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最后一次钓鳗鱼是在什么时候了，但是后来我们钓鳗鱼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因为鳗鱼失去了神秘感，而可能是因为其他神秘的东西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这个封闭的溪边小世界，越来越难以和后来在我面前展开的其他世界竞争。这是一种可以想见的发展趋势。我们长大，改变，获得了自由，离开，蜕变，不再钓鳗鱼。经历了所有那些象征性的蜕变之后，有些东西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十几岁的时候，我带着朋友们去了溪边。爸爸待在家里。我们带上了啤酒和一把气枪。钓起一条鳗鱼时，我们试着朝它的脑袋射击。我们轮流开枪，打偏了就再打。我把鳗鱼带回家给爸爸，爸爸见到那些气枪子弹时气得咬牙切齿。我认为他觉得我们对他缺乏尊重，但也许更多的是对鳗鱼缺乏尊重。

爸爸有时候会亲自到溪边去钓鳗鱼，但他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我从学校毕业后开始工作。周末我会外出。我们渐渐疏远了，不是因为冲突或者意见不合，而是因为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曾经裹挟着爸爸来到一个全新地方的那股洪流，如今似乎也裹挟着我从他身边离开。20岁时，我离开家，来到那股洪流似乎早已为我设定好的目的地：大学。

如果说鳗鱼是我们之间的联结，那么大学就完全是它的反面，它体现的恰恰是我们之间的所有不同。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跟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极为不同。在记忆中，那里有高楼，人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抽象语言说话，似乎没有人在工作，大家都在忙着实现自我。我对它着迷，可能稍微带着一点不情愿。我沉浸在那种环境和文化中，学着模仿所有陌生的社会密码。我捧着书走来走去，仿佛它们是我的身份证明文件。当有人问起我来自哪里时，我会学着做出简短而保守的答复。我深深地觉得，在大学的走廊上，沥青的气味会暴露出我跟那里格格不入。

但是每年夏天，我总会回一次家，我们会开车去溪边钓鳗鱼。那时候，我们已经不用钓鱼线和捕鳗网兜了，转而用起了一种更为现代的底钓方法。我们有一种普通的卷轴钓鱼竿，它带有一个大的单钩和一个很重的沉子。我们把蚯蚓挂到钩子上让它落入溪底。爸爸用很重的金属管做了固定钓鱼竿的架子，我们把它们插进地里，使钓鱼竿立在上面，就像桅杆一样伸向夜空。我们带了折叠帐篷椅，在钓鱼竿的一端系了小铃铛，当鳗鱼咬钩时会发出响声。然后我们一直坐到深夜，伴着急流单调的声音，看着柳树的影子慢慢拉长，看着蝙蝠们灵活地躲开我们的钓鱼竿。我们喝着咖啡，聊我们钓到的和从我们手里逃脱的鳗鱼，不太聊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我从来都不会对此感到厌烦。

后来我的父母买了一栋小木屋。那是一栋红色的木房子，很小，也不是特别漂亮，马桶自带发酵装置，有一口井，里面的水很脏。不过它建在一个小湖边，完全被森林所包围，旁边还有大片的芦苇丛，有疣鼻天鹅和凤头䴙䴘在其间交尾，几乎每天都有苍鹭和白鹭飞过湖面。傍晚，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缓缓沉入对岸的杉树树冠之下。爸爸妈妈喜欢这个地方，很多时间都待在那里。

这栋木屋还附带一条塑料小船，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去湖里钓鱼，不再去溪边了。通常我们钓的是白斑狗鱼和河鲈。我们划着船四处转来转去，研究这个湖的情况，它比我们最初见到时要大。小木屋位于它的东边，往南是一大片浅浅的芦苇荡，黄昏时分我们可以把船停在边上，躺着倾听狗鱼跃动时溅起来的水声。湖的北端有一条小溪注入，河鲈们日夜在其间觅食。湖面往西延伸变得狭长，那里长满芦苇和睡莲，还有一个绿草茵茵的小岛。我们猜想最大的狗鱼就在那里。

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屋子里，望向外面的湖水。湖面涨了好几米，漫到了草地上。突然，水面上露出一些大而有力的尾鳍，就在草地的边缘。它们翻过来转过去，仿佛月色中深色的旗子。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丁鳜，我们用之前钓鳗鱼的方法来钓它们：在带卷轴的钓鱼竿的头上系一个铃铛。我钓到过一条大约1.5公斤的丁鳜，它的身体是深色的，黏糊糊的，有着几乎注意不到的小鳞片。我们还钓到过欧鳊，一种懒洋洋的、笨拙的鱼，被拉出水面时几乎完全放弃了挣扎。

但我们没有钓到过哪怕一条鳗鱼。后来这越来越成了一个谜。

“这里肯定有鳗鱼。”爸爸说。一切迹象也都表明，爸爸说的是对的。这个湖很浅，湖底有很多淤泥，有大量植物和石头供鳗鱼躲藏其间，湖里还有很多小鱼。对要游进来的鳗鱼来说，那条注入湖中的小溪也完全不会构成障碍，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一直钓鳗鱼的那条是连通的，彼此之间只相距30多公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钓到过一条鳗鱼，”爸爸说，“这里肯定是有鳗鱼的。”

可我们连鳗鱼的影子都没见过。仿佛是为了提醒我们它们曾经对我们的意义，鳗鱼在隐秘处躲了起来。渐渐地，我们开始怀疑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了。

爸爸病了，是在他56岁那年的初夏。对自己生病了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他身上疼，后来他去了诊所，诊所又把他送去了医院。他们给他拍了x光片，做了检查，最后确定了问题所在：是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他为什么会得病？医生向他解释说，铺设沥青的工作与他得的这种癌症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沥青炙热的蒸气最终侵入他的内脏——不再是之前那种抽象意义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留在了他的体内。

初秋时他接受了手术，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大手术，直到入冬很久后，他才出院回到家里。他在一间大病房里躺了好几个月，床边是输液架，不能吃东西，甚至连鼻烟也不能吸。我们去看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艰难地从床上起来，身体靠在助步车上，试着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他脸色苍白，病号服下的身体变得消瘦。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虚弱。

也是在那里，有一天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当时爸爸因为注射了吗啡躺在病房里昏睡，妈妈将一件我早就应该想到的事情告诉了我。我的祖父，那个我一直管他叫爷爷的人，并不是我爸爸的父亲。他的亲生父亲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人，连我爸爸也不认识。祖母在20岁左右遇到了这个男人。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孩子，这个男人对她和儿子都不愿负责。关于他，我们只知道这么多。我们还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是我爸爸的中间名。

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件事怎么就逃过了我的注意？我知道爸爸刚生下来那几年住在祖母的父母家。我知道祖母在城里的橡胶厂工作时，爸爸是由他的姨妈们照顾的。我听人说起过祖母的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当时爸爸才几岁大。我也听人说起过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农民工棚搬进自己的房子的。因为某种原因，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爸7岁的时候，祖母才遇到了这个后来我们称之为祖父的人。他们在一起还没多久，爸爸第一天放学后伤心欲绝地跑回家。班里所有孩子都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可是爸爸自己却不知道。他什么都说不出，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出身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失去方向。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们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离家和回家遵循的是同样的路线。

爸爸第一天上学之后不久，祖母和祖父就订婚了。几周后他们就结了婚，迅速而简单，只有祖母的妹妹们见证了婚礼。

那个我后来喊他爷爷的人从一开始就将爸爸视如己出，似乎爸爸在那时做了一个决定。他的身世是一个谜，谜底由他自己来选择。他度过了最初没有父亲的7年，现在突然有了一个父亲。对那个此前逃避自己的责任没有现身的人，他丝毫不感兴趣。他之所以没跟我们讲起过这件事，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对此有所怀疑。我们的祖父是一个善良体面的人，跟那个没有现身的人相比，他是真实存在的。爸爸决定，他的出生地——由此也是我们的出生地——是在祖父的家里，在小溪上游的那个庄园里。从本质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就连现在，当爸爸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也从来不问。

手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大约半年后，爸爸的生命又延续了4年。那是缓慢恢复的4年，后来肿瘤复发了。每一次都更为凶险。先是第一次复发，秋天又经历了一次手术——有并发症、疼痛，住了几个月的院。然后是第二次复发，这一次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当时爸爸60岁了。一天傍晚，我在他家跟他一起看电视。他半躺在一张黑色的扶手椅上，身体往后靠，脚搁在前面的一张凳子上。他很疲惫，但心情不错。我们并不知道肿瘤已经复发了，我们对那个再一次潜伏在他身体里的东西一无所知。至少我不知道。

“房前的水位还那么高吗？”他说。

“不，已经退下去了。现在刚刚漫过那个栈桥了。”

“栈桥还在那里吗？没有动？”

“没有，看着很稳。我们已经把它加固过了。现在要想把它冲掉可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