叫您做什么，您就应该做什么。”
仿佛是为了让这位俄国将军更加感觉到现在他受粗暴力量的支配，达武派副官去叫值班军官。
巴拉绍夫取出装有皇上的信的信封，把它放在桌上（这张桌子其实是搭在两个小木桶上的一块门板，上面还支楞着扯断的合页）。达武拿起信封，读了上面收件人的姓名。
“您完全有权尊重我或不尊重我，”巴拉绍夫说，“但是我要提请您注意，我荣幸地担任皇帝陛下的侍从将军……”
达武默默地朝他看了一眼，看来巴拉绍夫脸上表现出的激动和不安使他感到很高兴。
“您将受到应有的对待。”他说，把信封放进口袋里，出了棚屋。
过了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卡斯特雷先生进来了，他带巴拉绍夫到为他准备的住所去。
这一天巴拉绍夫与元帅一起就在那个棚屋里的那块搭在木桶上的门板上吃饭。
第二天达武大清早就要出去，他把巴拉绍夫请来，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请他留在这里，如接到命令，就和行李一起走，除了卡斯特雷先生外，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巴拉绍夫过了四天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充分意识到了受制于人和无能为力，尤其是因为他不久前还在权势显赫的环境中生活，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后来在同元帅的行李和占领了整个地区的法国军队一起走了几程路后，被带到了现在已被法国人占领的维尔纳，进了他四天前走出的城门。
第二天，法国皇帝的高级侍从蒂雷纳先生来见巴拉绍夫，通知他皇上愿意接见他。
四天前，在巴拉绍夫应召前去的那座房子前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哨兵，如今却站着两名身穿敞着前胸的蓝制服、头戴皮帽的身材高大的法国兵，还有由骠骑兵和枪骑兵组成的卫队以及由副官、少年侍从和将军们组成的服饰华美的侍从队伍，他们都站在台阶旁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穆鲁克卫兵鲁斯唐周围等待拿破仑出来。拿破仑在维尔纳接见了巴拉绍夫，接见地点就在几天前亚历山大在那里派他出使的那座房子。
六
尽管巴拉绍夫对宫廷的阔绰的场面习以为常，但是拿破仑宫廷的奢侈和豪华仍使他大吃一惊。
蒂雷纳伯爵领着他进了一个大接待室，那里已有许多将军、高级侍从和波兰达官贵人在等候着，其中的许多人巴拉绍夫曾在俄国皇帝的宫廷里见过。迪罗克说，拿破仑皇帝将在骑马出游前接见俄罗斯将军。
在等了几分钟后，值班高级侍从来到大接待室，有礼貌地向巴拉绍夫鞠了一躬，请他跟他走。
巴拉绍夫进了一个小接待室，那里有一扇门通书房，这就是几天前俄国皇帝派他出使的地方。巴拉绍夫一个人站了两分钟左右，等待着。门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两扇门很快打开了，开门的高级侍从恭恭敬敬地站住，等待着，一时鸦雀无声，从书房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坚定果断的脚步声：这就是拿破仑。他刚刚结束骑马出行前的装束打扮。他身穿蓝色制服，在白背心的上方敞开着，白背心下垂到滚圆的肚子上，白色驼鹿皮裤紧裹着短粗的大腿，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皮靴。他的短发显然刚刚梳理过，但是一绺头发下垂到宽阔的前额的中间。他的白胖胖的脖子从制服的黑领子里露出来，黑白甚为分明；他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他下巴突出、显得年轻的丰满的脸上带着皇帝欢迎人时仁慈和庄严的表情。
他出来了，每走一步身体就很快颤动一下，脑袋稍稍朝后仰。他双肩又宽又厚实，肚子和胸脯不由自主地朝前鼓出，他的整个矮胖的身躯具有保养得很好的人常有的体面而又威严的样子。此外可以看出，这一天他心情很好。
他点了点头，作为对巴拉绍夫的恭恭敬敬的鞠躬的回答，走到他跟前，像一个珍惜每分钟时间的人那样立刻说了起来，仿佛不愿降低到需要作准备的程度，相信自己总是能说得很好，知道需要说什么。
“您好，将军！”他说。“我接到了您送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见到您很高兴。”他用一双大眼睛朝巴拉绍夫的脸看了一眼，立刻把目光挪开，望着前方。
很显然，他对巴拉绍夫这个人本身一点也不感兴趣。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出现的想法。在他身外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愿望。
“我现在和过去都不希望战争，”他说，“这仗是别人迫使我打的。我就是在现在（他强调‘现在’二字）仍准备接受您能给我作的一切解释。”于是他开始简单明了地叙述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原因。
巴拉绍夫根据这位法国皇帝说话所用的温和平静和友好的语气，便坚信他希望和平和有意进行谈判。
“陛下！敝国皇帝……”当拿破仑说完话，用疑问的目光看了一眼俄国使臣时，巴拉绍夫便开始说他早就准备好的话；但是他在拿破仑注视的目光下发窘了。“您慌张了，——镇静些吧。”拿破仑仿佛在这样说，他带着勉强能察觉的微笑仔细看了看巴拉绍夫身上的制服和佩剑。巴拉绍夫恢复了常态，开始说了起来。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库拉金要求发给离境签证是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库拉金是没有得到皇上同意擅自这样做的，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同英国没有任何交往。
“还说没有。”拿破仑插了一句，仿佛担心自己感情用事一样，皱起了眉头，微微点了点头，让巴拉绍夫感觉到可以继续往下说。
巴拉绍夫说完奉命要说的话后，他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但是要进行谈判必须有一个条件……说到这里巴拉绍夫迟疑起来：他想起了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里、但是命令萨尔蒂科夫一定要写进谕旨和嘱咐巴拉绍夫向拿破仑转达的话。巴拉绍夫记得“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这句话，但是一种复杂的感情阻止他说出来。他虽然想说，但是说不出来。他踌躇起来，说道：这条件是法国军队撤回涅曼河对岸。
拿破仑注意到了巴拉绍夫在说最后的话时的窘态；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左边的小腿肚子开始有节奏地颤动起来。他站在原地，开始用比刚才更高更急促的声音说话。在拿破仑说话时，巴拉绍夫不止一次地垂下眼睛，不由自主地观察着拿破仑左边的小腿肚子的颤动，拿破仑嗓门抬得愈高，小腿肚子就颤动得愈厉害。
“我希望和平并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他说道，“我不是十八个月来为争取和平作了一切努力吗？我十八个月来一直在等待解释。为了开始进行谈判，他们要求我做什么呢？”他说，皱起了眉头，用他又白又胖的小手有力地做着疑问的手势。
“要求部队撤回到涅曼河对岸，陛下。”巴拉绍夫说。
“撤到涅曼河对岸？”拿破仑反问了一句。“这么说现在你们希望撤回到涅曼河对岸——只撤到对岸？”拿破仑直瞪瞪地朝巴拉绍夫看了一眼重复说。
巴拉绍夫恭敬地垂下了头。
四个月前曾要求撤出波美拉尼亚，而现在只要求撤回涅曼河对岸。拿破仑迅速转过身开始在房间里走动起来。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要求我撤回到涅曼河对岸；但是两个月前也曾这样要求我撤回到奥得河和维斯瓦河对岸，别看这样，你们还是同意进行谈判。”
他默默地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然后又在巴拉绍夫对面站住了。他的带着严厉表情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左腿颤动得更快了。拿破仑知道自己左面的小腿肚子有颤动的习惯。“我左面的小腿肚子颤动是伟大的征兆。”他后来这样说。
“像撤离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类的建议，只能向巴登公爵提出，而不应向我提出。”拿破仑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几乎喊叫起来。“即使你们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都给我，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您说，是我发动了战争，那么是谁先到军队里来的？是亚历山大皇帝，而不是我。你们在我已花了几百万，而你们同英国结成联盟和眼见自己的处境不妙时，才提出同我进行谈判！你们同英国结盟抱的是什么目的？它给你们什么了？”他急急忙忙地说，显然他说话已不是为了讲清媾和的好处和讨论这样做的可能性，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自己的力量，证明亚历山大的不正确和错误。
他说这段开场白，显然是想要说明形势对他有利，表明虽然如此，他仍同意开始谈判。但是他开始说起来后，话说得愈多，就愈控制不住自己了。
现在他所说的话的全部目的显然只在于抬高自己和侮辱亚历山大，也就是说，在于做会见开始时最不愿意做的事。
“听说你们已经和土耳其人签订了和约，是吗？”
巴拉绍夫肯定地点了点头。
“和约已经签了……”他刚想说。但是拿破仑不让他说下去。看来他需要自己一个人说，于是他不克制一下自己的恼怒，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一般被宠坏了的人非常喜欢这样做。
“是的，我知道你们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地方。要是我就会把这些省份给你们皇上，就像我把芬兰给他一样。是的，”他继续说，“我曾答应过并且是会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的，现在他得不到这些好地方了。然而他本来是能把这些地方并入他的帝国的，在一个朝代里把俄罗斯的疆土从波的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叶卡捷琳娜大帝也只能做到这样。”拿破仑说，愈来愈激动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对巴拉绍夫重复着几乎同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本人说过的一样的话。“他本来可以凭我的友谊得到这一切的……啊，多么美好的朝代，多么美好的朝代！”他重复了好几遍，停住脚步，从口袋里取出金鼻烟壶，用鼻子贪婪地吸了一下。
“啊，亚历山大的朝代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
他惋惜地看了巴拉绍夫一眼，当巴拉绍夫还想要说点什么时，他又一次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他还能指望和找到在我的友谊中没有找到的东西吗？……”拿破仑说，困惑不解地耸耸肩膀。“不，他认为把我的敌人放在自己周围比较好些，可这是些什么人呢？”他继续说。“他把施泰因、阿姆菲尔特、温岑格罗德、本尼格森之类的人招到自己身边并加以重用。施泰因是被驱逐出自己祖国的叛徒，阿姆菲尔特是一个好色之徒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法国的逃亡者，本尼格森比起别的人来比较有点军人的样子，但是仍然是无能之辈，他在一八○七年毫无作为，只能引起亚历山大皇帝的可怕的回忆……假定说，他们都是有能耐的人，那么也还可以用他们，”拿破仑接着说，他的话勉强能跟得上不断出现的、表明他的正确或力量（根据他的理解这两者是一回事）的思想，“可是连这也不行，因为他们无论对战争还是对和平来说，都毫不中用。据说巴克莱要比他们所有的人能干些；但是从他最初的行动来看，我并不那样认为。而他们在干些什么？所有这些近臣们在干什么！普弗尔提出建议，阿姆菲尔特不同意，本尼格森进行研究，本来应该采取行动的巴克莱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只有巴格拉季翁是一个军人。他很笨，但是他有经验、眼力和决心……而你们年轻的皇上在这群无能之辈中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他们败坏他的名声，把所有的事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皇上只有当他是统帅时才应该待在军队里。”他说，显然这些话是对亚历山大皇帝的直接的挑衅。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非常希望成为统帅。
“战争爆发已有一个星期，你们没有能守住维尔纳。你们的军队被切成两半，并已被赶出波兰各省。官兵们都在抱怨……”
“恰恰相反，陛下，”巴拉绍夫说，他几乎来不及记住对他说的话，吃力地倾听着连珠的妙语，“我们的军队热切希望……”
“我全都知道，”拿破仑打断他的话说，“我全都知道，我知道你们有多少个营，就像知道自己有多少个营一样。你们不到二十万军队，而我的军队要多两倍。我对您说实话，”拿破仑说，他忘了他这实话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对您说实话，我在维斯瓦河这一边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人帮不了你们的忙；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同你们讲和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典人——他们前世注定要受发疯的国王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一个疯子；他们废黜了他，另立了一个——贝尔纳多特，那人立即发了疯，因为作为瑞典人，只有疯子才能与俄国结盟。”拿破仑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又把鼻烟壶举到鼻子前。
巴拉绍夫想要反驳拿破仑的每一句话，而且也有反驳的理由；他不断做出想要说话的动作，但是拿破仑就是不让他开口。譬如说，关于瑞典人发疯的问题，巴拉绍夫想说，当俄国支持它时，瑞典是一个孤岛；但是拿破仑生气地喊叫起来，想把他的声音压下去。拿破仑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他需要不断地说呀说，说的目的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巴拉绍夫感到非常为难：他作为使臣，担心失去尊严，觉得需要进行反驳；但是作为一个人，面对拿破仑忘乎所以地和无缘无故地发火，精神上感到压抑。他知道拿破仑现在说的所有的话都毫无意义，知道他在清醒过来后会感到难为情。巴拉绍夫垂下眼睛站着，看着拿破仑抖动着的粗腿，竭力回避他的目光。
“你们的盟友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拿破仑说。“我的盟友是波兰人：他们有八万人，他们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他们的人数将达到二十万。”
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说了明显的谎话，而巴拉绍夫又摆出听天由命的姿势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他的火气就更大了，他突然转过身，走到巴拉绍夫的紧跟前，他那白胖的双手迅速地做着有力的手势，几乎喊叫起来：
“告诉你们，如果你们鼓动普鲁士来反对我，听着，我就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抹掉。”他说，他脸色苍白，整个脸气得变了样，一只小手用力地拍打着另一只。“是的，我要把你们赶回到德维纳河那边去，赶回到第聂伯河那边去，重新筑起阻挡你们的屏障，这屏障是该受谴责的和无知的欧洲允许毁掉的。是的，你们将来就会这样，这就是你们离开我之后得到的东西。”他说，抖动着宽厚的肩膀，默默地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他把鼻烟壶放进背心的口袋，马上又把它掏出来，放到鼻子跟前闻了几次，在巴拉绍夫对面站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带着讥讽的表情直瞪瞪地看着巴拉绍夫，低声地说：“可是你们的皇上本来能有一个多么好的朝代啊！”
巴拉绍夫感到需要进行反驳，便说俄国的情况看来并不那么一片黑暗。拿破仑沉默不语，继续带着讥讽的表情看着他，显然没有听他说话。巴拉绍夫说，在俄国，人们对战争都很乐观。拿破仑宽容地点点头，仿佛是说：“我知道，这样说是您的责任，不过您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您被我说服了。”
在巴拉绍夫快要说完时，拿破仑又掏出了鼻烟壶，闻了闻，一只脚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这是叫人的信号。门开了；一个侍从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给皇帝帽子和手套，另一个侍从递上一块手绢。拿破仑没有看他们一眼，朝巴拉绍夫转过身来。
“请您转告亚历山大皇帝，”他拿起帽子说，“我仍像以前一样是他的忠实朋友：我很了解他，并且非常看重他的高尚品质。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很快您就可以拿到我给你们皇上的信。”说完拿破仑快步朝门口走去。接待室的人全都跑向前去，跟着下楼。
七
在听了拿破仑对他说的一切，看到他发了火，又听见他冷淡地说了“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很快您就可以拿到我给你们皇上的信”这样的话之后，巴拉绍夫深信，拿破仑不仅不会愿意再次见他，而且会竭力设法不再遇见他，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受辱的使臣，而主要是因为他是这位皇帝有失身份地无端发火的目击者。但是，使巴拉绍夫感到惊讶的是，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迪罗克送来的参加法国皇帝宴会的请柬。
参加宴会的有贝西埃、科兰古和贝蒂埃。
拿破仑见到巴拉绍夫时神情愉快，态度亲切。他不仅没有因为早晨发火觉得不好意思或内疚的表情，相反，竭力给巴拉绍夫打气。可以看出，拿破仑深信对他来说早就不存在犯错误的可能，在他的思想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不是因为这些事合乎好坏的观念，而是因为这是他做的。
这位皇帝在骑马游了维尔纳城后情绪很好，城里的人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欢送他。在他经过各条街道两边的所有窗户里都挂着花毯、彩旗和他的姓名的花字，波兰的贵妇人们朝他挥动手绢欢迎他。
在宴会上，他让巴拉绍夫坐在自己身旁，不仅对他很亲切，而且仿佛把他看做自己的近臣，看做支持他的计划和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的人一样。在谈话中间，他说起了莫斯科，开始向巴拉绍夫询问这个俄国京城的情况，不只是像一个什么都想知道的旅行者打听他要访问的新地方那样打听，而且深信巴拉绍夫作为一个俄国人，一定会因他的求知欲强而感到荣幸。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多少座房子？莫斯科被人们称为圣莫斯科，是真的吗？莫斯科有多少座教堂？”他问。
当他听说莫斯科有两百座教堂时，便问道：
“干吗要这么些教堂？”
“俄罗斯人笃信上帝。”巴拉绍夫回答道。
“不过修道院和教堂数量多常常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落后的标志。”拿破仑说，他转过头来看看科兰古，希望得到他的赞同。
巴拉绍夫恭敬地表示不同意法国皇帝的意见。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习俗。”他说。
“但是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情况。”拿破仑说。
“对不起，陛下，”巴拉绍夫说，“除俄国外，还有西班牙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绍夫曾经说过，他的这个影射法国人不久前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回答后来在亚历山大皇帝的宫廷里得到很高评价，但是当时在拿破仑的宴会上并不认为怎么样，没有引起注意就过去了。
从元帅先生们脸上冷漠的和困惑不解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弄不清巴拉绍夫说话的语气俏皮在哪里。“即使他真的说得很俏皮，那就是我们没有听出来，或者是根本不俏皮。”元帅们脸上的表情似乎这样说。这个回答没有引起多大重视，因为拿破仑甚至完全没有理会它，天真地问巴拉绍夫，从这里直达莫斯科的道路要经过哪些城市。在宴会上一直保持警惕的巴拉绍夫回答说，如同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所有的道路也通莫斯科，他说，有很多条道路，在这些不同道路当中，有一条是当年查理十二世所选择的通波尔塔瓦的道路，他说到这里，不由得为自己这个巧妙的回答高兴得脸都红了。巴拉绍夫还没有来得及说完“波尔塔瓦”这几个字，科兰古便谈起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道路难行和回忆起在彼得堡的生活来。
饭后大家到拿破仑的书房里去喝咖啡，四天前那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书房。拿破仑坐了下来，搅动着塞夫尔瓷杯中的咖啡，指了指身旁的椅子请巴拉绍夫坐下。
一个人饭后通常会有这样的心情，它比其他任何合乎情理的原因更能使人感到心满意足，把所有人看做自己的朋友。拿破仑这时的心情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周围的人都崇拜他。他深信，巴拉绍夫吃过他的这顿饭后，也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拿破仑同他说话时面带愉快的、稍带讥讽的微笑。
“人们对我说，这是亚历山大皇帝住过的房间。这很奇怪吧，将军，您说是吗？”他说，毫不怀疑他这样说一定会使对方感到愉快，因为这证明他拿破仑要比亚历山大高明。
巴拉绍夫不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默默地低下了头。
“是的，四天前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曾在这个房间里开过会。”拿破仑仍面带讥讽和自信的微笑接着说。“我不能理解的是，亚历山大皇帝居然收罗了我的所有仇敌当做自己的亲信。这一点我不……明白。难道他不想一想我也会这样做吗？”他问巴拉绍夫，显然，一想起这件事，又勾起早晨尚未消失的怒火来。
“让他知道，我也要这样做。”拿破仑说，他站起身来，用一只手推开杯子。“我要把他的所有亲戚，把符腾堡、巴登、魏玛的亲戚统统赶出德国……是的，我要把他们都赶走。就让他在俄国为他们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绍夫低下头，他那样子表明，他很想告辞，而现在仍然听着，只是因为他不能不听人们对他说的话。拿破仑没有注意到这表情；他不像对待敌国的使臣那样对待巴拉绍夫，而像对待一个现在已完全忠于他、为自己的故主受辱而感到高兴的人一样。
“亚历山大干吗要统率军队呢？这又是为什么呢？打仗是我的职业，而他应做的事是当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他为什么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呢？”
拿破仑又掏出了鼻烟壶，默默地在房间里走了几次，突然走到巴拉绍夫跟前，面带轻松的微笑，像做一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会使巴拉绍夫感到愉快的事一样，自信、迅速而随便地朝这位四十岁的俄国将军的脸伸过一只手去，抓住他的一只耳朵，轻轻地拉了拉，咧开嘴微微一笑。
在法国宫廷里，被皇帝拉耳朵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和恩宠。
“怎么，您这位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朝臣，为什么什么也不说呀？”拿破仑说，仿佛在他面前做别人的而不做他拿破仑的朝臣和崇拜者是可笑的。
“给将军准备好了马没有？”他补充了一句，微微低下头作为对巴拉绍夫的鞠躬的回答。
“把我的马给他，他要走很远的路……”
巴拉绍夫带回来的信，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他把谈话的全部详细情况都禀告了俄国皇帝，于是战争开始了。
八
安德烈公爵在莫斯科和皮埃尔见面后，便到彼得堡去了，他对家里人说是去办事，实际上是为了到那里去找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他认为必须找到他。到彼得堡后，他打听到库拉金已不在那里了。皮埃尔事先通知了他的内兄，说安德烈公爵要去找他。阿纳托利·库拉金立即弄到了陆军大臣的任命，到摩尔达维亚的部队去了。这时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遇见了一直对他有好感的老上司库图佐夫，库图佐夫要他和自己一起到摩尔达维亚的部队去，这位老将军被任命为那里的总司令。安德烈公爵接到了在总部供职的任命后，便动身去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认为写信给库拉金提出决斗不合适。在没有提出新的理由的情况下，安德烈公爵认为决斗会损害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名誉，因此他寻找与库拉金见面的机会，想要找到一个进行决斗的新的借口。但是在驻扎在土耳其的军队里他也没有能遇见库拉金，因为他在安德烈公爵到土耳其的军队后不久回俄国去了。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家和新的生活环境里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轻松一些了。在未婚妻变心后，他愈是竭力想在所有人面前掩饰此事对他产生的影响，此事对他的伤害就愈厉害，过去觉得幸福的生活环境现在感到很不舒服，而以前十分珍视的自由和独立则更难以忍受了。他已没有了从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时第一次出现的想法，他曾喜欢和皮埃尔一起讨论这些想法，在鲍古恰罗沃以及后来在瑞士和罗马离群索居时，这些想法曾使他的生活变得比较充实；不仅如此，他甚至害怕回忆起这些展示无限的和光明的前景的想法。现在他感兴趣的只是眼前的、与过去无关的实际问题，以往的事与他分隔得愈开，他就愈贪婪地抓住眼前的事不放。仿佛过去他头顶上不断远去的无限的苍穹突然变成一个低矮的、固定的、压抑着他的拱顶，其中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永恒和神秘之处。
在他所想到的各种活动中，服军役是最简单的和他所熟悉的。他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里担任值班将官的职务，工作非常勤奋，库图佐夫见他积极主动和认真，甚为吃惊。安德烈公爵没有在土耳其找到库拉金，认为不必追回俄国去找他；但是尽管如此，他知道，不论再过多少时间，如果碰见库拉金，虽然他极其蔑视他，虽然他竭力向自己证明他不值得降低自己的身份同他发生冲突，他要是碰见还是不能不向他提出决斗，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不扑向食物一样。安德烈公爵内心里总觉得耻辱未雪，仇恨未消，这就使得他很难保持那种到土耳其后以忙忙碌碌以及有点追求功名和虚荣的样子出现的表面的平静。
一八一二年，当和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布加勒斯特（库图佐夫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整天整夜和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在一起）后，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线军队。库图佐夫已对积极工作的鲍尔康斯基感到厌烦，因为觉得他那样工作实际上是在责备自己懒散，便乐意放他走，派他到巴克莱·德·托利那里去执行任务。
在前往五月间驻扎在德里萨营地的军队之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去了童山，因为童山正在他经过的路上，离斯摩棱斯克大道三俄里。最近三年安德烈公爵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反复思考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感受，阅历很广（他走遍了西方和东方），在到童山时见到一切如旧，连最细小的地方也没有变化，生活还像过去一样，不禁感到奇怪和出乎意外。他像到了一个神奇的、沉睡的城堡一样，上了林阴道，进了童山宅院的石门。这宅院还是那样庄重，那样清洁，那样寂静，屋里还是那些家具，那些墙壁，听到的还是那些声音，散发出的还是那种气味，看到的还是那些怯生生的脸，只不过老了些。玛丽亚公爵小姐还是一个畏怯的、难看和日渐见老的姑娘，在恐惧和无限的精神痛苦中徒劳无益地和毫无乐趣地度过她最好的年华。布里安娜还是那样享受着生活中每一分钟的欢乐，充满着快乐的希望，心满意足，卖弄着风情。安德烈公爵觉得她只是变得更加自信了。他从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德萨尔身穿一件俄国式的常礼服，正在用生涩的俄语同仆人们说话，但仍然是一个智力有限的、有教养和德行的学究。老公爵身体上只有一个变化，即他的嘴的一边缺了一颗牙；精神上还像以前一样，只不过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更加恼怒和更加不相信。只有尼科卢什卡一个人长高了，模样变了，脸红红的，满头深色的鬈发，自己也不知怎么啦，快乐地笑着，好看的小嘴的上嘴唇向上噘起，完全像他死去的母亲小公爵夫人一样。在这个神奇的、沉睡的城堡里，只有他一个人不听从要求保持不变的法则。虽然外表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是从安德烈公爵离家以来，所有这些人内部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家庭成员分为两个格格不入的和相互敌视的阵营，他们现在只是当着他的面才聚到一起，为了他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属于一个阵营的有老公爵、布里安娜小姐和建筑师，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有玛丽亚公爵小姐、德萨尔、尼科卢什卡以及所有的保姆和奶妈。
安德烈公爵在童山停留期间，家里所有的人在一起吃饭，但是大家都觉得别扭，他感到他像是一个客人，大家是为了他才破例这样做的，他在场时所有的人都很拘束。在第一天吃午饭时，安德烈公爵不由得感觉到这一点，默不作声，老公爵觉察到他的样子不自然，也沉下脸不再说话，一吃完饭就回屋去了。晚上安德烈公爵去见他，想和他说说话，活跃一下气氛，开始对他讲小卡缅斯基伯爵指挥作战的情况，老公爵突然和他说起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指责她迷信和不喜欢布里安娜小姐，并且说，只有布里安娜小姐一个人才真正忠于他。
老公爵说，如果他有病的话，那是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气病的；说她有意地折磨他和惹他生气；说她娇惯小尼古拉公爵，常对他说些愚蠢的话，把他教坏了。老公爵非常清楚，他在折磨自己的女儿，女儿的生活很痛苦，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不折磨她，她理应受到折磨。“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一点，对我一字不提妹妹呢？”老公爵想道。“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认为我是恶棍或老傻瓜，无缘无故地疏远女儿而去亲近那个法国女人？他不明白，因此需要对他进行解释，应当让他听一听我的话。”老公爵接着想道。于是他开始讲他为什么忍受不了女儿的那种无法理喻的性格的原因。
“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说，眼睛没有看着父亲（他生平第一次责备自己的父亲），“我本来不愿意说；但是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将对您开诚布公地说出对这一切的看法。如果在您和玛莎之间有误会和不和的话，那么我怎么也不会归罪于她，因为我知道她非常敬爱您。如果您要问我，”安德烈公爵接着说，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因为最近他总是容易烦躁，“我只能说一点：如果有误会的话，那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造成的，她本来就不应成为妹妹的女友。”
老人起先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儿子，很不自然地微笑着，露出了安德烈公爵还没有看惯的掉了牙留下的新豁口。
“什么样的女友，亲爱的？啊？已经商量过了！是吧？”
“爸爸，我不想充当法官，”安德烈公爵用恼怒和生硬的口气说，“但是您叫我说，我就说了，而且一直还要说，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有过错的是这个法国女人……”
“啊，作出判决了！……作出判决了！……”老人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有点发窘，但是接着他突然跳了起来，喊道：“滚，滚！不许你再来！……”
安德烈公爵想立即就走，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挽留他再住一天。这一天安德烈公爵没有和父亲见面，老人没有出来，除了布里安娜小姐和吉洪外，不许任何人进去见他，问了几次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安德烈公爵在临行前到儿子住的屋里去。身体健康、像母亲一样长着一头鬈发的孩子坐到他的双膝上。安德烈公爵对他讲起蓝胡子的故事，但没有讲完就陷入了沉思。他抱住坐在他膝盖上的孩子时，心里想的不是他的这个漂亮的儿子，而是他自己。他惶惶不安地在自己心中寻找着为惹父亲生气而悔恨和为他（生平第一次同父亲争吵后）就要离开父亲而惜别的心情，但是都没有找到。他觉得最主要的是，他寻找而没有找到已往的那种对儿子的柔情，他对儿子表示亲热，让他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就希望能在自己心中唤起这种感情。
“喂，你往下说呀。”儿子说。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把他从膝盖上放下来，出了房间。
安德烈公爵一放下他的日常工作，尤其是他一回到他过去觉得幸福时的生活环境，生活的苦闷就像以前那样充满他的心头，于是他急忙抛开这些回忆，想尽快找到一件事情来做。
“你一定要走，安德烈？”妹妹问他。
“谢天谢地，我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说，“可惜你走不了。”
“你干吗说这话！”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现在你就要去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他年纪这样大了，你干吗还说这话！布里安娜小姐说，他问到过你……”她一开始说这些，她的嘴唇就颤抖起来，开始掉眼泪。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
“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你想一想，微不足道的东西和微不足道的人居然都能给人们造成不幸！”他愤恨地说，使玛丽亚公爵小姐吃了一惊。
她知道，他在谈到他所说的微不足道的人时，指的不仅是使他感到不幸的布里安娜小姐，而且指那个毁了他的幸福的人。
“安德烈，我有一个请求，我恳求你。”她说，碰了碰他的胳膊肘，用含着泪水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他。“我理解你（玛丽亚公爵小姐垂下了眼睛）。不要认为痛苦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她朝略高于安德烈公爵头顶的地方看了一眼，用的是人们通常用来看圣像的那个熟悉地方的信赖的目光。“痛苦是他给的，不是人造成的。人是他的工具，不能怪他们。如果你觉得有人得罪了你，你就忘掉这些，宽恕他。我们没有权利进行惩罚。这样你就会懂得宽恕人是幸福的。”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玛丽，我就会这样做。这是妇女的美德。但是男人不应该和不能够忘记和宽恕。”他说，虽然在这之前他没有想库拉金，但是这时心中突然升起了旧仇未报引发的怒火。“既然玛丽亚公爵小姐已在劝我宽恕了，这就是说，我早就该进行惩罚了。”他想。他没有再答理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想象他碰到在军队里的阿纳托利（他知道他在哪里）向他报仇的痛快时刻。
玛丽亚公爵小姐恳求哥哥再留一天，她说，她知道如果安德烈公爵没有与父亲和解就走，父亲会感到非常伤心的；但是安德烈公爵回答道，他大概很快就会再从部队里来，并且一定会给父亲写信，而现在待在这里的时间愈长，就会吵得愈厉害。
“再见，安德烈！记住，不幸是上帝给的，人永远是没有过错的。”这是安德烈公爵在和妹妹告别时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事情只能是这样！”安德烈公爵在出童山的林阴道时想道。“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只好受这个老糊涂的折磨了。老头子觉得自己不对，但是不能改变自己。我那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快活地生活着，而不知道他将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受人欺骗或欺骗别人。我现在到军队去，去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的竟是碰到那个我所蔑视的人，给他一个打死我和嘲笑我的机会！”以前的生活条件和现在一样，可是以前它们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一切都散了架了。安德烈公爵脑子里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和没有任何联系的现象。
九
安德烈公爵于六月底来到部队的总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的部队驻扎在德里萨河畔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里；第二军的部队在撤退，力图与第一军会合，据说它们之间的联系被法国的大部队切断了。在俄国军队里，大家对作战的进程都不满意；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敌军有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也没有料到战争会超出西部的波兰各省的范围。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边找到了巴克莱·德·托利，他是被派到这位将军这里来任职的。由于营地周围没有一个大的村庄或市镇，大批将军和随军的近臣被安置在两岸方圆十俄里内各个村庄的最好的房子里。巴克莱·德·托利的驻地在离皇上四俄里处。他冷淡地和毫不热情地接待了鲍尔康斯基，带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奏请皇上安排他的工作，请他暂时待在司令部里。安德烈公爵希望在部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不在这里，已到彼得堡去了，鲍尔康斯基得知这个消息反而感到高兴。这是因为他处于正在进行的巨大规模的战争的中心，对它非常关注，暂时摆脱了因想起库拉金而产生的愤恨。最初四天，没有要求他去完成什么任务，于是他骑马走遍了整个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借助于自己的知识和通过与了解情况的人的交谈，力图使自己对营地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但是对安德烈公爵来说，这个营地是否可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深信，在军事上最深思熟虑的计划（如同在奥斯特利茨作战中看到的那样）毫无意义，一切取决于如何对付敌人的出人意料的和无法预见的行动，一切取决于由谁和如何来指挥整个战斗。为了弄清这最后的一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力图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的情况，最后对形势得出了如下的看法。
当皇上还在维尔纳时，军队分为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莱·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指挥，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皇上待在第一军，但是不以总司令的身份。在命令中没有说皇上将进行指挥，只说皇上将待在军队里。此外，没有御前总指挥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营总部。皇上手下有担任皇帝行营总部主任的军需总监沃尔康斯基公爵、将军们、侍从武官们、外交官们以及一大批外国人，但是没有军队的指挥部。除了这些人外，跟随皇帝的还有一些没有职务的人：前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军衔很高的将军本尼格森伯爵、皇储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特、作战计划的总起草人普弗尔、侍从将军撒丁人保卢奇、沃尔佐根和其他许多人。虽然这些人在部队里没有担任军职，但是凭他们的地位有着很大影响，一个军长、甚至总司令常常不知道本尼格森，或者亲王，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询问或提出这个或那个建议的，不知道某个以建议形式下达的指示是他本人的意见还是皇上的旨意，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加以执行。但是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在近臣们看来，皇上和所有这些人待在军队里的实质意义大家是很清楚的。这意义就是：皇上没有给自己加上总司令的头衔，但是指挥着所有的军队；他周围的人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是皇上的侍卫；本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地主，他尽地主之谊接待皇上，实际上是一位很好的将军，能提出有益的建议，并且可以随时用来顶替巴克莱。亲王待在这里，是因为他乐意在这里。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在这里，是因为有事可以让他出个主意，也因为亚历山大皇帝非常看重他的人品。阿姆菲尔特是拿破仑的死敌和十分自信的将军，一向对亚历山大有很大影响。保卢奇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侍从将军们在这里是因为皇上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最后，这是主要的，普弗尔在这里是因为他制订了反拿破仑的计划并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可行，现在他指导着战争的整个进程。普弗尔手下有沃尔佐根，他用比普弗尔本人更通俗易懂的形式说明普弗尔的思想，而普弗尔是一个说话粗鲁的、自信到了蔑视一切的程度的脱离实际的理论家。
除了这里列举的俄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他们以在异国从事活动的人所特有的大胆，每天都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想法）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待在军队里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在这里。
在这个人才济济、自视很高、紧张忙碌的巨大群体里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说法，安德烈公爵从中看出有以下几种明显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是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这是一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有一种军事科学，这种科学有其一成不变的规律，有斜行进、迂回等等的规律。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要求向国家的内地撤退，按照臆想的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规律撤退，认为对这一理论的任何背离都是野蛮、无知或别有用心的表现。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的公爵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等人，主要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如同常见的那样，有一种极端，也就会有另一种极端的代表。这一派的人早在维尔纳时就要求进攻波兰，不受事先制订的任何计划的约束。此外，这一派的代表主张采取大胆的行动，同时他们也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片面。这一派是俄罗斯人，例如巴格拉季翁和地位开始上升的叶尔莫洛夫等人。这时曾广泛流传叶尔莫洛夫的一句笑话，仿佛他曾请求皇上给他一个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在缅怀苏沃洛夫时说，应当做的事不是思前想后，不是用针往地图上做记号，而是战斗，打击敌人，御敌于俄国国门之外，不要挫伤部队的士气。
属于皇上最信任的第三派是在两派之间采取调和态度的近臣们。这一派的人大多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属于这一派，从他们所想和所说来看，他们是一些没有信念却希望显得有信念的人。他们说，要打仗，尤其是同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打仗（他们又称他为波拿巴了），无疑需要有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对这门学问的深刻了解，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是片面的，因此不应完全相信他们，也应当倾听普弗尔的反对者的看法以及从事实际工作和有作战经验的人的意见，在这一切之中取其中。这一派的人坚持根据普弗尔的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改变其余两个军运动的方向。虽然采取这样的行动既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达不到那个目的，但是这一派的人认为这样做要好些。
第四派的最著名的代表是作为皇储的亲王，他忘不了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失所望的情景，当时他头戴盔形帽和身穿骑兵制服，像去检阅一样骑马走在近卫军的前面，希望能显一下威风，一举打垮法国人，但是却出乎意料地到了第一线，在一片混乱中好容易逃了出来。这一派的人发表意见时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认为他很强大，认为自己很软弱，并且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他们说：“除了痛苦、耻辱和毁灭外，这一切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现在放弃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要放弃德里萨。对我们来说惟一聪明的办法，这就是签订和约，而且要赶在我们还没有被赶出彼得堡之前尽快签订！”
这种在部队上层非常流行的观点既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也得到了由于其他政治原因主张议和的一等文官鲁缅采夫的支持。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拥护者，这些人主要不是看重他的为人，而是拥护他当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怎么样（他们开头都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和能干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了。给他实权吧，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战争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给了他权力，他就会像在芬兰那样证明他会做些什么。我们的军队能保持秩序和实力，撤退到德里萨而没有遭到败绩，这只能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以本尼格森来取代巴克莱，那么一切就会完蛋，因为本尼格森已在一八○七年表现出了自己的无能。”
第六派是本尼格森的支持者，他们说，恰恰相反，没有比本尼格森更能干和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怎么着，仍然还得找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撤退到德里萨的整个行动是最可耻的失败和一连串接连不断的错误。“错误犯得愈多，”他们说，“那就更好，因为至少能快一些懂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现在需要的不是某个巴克莱，而是像本尼格森那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有过很好的表现，拿破仑本人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像他这样的人掌权，人们是会乐意认可的，——而这样的人只有本尼格森一个。”
第七派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在皇帝周围，尤其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常有这样的人，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跟前就特别多，他们对皇上忠心耿耿，不把他当做皇帝来崇拜，而是真诚无私地崇拜他这个人，就像一八○五年罗斯托夫崇拜他一样，不仅在他身上看到所有的美德，而且看到人的所有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赞赏皇上不接受军队的指挥权而表现出来的谦逊，但是并不赞成这种过分的虚心，希望并且坚决要求他们崇拜的皇上不要过于缺乏自信，公开宣布自任军队统帅，并组成御前总指挥部，必要时与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进行商讨，亲自率领部队作战，只要这样做就能极大地提高部队的士气。
第八派是最大的一派，就人数来说，他们与其他各派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这一派的人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既不愿意进攻，也不愿意在德里萨河畔以及在其他任何地方设防，既不支持巴克莱、皇上、普弗尔，也不赞成本尼格森，他们只希望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欢乐。在皇上行营总部里人们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在这一池浑水里，可以捞到许多别的时候无法想象的好处。其中的一个人不愿意失去有利的地位，今天同意普弗尔的意见，明天转而赞成他的对手，而后天则说他关于此事没有任何意见，为的只是逃避责任和取悦皇上。另一个人为了得到好处，设法引起皇上的注意，大声重复皇上前一天暗示的话，在会上进行争吵，拍着自己的胸脯，提出要和不同意的人决斗，以此表明准备为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第三个人在两次会议之间，在对手不在场时，索性请求发给他一次性补贴作为他忠实服务的酬报，因为他知道这时无暇较真，不会拒绝他。第四个人总是装出偶然让皇上碰见的样子，让他知道自己在埋头工作。第五个人为了达到早就想望的目的——受到皇上的宴请，拼命地证明某种刚发表的意见的正确或错误，为此引用各种多少有点道理和说服力的论据。
这一派的所有人捞着卢布、勋章和官衔，在这过程中只关注皇上好恶的风向标的方向，一发现风向标指向一个方面，军队中的所有这些不劳而食的雄蜂就往这个方面吹风，弄得皇上更难以把风向标转向另一个方面。在形势动荡不定、可怕的和严重的危险使得一切特别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在勾心斗角、自私自利、各种观点和感情的冲突的旋风中，人数最多、不同种族的人都有、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的第八派把整个局面搅得极其混乱。不管提出什么问题，这一窝雄蜂在前一个题目上还没有嗡嗡叫完，就飞向新的题目，用它们的嗡嗡声压倒真诚地进行争论的声音，使人们无法听清。
在安德烈公爵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又形成了一个派，即第九派，并且开始提高嗓门说话了。这是由一些年老的、明白事理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们善于在不赞同意见对立的任何一方的情况下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行营总部发生的一切，想出摆脱这种情况不明、犹豫不决、混乱和软弱无能的局面的办法。
这一派的人这样认为也这样说，一切坏事主要是由于皇上带着宫廷的军事人员待在军队里造成的；认为这样做就把那种模糊不清、相互制约、摇摆不定的关系带到了军队，这种关系在宫廷尚无不可，而对军队来说是有害的；认为皇上应该当他的皇帝，而不应该指挥军队；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是皇上和他的近臣离开军队；认为皇上待在这里，需要有五万人马保驾，使他们不能参加战斗；认为一个最差的、然而独立自主的总司令要比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受到待在军队里的皇上的权力制约的总司令要强。
在安德烈公爵闲住在德里萨时，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上写了一封信，巴拉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都同意在信上署名。在这封信里，希什科夫利用皇上允许他就战事的总的进程发表意见的权利，借口皇上需要去鼓舞首都民众的斗志，恭请皇上离开军队。
提出由皇上来鼓舞民众的斗志和号召民众奋起保卫祖国的建议，为他离开军队找了个借口，这建议被皇上接受了，这种鼓舞民众斗志的做法（正如皇上亲自驾临莫斯科就是一种鼓舞一样）成了俄国获胜的主要原因。
十
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上时，巴克莱就在午餐时转告鲍尔康斯基，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以便向他询问土耳其的情况，安德烈公爵应在晚上六点钟到本尼格森住处。
这一天皇上总部接到了拿破仑采取了可能对我军构成威胁的新的行动的消息，后来发现这个消息并不确实。这天早晨，米绍上校在陪同皇上巡视德里萨的防御工事时对皇上证明说，普弗尔建造的这个筑有防御工事、至今被认为是战术的杰作、应能置拿破仑于死地的营地，实际上毫无意义，会毁了俄国军队。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本尼格森将军的住所，这是紧靠河边的一座不大的地主宅院。本尼格森和皇上都不在那里；皇上的侍从武官切尔内绍夫接待了鲍尔康斯基，对他说，皇上与本尼格森将军和保卢奇侯爵一起今天再一次去视察德里萨营地的工事了，开始对这营地是否适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切尔内绍夫手里拿着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口。这个房间以前大概是一个厅；房间里还放着管风琴，上面乱堆着一些壁毯，在一个角落里支着本尼格森的副官的行军床。这个副官也在这里。他看来被酒宴或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瞌睡。这个厅有两道门，一道直接通向以前的客厅，另一道通向右边的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出用德语和间或用法语说话的声音。在这个以前的客厅里，根据皇上的意思，召集的不是军事会议（皇上喜欢不作明确说明），只请来了一些人，皇上希望听听他们对目前的困难的看法。这确实不是军事会议，而似乎是一次被请来给皇上本人说明某些问题的特邀人士的会议。应邀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特、侍从将军沃尔佐根、被拿破仑称为逃亡的法国臣民的温岑格罗德、米绍、托尔、完全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弗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整个事情的支柱。安德烈公爵有机会对普弗尔作仔细的观察，因为他到后不久普弗尔就来了，进了客厅，停下来和切尔内绍夫说了一会儿话。
普弗尔身穿缝制得很糟的俄国将军制服，他穿着它好像要去化装表演一样，安德烈公爵乍一看，觉得面熟，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身上有魏罗特、马克、施米特以及安德烈公爵在一八○五年见过的其他许多德国军事理论家的特点；但是他要比所有这些人更典型。像这样一个在自己身上集中了那些德国人的所有特点的德国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从来没有见过。
普弗尔个子不高，很瘦，但是骨架大，体格粗壮，臀部很宽，肩胛骨显露。他的脸布满皱纹，眼窝深凹。他两鬓的头发前面显然匆匆地梳过，而在后面则一绺绺地自然地翘着。他进了房间，不安地和生气地瞧瞧四周，仿佛害怕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他用笨拙的动作挟住佩剑，用德语问皇上在哪里。看来他很想赶快走遍各个房间，结束行礼和问候，在地图前坐下工作，在那里他才觉得自己待在该待的地方。他匆匆地朝切尔内绍夫点点头，露出讽刺的微笑，听他讲皇帝正在察看他普弗尔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论构筑的工事。他像非常自信的德国人说话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很不客气地轻轻地嘟囔了一句：愚蠢……或者整个事情要完蛋……或者有好戏看啦……安德烈公爵没有听清，想要进房间去，但是切尔内绍夫把他介绍给了普弗尔，说安德烈公爵从土耳其来，那里战争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普弗尔瞟了一眼，他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不如说是目光越过他看别的地方，笑着说：“是呀，那一仗想必有正确的战术。”说着他轻蔑地笑了起来，便到那个有人说话的房间去了。
看来普弗尔本来已随时都可能发火和讽刺人，今天得知有人竟敢背着他去察看他构筑的营地和议论他，更是特别生气。安德烈公爵根据与普弗尔的短暂的见面，凭他关于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回忆，很快对这个人有了清楚的看法。普弗尔是那种一成不变地自信到了不可救药和宁愿受苦受难程度的人之一，只有德国人才会成为这样的人，这正是因为只有德国人才会根据抽象的观念——所谓的科学，即对完美的真理的虚假的知识，变得自信起来。法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身无论就智力和肉体来说，对男人和女人都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是根据他们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这一点而变得自信的，因此他们作为英国人任何时候都知道该做些什么，并且知道他们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无疑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们很激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罗斯人自信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因为不相信可以完全知道什么事。德国人的自信比所有人的自信都坏，都不可改变，都可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真理，知道科学，这科学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真理。显然，普弗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种科学——斜行进理论，这是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里得出来的，他觉得他在最新的腓特烈大帝战争史里看到的一切，在最新的战争史里看到的一切都是荒谬的、野蛮的行为，都是乱七八糟的冲突，在这冲突中双方都犯了许多错误，使得这些战争不能称之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作战计划的制订人之一，这场战争以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他认为这次战争的结局丝毫也不能证明他的理论的不对。相反，根据他的看法，违背他的理论是失利的惟一原因，他以他固有的幸灾乐祸的讽刺口气说：“我可是说过，整个事情都会完蛋。”普弗尔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家，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理论，以至于忘记了理论的目的是应用于实践；他由于喜欢理论而憎恨任何实践，对它不屑一顾。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在实践中因违背理论而造成的失败只能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他与安德烈公爵和切尔内绍夫说了几句关于当前的战争的话，看他表情，仿佛他事先知道一切将会很糟，他甚至对此并不感到不满。他后脑勺上翘起的没有梳过的一绺绺头发和匆忙地梳得很平的鬓角充分证明这一点。
他到了另一个房间里，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低沉的唠唠叨叨说话的声音。
十一
安德烈公爵还没有来得及目送普弗尔出去，本尼格森伯爵就匆匆忙忙地进了房间，他朝鲍尔康斯基点了点头，没有停步，给自己的副官作了一些指示，就到书房去了。皇上随后就到，本尼格森急忙赶在前面，以便作些准备，好迎接皇上。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来到台阶上。皇上满面倦容，下了马。保卢奇侯爵对皇上说着什么。他说得特别热烈，皇上朝左边侧着头，带着不耐烦的神气听着。皇上朝前走动了一下，大概是想结束谈话，但是这个满脸通红、非常激动的意大利人忘记了礼仪，跟在他后面继续说。
“至于说到那个建议构建德里萨营地的人。”保卢奇说，这时皇上已上了台阶，看见了安德烈公爵，注视着这张他不熟悉的脸。
“至于说到，陛下，”保卢奇不顾一切地继续说，仿佛克制不住自己一样，“那个建议构建德里萨营地的人，那么在我看来，他只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疯人院或绞刑架。”皇上没有听完，也可能没有听见这个意大利人的话，在认出鲍尔康斯基后，和气地对他说：
“见到你很高兴，请到他们那里去，我等一会儿就来。”皇上到书房去了。跟他进去的有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他们进去后，门关上了。安德烈公爵经皇上允许，与他早在土耳其就已认识的保卢奇一起前去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上总部的参谋长的职务。他从书房出来，进了客厅，把带来的地图在桌子上摊开，提出了几个他想要听听在座的诸位的意见的问题。其实这是因为夜间得到了法国人迂回包抄德里萨营地的消息（后来发现这消息并不确实）。
第一个说话的是阿姆菲尔特将军，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新的、怎么也无法解释的方案（这只能用他希望表明自己也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来解释），建议在彼得堡大道和莫斯科大道一边构筑阵地，根据他的意见，军队应在那里会合等待敌人。可以看出，这个计划阿姆菲尔特早就想好了，现在把它讲出来与其说是为了回答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计划并不回答这些问题），不如说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公之于众。这是千百万种设想之一，这些设想象其他设想一样，在不了解战争将具有何种性质的情况下，也都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作出的。一些人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另一些人则表示支持。年轻的托尔比别的人都激烈地反驳这位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时从侧兜里掏出一个写满字的笔记本，请求大家允许他读一读。托尔在其非常详细的笔记中提出了另一个与阿姆菲尔特的计划和普弗尔的计划完全相反的作战计划。保卢奇在反驳托尔时，提出了向前推进和进攻的计划，照他说来，只要一进攻，就能使我们摆脱情况不明的状态，脱离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样称呼德里萨营地）。在进行这些争论时，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这是普弗尔和近臣们之间的桥梁）没有说话。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过头去，表明他永远不会降低身份去反驳他现在听到的废话。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他只说：
“何必问我呢？阿姆菲尔特将军提出构建一个后方完全暴露的很好的阵地。或者像这位意大利先生所说的那样发起进攻，很好！或者撤退。也很好。何必再问我呢？”他说。“要知道诸位都知道得比我清楚。”但是当沃尔康斯基皱起眉头说他是代表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精神振作起来，开始说道：
“一切都弄坏了，一切都搞乱了，大家都想显得比我高明，现在又来问我：怎么纠正？没有什么可纠正的。只要精确无误地照我阐明的原理去做就行了。”他一面说，一面用瘦骨嶙峋的手拍着桌子。“有什么困难？小事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他走到地图前面，开始很快地说起来，用干瘦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着，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不能改变德里萨营地的合理性，说一切都预计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进行迂回，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消灭。
不懂德语的保卢奇开始用法语向他提问。沃尔佐根走过来给法语说得不好的普弗尔帮忙，为他翻译，几乎跟不上他说的话，普弗尔说得很快，竭力证明，一切的一切，不仅是发生的一切，而且是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里都预见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困难的话，那么全部原因在于一切没有精确无误地执行。他不断发出讽刺的冷笑，反复证明着，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如同一个数学家不再用各种不同方法验证一道已证明计算正确的算题一样。沃尔佐根接过来替他说，继续用法语说明他的想法，不时地问普弗尔：“对吗，阁下？”普弗尔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那样打起自己人来，生气地对沃尔佐根喊道：
“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保卢奇和米绍两人用法语向沃尔佐根发起进攻。阿姆菲尔特则用法语同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对沃尔康斯基公爵进行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凶狠恼怒、固执己见、头脑不清而自以为是的普弗尔。显然，在所有在座的人之中，只有他一个人不为自己谋求什么，对谁也不怀敌意，只有一个希望——实行根据他花多年的劳动研究出来的理论制订的计划。他是可笑的，他的讥讽的态度令人不快，但是与此同时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使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弗尔，所有人的发言有一个在一八○五年的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共同特点——即对拿破仑的天才的惊慌和恐惧，这种情绪虽然掩饰着，但是在每一个人发表不同意见时流露出来。他们设想拿破仑一切都可能做到，认为对他防不胜防，彼此用他的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设想。看来只有普弗尔一个人也认为拿破仑像所有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但是，普弗尔除了博得安德烈公爵的尊敬外，也使他感到怜惜。从近臣们同他说话的语气，从保卢奇竟敢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这一点，主要的是从普弗尔本人的某种绝望的表情可以看出，别人已经知道和他自己也已感觉到，他垮台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虽然他很自信，说话带有德国人的唠叨和讽刺，但是他那鬓角的头发梳得平平的、后脑勺的头发翘起的样子是可怜的。虽然他摆出气愤和蔑视的样子来加以掩饰，看来他处于绝望之中，因为他就要失去通过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的惟一机会了。
讨论延续了很长时间，而延续的时间愈长，争论也就愈激烈，达到了大喊大叫、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这样也就愈不可能从发言中得出任何共同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着各种不同语言说话的声音，听着这些设想、计划、反驳和叫喊，对他们大家的发言只不过感到惊讶而已。他在军事活动中早就产生和常常出现这样的想法，认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军事科学，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所谓的军事天才，这些想法现在对他来说具有十分明显的真理性。“如果战斗的条件和环境并不清楚而且无法确定，其中作战者的力量更无法确定，那么能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科学可言呢？无论是谁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知道我军和敌军一天后的处境，都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部队的力量。有时，当走在前面的不是一个喊叫‘我们被切断了’并仓皇逃命的胆小鬼，而是一个喊起‘乌拉’来的快乐的和勇敢的人，这样五千个人的部队就抵得上三万大军，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样；有时五万人的军队见了八千人就望风而逃，在奥斯特利茨附近就是这样。在战斗中，如同在任何实际活动中一样，什么也确定不了，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所有这些条件的作用只有在谁也不知道何时到来的那一刻才能确定，在这样的事情里能有什么样的科学可言呢？阿姆菲尔特说，我们的军队被切断了，而保卢奇说，我们使法国军队受到两面夹攻；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不合适之处在于背靠着河，而普弗尔却说这正是它的长处。托尔提出一个计划，阿姆菲尔特则提出另一个；所有计划都很好，也都不好，任何处境是否有利，只有在事件发生时才能清楚地看出。为什么大家都说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能及时下令运来干粮，叫这个向右走，叫那个向左走的人就是天才吗？只是因为军人名声大，又有权，大批无耻之徒便讨好当权者，把他们本来没有的天才的品质加到他们身上，称他们为天才。恰恰相反，我所认识的优秀的将领都是一些傻里傻气或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很出色，拿破仑本人都承认这一点。而波拿巴本人也是这样！我记得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他的那副洋洋自得的蠢相。一个好的统帅并不需要天才和任何特殊的品质，恰恰相反，他身上应当没有一般人的那些最优秀和最高尚的品德，例如仁爱、幻想、温情、钻研哲理的怀疑态度。他应该头脑简单，坚决相信他所做的事非常重要（否则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英勇的统帅。千万不要让他成为一个爱什么人、有怜悯心、老是考虑什么对什么不对的人。当然，自古以来就给他们编造了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当权。军事胜利的取得并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那个在队伍里喊‘完蛋了’或‘乌拉’的人。只有在这队伍里服役，才能有这样的信心：你是有用的！”
安德烈公爵在听大家谈论时这样想道，直到保卢奇喊他，会已散了时，他才清醒过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上问安德烈公爵愿意在哪里工作，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皇上身边，而请求允许他下部队，这就永远失去了成为近臣的机会。
十二
罗斯托夫在战争开始前接到了父母的来信，信中简短地告诉他娜塔莎生病以及与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的事（说是娜塔莎回绝他的），同时又一次要他退役回家。尼古拉接到这封信后，没有打算请假或退役，而是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对娜塔莎病情很关心，对她与未婚夫解除婚约感到非常惋惜，并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尼娅单独写了一封信。
“我心中非常热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我回乡。但是现在，在战争即将开始时，如果我只考虑自己的幸福而不考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和抛弃对祖国的爱，那么我不仅无颜面对所有的同事们，也觉得无地自容。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别离。请你相信，一等战争结束，如果我还活着，并且你还爱我，我就立刻扔下一切飞到你的身边，把你永远紧紧地搂在我火热的怀里。”
确实，只是因为战争爆发，罗斯托夫才没有像他所许诺的那样，回家和索尼娅结婚。奥特拉德诺耶秋天的打猎和冬天的过圣诞节以及索尼娅的爱，给他展示了平静的贵族生活的欢乐和安宁，这是他以前未曾体验过的，现在非常吸引他。“贤惠的妻子、孩子、一大群良种猎犬、十到十二小群凶猛的灵、管理家业、与邻居交往以及担任选举的职务！”他想道。而现在正在打仗，需要留在团里。而由于需要这样做，加上尼古拉·罗斯托夫生性能随遇而安，因此他对团里的生活倒也满意，并能使自己过得很愉快。
尼古拉休假回来后，受到同事们的热情欢迎，不久他被派去采购用于补充的马匹，从小俄罗斯买来了一批出色的军马，这使他很高兴，也使他受到了上司的称赞。休假期间他被提升为大尉，而当团队进入战时状态和扩大编制时，他又担任原先的骑兵连连长。
战争开始后团队往波兰进发，发了双饷，来了一些新的军官和新的兵员，增加了马匹；而主要的是，普遍出现了一种平常战争开始时常有的兴奋欢快的情绪；罗斯托夫知道自己在团里处于有利地位，便全身心地沉浸在服军役的喜悦和乐趣之中，虽然知道他迟早要离开这种生活。
部队由于国家的、政治的和策略上的各种复杂原因撤离了维尔纳。每后退一步，在总部里各种利益、意见和情绪总有一场复杂的较量。对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来说，在夏季最好的时候带着充足的给养撤退，是一件最简单和最快乐的事。沮丧、不安的情绪和勾心斗角的现象只能存在于总部，而在部队的基层，人们根本不问自己上哪里去，去干什么。如果说有人为撤退感到惋惜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要离开住惯了的营房和漂亮的波兰小姐。即使有人想到情况不妙，那么这个想到的人也像一个好军人应做的那样，竭力装出快乐的样子，不去考虑战争的总的进程，而只想自己眼前的事。开头团队快活地驻扎在维尔纳附近，结识了一些波兰地主，等待和接受了皇上和其他高级指挥官的检阅。后来接到了朝斯文齐亚内撤退并销毁带不走的粮草的命令。斯文齐亚内之所以留在骠骑兵的记忆里，只是因为这是有名的“醉营”，全军都这样称呼斯文齐亚内附近的驻地，也因为在斯文齐亚内告部队的状的人很多，抱怨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夺走波兰地主的马匹、马车和地毯。罗斯托夫之所以记得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在进入这个小镇的第一天更换了司务长，以致对付不了连里所有喝醉酒的人，他们未经他许可弄走了五桶陈年啤酒。从斯文齐亚内节节后退，退到了德里萨，又从德里萨后退，快要接近俄国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的官兵们第一次正经地打了一仗。
七月十二日夜，在战斗的前夜，曾有过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一八一二年的夏天总的说来常有这样的暴风雨天气。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连在一片被牲口和马踩坏的已抽穗的黑麦地里宿营。大雨哗哗地下着，罗斯托夫和受他庇护的年轻军官伊林坐在匆忙搭起的棚子里。他们团的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遇到了雨，进了罗斯托夫的棚子。
“伯爵，我从司令部来。听说拉耶夫斯基立功了吗？”于是这军官讲述了他在司令部听来的萨尔塔诺夫卡战斗的详情。
罗斯托夫缩着进了水的脖子，吸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听着，不时看看偎依在他身旁的年轻军官伊林。这个军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久前到团里服役，他现在与尼古拉的关系，如同七年前尼古拉与杰尼索夫的关系一样。伊林竭力在各个方面学罗斯托夫的样，像女人一样爱上了他。
那个留两撇胡子的军官叫兹德尔任斯基，他绘声绘色地说萨尔塔诺夫卡水坝是俄国人的温泉关，说拉耶夫斯基将军在这坝上的英勇行为可与古代英雄媲美。兹德尔任斯基讲述了拉耶夫斯基如何冒着可怕的炮火带领两个儿子到了坝上，和他们一起发起冲锋。罗斯托夫听着他讲，不仅没有说一句话来肯定兹德尔任斯基那么兴奋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却露出了为听到的事感到难为情的样子，不过没有进行反驳。首先，罗斯托夫在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和一八○七年的历次战役后，根据自己切身经验知道，人们在讲述战斗经过时常常说谎，他自己也说过谎；其次，他已有足够的经验，知道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像我们所能想象和讲述的那样。因此他不喜欢听兹德尔任斯基讲，也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这个人，觉得他胡子拉碴，说话时习惯性地俯下身来凑近听的人的脸，在这狭窄的棚子里挤着自己。罗斯托夫默默地看着他。“第一，在攻打的大坝上大概应该是混乱不堪和十分拥挤的，即使拉耶夫斯基带着儿子冲了上去，除了能带动他身旁的十来个人外，不会对任何人起什么作用，”罗斯托夫想，“其余的人根本看不到拉耶夫斯基带着什么人在大坝上走。而且那些看到了的人也不会十分振奋起来，因为在这生死关头，拉耶夫斯基的亲子之情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再说，祖国的命运并不像在谈到温泉关时所说的那样，取决于是否拿下萨尔塔诺夫卡大坝。这么说来，干吗要作出这样的牺牲呢？还有，干吗要把儿子带到这里的战场上来呢？我不仅不会带弟弟彼佳去冲锋，甚至也不会带这个非亲非故的好孩子伊林上去，而是要想方设法把他保护起来。”罗斯托夫一面听兹德尔任斯基说，一面继续想道。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他已经有经验了。他知道所讲的事能为我军增光，因此需要装出对此毫不怀疑的样子。他就是这样做的。
“真受不了啦，”伊林注意到罗斯托夫对兹德尔任斯基的话不感兴趣，说道，“袜子和衬衣都湿了，我身上直往下滴水。我去找个避雨的地方去。雨好像小一些了。”伊林出去了，兹德尔任斯基也骑上马走了。
五分钟后伊林吧嗒吧嗒踩着泥浆跑到棚子里来。
“乌拉！罗斯托夫，快走。找到了！离这里两百来步有一个小酒店，我们的人已上那里去了。哪怕去烘一烘衣服，玛丽亚·亨里霍夫娜也在那里。”
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是团里军医的妻子，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人，军医是在波兰和她结的婚。军医或者是由于没有钱，或者是由于新婚燕尔不愿与年轻的妻子分离，便带着她随着骠骑兵团东奔西走，医生的醋意常常成为骠骑兵军官之间说笑的话题。
罗斯托夫披上了斗篷，叫拉夫鲁什卡带着东西跟着他，和伊林一起走了，他们一路上有的地方在泥泞中滑行着，有的地方干脆冒着快要停的雨在水中吧嗒吧嗒走着，远方的闪电不时划破漆黑的夜空。
“罗斯托夫，你在哪里？”
“在这里。好亮的闪电！”他们彼此呼应着。
十三
在废弃的小酒店门口停着军医带篷的马车，已有五六个军官在这酒店里。玛丽亚·亨里霍夫娜是一个胖胖的浅色头发的德国女人，她身穿短上衣，头戴睡帽，坐在前面角落里的一张很宽的长凳上。她的军医丈夫躺在她后面睡觉。罗斯托夫和伊林在一片快乐的叫喊声和笑声中进了屋。
“嗬！你们这里好快活！”罗斯托夫笑着说。
“你们怎么来晚了？”
“好哇！他们身上的水直往下滴！别把我们的客厅给弄湿了。”
“不要弄脏玛丽亚·亨里霍夫娜的衣服。”有人接过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