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的名著。它篇幅很大，洋洋洒洒一百二十万言；结构复杂，几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相互交错；人物众多，大批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同时登场；内容丰富，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和西欧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将就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体裁和结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特点等方面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在这之前，托尔斯泰曾打算写一部叫做《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六十年代初写成了几章，其中描绘了一八五六年从流放地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拉巴佐夫的形象，此人历经磨难，仍保持着青年时代的锐气。后来托尔斯泰的创作构思发生了变化。他在《战争与和平》前言的一个草稿里讲了构思变化的过程，他说：“一八五六年我开始写一部具有一定倾向的小说，主人公应是一个带着家眷回到俄国内地的十二月党人。不知不觉地我从现代转到了一八二五年，转到了我的主人公迷惘和不幸的时代，放弃了已写好的开头。但是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已是一个有了家室的成年人。为了理解他，我需要转而研究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好与一八一二年俄国的一个光荣时代相吻合。于是我又一次抛弃了开了头的东西，决定从一八一二年写起……”接着他又说：“如果只写我们如何战胜波拿巴的法国而不写我们的失败和耻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笔……于是就从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了一八○五年，打算领着我的主人公（已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男女主人公）从这时起经历一八○五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
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动笔，从保存下来的手稿来看，小说有过十五种开头。前四个开头从一八一一年写起，接下来的两个开头改为从一八○八年写起，到第七个开头才把情节开始发生的时间挪到一八○五年。而地点时而在童山，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又转回彼得堡，只有第七个开头情节发生的地点在国外的奥尔米茨营地。最后终于把开头的时间地点定在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个宫廷女官的客厅里。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反复的加工，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小说的第一部，它以《一八○五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一八六五年第一、二期上。接着该杂志一八六六年第一—四期发表了第二部，这一部仍以《一八○五年》为题，不过加上了《战争》这一副标题。这时这部小说的名称和整个构思尚未最后确定下来。
一八六六年五月托尔斯泰给费特写信说：“我希望在一八六七年前结束我的小说，并以《万事大吉》为书名出单行本……”在他这时为小说后面的部分所拟定的提纲里，情节的发展与后来的定本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是一个否极泰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与作者要把小说定名为《万事大吉》的意图是吻合的。但是作者没有按时完成他的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写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这个主题作了更深的开掘，原来的构思发生了变化。他重新审订了已写成的部分并做了修改，放弃了原来的结尾，引进了新的人物，加入了许多历史的和哲学的议论，描绘了人民战争的更加宏伟的图景，对主人公的命运作了新的安排，并且决定放弃《万事大吉》的书名，将小说定名为《战争与和平》。从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来看，作者本人首次用《战争与和平》作为书名是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下旬，他在给拉夫罗夫的信中宣布同意以《战争与和平》为书名排印自己的书。到一八六七年底出版了小说的前三卷，开始排印第四卷。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完了余下的部分，全书六卷于一八六九年出齐，这就是小说的第一版（一八六七—一八六九）。一八六八年十月出版了前四卷第二版，这次出版前托尔斯泰亲自看了校样和作了修改。这四卷与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后两卷合在一起，成为整部小说的第二版（一八六八—一八六九）。
上面说过，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构思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段落进行多次的改写，文字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锤炼。保存下来的手稿多达五千多页，草稿和异文共有一千六百余页，收入《托尔斯泰全集（百岁纪念版）》时，用了整整三卷。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创作这部巨著上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他不仅在稿子上不断涂抹修改，而且在看校样时也这样做。这种做法有时不为人们所理解。例如曾帮助托尔斯泰工作并负责监印《战争与和平》的巴尔捷涅夫在托尔斯泰要他把小说第一部的全部校样寄去以便进行修改时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天知道您在干什么。这样我们永远修改不完和出版不了……您的大部分涂改是不必要的。”托尔斯泰给他回信说：“我不能不像这样进行涂改，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样涂改有很大好处。”反复修改成为托尔斯泰在创作中遵循的原则，他还说过，“应当永远抛开不进行修改地写作的想法。”他又说，“主要的是，应当不急急忙忙地写作，不要对十次、二十次地修正和改写同一个东西感到腻烦。”他的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一部部杰作就是这样经过反复修改、精雕细刻成的。
一八七三年在出版托尔斯泰文集（八卷集）时收入了《战争与和平》。这是这部小说的第三版。以后它的许多版本都是随着文集出版的。作者在把小说收入这个文集前，对它作了较大的改动。首先把小说中的全部法文改为俄文，并去掉了关于战争、历史和哲学的议论（其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议论以及《尾声》第一部的前四章和整个第二部编成题为《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文章》的附录），这大概是因为考虑和接受了有人提出的小说中法文和议论过多的意见。当时他曾写信给帮他修改作品的斯特拉霍夫说：“去掉法文我有时感到可惜，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不用法文要好些。我还觉得，把关于战争、历史和哲学的议论从小说中去掉，可使它变得不那么累赘，不过这些议论单独说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小说的结构也作了改变，把原有的六卷改为四卷，原有的第一卷不变，原有的第二、三卷合为第二卷，原有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第一部合为第三卷，原有的第五卷其余部分和第六卷合为第四卷。从内容来看，这样分卷比较合理，而且各卷的篇幅也比较均匀。这种分卷方法为后来各种版本所沿用。此外，托尔斯泰对文字作了改动。这是作者亲自对小说所做的最后一次修改。一八八○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第三版所收的《战争与和平》是照一八七三年的版本排印的。这是《战争与和平》的第四版。
在这之后，托尔斯泰把作品出版的事务交由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负责。在她的主持下于一八八六年出版了托尔斯泰文集第五版和第六版。在第五版中，《战争与和平》根据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恢复了法文和各种议论，不过保留了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把全文分为四卷的划分和所做的文字修改。同时出版的第六版（廉价版）大概是为了便于普通读者阅读，没有恢复法文。根据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伊瓦金在他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三日的笔记里的记载，托尔斯泰曾坐在一旁听他给伯爵夫人读《战争与和平》的校样。可见，他是知道《战争与和平》要出新版本的事的。但是没有事实证明他参与出版工作。众所周知，这时他的世界观已发生转变，文学观也有很大变化，他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称为老爷的“消遣”，认为一切都要重新写，因此大概不会有兴趣来折腾自己的旧作，很难说这个版本的改动是他自己的主意。
在这之后，《战争与和平》又出了五版，其中第七版（一八八七）、第八版（一八八九）和第十版（一八九七）没有恢复法文，第九版（一八九三）和第十一版（一九○三）恢复了。就这样，在托尔斯泰生前，《战争与和平》曾有过四种不同的版本：一、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第二版，分六卷，有法文和议论；二、一八七三年的第三版，分四卷，去掉法文和议论；三、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分四卷，恢复法文和议论；四、一八八六年的第六版，只恢复议论，没有恢复法文。
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倡议筹备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在一九二八年作家百岁诞辰时出版，因此这个版本叫做“百岁纪念版”。全书共九十卷，到一九五八年才出齐。其中《战争与和平》收在第九—十二卷，曾印刷过两次。第一次印刷（一九三○—一九三三）所依据的版本是一八八六年的第五版；第二次印刷（一九三七—一九四○）则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为基础，采用了一八七三年版本的所有修改。因此这两次印刷的文本存在一定的差别。关于哪个版本应看做《战争与和平》最后定本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学术界有过争论。奥普利斯卡娅提出应把“百岁纪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看做定本。古德济则认为定本应是一八七三年的版本，理由是：这是托尔斯泰对小说进行最后一次加工的结果。他的看法遭到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的最老的研究者古谢夫的批评，古谢夫认为应把一八八六年的版本看做定本，因为这个版本表达了作者最后的创作意志。扎依坚什努尔的看法与上述学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她根据托尔斯泰与合作者的来往信件和其他材料，认定一八七三年出第三版前对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版本的修改并不完全是作者做的，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斯特拉霍夫所为，因此认可一八七三年版本的全部修改是不合适的。根据这一点，她认为不能把“百岁纪念版”中第二次印刷的版本作为定本。同时她也认为不能把“百岁纪念版”中依据一八八六年版本的第一次印刷的版本作为定本，因为作者并未参与一八八六年版本的出版。此外，她还指出“百岁纪念版”的两个版本都没有根据手稿进行校勘，以致许多抄写、印刷和辨读上的错误未能改正，据她统计这样的错讹多达一千八百五十五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出版了《托尔斯泰文集》的二十卷集。其中《战争与和平》（第四—七卷）主要以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版本为蓝本，采纳了一八七三年的版本的分卷方法和其中托尔斯泰本人所做的修改，并根据手稿和其他原始材料进行了校勘，改正了各种错误和编辑的不正确的辨读。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二十二卷集）》中《战争与和平》根据上述二十卷集印刷，不同的是，这个版本除附有作者撰写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外，在每卷后有更为详尽的注释。现在这个版本被认为是比较完备的版本。
二
《战争与和平》，如上所述，共分四卷，外加一个尾声，从一八○五年七月写到一八二○年十二月，时间跨度为十五年，居于叙事中心的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第一卷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独特的引子。它从写和平生活开始，可是一开头就提到拿破仑，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一卷介绍了全书的各个重要人物，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一八一二年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同时写了一八○五年的几次战役和俄军的“失败和耻辱”，照前面说过的作者的构思，这显然是为写一八一二年胜利作铺垫。
第二卷写一八○六年到一八一二年前发生的事，这是向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描写的一个过渡。在这一卷里战争的场面退居次要地位，叙事重点放到写和平生活上，通过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之间的关系、利害冲突、爱情纠葛、某些人的思想道德探索的描写，展示了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卷和平生活的景象的描绘可以说是此后的战争描写的烘托和反衬，而其中主人公性格的进一步揭示则为描写他们在战争开始后各自的表现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
第三卷集中写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既写军事行动，又写战时的生活以及在战争环境里各种人物的表现和遭遇。而高潮是八月二十六日的波罗金诺会战。最后写到俄军放弃莫斯科和法国人占领该城的情况。
第四卷写法军在莫斯科停留数周后撤离的情况和俄军的军事行动，最后写到法军的溃灭，同时用一定篇幅专门写了游击战争。《尾声》交代了主要主人公战后的生活情况，最后以一八二○年十二月几位主要主人公关于彼得堡的秘密组织的谈论和争论作结。
从这个简单介绍来看，作者改变了他从现代（从一八五六年）写起回溯到历史的构思，变成完全写历史。原来作者计划带领主人公经历一八○五年到一八○七年和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以及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他只写到一八二○年，对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只作暗示而集中写一八一二年战争，这就使得整个叙事中心突出，结构紧凑。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小说的描述中看到一个大的浪潮平息后另一个浪潮正在掀起的迹象，并且猜测到不同的主人公在新的浪潮中将会有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
《战争与和平》把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和西欧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纳入表现的范围，诸如俄、法、奥、普几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申格拉本战役，被称为“三皇大战”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弗里德兰战役，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和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拿破仑的入侵俄国和一八一二年战争的爆发，斯摩棱斯克的失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波罗金诺会战，俄军放弃莫斯科，法军进城和莫斯科的大火，俄军的侧进和塔鲁季诺战役，法军撤离莫斯科和俄军的追击，游击战争，法军的溃灭和俄军的胜利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与此同时，小说中有一系列历史人物出场，其中包括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统帅库图佐夫、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以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等。
这部小说对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生活作了全面的反映。作者揭露了宫廷和政界军界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争权夺利的斗争，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小说中对大大小小的晚会、舞会和宴会，对赌博、决斗和打猎的场面都描绘得非常具体和生动，还写了某些民间习俗，例如过节、占卜等。另一方面，小说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心理，尤其是表现了国家危在旦夕时各个阶级思想的动向和情绪的变化。
小说在写贵族阶级的生活时，着重写了四大家族：鲍尔康斯基家族（老公爵及其子女安德烈和玛丽亚）、罗斯托夫家族（伯爵夫妇及其子女尼古拉、彼佳、薇拉和娜塔莎）、别祖霍夫家族（老伯爵和他的儿子皮埃尔）和库拉金家族（瓦西里公爵及其子女伊波利特、阿纳托利和埃莱娜）。这几个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年轻成员之间的爱情纠葛和婚配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恩恩怨怨的描写，构成了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此外，小说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历史、哲学的议论。议论多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
根据以上介绍，《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似乎突破了传统的长篇小说的成规，别具一格。当年托尔斯泰在发表第一部时曾请求《俄罗斯通报》的编辑不要把他的作品称为长篇小说。后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这篇文章中又说：“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也更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够用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确实，《战争与和平》在体裁上不落一般的长篇小说的窠臼，有所创新和突破。它具有历史小说、社会心理小说、家庭纪事小说和哲理小说的某些特点，全面地反映了俄国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气势雄伟，具有史诗性的规模，因此有人提出把它看做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这个看法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所认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托尔斯泰酝酿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封建农奴制度出现了危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托尔斯泰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关心和思考着俄国的命运，力图认清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前后，他通过办学和作为和平调解人进行的活动，与农民群众有了较多的接触，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从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前几章来看，虽然其主题仍是探索俄国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但是主人公拉巴佐夫这样说道：“我应当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人民。我的看法是：俄国的力量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人民身上。”这段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说明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
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在小说写作过程中最后决定不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中心而以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为中心，可以说这是他由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作出的选择。
根据托尔斯泰夫人的记录，托尔斯泰曾于一八七七年三月三日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把作品写好，应当喜欢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思想。譬如说，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我喜欢家庭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我喜欢人民的思想，这是由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缘故。”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
这“人民的思想”首先表现在肯定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人民战争的性质以及人民群众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上。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民战争的特点作了生动的说明。他把俄法两国比作进行决斗的击剑者，当俄方感觉到受了伤，有生命危险时，便不顾剑术规则抄起大棒狠击敌手。他在用这个比喻时，首先肯定俄国在生死存亡关头有运用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的权利。他说，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觉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仍以一种可怕的和威严的力量举起来，根本不问一问谁的趣味和规则如何，带着几分傻气和纯朴，但是目标明确地、不看一看是什么就举起来，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国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赶出去为止”。
托尔斯泰批驳了官方文献和某些历史学家对一八一二年战争所做的错误解释，肯定了它的正义性，赞扬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中写道，自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国土之时起，尤其是在斯摩棱斯克大火之日起，一场全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斯摩棱斯克商人费拉蓬托夫宁愿放火把自己的店铺烧掉，也不愿让它落到魔鬼手里，莫斯科近郊的农民为了同样的原因，不把干草卖给敌人，把它付之一炬。人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法国人。各地出现几百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它们在得到政府正式认可前，已消灭了几千敌军。有一支由教会执事率领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就抓了几百个俘虏，还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就这样，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拿破仑的军队。
与一八○五年在国外作战时相比，俄国军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气空前高涨，照托尔斯泰看来，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例如，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士兵和民兵们个个摩拳擦掌。一个士兵说：“眼下不仅可以看见士兵，也可以看见许多农民……眼下就不分是谁了……要让全体老百姓一起扑上去，一句话——让莫斯科全都上。想要拼个你死我活。”营长季莫欣在谈到他的营的情况时说：“现在谁还爱惜自己！我的营里的士兵，不知您信不信，开始不喝酒了，他们说，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这些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了普通群众的高度自觉和爱国热忱。库图佐夫在听说民兵们“穿上白衬衣，准备明天决一死战”时，不禁赞叹道：“啊，英勇卓绝、无可比拟的人民！”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把它与奥斯特利茨战役作比较时指出，那时是“莫名其妙地”去打仗，而如今打仗则是因为“法国人毁了我的家园，现在又要去毁坏莫斯科，每时每刻都在侮辱我”。这段话指出了前后两次战役的不同性质。
托尔斯泰认为，“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少数英雄人物决定历史进程的说法，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他的认识还有模糊不清之处，某些说法还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小说中比较广泛地描绘了作为决定性力量的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在写英雄人物时，强调这些人物只有在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时才能起应有的作用。小说中的库图佐夫就被写成人民意志的代表，作者强调说，库图佐夫的“那种洞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非凡力量，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十分纯洁和十分热烈的人民感情”。他笔下的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则相反，此人并不了解人民的要求，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意义，一心要完成一些爱国主义的“壮举”，结果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小说中说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弄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严肃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挡把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而在说到拿破仑时，作者认为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妄图支配各国人民的命运的人在历史上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嘲笑他“在他的整个活动期间如同一个孩子，抓住拴在马车里面的带子，自以为是在赶车”。
与此同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否接近普通老百姓，是否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似乎成为检验各种人物、尤其是贵族阶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尺度，有时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并和他们达到精神上的一致，成为某些人物精神道德探索的目标。小说中的安德烈公爵由于克服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厌世情绪，便决心不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要与大家生活在一起，当了团长后，关心自己团里的士兵，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看到士兵们自始至终都很坚定和镇静，便自愧不如，表示要去掉自己身上的所有赘物，成为一个士兵，“全身心地投入这共同的生活”。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普通群众相通的。这位伯爵小姐有接受俄罗斯民间艺术的惊人能力，她在学跳俄罗斯民间舞时动作非常准确，使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她同情受伤的士兵，违背母亲的意志，腾出马车运送他们。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关键时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给她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小说根据这一尺度揭露和批判朝廷权贵和上层贵族们，指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远离人民群众，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国难当头时仍过着平静奢侈的生活。“皇上还是照样上朝，舞会照样举行，法国剧院照样演出，宫廷关心的还是那些事，追求功名利禄和耍阴谋诡计依然如故。”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波罗金诺会战的那一天，安娜·舍列尔家里照常举行晚会，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还表现在作者重视塑造出身于下层的人物的形象上。小说中除了描绘士兵群众、民兵、农民、游击队员的集体形象外，还着力塑造了一些具体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应当指出，托尔斯泰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甚至表现出某种历史宿命论的倾向，这自然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产生一定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发表后，当年激进的批评家曾指责托尔斯泰没有很好表现当时的社会矛盾，甚至说他“为贵族地主辩护”。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显贵和某些贵族地主的讽刺是很辛辣的，揭露和批判是很严厉的。对农奴制的压迫以及农民的无权地位和痛苦生活的描写，在小说中时有可见，例如第二卷第二部描写了皮埃尔巡视基辅省庄园的情况。在狡猾的总管的精心安排下，他所到之处都看到农民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实际上有的村庄十分之九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他们干着极其繁重的工作，减轻劳役负担只是一纸空文，各种苛捐杂税却增加了。小说中也用一定篇幅写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例如鲍古恰罗沃农民的闹事和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前工人的骚动，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阶级矛盾而形成的对立情绪起着很大作用。
还应该考虑到一点，《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时期，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抗击侵略者和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和共同愿望，托尔斯泰把这一点作为他的小说表现的重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
上面说过，《战争与和平》里人物众多，根据统计，总共有五百多人，其中作者对其性格作了比较具体刻画的约有七十人。这些人物可分为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两大类，历史人物有两百多。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谈到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有不同的对象和任务，他说：“历史学家如果在写历史人物时试图写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那是不对的；同样，艺术家如果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着白马，手里拿着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并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站着，一只手按在法典上……”他认为艺术家应竭尽全力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一般的人”。因此，对艺术家托尔斯泰来说，似乎不存在历史人物与一般人、普通人的划分问题，如同赫拉普钦科所说的那样，他把历史人物放在与虚构人物“平等”的地位，一视同仁地表现他们。在小说中，作者无论是在描写历史人物还是在描写虚构人物时，都把他们当做一般的人看待，既写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也写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思想行为。这种把历史人物“普通人化”，让他们与虚构人物“平等”相处和相互交往的安排，有助于通过对这两类人物的性格的刻画和对他们的活动的描写，把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一般社会生活的描写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历史人物当中，首先要讲一下拿破仑。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他，对他的描述和评论几乎贯穿全书。应该说，小说中对他的描写前后是有变化的。在小说开头关于他的争论中，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曾为他辩护。他首次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出场时，被写成一个受士兵热烈崇拜的英雄。有时作者的语气虽然带有明显的讽刺，但是仍肯定他有高人一头之处，例如在霍拉布伦，缪拉误认为巴格拉季翁的部队是库图佐夫的全军，向俄国人提出停火，拿破仑发现缪拉的判断是错误的，要求他撕毁停火协定，立即发起进攻。但是随着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临近，尤其是在法军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国土后，作者对他的批判愈来愈严厉，讽刺愈来愈辛辣。他把拿破仑写成一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暴君，说此人“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出现的想法……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愿望”；说他的理智和良心早已变得模糊起来，“直到生命的结束，他永远不会理解真善美，也不会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意义”。作者得出结论说：“他注定要身不由己地扮演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可悲角色，可是他却要自己相信他的行为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利用权力广施恩惠！”作者除了在他的议论中猛烈抨击拿破仑外，还通过他在波罗金诺会战和此后其他战役中的表现的描写，否定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此外还描绘了一幕幕生活场景对他进行讽刺和揭露。例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拿破仑与被俘的拉夫鲁什卡谈话的场面、他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早晨梳洗着装的场面、他看儿子画像的场面以及在俯首山上眺望莫斯科和等待大贵族代表团的场面等，把他的虚伪做作、假仁假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作者在塑造拿破仑的形象时，表现出了对这个人物的蔑视和厌恶。
小说中库图佐夫的形象是与拿破仑明显对立的。作者指出，库图佐夫从来没有像拿破仑那样说过四千年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这样的话，“没有说过他为祖国作出的牺牲，没有说过他想要做或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不装模作样，任何时候都使人觉得是一个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说的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事”。小说突出写他的平凡和质朴，写他对下属的关心，强调他从来不从个人出发，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人和事，因此安德烈公爵经过观察，觉得“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