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具体事例写他的军事才能和洞察事变进程的能力，写他在一八○五年如何设法拯救俄国军队，如何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就预见到俄奥联军必遭失败，如何断定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和丧失莫斯科并不等于丧失俄国，如何预见到法国军队必遭覆灭。作者强调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仅是由于他的智慧和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与人民群众有血肉的联系以及对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有深刻的了解。
作者在写库图佐夫时，一方面说他主张一切任其自然，把“耐心和时间”作为信条，表现了他的某种消极无为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写他积极干预事变进程，写他的坚强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他在波罗金诺会战正酣时怒斥错误估计形势、惊慌失措的沃尔佐根，下达明天发起进攻的命令；他在菲利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敢于承担责任，决定放弃莫斯科；他在拿破仑派洛里斯东前来求和时坚决予以回绝，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把我看做任何和谈的发起人，我将受到诅咒。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此”。此外，他在法军败退期间，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甚至拂逆皇上的意志，主张“不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不越过俄国的边界”。总的来说，作者力图把库图佐夫描绘成一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场的次数要比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少些。小说先写了他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及后来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会晤的情况，接着写他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维尔纳和德里萨营地的活动，然后又写他被“恭请”离开军队到莫斯科去“鼓舞民众斗志”，最后写他在俄军追击法国人时又到了维尔纳的军队里。一八一二年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没有参与。作者直截了当地说：“在人民战争期间，这个人物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小说中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虽具有吸引人的外表，但是没有主见、爱好虚荣和软弱无能的人，喜欢扮演自由主义者和祖国救星的角色。作者通过智力有限和思想守旧、然而非常热情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那尚不谙世事的十五岁的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皇上的热烈崇拜之情，这种写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表达了当时一般人的感情，又对这位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此外，小说还写了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作者用肯定和赞扬的笔调写巴格拉季翁、多赫图罗夫、科诺夫尼岑等人，而对多尔戈鲁科夫、阿拉克切耶夫、本尼格森、叶尔莫洛夫、拉斯托普钦等人则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有人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提出批评。其实这在艺术作品里是常见现象。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必然会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影响。例如小说中拿破仑的历史作用的被否定和库图佐夫的某种消极无为的表现，就是这样造成的。但是艺术真实非即历史真实，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身是有所区别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只要有实际生活的依据，生动逼真而富有感染力，具有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就应该肯定。
在虚构人物当中，属于贵族阶级者居多。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许多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例如，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作者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原型则是作者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与作者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有相似之处，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则是他的祖母。在尼古拉·罗斯托夫身上有作者的父亲的特点，而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则主要是根据作者的小姨子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塑造的。杰尼索夫的原型是著名诗人和游击队员达维多夫，阿赫罗西莫娃的原型则为奥夫罗西莫娃。此外，就连多洛霍夫、布里安娜小姐等人物也都各有其原型。在重要人物当中似乎只有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没有比较明显的原型，据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毛姆推测，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写了进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矛盾，便利用自己这一个模特儿创造了两个相反的人物。这种推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曾这样说：“如果虚构的名字与真人的名字的相似之处使某些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要描写某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遗憾；这尤其是因为那种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与我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接着他又说：“玛·德·阿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不由自主地和轻率地给他们取了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的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和可爱的真实人物的名字。这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是这两个人物的特殊的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错误只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这两个人物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所有其余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在写他们时甚至没有传说中的或现实中的原型。”
这里托尔斯泰否认它在《战争与和平》里除历史人物外所写的人物都是真人，他这样说无疑是对的，这些都是虚构人物，是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可是他不知何故除了承认杰尼索夫和阿赫罗西莫娃这两个人物有原型外，否认其他人物有原型，这就不符合事实了。根据有关他的家族的传说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他笔下的某些人物无论就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来说，与他的一些前辈和亲戚朋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曾说过某个人物是照某某人写的这样的话。例如，他在谈到娜塔莎的形象的塑造时曾说过：“我取了塔尼娅（即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引者），把她捣碎与索尼娅（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引者）搅和在一起，写出了娜塔莎。”不过就性格特点来说，娜塔莎更接近于前者。根据莫申的回忆，托尔斯泰在许多年后说过：“我经常照着真人写。以前就连草稿上的人物的姓名也是真的，为的是把那个我照着写的人记得更加清楚……我认为如果直接照某一个人写，结果将会很不典型，会得出某种个别的、特殊的和毫无意思的东西。而需要从某个人那里取其主要的性格特点，而以观察到的另外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这样就会是典型的。为了创造一个特定的典型，需要观察许许多多同类的人。”这里托尔斯泰把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说得比较全面，承认有原型，同时指出必须用另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同时应当指出，《战争与和平》里相当多的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原型，例如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一家人就是如此，这些人物形象大概是作者博采他在上流社会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的特点加以提炼和综合而塑造出来的。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托尔斯泰塑造的许多贵族的形象，一个个色彩鲜明，个性突出。其中的多数人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鲍尔康斯基公爵、罗斯托夫伯爵、别祖霍夫伯爵、库拉金公爵等四大家族。老鲍尔康斯基公爵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臣，性情固执，甚至有些怪癖，独断专行，是一位严厉的老爷。但是他热爱故乡的土地，有一颗爱国之心。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则有所不同。他心肠很软，善良而又轻信，慷慨大方，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他因管理不善和挥霍无度而使家业衰败，常常为此而进行自责。瓦西里·库拉金又是一种人。这是一个佩戴着几枚星章的大官，为人虚伪，假仁假义，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反复无常，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贪婪自私，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例如为获取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产参与窃取遗嘱的勾当，后又使用手腕迫使皮埃尔娶自己的女儿。老别祖霍夫伯爵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小说里只写他的死，对他的性格未作充分的揭示。
在年轻一代的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和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这两个人就外表、经历、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安德烈公爵身材不高，面貌英俊，表情严肃冷淡，有头脑，博学多识，有精神需求，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些相似。他有功名心，曾一心想建功立业。幻想遭到破灭后陷入过失望和厌世。后来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一八一二年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在波罗金诺会战中受重伤，不久死去。皮埃尔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巴黎受的教育，他高大肥胖，经常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他为人正直、善良，喜欢进行思考，可是意志薄弱，缺乏办事能力。他不满足于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可是又经不起它的诱惑。他不断地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曾在慈善事业中，在共济会中，在上流社会的消遣中，在酒杯中，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和爱情中寻求安宁和内心的和谐，结果都是失望。卫国战争中，他亲临波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有了接触，产生了做一个士兵的愿望。在敌人占领后的莫斯科为卫护一个亚美尼亚女人而被捕后，历经磨难，最后被游击队救出。在《尾声》里皮埃尔和娜塔莎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看到社会政治情况很糟，觉得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阻止局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参加早期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尽管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愿遵循现行的生活准则，有精神和道德上的追求，都有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小说《尾声》中所写，皮埃尔可能成为十二月党人，安德烈公爵如果不死，也可能像他一样。这可由这样的一段话来证明。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尼科连卡问皮埃尔：“要是爸爸在世，他会同意您的看法吗？”皮埃尔回答说：“我想他会同意的。”而尼科连卡表示一定要做出连他的父亲也满意的事，这说明他将继承父志，也许五年后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十二月党人。根据鲁萨诺夫回忆，他曾问托尔斯泰，尼科连卡是否会在十二月党人时代出现，托尔斯泰表示肯定。
在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希望脱离上流社会的环境和改变自己生活时，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和贝格却一心一意地想挤到那个社会中去。鲍里斯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安排好自己，争取好的前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去接近和迎合那些地位比他高而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人。为了得到陪嫁，向他并不爱的朱丽求婚。著名批评家皮萨列夫把他称为“上流社会的莫尔恰林”。利夫兰的无名小贵族的儿子贝格具有德国人的精明，服役时斤斤计较职位的高低和饷银的多少。他追求的目标是“一切完全和别人那里一样”，他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关于他家举行晚会的描写令人发噱，而他在莫斯科即将放弃的兵荒马乱之际买便宜货，请求伯爵派人替他运送的做法使人厌恶。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瓦西里·库拉金公爵的两个宝贝儿子：冥顽不灵、几乎达到白痴程度的伊波利特和卑劣胆小、腐化堕落的阿纳托利，他们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
尼古拉·罗斯托夫与上述两类人都不一样。一方面，他正直侠义，珍惜名誉，热情而爱冲动，另一方面他思想简单，目光短浅，不善于思考，“凡是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事，他怎么也不会同意”。像他这样的人最后只能成为旧的生活秩序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在小说《尾声》里他在听皮埃尔讲秘密组织的活动时激动地说：“如果你成立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这政府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天职是服从这个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要我率领一个骑兵连弹压你们——我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即去执行命令。”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为了让儿女们不去要饭，整顿好了家业，博得了“好东家”的名声。可见，他走的是一般贵族的老路。在整个贵族阶级正在走向腐朽没落时，这种重振家业的描写也许只是作者的一种希望而已。
小说中居于年轻的女主人公的一端的是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另一端的是埃莱娜·库拉金娜。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娜塔莎天真烂漫，自然率直，感情外露，容易冲动。父亲说她是“急性子”，阿赫罗西莫娃称她“哥萨克”，而杰尼索夫又叫她“女魔法师”。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的这种性格的表现。如上所说，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平民百姓相通的，有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在小说的《尾声》中娜塔莎变成一个只顾生儿育女和照顾丈夫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这样写反映了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怀疑态度，违背了女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变化并不奇怪，这是符合她的性格和有生活依据的。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皮埃尔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么娜塔莎有可能像历史上的某些十二月党人的家属一样，抛弃家庭，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
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娜塔莎相反，性格内向，思想感情隐而不露，有时只能从她的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窥见她内心的秘密。她信仰上帝，对一般穷人有特殊的仁爱之情。她默默地忍受着家庭生活环境的折磨，表现出了很强的道德责任感以及体谅别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有得到爱情和享受生活乐趣的热切愿望，但是常常克制着自己。她在碰到罗斯托夫后，才逐步把自己的丰富精神世界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使得观察能力不强的罗斯托夫，也对她的特殊的、精神的美感到惊讶。
埃莱娜徒有漂亮的外貌，但是空虚，愚蠢，放荡。皮埃尔曾对她说：“只要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道德败坏和罪恶的行为。”这句话非常概括地说明了埃莱娜的为人。在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埃莱娜之间还有像小公爵夫人、薇拉·罗斯托娃、朱丽·卡拉金娜这样一些人。她们既无高尚的志趣，也无深刻的思想，更无精神上的追求，习惯于上流社会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
上面提到过，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下层人物的形象。首先这里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塑造两个下级军官的生动形象，一个是季莫欣，另一个是图申。他们两人都貌不惊人，外表似乎不招人喜欢，在上司面前羞怯腼腆，可是作战勇敢，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次，小说塑造了一些农民的形象，例如罗斯托夫伯爵家的那个并不惟命是从而且感到自己比老爷们强的驯犬师达尼洛、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仆人吉洪、杰尼索夫的仆人拉夫鲁什卡、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等，其中吉洪·谢尔巴特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小说还写了一个名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农民，他的特点是逆来顺受，宽恕一切，相信事物发展的进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个人物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某些特点，与吉洪·谢尔巴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卡拉塔耶夫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后来的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小说中行动积极的农民形象占有多数。在《战争与和平》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后来作者把他加进去并在他身上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让他给正处于紧张的精神探索中的皮埃尔以启示，想必是有深刻用意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的世界观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预示着他后来将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战争与和平》的由几百个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构成的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历史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虚构人物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些人物贯穿于整个叙事的始终，承担着作品的思想重荷，支撑着各条情节线索。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的其他人物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他们为主角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他们和他们周围的其他人物的活动编织成了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历史画面。他们是这部史诗性作品的主要主人公。
四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真实性。为了真实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历史人物，传达出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气味和声音”，托尔斯泰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动手和发动亲戚朋友收集材料，查阅档案，与有关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交谈，进行实地考察。他曾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里说过：“在我的小说里，在历史人物说话和行动的地方，我都没有进行虚构，而利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积累了一大批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书的书名，但是我随时可以援引这些书里的话。”这段话绝非虚夸。在他的藏书中，有关的书刊就有七十四种，此外还有一些书刊他使用过而没有保存下来。在这些书刊中，有一类是史书，其中包括军事史家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描述一八○五年到一八一二年的历次战争和一八一四年远征法国的史书、波格丹诺维奇的《根据可靠史料奉旨撰写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史》、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以及达维多夫、叶尔莫洛夫、格林卡、希什科夫、日哈列夫、梅斯特尔、拉普、拉斯卡斯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等。托尔斯泰对官方文献和钦定史书抱怀疑态度，认为其中有“不可避免的谎言”，因此非常看重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笔记和回忆录。
托尔斯泰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把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写进了小说。它强调在对待历史事实上艺术家的做法应与历史学家有所区别。他曾在一八五三年的日记中说过：“每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从人的角度进行解释，避免历史的陈词滥调。”也就是说，他认为艺术家应从表现人的目的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审美的掌握，然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这些事实表现出来。在他笔下的各种历史事件一方面有史料作为依据，叙事上具有编年史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他又在深切感受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对史料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处理，因此描绘出来的画面既真实可信，又鲜明生动，同时揭示出了事件的某些本质方面。例如，小说在写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波罗金诺会战时，主要事实、战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双方军队的数量、参战部队的番号、指挥官的姓名、作战部署和总司令的命令等等，均取自史书的记载和其他材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作者经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特看法和评价，并根据这种看法和评价运用艺术手段进行了描述。这就从历史的真实提高到了艺术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两次战役的艺术描写中体察到它们之间的某种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他重大事件（例如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斯摩棱斯克的失守、莫斯科的大火、游击战争等）的描写也都参照了各种史料，或者有各种史料作为佐证，因而也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这又是作者所创造的艺术真实的体现。
托尔斯泰不仅重视广阔的历史画面的真实性，而且重视细节的真实性。有时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不大的场景，甚至人物的某个行为或某一句话都有史料记载的事实作为依据。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时责问库图佐夫为何不开始进攻和库图佐夫的回答以及这次战役后拿破仑与俘虏的谈话是根据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洛夫斯基书中的记载写的；莫斯科贵族在英国俱乐部设宴欢迎巴格拉季翁的场面有日哈列夫的笔记作为依据；上面提到过的拿破仑与拉夫鲁什卡的谈话是按照梯也尔书中的记载改写的；拿破仑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早晨梳洗着装和看儿子画像的场面分别取自拉斯卡斯的《圣赫勒拿回忆录》和博塞的回忆录。又如，托尔斯泰在写到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餐时，有一个他向群众扔饼干的细节。他这样写曾遭到维亚泽姆斯基的指责，被说成是对皇上的诽谤。托尔斯泰在给巴尔捷涅夫的信中为自己辩护，指出这个细节并不是他的虚构，而取自格林卡献给皇上的书。大概托尔斯泰记忆有误，这个细节不取自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的笔记》一书，而取自梁赞采夫的《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的情况的目击者的回忆》。不过在梁赞采夫的书中亚历山大一世向人群扔的是水果，托尔斯泰改为扔饼干。类似的根据实际材料进行细节描写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总之，托尔斯泰在写一八一二年战争时，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表现这段历史的原则，反对任意的编造，力求达到所写事实的准确性，同时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艺术阐释和艺术表现，第一次通过艺术形象和艺术画面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这样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这是托尔斯泰的一大发现，也是他的一个功绩。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在描绘广阔的历史画面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翻开这部小说，随处可以看到大量的心理描写。作者在展示各种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的同时，着重写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在生活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他不孤立地进行心理描写，而把它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事态的发展的描写紧密结合在一起。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显示出心理分析的才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他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时曾经指出他的心理分析的特点，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特别注意揭示不同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的不同表现，善于描述从一种心理状态到另一种心理状态的过渡，说明心理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技巧更加圆熟并且已最后定型。他运用这种方法，成功地画出了某些正面人物在道德精神探索过程中的思想感情变化的曲线。例如书中对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后的心理变化，对他随后出现的消极情绪和后来精神的复苏，对他在爱情出现波折后的痛苦心情以及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精神状态，最后对他在受伤后直到临死前的各种思绪，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其中关于他受伤后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无限高远的天空觉得万事皆空的心情的描写，还有关于他在从奥特拉德诺耶回程的路上看到长出新叶的老橡树而产生的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春天感觉的描写，被公认为心理描写的出色篇章。小说对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体验了死亡的恐惧的皮埃尔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也写得非常详尽。
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还具有非常细腻的特点。他用十多页的篇幅写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与多洛霍夫玩牌的过程中和输了钱后的心理变化，把他内心的每一个细微的活动都展示在读者面前。
托尔斯泰在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很少采用从一旁进行介绍的方法，更多地让人物进行自我表白，也就是说，经常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其他艺术手段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它通过人物面部表情、言谈举止、生活细节的描写来暗示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有时主人公的脸色和眼神，他们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常常是无言的心理描写。例如瓦西里公爵在和卡蒂什公爵小姐谈论如何销毁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嘱时，一脸不愉快，腮帮子神经质地抽动着，把身边的小桌子生气地推来推去，所有这些表现反映出了他这时的焦灼不安的心情。
上面说过，托尔斯泰常常把心理描写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的描写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他所揭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外部原因就显得比较清楚；同时他在进行心理描写时充分考虑人物的性格特点，所写的心理变化过程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他的心理描写总的说来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已初露锋芒。他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愤怒的批判和谴责。上面已经说过，他对拿破仑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在国内，托尔斯泰首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层贵族、沙皇的近臣们和某些高级将领。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还没有同整个贵族阶级决裂，对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例如小说中所写的鲍尔康斯基家族、罗斯托夫家族以及阿赫罗西莫娃等）还抱有希望，在写他们时用的是同情的笔触。他所批判的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京城贵族，几乎把他们写成罪恶的渊薮。小说中除了揭露他们的虚伪自私的本性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外，在一八一二年前后的特定条件下还批判他们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种种表现，对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假装出来的爱国热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托尔斯泰对沙皇的近臣们和上层的官僚（尤其是其中的外籍人）在国难当头时明争暗斗和争权夺利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小说特别写了德里萨营地亚历山大一世周围的各种人物之间的斗争，他们分为八九派，其中的第八派人数最多，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九，这一派人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只希望一点，即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欢乐。这些人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衔的过程中，只关注皇上好恶的风向标的方向，一发现风向标指向一个方面，就往这个方面吹风，把整个局面搅得极其混乱。作者轻蔑地称他们“雄蜂”。
小说中的揭露和批判有时也触及到正面人物。作者不把这些人物理想化，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弱点，或者让他们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嘲笑。例如小说中用讥讽的语气写安德烈公爵追求个人功名，幻想自己的“土伦”；在写皮埃尔的宽厚善良的同时，批评他的轻信、意志薄弱和缺少实际办事能力。作者对心爱的女主人公娜塔莎也不讲情面和不加“保护”，写了她生活道路上的失误和爱情生活中的波折。但是这种揭露和责备是善意的，是与对上层贵族的批判不同的。总的说来，《战争与和平》中揭露和批判的主题尚未占主要地位，但是已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托尔斯泰后来在世界观发生转折后对现行制度的全面否定和对恶的“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彻底揭露，显然是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战争与和平》的叙事很有特点。叙述者不仅叙述事件和介绍人物，而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对所叙述的人和事作出评价，他一身兼有叙述者、阐释者和评判者的功能。他夹叙夹议，在叙事的同时进行褒扬贬斥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既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同时又表现出思想家的深沉和政论家的激情。叙述的语调有时平静，有时激动，或充满同情和赞许，或带有愤怒和尖刻的讽刺，一切都以叙述者对所叙述的内容的评价为转移。
作者在小说中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所谓的“通过人物的感受的中介”的叙事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使得他有可能通过不同人的视角描写客观世界，说明不同人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的主观认识，从而增强对客观世界的描写的多面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这样的描写时，作者往往“借重”他的主要主人公。例如，作者在克雷姆斯战役后安排安德烈公爵到奥地利宫廷送捷报，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当时奥地利宫廷的情况；在申格拉本战役前他与值班军官巡视阵地，通过他的视角描写了俄法两军对垒的情况；小说中斯佩兰斯基、阿拉克切耶夫、马格尼茨基等政界人士是通过他的感受描写的；德里萨营地各派的明争暗斗也是通过他的感受揭示的。由于安德烈公爵目光敏锐，常常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描写都比较深刻。
托尔斯泰在运用这种叙述方法时，除了叙事外，常用来完成别的艺术任务。上面提到过通过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的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崇拜，实际上这种写法包含着对皇上的讽刺。在召开菲利军事会议的木屋里专门安排六岁的玛拉莎留在火炕上，通过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视角来写库图佐夫与本尼格森的争论，写她心里“赞成爷爷（库图佐夫）”，这一小小的细节在说明库图佐夫受到人民拥护上胜过长篇大论。小说作者安排皮埃尔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去波罗金诺战场并通过他的感受来写这次战役，这样使得战况的描写更直接，写出了一般军人不易觉察和不注意的某些方面。同时把通过他的感受的描写与通过两军统帅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视角的描写放在一起，使得这次会战的描写更加全面和更加具体。
总之，《战争与和平》结构宏伟，把十九世纪初十余年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众多人物的活动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浑然天成。叙事有条不紊，各条情节线索相互照应，一些事件的叙述与另一些事件的叙述的衔接和它们之间的过渡极为自然，无斧凿痕迹，有时甚至使人觉察不到多条线索的存在。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上面说过，在《战争与和平》里有许多议论。其中包含着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探寻，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争论等。当年批评家和读者曾对议论过多颇有微词。确实，议论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它们有时似乎与叙事本身结合得不够紧密，显得与艺术描写不够协调，而且某些议论前后重复，使人读起来不免觉得比较累赘。这些直露的议论无助于加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同时，作者的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他的一些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常常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议论里，这是因为虽然小说的艺术描写也受到影响，但是有时作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避免和克服艺术表现上的偏颇。上面提到过，托尔斯泰在一八七三年出版小说第三版里作过去掉和简化这些议论的尝试。如果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适当，在去掉多余的议论的同时能保持叙事的连贯性，那么就能使小说避免上述缺点，变得更加精粹。可惜我们未能看到这个版本，无法对他的改变作出判断和评价。
《战争与和平》自从问世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当年激进的批评家（例如米纳耶夫、别尔维、舍尔古诺夫等）曾对它提出过批评，保守的批评家（例如维亚泽姆斯基、诺罗夫等）也对它进行过指责。但是多数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对它进行了赞扬。屠格涅夫称《战争与和平》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说从中可以“更加直接和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生活，这胜过读几百部有关民族学和历史的著作”。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里称《战争与和平》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这部史诗性小说受到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推崇。例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他还说：“《战争与和平》的光荣在于复活了一整个历史时代，再现了民族的迁徙和各国的战争。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各国人民……”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连续发表了七篇评论文章，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根据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想读一读打猎的场面”。他曾说过，在托尔斯泰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称托尔斯泰为伟大人物，是欧洲无人能同他并列的艺术家。
一八七八年，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英国学者威廉·罗尔斯顿打算写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文章，写信给托尔斯泰，希望他提供一些传记材料。托尔斯泰没有提供材料，在回信里说：“我对自己是这样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不相信我的生平不仅会使俄国读者，而且会使欧洲读者感兴趣。”他还补充说：“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一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或者过一百天这些作品就会被忘掉，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
自从《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完全可以告慰它的作者，他的这部作品不仅没有被忘记，而且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喜爱。可以相信，它像世界文学中其他不朽的名著一样，将会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