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如果现在这样还被冲走那可真该死。”

“嗯，不过我们有多久没聊这个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那你去钓过鱼了吗？”他问。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变了。眼白变黄了，有了一种苍白、灰黄的色调，就像一张变脏变粗糙的旧纸片，围绕着黑色瞳孔的黄色部分就像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我跟他对视了片刻，我肯定做了某种反应，因为他的目光躲闪开了，他把头重新转向电视机。我沉默着坐在他身旁，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但每一次我看着他时他好像都会有意地避开我的目光。他会把头转开去，仿佛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情。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坐在餐桌旁。当时正值冬天，外面下着雪，很冷，爸爸戴着一顶上面有一个蓝色王冠图案的黄色帽子。当他把帽子摘下来的时候，额头的皮肤被染上了帽子的黄色。“我出了黄疸。”爸爸笑着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玩笑，我问妈妈黄疸是什么东西，她说那是一种肝病，会有生命危险。我害怕极了，说不出话来。我以为爸爸要死了，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害怕。直到他笑了起来，解释说他是开玩笑的，只是帽子掉色了，我都不敢相信是这样的。我意识到如果其他人会得病，甚至会死去，那为什么我爸爸就不会，为什么我就不会？

外面天黑了下来，爸爸坐在电视机前越来越疲惫。但我注意到他在努力打起精神。他想再待一会儿。他不愿意承认疲惫占据了他的身体，不愿意承认一切都不复原来的样子了。所以他坐在那里听着，用很轻很弱的声音跟我说话。突然，话说到一半，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他睡着了。他坐在那里，背靠在椅子上，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呼吸又深又重，仿佛他只是突然走开了。我一个人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把目光转向电视机，等待着，却不太明白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

过了一会儿——10秒、20秒，他重新睁开了眼睛，看着我，努力地露出微笑。“我打了一小会儿盹。”他说。

几周后我去医院看他，那是过完仲夏节两天后。现在再没有什么秘密了。病复发了，医生说，这一次肿瘤到了肝上。我们问能做些什么，那个严肃的年轻医生只是举起双手，摇了摇头。

爸爸应该比我们更加明白。“这一次我过不去了。”他说。我试着说些什么，却找不出任何言语。“我希望你们把小木屋留下来。”他说。至少这一点我是可以向他保证的。几天后他搬进了临终关怀病房，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

7月3日是一个周四，天气闷热。我们坐在那间小小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门开着，外面是一块草地。不远处，在几棵树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一只苍鹭站在那里，脑袋转来转去，在侦察着这片平静的水面。

那个夜晚非常难熬。爸爸发出很响的声音，他哀号着、呻吟着，仿佛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仍能感受到疼痛和不安。妈妈——她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一张折叠床上——几乎整夜都没有睡着。

早晨我来的时候，他平静了一些。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温暖又濡湿，粗糙的手指僵硬得像木块一样。他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倾听着他的呼吸，虚弱且不规律。每一次呼吸之间的那几秒钟，漫长得就像永恒一样。

我第一次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怎样认出死亡的？我们是如何知道死亡降临的？

“当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当最后一口气从身体里吐出来，一切静止下来的时候，传统上我们是这样看待死亡的那一刻的。心跳和呼吸维系着生命，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划定生与死之间那道明确的界限。心脏最后一次跳动的那一秒，就是死亡发生的精确时间。死亡的那一刻是可以确定的，就像一支蜡烛被吹灭。

然而死亡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一个心脏常常不是这一秒还在跳动下一秒钟就不跳了，它会跳得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规律。它会停止跳动，然后又重新跳动起来。血压下降，氧合指数下降。与其说生命是在一瞬间被死亡替代的，不如说生命是慢慢滑向死亡的。

在瑞典，死亡的法定含义也跟心跳和呼吸无关。根据瑞典法律，只要大脑表现出某种形式的活动，一个人就活着。界定死亡标准的法律的第一段是这么说的：“当大脑的所有功能全部并且不可逆转地丧失之后，一个人就被认为死亡了。”

法律这样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方便从靠呼吸机维系生命的脑死亡者身上获取器官用于移植，但这种定义也赋予了生命某种价值。这意味着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功能，还是一种跟意识相关联的事物。就算不是跟清醒的意识相关联，至少也是跟理论上感知事物的能力相关联，比如感觉和做梦。

这种能力似乎也不完全依赖于心跳和呼吸。2016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对4位病人的死亡瞬间进行了研究。在所有维持生命的措施被停用之后，他们用电极仪器测量大脑的活动。其中3位病人的大脑活动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就停止了，他们中有一位的大脑活动在10分钟前就停止了。但第四位病人情况却相反，直到最后一次心跳结束10分钟后，仪器显示大脑仍在活动。他的脑袋里在发生什么？脑电图曲线上那些闪烁的波峰意味着什么？是图像、感觉，还是梦境？

美国重症监护医生拉克米尔·查拉（lakhmirchawla）在另一项研究中，甚至测量到死亡那一刻大脑的活跃度增强了。从7位病人身上，查拉可以测到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电极仪器闪烁了半分钟到3分钟。陷入深度昏迷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脑活动突然达到一个接近有完全意识的人的水平。在2009年写了这份报告后，拉克米尔·查拉又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了同样的观察，虽然他的结论具有争议，但它似乎为人们常说的濒死体验提供了某种支持。也许人类身上有一些精神状态是我们不知道的，只要无人能从死后世界为我们讲述这些状态，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们。这些精神状态也许完全独立于我们通常用来衡量生命的东西——心跳和呼吸，也完全独立于时间本身。这至少是阿尔维德·卡尔松（arvidcarlsson）提出的一种推断，他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也许我们会在死亡那一刻体验到一种完全与时间分离的状态。

“那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永恒，对不对？”

爸爸的脑袋没有接上电极仪器，我不知道在那个暖和的早晨，他的身体里是不是仍然有某种意识、感觉或者梦想。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到底坐了多久，渐渐地我对时间失去了所有概念。但是我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一点，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有一会儿没有听到他的呼吸了。我大声喊护士，她迅速走进来，抓起他的手腕感觉他的脉搏。我看着她，我的手仍然握着他的另一只手。她也朝我看了看，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坐在自家房子的前面，听着不到一公里外教堂传来的钟声。我们坐在苹果树旁的草地上，身后是温室，里面的西红柿刚刚开始变红。那里正是我们拉下电闸把蚯蚓从地里引出来的地方，是我们给小船上油漆的地方，是有一天爸爸向我讲解如何设置鳗鱼陷阱的地方。教堂的钟声沉闷而缓慢，听起来仿佛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的。

几周后，我们举行完葬礼，去了那栋小木屋。又是一个闷热的夏日。草干干的，很久没有修剪了。鱼鹰飞过刺眼的阳光下水平如镜的湖面。我站在湖边，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眼睛盯着那个起起伏伏的浮标。有人在叫我，我把钓鱼竿放到草地上，让浮标仍然漂在水上。几分钟后当我回来时，我看见水面下有什么东西正把整根钓鱼竿往湖里拖。钓鱼竿飞快地在草地上滑行，钓鱼线直直地伸进水里。我在最后一秒钟一把拽住钓鱼竿，立刻感到来自那条鱼在上下拉扯挣扎着的力量。我正在想这感觉很熟悉，它就往睡莲那边游去了。突然它又掉转方向朝岸边游来。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钓鱼线就消失在了湖边的大石头间。它在那里不可避免地被缠住了。

有那么一瞬间，时间静止了。紧绷的钓鱼线、微弱的挣扎。我将钓鱼线卷起来，钓鱼竿弯得像一根芦苇一样。我往旁边走了几步，想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我拉拽着钓鱼线，尼龙绳发出鸣叫。我心想，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摆脱这一困境，但这两种方法都有输家。我暗自咒骂，最后跪了下来，手里拿着钓鱼线，低头往那混浊的湖水里望去。

我知道那是一条鳗鱼，因为我看见它了。它缓缓地在黑暗中扭动，向我游来。它很大，是灰白色的，有着纽扣般的黑色眼睛。它看着我，仿佛在确认我也在看着它。我放掉了钓鱼线，看见它在抵达水面的那一瞬间从钩子上挣脱下来，转身再次滑入那个隐秘的世界。

有那么一会儿，我跪在湖边没有起身。四周一片安静，湖水闪闪发亮。太阳如同一道白光照在水面上。水面下的一切仿佛都隐藏在一面镜子背后。这是一个藏在水下的秘密，现在它是我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