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克几乎每晚都会喝醉。在某些晚上，他兴高采烈。在其他一些晚上，他则陷入愤怒，脸涨得通红，从他嘴唇抽动的方式能判断出他所呼喊的词句。在暴怒之际，他会撞向那些不可动摇之物。他会用肩膀撞向一堵墙，往后退几步，再往前撞。有时候他只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用拳头哐哐砸墙。到了早上，他会问我前一天晚上他都做了些什么。我不太相信他是真的忘记了，但我还是配合他的演出，说他昨天喝醉了，完全失去了控制。他摇了摇头，仿佛那是陌生人干的。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就懒得配合他了。他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对我很失望。

查克的父亲在当店主和牧师之前，曾经营过一家乳牛场。这家农场现在仍归他们家所有，只不过将牧场草地和谷仓租给了邻居。博尔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住在主屋。我和查克两人住在数百米以外的改建仓库里。博尔格先生觉得，对我们多一些信任，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这道理是没错，但效果不佳。

博尔格夫妇每晚九点三十分准时上床睡觉。十点钟左右，如果查克还没醉倒，我们就将他的车子推一段距离，启动起来，开到维罗妮卡家。阿奇和疯子通常都在那里，有时候霍夫也在。他们喝着小酒，玩着扑克。我没有钱玩，就坐在地板上与维罗妮卡一起看深夜秀。维罗妮卡告诉我的明星八卦，毁掉了我看电影的乐趣。她有关系能搞到好莱坞内幕。她知道某个男演员——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实际上是个只会流口水的植物人，还知道某个女演员只有出动整个橄榄球队才能满足她的欲望。她对男演员的评价尤其刻薄。在维罗妮卡看来，他们都是一群同性恋，从他们做广告时的小暗号和手势就能看出来。他们点烟的方式、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的位置、他们瞥手表或调整帽子的方式——这些在维罗妮卡看来都是证据。即便她不说话，我也能感觉到她正盯着屏幕上的男演员，随时准备揪住他们的把柄。

在回家的路上，查克吓到我了，他开着车在马路上迂回行进，开始讲些下地狱受永世煎熬的布道词。他声称是在模仿他父亲，但其实他是在自说自话。博尔格先生可不是这样布道的。查克可以模仿父亲的语调变化和说话节奏，但学不来他那悦耳的声音。相反，他表达的全是他自己害怕下地狱的恐惧。

我不习惯跟那些对待宗教信仰十分严肃认真的人相处。我母亲不信教，德怀特则是热爱科普的无神论者。每隔几周，圣公会的卡尔神父就会驱车来到奇努克认真传教，有些我还觉得挺有道理的，但他一离开，我就把他讲的东西都给忘在脑后了。

博尔格先生小心翼翼，从不向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他是个渔夫，而我是池中的小鱼。这也许不是无上光荣的事，但起码是合法的。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会逼迫我做些什么，而在于我会为了取悦他而强迫自己。博尔格先生是高个子，体面、庄重。他的脸长长的，眼神总是很忧郁。我与他交谈时，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导致我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在说什么。我觉得他看透我了。他对我彬彬有礼，但没有流露出一丝感情；他似乎总是在压抑着什么。我希望他对我有好感。

这是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来自音乐。在博尔格先生的教堂里，音乐充满激情，与我在盐湖城里听到的正值更年期的天主教的赞美诗并不相同。人们忘乎所以地唱着这些圣歌。他们边哭泣并拍手，他们高声呼喊，摇摇晃晃地走上过道，朝阿门角走去。有时候我也想这么做，但我忍住了。查克总是伴我左右，沉默如石。他就动了动嘴唇，没有跟着唱出声。他从未走到过阿门角，我担心我去的话，他会嘲笑我。因此，虽然煽情的音乐和讨好他人的念头诱惑着我往前走，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做完礼拜后，我总是很高兴自己没有往前走，因为我知道博尔格先生会识破我，会对我产生反感。

查克从不找我麻烦。即便他喝得酩酊大醉，狂发脾气，他也只会自残。我算是十分走运。查克虎背熊腰，身体壮实，有着发达的胸肌。我不可能打得过他。只要别的男孩不去惹他，他一般不会主动去找碴儿。他对待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很温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他们那种庄重的男人总是轻易表现出绅士的模样，而是像他母亲一样，要费点劲才能显得温文尔雅。他长得也跟他母亲比较像。他的皮肤是乳白色的，两边脸颊上都长着红色冻疮，一头黄毛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变成了白色，额头宽大。他的眼睛跟他母亲一样是淡蓝色的，听别人说话时，他也像母亲一样眯起眼，低头望着地板，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点头赞同。

所有人都喜欢查克。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友善淡定，慷慨大方。我很喜欢他的一件毛衣，他就送给了我，后来还把我们一起跟着唱的巴迪·霍利专辑也送给了我。不在教堂时，查克还挺喜欢唱歌的。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往树上撞，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博尔格夫妇无法接受自家儿子会发狂的原因。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主屋里晃来晃去，与父亲谈论商店的事儿，帮母亲洗碗。他的小妹妹像西班牙猎犬似的讨好他。查克仿佛是全世界最悠然自得的男孩，在这些时候他也的确如此。他并不是在表演。因此，另一个查克——那个坏查克——干蠢事时，相当于从博尔格夫妇的盲区进行袭击，将他们痛扁一顿。

一天晚上，疯子和霍夫过来玩扑克牌。他们和我一样没钱，所以我也加入了游戏。我们喝着酒，拿火柴当钱币，慢慢地感到无聊了。接着我们想到，开车去贝灵汉是个挺不错的主意。查克车里剩的汽油不够一个来回的，但他说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搞到汽油。他拿了几个五加仑罐子和一段软管，我们四个人就准备横穿田野了。

白天下了场大雨，所以空气中仍弥漫着水雾。刚刚耕种过的土地十分松软潮湿。我们的鞋子陷了进去，拔出来的时候脏兮兮的。疯子穿的乐福鞋老是掉。最后他放弃了，转身要走回去。我们其余的人继续前进。每走几步，我们就能听到疯子在后面怒吼。

我们走了足足1600米才到达韦尔奇农场。我们在外屋里闲逛了一会儿，才穿过院子，走到韦尔奇先生的卡车旁边。我和霍夫监视着房子，查克则负责从油箱里抽汽油。我以前从未来过这里，但我在学校里就认识了韦尔奇家的男孩们。他们一共三兄弟，总是满脸忧愁，穿得破破烂烂，安静得跟哑巴似的。其中一个男孩也叫杰克，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看上去很孤独，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像一个活得毫无尊严的老人。因为我们俩名字相同，所以米切尔先生总让我们在体育课上结伴练习拳击，他觉得这样很好玩。别的男孩会围着我们大喊：“上啊，杰克！抓住他，杰克！杀了他，杰克！”但杰克·韦尔奇对此兴味索然。他迟疑地举起手套，仿佛觉得这些手套会掉转过来打他似的，每次米切尔先生催他动手时，他都会向我投来满怀歉意的目光。想到他就在那座黑咕隆咚的房子里睡觉，闭上了他那忧郁的眼睛，而我在外面放哨，这种感觉真奇怪。霍夫用树枝刮擦鞋子时咕哝了一声。空气里都是汽油味。

查克往罐子里装满了汽油，我们就起程往回走了。这比来的时候要艰难得多。我们现在走的是上坡路。我们轮流将这些罐子往前推，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跑。罐子太重了，害得我们陷入泥泞，失去平衡，越挣扎越往下掉。等回到住处的时候，我们身上全是泥巴。铁丝网划破了我的衬衫。由于拉拽罐子，我的一只手臂已经麻木了，另一只手的手指头被柱子蹭伤了，一抽一抽地发疼。我累极了，其他人也是如此。没有人再提去贝灵汉的事儿了。查克开车送霍夫和疯子回家，我则去洗了个澡，瘫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博尔格先生把我们叫醒了。他只是把头靠在门上，叫道：“起床。”但他的声音不太对劲，我“唰”地一下坐起身，彻底清醒了。查克也是。我们看着对方，一声不吭地下了床。博尔格先生在门口等着。我们穿好衣服之后，他说：“来吧。”然后朝主屋走去。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头往前伸着，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一次也没有回头看我们是否跟在身后。我瞥了一眼查克，他正盯着他父亲的后背。他一脸茫然。

我们跟着博尔格先生走进厨房。博尔格太太坐在早餐桌旁，用手帕抹着眼泪。她眼眶红了，苍白的额头上有条凸出的蓝色静脉。“坐下。”博尔格先生说。我坐在博尔格太太对面，看着桌布。博尔格先生说，韦尔奇先生刚刚来过，想必我们都很清楚他来所为何事。我沉默不语，查克也不说话。博尔格先生等着我们开口，但我们仍然一言不发。为了避免我们傻乎乎地否认，他直接挑明说我们硬生生地踩出了一条路，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到场核实——从这里就能看到那条路。

“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博尔格太太问，“对韦尔奇全家做这种事？”

我抬起头，发现博尔格先生正在观察我。对上视线时，我们俩都赶紧望向别处。

博尔格太太在抽泣。博尔格先生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你有什么要为自己开脱的吗？”他问查克。

查克说没有。

“杰克呢？”

“没有，先生。”

他分别瞅了瞅我们俩：“你们喝酒了吗？”

我们承认昨晚的确在喝酒。

博尔格先生点了点头，我知道事情好办了，他坚信酒精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智。我们没有拿喝酒当借口，而是坦然承认喝酒是不对的，事情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博尔格先生就方便为我们开脱了。

查克和我照例装出羞愧的模样，博尔格先生也照例发发火，但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都知道。整个早上，我们都待在餐桌旁，商定补救计划。查克和我得把汽油还回去，我们昨天太累了，都还没有将这些汽油倒入查克的油箱呢。我们得向韦尔奇先生道歉，并保证再也不喝酒了。没有人提及我们违背的诺言。我们同意博尔格先生提出的条件，除了一个——我们不愿告诉他还有哪些共犯。他反复询问他们的名字，但在我看来，这显然只是仪式的一部分，起码我们不会出卖朋友，这一点想必让他很开心。反正他早就知道共犯是谁了。

我们站起来握了握手。博尔格先生明确表示，他不想对我们指手画脚。他希望事情快点结束，越快越好。博尔格太太没有站起来。我能看出她仍为我们所干的错事感到不安，但我本人倒没有这种感觉。

我和查克把罐子放到车上，开到了韦尔奇农场。从田野走过去倒不远，但要开车的话，我们就得开到主干道上，再拐上未铺砌的蜿蜒小路，昨天下雨了，地上还有些泥泞。查克开得很快，所以车没有陷进泥里。泥浆嘭嘭地砸着车厢底板。我们穿过威忌州松林，松林后面时不时露出一间房子或者放牛的空地。一路上查克都在不停地骂脏话。

我们开进韦尔奇家的车道，静静地坐了片刻，才下车。

以前暑假的时候，我在几个农场干过活，帮忙收割牧草，然后晒干。这些农场位于马尔布芒特上游河谷地带。它们邻近河流，但又不至于靠得太近，它们排灌良好，土壤肥沃。农场主都混得不错，他们买了最新的设备，还给房屋和谷仓涂了油漆。他们的院子里长满青草，周围有一圈花坛，点缀着喂鸟器、马车车轮和大型陶瓷松鼠。

韦尔奇的农家庭院里一片泥泞，简直就像猪舍。里边什么都没种，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猫，没有鸡，没有跑过来挑衅我们的小狗。他们的房子很小，是灰白色的，破烂不堪。房瓦上长满了苔藓。没有走廊，只是从一面墙上拉了块防水帆布，遮住带有轧液机的洗衣盆，遮住晾衣绳，绳上挂着大大小小颜色暗淡的法兰绒衬衫和劣质床单。

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我抬起头，发现天空如此湛蓝澄净，不免感到惊奇。

查克敲了敲门。一个女人开了门，在门口站着，后面跟着个小女孩。她们俩都是一头红发，瘦瘦的。小女孩对查克笑了笑。查克也苦笑了一下。

“我很吃惊，”那个女人说，“我必须承认我很吃惊。”

“对不起。”查克说。他露出羞愧的表情，就像早上在厨房里表现的一样。

“我怎么都想不到居然是你们干的。”她说。她看看我，又瞅瞅查克：“你刚才道歉了。嗯，我也感到很遗憾。韦尔奇先生也是如此。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韦尔奇太太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她的丈夫。我们在泥泞中跋涉时，两边手上拿着的汽油罐不停地晃动，查克骂道：“该死，该死，该死……”

韦尔奇先生正坐在一堆木材上，看着杰克和另一个儿子。他们离得有点远，轮流拿工具在地上打洞以插桩。韦尔奇先生的头都快秃了，他那稀稀疏疏的棕色头发被风轻轻一吹，就飘起来了。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深蓝色工装式连衣裤，看上去很硬挺，脚踝处沾满了泥。我们走到他身边，把罐子放下。他瞅了瞅这些罐子，又回头望着他儿子。他们俩边工作边盯着我们，不是威胁的眼神，只是为了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能听到机器在泥面吱吱作响，就像昨天晚上我们的鞋子踏入泥泞的声音。查克朝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俩都点了点头。

我们看了他们一会儿。接着查克就走到韦尔奇先生身边，开始低声说话，说他为我们所干的事儿感到抱歉。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提到我们昨晚喝了酒。他表现得严肃而真诚，几乎带有悲壮的意味。

韦尔奇先生看着他的儿子们，没有说话。查克说完后，韦尔奇先生转过头看着我们，动作缓慢而吃力，不难看出他觉得与我们对视很痛苦。他满脸胡茬，两颊凹陷，脸上沾着些泥点子。他那棕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好像哭了很久，又好像将哭未哭。

无须看到韦尔奇先生的眼泪，我就知道自己干了件无耻之事。初次来到这个农家庭院时，在大白天看到这个地方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接下来看到的一切令我更加羞愧难当。这些人过得很惨淡，他们已经在悬崖边上了，而我还把他们往外推，没有推很远，但肯定让他们更濒临边缘了。归还汽油并没有改变这一结果。我们所造成的真正伤害在于，他们意识到有人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动手，但选择了放过他们。这肯定让他们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孤苦伶仃——这就是我们造成的伤害。有些是我想明白的，有些则是我感受到的。

韦尔奇农场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单单是因为这里的房屋与我在西雅图住过的房子很像，还因为整个视野、整座房屋、整片泥地和它们带来的寂静感觉，男孩们一会儿拿起打洞机，一会儿又放下。我在这里重新体会到了什么叫一败涂地。

为什么杰克和他的兄弟要往地上打洞呢？如果在那里竖起篱笆，不就与庭院四周原有的篱笆平行了吗？韦尔奇家里根本没有圈养动物——重新围篱笆毫无用处，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多年后，当我等待一条船载我过河时，我看到两名越南妇女有条不紊地用棍子砸着废弃的卡车轮胎。她们就这样砸了好久，我过河的时候，她们仍在这么做着。她们就是我所做的梦的一部分，我在这些失败之梦、诅咒之梦里觉得韦尔奇一家似曾相识，庄严地进行认真而无用的操作。

把别人当成符号，是一种幼稚或者说糟糕的想象。我不认识韦尔奇一家子，我无权这样定义他们。我只能谴责自己，但无权感到恐惧、怜悯或厌恶。但我又确确实实有这些感觉。我有点慌了。我没法好好呼吸，只想走开，逃离此地。

韦尔奇先生对查克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接着查克就走到一边去了。我知道韦尔奇先生已经接受了他的道歉。韦尔奇先生在等着我过来道歉，看他等待的样子，我就知道这对他来说很痛苦。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但我仍待在原地，看着韦尔奇家的男孩们挖出泥土。我没法动弹，也没法开口。我只能继续站在那儿。当查克意识到我不打算说些什么时，他低声道别，握了握韦尔奇先生的手。我跟着他上了车，没有再回头看。

到家后，博尔格先生敲了敲我们的房门。这个礼貌的小动作里透露着希望，他进来时，我能看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宽恕我们。但我知道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原谅，心里十分难过。他朝我们点头致意，问道：“怎么样？”

查克没有回答。自从我们离开韦尔奇家，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没有道歉而瞧不起我，但我无法向他解释我的感受，我甚至都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我觉得，解释和借口是一码事，怯懦的人才会找借口。感受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复杂的感受。我没有承认这些感受的存在，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有这些感受。

查克沉默着。我们的关系就要破裂了。我以前没办法像他一样放浪形骸，现在也没办法像他一样忏悔道歉。

查克没有回答，博尔格先生就盯着我。

“查克道歉了，”我说，“但我没有。”

博尔格先生让查克出去一下。查克走后，博尔格先生坐到另一张床上。他表现得很有耐心，想要了解我为什么没有道歉。我只能告诉他我做不到。

他继续追问。

“我想道歉来着，”我说，“但就是做不到。”

“这么说你同意自己应该向韦尔奇一家道个歉。”

“是的，先生。”

“你答应要道歉的，杰克。你做出承诺的。”

我又说了一遍我想道歉来着，但就是做不到。

博尔格先生对我彻底失望了。这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告诉我，他和博尔格太太曾希望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我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比我和继父在一起时要幸福得多，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总而言之，他觉得我继续待在这儿毫无意义。他说当天晚上就要打电话给我母亲，安排她来把我接走。我没有跟他争论，我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决定去参军。

第二天母亲开车过来了。她与博尔格夫妇私下交流了几个小时，然后开车带我去兜风。起初，她一言不发。她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下巴的肌肉也绷紧了。我们沿着这条路开了好几千米，一直开到卡车停靠站。母亲驶入停车场，关掉了引擎。

“我不得不哀求他们。”她说。

她告诉我她的哀求打动了他们。博尔格先生最终同意让我继续留在这儿，只要我答应放学后去韦尔奇家的农场打工，将功折罪。

我说我不想这样做。

她不理我。她看着方向盘，说博尔格先生希望我跟卡尔神父聊聊。他希望卡尔神父的宗教信仰能够感召我，博尔格先生认为比起他所布道的，卡尔的布道与我从小熟悉的宗教信仰更加类似。母亲说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跟博尔格先生回去，要么收拾行李走人。现在就得做出抉择。而且，如果我决定走人，就得想好下一步计划，因为我不能和她一起回家了——德怀特不会让我进门的。她在西雅图找的工作似乎有点眉目，但得过一阵子才能确定，等定下来了，她还得花时间熟悉工作内容，找找住处。

“你为什么不向那些人道歉？”她问。

我告诉她我做不到。

她看看我，又看看车窗外面。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疏离过。就算我抢了银行，她也不会抛下我不管，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她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听上去心不在焉的。

我告诉她博尔格夫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她开车把我送了回去。把我放下车之后，她就迅速离开了。

博尔格先生那周太忙了，没空安排我去韦尔奇农场帮忙，但我对此并不知情。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商店，等着他叫我到外面坐车过去。我走进商店，踌躇一会儿，如果没人发话，我就悄悄地走进后屋，穿上围裙，干些杂活。以前我和查克常常一起干活，一起交谈，互开玩笑，互扔抹布，拿扫帚柄戳对方的屁股。但现在我们各干各的，谁也不搭理谁。我会胡思乱想。有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待在韦尔奇农场，被沼泽地吞没，周围都是谴责的面孔。每当这个念头出现时，我都不得不闭上眼喘口气。

一周将尽，卡尔神父来了。他在储物间与博尔格先生聊了几分钟，然后把我叫了出去。“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到河边。一路上，卡尔神父默默不语。他捡了块石头丢进水中。去年夏季童子军开营当天，牧师给每组新生都做了布道，我不禁愤世嫉俗地揣测道，卡尔神父也会做一模一样的布道。夏令营的那位牧师会走到湖边，随便抓起一把石头，将其中一块投进水中。“只是一小块鹅卵石。”他会若有所思地说道，仿佛这是他刚刚才想到的，“只是一小块鹅卵石，但是看看它所激起的涟漪，能够扩散得那么远……”到夏末的时候，我们所有营地辅导员都公然鄙夷他。我们管他叫涟漪。

但是卡尔神父没有对我做这种布道。他不可能这样做。他的信仰之路充满艰辛，他并不打算运用什么文辞技巧来巧妙地谈论宗教。他的父母是犹太人，他们俩都在集中营遇害了，卡尔神父也差点没命。战后不知何时，他改信了基督教，随后成为牧师。他讲话仍带有东欧的腔调。他长得黝黑，十分俊朗，但他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不得不对付虚伪轻浮之徒，他就不再显得体贴，而是变得严厉起来。我以前就曾被他训过，现在又要挨训了。

他问我我以为自己是谁。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没打算要回答。

“看看你自己，杰克。你在干什么？跟我说说你认为自己在干什么。”

“我想我把事情搞砸了。”我说道，悔恨地摇了摇头。

“别说废话！”他喊道，“别说废话！”

眼看他就要动手打我了。我决定闭嘴。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他问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回答我！”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一些了，“你知道的。”他捡起另一块石头，抛进河里。

“你想要什么？”

“什么？”

“想！你肯定有想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心知肚明。但我确信自己的回答会越发激怒他，我是个大俗人，他则截然相反。我无法想象卡尔神父想要金钱，想要一大堆商品，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世界的尊重；难以想象他会和我一样想要这些东西，他如果知道了肯定不屑一顾。

我无言以对，在我看来，卡尔神父所希望的那种救赎，与我想要的救赎完全不同。他信仰上帝，而我追求名利。

我打算搪塞过去。我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我说。

他坐在一根木头上。我犹豫了一下，在离他有点远的位置坐了下来，凝视着河面。他拿树枝戳着地面，问我是否要让母亲伤心。

我说不是的。

“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

“好吧，可这就是你现在干的事情。”

我一声不吭。

“那好吧。你想让她开心吗？”

“当然。”

“很好。这就是你的愿望之一，对吗？”我同意了，他接着说道，“但是你现在让她伤心了，对吗？”

“我猜是的。”

“这不是猜出来的，杰克。你就是在伤她的心。”他看着我，“那你为什么不停下来？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我没有马上说话，担心答应得太过爽快。我想装作认真地在思考他所提的问题。“好的，”我说，“我试试看。”

他把手中的树枝丢掉了。他还在盯着我，我知道他识破我了。他根本没有真正“触及”我的心灵，因为我总是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站在这儿面露歉意、信誓旦旦的人是个假货，真实的我并不在这里，卡尔神父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我们凝视着水面。河水径流量大，水位上涨。在岸边，绿得发棕的河水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离岸较远的地方，河水在长满苔藓的巨石和盘曲的树根之间翻腾。水声起伏变化，但河底总是传来深深的叹息，如果你仔细聆听，这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到后来你就感觉天地间只剩下这个声音了。鸟掠过水面，沿岸的颤杨树上新叶闪耀。

现在正是春天。我们俩被这春色迷住了，忘记了我们本要离开。我们像同一类动物一样，待在一块儿。我们突然惊醒过来，恢复了神志。卡尔神父给了我最后的忠告，我说我会做得更好的，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商店。

到了周末，博尔格先生告诉我，他与韦尔奇夫妇交谈过了，但他们拒绝我的帮助。“他们不肯让你去。”他说，他表现得很严肃，为的是让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终极惩罚，比起这个来，去他们农场辛勤工作根本不算什么。他真的让我感到失落了。但我缓过劲来了。

有天晚上，警长来到主屋里告诉博尔格夫妇，查克将被指控犯有法定强奸罪。霍夫和疯子是共犯。那个女孩在康克立中学读书，跟我同班——她是那群歇斯底里、脾气乖戾的女孩之一，她们穿着紧身的衣服闲逛，脸上化着浓妆，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在课堂上讲话，竭尽所能吸引男孩们的注意力，这些男孩肯定不怀好意。她怀孕了。她想要保守秘密，可是她变得太胖了，怀孕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发现了。她叫蒂娜·弗拉德，但大家都称她为“那股洪流”。她十五岁。

警长与蒂娜交谈了一下，根据她的意见，他说服她父亲先别急着提出指控。蒂娜说她不想指控任何人，她只想让查克娶她。然而，弗拉德先生想将他们全都送进监狱。不过他肯定知道这对他的女儿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也肯定知道，如果蒂娜能嫁入像博尔格这样的家庭，那将是天大的运气，大家做梦都想不到这等好事会发生在蒂娜身上。因此他接受了警长的建议。他只是在等查克的回复。

那天晚上查克从主屋回来，坐在他床上，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还告诉我，他并不想娶蒂娜·弗拉德。他也告知警长了，表示他选择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警长让他不要太匆忙地做决定。他会先稳住弗拉德先生，让查克再好好考虑一下，与他的朋友们讨论讨论。但查克拒绝蒂娜会带来什么后果，警长讲得很明白。他会被判入狱。这种指控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铁证如山。

查克说他不会跟她结婚的。

我告诉他我也不会愿意的。我给了他一些鼓励，但内心里其实幸灾乐祸，不仅是因为这会减轻我的压力。当我陷入麻烦时，他抛弃了我，我到现在都感觉很受伤。现在换查克备受煎熬了，我正好有机会展示一下，作为朋友，我比他要称职得多，为此我挺高兴的。我会坚决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

没有人像我这样捍卫他。霍夫和疯子没有这样做，就连他父母也没有这样做。博尔格太太痛苦到无法跟他说话。她不停地哭泣，几乎没有踏出房门一步。博尔格先生对她的关切、担忧，化作对查克的熊熊怒火。他把查克数落得很惨，在没批评他的时候，他也一直怒目而视，尤其是在用餐时间。吃晚餐的时候是一天中最糟糕的时段。没有人说话。刀叉敲击瓷盘的声音、咀嚼吞咽的声音和椅子吱吱呀呀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都被放大了，显得十分骇人。查克的姐妹们风卷残云般地吃完饭，就赶紧出去了。我也是如此。查克不得不留下来，等其他人都走了，他父亲开始恫吓他。

博尔格先生要他跟蒂娜·弗拉德结婚。查克本人也承认了，他跟那个女孩上过床。至于她是否也跟另外两个男孩抑或是一百个男孩上过床，这都不是重点，既然查克与她上过床了，他就得为后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再苦再难，他也必须承担责任。之前，他干了些大人才干的事，现在是时候当个真正的男人了。

博尔格先生肯定是把自己的看法埋在心底了。他固然大度，但自尊心也很强，在劝说儿子娶“那股洪流”时，他不可能不觉得丢面子。可是他还是选择牺牲原则，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霍夫和疯子也希望查克和蒂娜结婚，但他们的理由比博尔格先生的更为简单。如果查克不娶她，他们俩都得跟着他一起进瓦拉瓦拉县的监狱。这似乎没有必要，也并不公平。查克咬紧牙关忍几年，再甩掉她不就得了。

查克不肯那样做。他没有向霍夫、疯子乃至父亲解释原因，但是到了晚上，在他感到四面楚歌而形单影只时，他跟我吐露了一切。他费了好大劲才阐明自己的想法，听到从自己嘴里说出的这些话，他似乎有些惊讶。我也觉得惊讶。说白了，查克之所以不愿娶蒂娜·弗拉德，是因为他要跟别人订婚。虽然他喜欢四处鬼混，但他内心深处有位梦中情人，非她不娶。他能清晰地勾勒出她的模样，等他终于遇见她时，他会跟她结婚，白头偕老。查克心心念念的是电视剧里那种完美的妻子，可爱、时髦又虔诚。他们的婚后生活就像是情节暖心的电视剧，有许多深情的戏码。这部电视剧里也会涉及宗教，为了命中注定的那位妻子，查克很想成为一个知错就改的丈夫。永远不碰酒，永远不赌博，永远不出轨，永远不和年少轻狂时结识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结婚后，他们会生孩子，会生很多个。他会永远节制、忠贞。吃晚餐时要优雅，周日则要休息个够。

他想过上好生活。他为自己所设想的好生活，和我为自己设想的一样传统，只不过少了些史诗般的浮夸。我早已不抱希望，查克却依然满怀憧憬。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我现在的生活一团糟，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运气太差了，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的光临，但好运气又偏偏不来。

查克还坚持着梦想，仿佛那已然成真。他甚至不惜为此锒铛入狱。蒂娜·弗拉德和她肚子里的宝宝对他而言并不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他所犯的错误之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将来的浪子回头才显得更具戏剧性，他那完美的婚姻生活也将弥补这些错误。

警长原本以为查克过几天就会做出让步。但事情并不如他所愿，于是他开始放狠话了。弗拉德先生等不及了，他说。从现在开始，他随时可能提出指控，一旦案子提交到了法院，查克就没有获得缓刑的机会了。警长希望查克明白这并不是在吓唬他。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床是一回事，但三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女孩上床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查克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成年人了，法院会按照衡量成人的标准来量罪定刑。

查克没有屈服。他害怕进监狱，但他绝不肯跟蒂娜·弗拉德结婚。单单这个提议本身就让他觉得受不了。被父亲恫吓完，他从主屋回来，双眼冒火，满脸流汗，像发烧了似的。在我看来他应该逃掉，跑去参军，但他不愿这么做。他动弹不得，没有劲儿奔向未来了，只剩下一点力气来拒绝可怜的蒂娜·弗拉德。

夜晚，当他开始在被窝里哭泣时，我不再幸灾乐祸了。我本来想用胳膊搂住他，说些安慰的话，就像曾经为母亲做过的那样。但这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也知道他正努力地压抑着哭声，不想被人听到。

在这期间，我在学校里又接到了霍华德先生的来电。他在电话另一端喊得很大声，好像担心我听不见似的，但其实信号相当稳定。他告诉我，我已经获得了希尔中学的奖学金。那天早上他刚和招生办的主任谈过。过几天我就会收到一封正式的信函，但他还是想亲口告诉我，告诉我他有多为我高兴。他真的很高兴。我能从他声音里听出来，他打电话来仿佛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自己的好消息。

他说，他坚信我能得到奖学金，他对这种事情一向很有把握。但他当时认为还是不要让我抱太大希望，毕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当然了，”他说，“我都给你写那么好的推荐信了，要是你没拿到奖学金，我可要大跌眼镜了。”

霍华德先生说有很多事情要跟我商量。他想进一步跟我讲讲希尔中学的情况，帮我做好准备。还有衣服的问题，我需要一个宽大的衣柜，来装下学校规定的制服，这些衣服的剪裁和质量都得满足一定的要求。他倒是希望希尔中学的男孩不在乎这些事情，可惜他们非常在乎，全世界的男孩都是一个样儿。霍华德先生不愿让我感觉格格不入。如果我母亲同意，他就带我去西雅图的裁缝店挑选全副装备，他自己就是在那里定做衣服的。他想让我转达母亲，告诉她，他非常乐意效劳，前提是得到她的允许。

他会回电跟我讨论更多细节。“我替你感到高兴。”他又说了一遍。我几乎全程一言不发。霍华德先生挂断电话后，我回到了听不懂的代数课上，这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就看着老师的嘴巴动啊动。

学校的信函到了。我每年能拿到2300美元的奖学金，而每年的学费是2800美元。招生办的主任说我在学校里的履历和考试成绩都非常优秀，他和校长都欢迎我加入希尔中学。不幸的是，我在康克立所学的课程很少是学术型的，导致我学分不够，没法直接在希尔中学读十一年级或者说高中三年级。于是他们把我招进来读十年级。不必为此担心，他对我说。有些学生以前读的公立学校偏重职业教育，让他们留级一年是常见的做法。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多出来的这一学年里，我可以慢慢适应希尔中学的生活，为自己的履历增光添彩，再申请大学。

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这封信，揣摩着校长和十年级这些措辞。招生办主任还随信附上了一份校友简报，里面是各种照片，拍了翠绿草坪上的哥特建筑、秋天的大树、操场以及各种各样的男孩，他们对工作、崇拜的概念和体育追求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词。如长曲棍球、壁球、欢乐合唱团。这些学生看起来和我过去认识的男孩有所不同，不只是衣服和发型不同，那更像是一种群体性差异——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质、仪容举止和一系列标志性表情。我仔细看着这些照片，就像看着《国家地理》中拉普兰人和库尔德人的照片一样。有的面孔很神秘，我看不出这些男孩真实的一面；有些面孔则给人一种大大方方、毫不设防的感觉。我把每张面孔都认真研究了一遍，想知道他是谁，以及他是否会成为我的朋友。

简报背面还有课堂笔记。

“1952年生的‘切普’·布莱兹韦尔最近与老接力搭档r.霍顿·‘豪迪’·艾默生四世还有他的妻子‘诺迪’（波特小姐，1955年生的）听到了午夜钟声。豪迪和诺迪在风城组建家庭，豪迪还想了些办法来帮助阿穆尔把斯威夫特追到手。隔天，切普似乎和某位茜茜·肖瓦尔特-普里斯小姐（马德拉，1955年生的）在橡树公园谈了些‘正事’。他们计划在6月结婚。自从他们宣告要结婚的消息以来，格林威治的居民就听到一大片哭泣声和咬牙切齿的声音。嗯……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纳夫说，祝你好运，茜茜！（提示：最后一次见到切普时，他正把球传给豪迪，就在东瓦克大道和湖岸路的拐角处，诺迪紧追不舍……）

“现年46岁的r昂斯沃斯·圣约翰，最近被任命为新兴产业市场研究总监。干得太棒了，昂斯沃斯！”

这些笔记有好几页，有些上面附着男士的照片，他们自信地微笑着，或穿着西装，或穿着白色网球衫，或穿着打高尔夫的服装。简报最后一页上全是宝宝的照片——都是男孩，都是校友的儿子，所有的宝宝都穿着白色的小毛衣，胸前印着大写的h。1978年和1979年的入学名额都被这些小孩占满了。

招生办主任给我寄了张表格，让我填写一些简单的信息。我没有马上寄回去。我随身携带了几天，然后才开始填写。有个地方需要我填写自己的名字，我希望这名字能出现在学校通信录上，我提笔写道：“托拜厄斯·乔纳森·冯·安塞尔——沃尔夫三世。”

一天下午放学后，母亲来接我，还带我去康克立买可乐。她无法相信我真的获得了希尔中学的奖学金。她一直好奇地看着我，然后笑了出来。“行吧，”她说，“你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只是申请了一下而已。”

“别装了。”

“我的考试成绩很好。”

“你肯定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谢了，妈。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你会惹上麻烦吗？”

“惹上麻烦。那是什么意思？”

“你会惹上麻烦吗？”

“不会。我不会惹上麻烦的。”

“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