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秋天，已经收过了玉米，天气凉爽了起来。农历已经进到九月，婚礼开始多起来。春旺的“好儿”是九月初九——不知是从哪里说起的规矩，“三六九，往外走，”都是天然吉日。初八晚上，父亲忙完了工作，又参加了一个应酬，喝了点儿酒，便开着借来的红色桑塔纳回福田庄，路上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那个司机喝得比他还多，算得上是十足的醉驾。

父亲是被送进医院后才通知到家里的，我接的电话。国庆节刚刚过去，有点儿事耽搁着，我还没来得及返校。电话里是个女医生的声音，问清楚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然后郑重又温和地说，你爸爸情况很不好，你要有心理准备，要把你妈妈和你弟弟照顾好，路上注意安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回想起这个声音，我才听出其中浸含的同情和温暖。

放下电话，我压抑了一会儿骤急的心跳，把事情减轻了一些程度告诉了母亲和弟弟。我们打车赶到医院，然后开始在手术室外面等待。时间漫长。我祈求更漫长。漫长虽然让人绝望，但至少也包含着希望。医生在和死神争夺父亲，像是一场看不见的拔河。死神在一端，我们在另一端，和医生一起竭尽全力地拉着绳索，试图抵过死神的轻轻一拽。

抢救进行了一夜。天大亮时，父亲的同事们闻讯来医院里的越来越多，我们面对这或是敷衍或是认真的问候，关系不错的人留下来陪着我们一起等待。大家都面色凝重。母亲逐渐陷入崩溃。我强撑着回应来客。有人买来了早餐，让我们吃。我在这一夜突然长大。我让母亲吃，让弟弟吃。他们都不想吃。我说，吃吧，吃点儿。我努力平静着脸色把包子和油条递给他们，坚持让他们吃。我用肯定的语气描绘了今后的生活图景说，一会儿等爸爸出来，肯定少不了轮班伺候他，不吃饭怎么会有力气呢。

早餐没有吃完。手术室的门开了。父亲被推了出来，全身蒙着白布。

他死了。

我们扑过去，重复了所有悲伤的人们在那一刻所做的一切：疯狂哭喊。难以置信。质问医生。要求再抢救。然后继续哭喊。

一位伯伯把我拉到一便，问我，孩子，先冷静一下，办事要紧。

办什么事？我的脑子是蒙的。想不出还有什么事。父亲没有了，我没有父亲了，还有什么事是需要办的是值得办的呢，在此刻。

傻孩子。你爸的后事啊。他擦了一把涌出来的泪，我看这得靠你了。得先决定在哪儿办，是拉回老家还是在这儿。要是拉回老家，就得假装他人还在，要赶快租一辆车挂着输液瓶子把他送回去，一切都要按照老家的规矩来。要是在这里办，就是去殡仪馆，遗体告别，火化，这另有一套规矩

就在这里。我边哭边说。没有犹豫。

跟你妈再商量一下吧。

不商量了，就听我的。那一刻，我突然变得冷硬无比。

母亲已经被袭击得毫无主见，弟弟当然也听我的。于是，在父亲同事们的帮助下，父亲的后事就按照殡仪馆的程序进行起来。他们讨论着相关的具体细节，有了大致方案后再和我商定，事项十分繁杂，我甚至顾不上长时间的哭泣。只能在哭泣的间隙中料理着父亲的后事，或者说，在料理父亲后事的间隙中哭泣。

叔叔是当天下午赶到的。在奶奶的催促下打了无数次电话之后，他终于有了不祥的意识。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殡仪馆，看到我们的瞬间就昏了过去。

殡仪馆所有的程序结束后，父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

我们还是回到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