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4日上午9点。
山内知子在东京都町田的家里接到一个电话。
是丈夫打来的。
“我接下来会失踪，去向不明，所以不能告诉你地点……
“除此之外，没有办法阻止北川次官去水俣。
“现在的状态不该去水俣。
“报纸上可能会引起喧哗，但不用担心。
“不过，我可能会辞去政府机关的工作……”
丈夫有气无力地说完后挂断了电话。
知子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大脑一片混乱。不是去水俣的状态，是丈夫的身体状态不好，还是各种状态不好？仅靠刚才的通话她无法判断。
9月28日，围绕水俣病诉讼案，由于东京地方法院向政府提出了庭外和解的劝告，丈夫的工作比以前更忙了。
丈夫从来不在家中谈工作上的事，但知子也能感觉到，自7月出任环境厅企划调整局长以来，丈夫的工作量增加了。
深夜12点以后回家的情况很频繁，回家后他还要待在二楼自己房间里的写字台前看资料、剪裁报纸上的报道，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清晨，知子上二楼，常常见到丈夫衬衣外披着一件长袍躺倒在地上熟睡。知子担心疯狂工作而疏于进食的丈夫的身体，准备了维生素片等营养剂放在写字台上。
全身心投入解决水俣病问题的最近两个月，丈夫周日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下达工作指令，随后去上班，没有休息过一天。
9月下旬，知子感冒了，不停地咳嗽，平日不太发脾气的丈夫罕见地冲知子发火：“不要把感冒传染给我。我现在不能感冒。”
丈夫疼爱的宠物犬五郎最黏丈夫。夜里它往丈夫的被窝里钻，哪怕再疲倦，丈夫也不会发火，让它进自己的被窝。知子担心丈夫睡不好，也怕自己的感冒传染给丈夫，就从一楼卧室里铺着的两人被褥中，单独取出丈夫的被褥放到二楼。知子后来为此后悔不已。
进入11月后，眼见丈夫变得越发憔悴，回到家里也无法放松紧张的情绪，逐渐变得神经质起来。
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数月。知子担心这样下去丈夫会搞坏身体。考虑到丈夫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超过三个小时，她对丈夫说：
“上下班的来回时间花在睡眠上能让身体好好休息，你不用担心家里，如果太晚的话就住酒店吧。”
自那以后，丈夫下班太晚的话便住在酒店里。不过，丈夫每一次住酒店前必会打电话回家。
丈夫住宿的酒店，基本都是“虎门田园酒店”“高轮宾馆”“赤坂香皮娅”之类东京都内的商务酒店。有时候因为订不上房间，只能在霞关合同厅舍21楼的局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假寐。到了局长这种级别，订酒店之类的事情通常会交给部下办理，但是，就连这些琐事也全都是山内亲力亲为。
12月3日清晨，山内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吃了早餐。他对将自己送至玄关的知子说：
“今天我会回来。”
仅此一句，丈夫8点钟出了门。
3日晚上。
知子理所当然地等着丈夫回来，结果山内没有回来，连电话也没有。
（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啊……）
这么想着，知子迎来了4日清晨。
刚挂断丈夫的来电，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是环境厅打来的。
“局长在家吗？”
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现在不在家。”
知子答道。
一瞬间，她犹豫是否要将丈夫刚来过电话的事情告诉对方，但从丈夫说的话——“我可能会辞去政府机关的工作”来推测，丈夫的行为可能是瞒着局里的个人主张，所以知子没有说出口。局里来的电话说只是为了确认局长是否在家，就马上挂断了。
知子没心思干家务，等着丈夫来电。
只有等着。
上午11点30分，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是丈夫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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