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见到你时
再也见不到你的日子让我害怕
想要和你一直说下去的感觉让我痛苦
当我和你说话时
和你在一起漫长得甚至无聊的日子让我害怕
和你说话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痛苦
过了三十岁后的第一首诗，恐怕也是最后一首诗，但只有十五岁时写的一半漂亮，这让我无地自容。
日记中这样写着。
在几次约会之后，两人照例在逛完画廊后走进咖啡馆，山内无意识地谈起自己的工作。
“我考高级公务员得了第二名。不过，我特别想干福祉类的工作，所以主动选择了厚生省……”
听了山内的话，不可思议的是，知子没有觉得山内是在自吹自擂。
（真是有信念的人啊……）
知子真诚地想。
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知子开始爱上这个不懂浪漫、笨嘴拙舌的山内。
1967年3月，知子从旭陶公司辞职，回沼津的父母家筹备结婚事宜。两人的约会也变成了打电话和写信。此时，山内正处在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最繁忙的阶段，但沼津和东京之间还是每天都有信件往来。
为制定法案连续通宵达旦的山内，也经常在写给知子的信中提及基本法的事情。
（昭和42年4月8日）
每天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有所怠慢。昨天开始进入法制局审查公害对策基本法案的阶段，制定法律的专家逐条审查，我边冒着冷汗边在加油。
我担心这样的速度能不能按计划五月初提交到国会（这句话针对国民），抽不出空余时间我深感抱歉（这句话针对……）。
（4月14日）
回家已经十二点半了。和约会结束后回家不同，花一两个小时讨论完了该选“公害防止措施”还是该选“有关公害的防止措施”或者干脆定为“公害对策”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后走，在回家的夜路上没有任何情调。制定法律的难处和乐趣出人意料地体现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当事人既十分较真又饶有兴致地争论不休，我无可奈何。
（4月19日）
周一承蒙各位特意安排了款待，我很遗憾也十分抱歉。务必代我向大家致歉。
从周一开始每天早晨上班时间比较早——不过也在八点半了，一天几乎都是会议，虽说能早点回家但也是筋疲力尽。
去防卫厅讨论坦克车的声音是不是公害，被叫去行政管理
厅挨训；声称准备新设立公害对策审议会，立刻废除公害审议会（现在所属厚生省）；加上产业界要求厚生省放手公害问题的动向十分强势，真是心力交瘁的临产期（基本法的）。
进展顺利的话，下周就能完成政府提案进入记者发布阶段。也许那时可以通过电视在厚生省记者会见室和我见面了（当然我在显像管的一角大概也就是被扫到个身形而已）。
发布后也会大忙一阵。国会审查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我决定还是不要净说自己忙吧。
（4月29日）
时隔多日终于一起吃上一顿饭，快乐的“二十八日”还是过于匆忙，内心略有遗憾。今天下午的工作也一直持续到近十点，这才正要出门。我们约好的三日和五日看来也危险。虽说为了佐藤内阁的面子，二十一日就要提交到国会，但法案条文无法确定，执政党的斡旋也从现在才开始，所以日历上的红日期要涂黑了。虽说见面时老强调工作忙被你嗤笑，但确实是全身心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请尽力为我加油。很多人的信条是不紧不慢做公务员，不犯大错。但成天被头痛的工作追在屁股后面才是公务员的福利，对这一点我甚是喜欢。
（5月1日）
虽然难言熏风微拂，但已是五月明媚的清晨。翻开日历上的新页，望见窗外迎风飞舞的鲤鱼旗颇感新鲜，人的心情真是不可思议啊。
昨天祖母从福冈来电话，执意要整理相册后寄给我。很长时间没有和祖母通话，听到老人家不可思议的、开朗的说话声，我十分高兴。一听她说“你小子脸长得不俊，要好好照相”的话就和别人说我驼背一样，心都凉了半截。祖母最宠爱我父亲，好像总是把我和父亲对比。据说我父亲的口头禅是“我是长子，所以必须赡养父母”，但他抛下亲生儿子自己却死了，这绝对算不上孝子。
尽管如此，祖母和祖父总是在夸活着时候的长子，有时也得罪下面的几个叔父。
祖母嘴上说你把人带回来家里这么难吗，家里连个座都没有吗？看来心里很想见你。上了年纪嘴巴不饶人，但看到你的照片（我也只寄去过两张），一个劲儿地夸奖，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想总得回去一趟，但五月中旬好像有些勉强。原定二十日以后去熊本出差收集水俣病的资料，看来要和之后的山口出差一样让人代替了。（后略）
山内的日记和信件中，提到“水俣病”一词的只有这一处。当时，继熊本之后，新潟县也出现了水俣病，成了重大社会问题，政府至今甚至没有公布致病物质，行政的无能和不作为受到了强烈批评。
对于山内来说，去水俣之事，可以说是他进入厚生省之后首次直接接触水俣病问题的机会。
（5月2日）
回家已过了一点钟。明天一天要干的工作也全都带回家来了。看来一九六七年的黄金周不会变成快乐的二人世界，而将成为令公害基本法破土而出的地表最大战役——原题“最漫长的日子”。
昨天各省厅联络会议成了一场混战。今天早晨的新闻称那是通产省的战略。没那么回事，昨天《朝日新闻》晚刊上的报道不也是总理府让写的吗？
全都是些给人添乱的事，情况就是这样。重要内容的讨论变成了无谓的争论。能不能形成政府的最终方案，系着红领带的良心派——山内丰德先生会一脸愁绪地持续关注着。遗憾的是，我没本事要求他们痛快地表态是不是真的想消灭公害。我只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坐在高处就主持人（总理府）的提问从技术层面上进行解释。即使有人告诉我有电话（当然是从沼津局打来的），我也无法中断。为此，我招呼在先。
进入5月，山内由于制定基本法对策过于疲劳，小时候患过的骨髓炎再次复发。他拖着疼痛的双腿，连日工作到深夜。
（5月15日）
明天就要提交内阁会议了，围绕基本法的骚动仅剩最后一轮。忙碌加上腿痛，之前连给你写信也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暂且松了口气，连腿上的疼痛也觉得减轻了。
我既害怕让你担心，又想让你为我担心，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忐忑不安。昨天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后莫名安心下来。
虽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和病人比起来，身边的人倒是更担心病情。这两三天我时常在想你是怎么想的。
已经是超过十七年的骨髓炎了，所以一直以为只是小时候得的病，说实话精神上还是受了些打击。
（5月16日）
电话确认基本法在内阁会议上顺利通过。下周就该进入国会审议了。公害方面的委员长是社会党，充其量受些刁难吧。
尽管打印出来的法律文书只有十页纸，但从去年八月进入公害科起草向公害审议会提交的各种报告——厚生省试行案、各省厅联络会议案，到现在历经近十个月的时间。尽管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作品，可一旦成型还是令我感慨万千。
制定法律，首先无疑是政策问题。
所谓保护人的健康谋求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互调和并保护生活环境……厚生省的提案是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生活环境……如果在调和的名义下，以人为本的公害对策一旦发生倒退，法律上的这句话便很可怕。
本次的工作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其一，产业界出人意料地不信任国家。只是因为以厚生省为核心推进公害对策就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抗拒，一想到这是日本经济对国家的不信任，我就不禁毛骨悚然。资本家和革新政党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体出于各自对国家不信任的想法而聚合在一起，政府竟然还能维持下去，真让人钦佩不已。
其二，是政府官员的激情。只要聚在一起便唾沫飞溅，争论不休，却无人加以制止，真的了不起。人们常说政府官员是懒惰的群体，为什么他们还对工作有着如此激情？彼此毫不妥协，所以最辛苦的还是厚生省。说到底，中间的调停者是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吧。我也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所幸的是掌握了耐着性子倾听各种争吵的技能，大概将来可以胜任官房长官吧。
山内在写给知子的信中提到的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他的上司，即当时的公害科长桥本道夫时，这样谈道：
“在基本法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指责，而且来自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的指责。产业界说：‘你太严苛，不是赤色是什么，和无政府主义者穿一条裤子。’而另一方市民运动的人说：‘你是资本家的走狗。企业的爪牙。’他们就是这么指责的。现在仔细想来，被指责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自己坚持做正义的事，受到来自两侧逆向的夹击，这对于环境公害行政来说，是极其必要的条件。”
与山内对这次法案制定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感到“毛骨悚然”相反，桥本觉得这种压力对于行政而言是必要的，他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
这种差异，来自两人对待行政工作的态度上的差异，以及来自个人资质上的差异，如果从两人后来在发展方向上的差异来看，这一时期在认识上的差异还是颇耐人寻味的。
（5月15日来自知子的信）
报纸上出现了大标题“拒绝公害”，人的异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有点后知后觉，我还是被问题的严重性惊吓到了。一想到某人从容不迫地挺身而出，俨然一位英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庆幸吧）。
英雄的你发出了不安的声音，所以梦想和希望都崩塌了。需要定期往返医院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吧。谁的笑容也代替不了医学。请不要性急，治疗到痊愈。
（5月17日）
从来信中难以了解你的症状，骨髓炎应该是慢性病，痊愈需要时日吧。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一开始就务必下定决心治好它。病因来自工作过于疲惫和缺乏营养这着实让我担心。在这里喋喋不休可能对你无济于事，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当然首先是为了你自己，也请别忘了还有我。
纸上文章做得很热闹吧？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我不希望画饼充饥，真心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救世主。虽然也有些怨你为此事把身体搞成了这样……
山内的骨髓炎恶化，必须住院两周专心治疗。
结果，他没有去成水俣。
7月21日，公害对策基本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在通产省以及经团连的压力下几近难产才最终诞生的法律。
正如山内写给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该法律写着一句话，将目的定义为“谋求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互调和”，在堪称公害行政的“圣经”这一基本法中，嵌入了“经济”一词，可以说这是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在那之后，公害行政总是在国家以及企业的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生活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地向前推进。
时逢春寒，想必阁下安泰
谨此郑重告禀阁下，我们将在常盘化工社长高崎芳彦夫妇的证婚下举行婚礼
婚礼当日并将举行小型宴会，诚邀阁下百忙之中拨冗出席，特此知照如下
时日三月十日（周日）正午十二时起婚礼
下午一时起宴会
地址“竹荣”沼津市上土町
昭和四十三年二月吉日
山内丰德
高桥知子
1968年3月10日，周日，晴空万里。
山内丰德和高桥知子，在知子的娘家沼津举办了婚礼。丰德31岁，知子刚满26岁。婚礼规模很小，包括知子的亲朋好友和桥本道夫等厚生省的相关人士在内，共邀请了30多人出席。
蜜月旅行目的地是箱根。计划3月10日、11日住在箱根，12日去伊豆。婚礼结束后，两人刚抵达箱根町的姥子酒店，山内便接到一个电话，是厚生省打来的，希望山内无论如何第二天返回厚生省。追到蜜月旅行酒店的电话让知子感到惊讶，提出结束旅行返回东京的丈夫更让知子十分吃惊。但是，山内说这是工作上的事，知子也着实无法反对，于是两人决定返回东京。11日，两人坐了一下芦之湖的游船，这是知子对旅行的唯一记忆。
回到东京，两人住进了位于九段千鸟之渊的费尔蒙酒店。
第二天清晨，山内离开酒店去厚生省，知子望着丈夫前去上班的背影无比感慨。
（这就是开始吗……）
从这一天起，知子开始了她身为官僚妻子长达22年的生活，也是她重复几千次地目送丈夫背影的开始。
丈夫对知子没有提过任何要求。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希望她这么做，不希望她那么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甚至善良到了无趣的地步。
一起生活后，丈夫比知子想象中更加少言寡语，尤其对于工作，只字不提。所有事情他都一个人解决。
面对回家后不怎么开口说话的丈夫，知子屡屡恳求他和自己说些什么。每当此时，丈夫总是回答：
“嗯……不过，不想在家里谈工作上的事。”
丈夫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因此在家里越发没有了夫妻之间像样的交流。丈夫在干什么、研究什么、想些什么、为什么烦恼，知子一概不知，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
某天，由于不安而变得快要神经质的知子跪坐在被褥上，面对刚进家门的丈夫，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拜托了，请和我讲讲今天做过的事情。吃了什么、读了什么，一件件讲给我听听。”
对于经过再三考虑说出此话的知子，丈夫的回答依然一成不变：
“嗯。不过，我不想说。”
听了丈夫的回答，知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明白了，那好，从今天起我们分开睡。晚安。”
说着，知子拿起自己的被褥去了隔壁房间。这下丈夫吓得不轻，无所适从地跟在知子身后。
“请别这样啊。”
丈夫说着，走到知子的被褥旁边呆立着，看上去真的一筹莫展。
新婚当初，知子试着用这种办法对付丈夫，不久就放弃了。丈夫就是不开口。那种顽固，让人觉得来自某种信条。逐渐地，知子习惯了从下班回家的丈夫的表情中想象他今天工作很顺利、今天工作不顺利，从而让自己学着接受。
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有时两人餐后喝茶，丈夫会将厚生省相关的杂志放在桌子上推到知子跟前，那上面有山内写的随笔。
他既不会说“你读读看”，也不是想听感想，但是，那一刻的丈夫看上去有那么点幸福。知子也开始觉得，这就是那个不懂浪漫的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吧。
某日，丈夫对知子说：
“你应该嫁一个更简单的男人。”
“那你为什么娶我？”
知子开心地反问道。丈夫起初有些不知如何回答，随后半开玩笑地说：
“第一次见面那天，在涩谷站看着你跑向公交车站的背影，我心想，如果就这么拒绝的话，这个女人也太可怜了。”
丈夫说着笑了起来。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15～16页。
桥本道夫：《环境行政个人史》，朝日新闻社，1988年，99页。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纪实第2卷》，绿风出版，1988年，8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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