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惹上任何麻烦的，我保证。你以为会看到什么血腥场面啊？”

我们谈起了别的事情。不管怎样，她还是挺为我高兴的，不想太追究运气的成分。

她自己也有个好消息。她在西雅图找了份工作，去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当秘书。按照计划，再过一周她就得开始工作了。她认识的一位女士愿意给她提供住宿，直到她找到新的住所，这样缓解了她的压力，她不必去租自己不满意的房子。她可以轻轻松松慢慢来，再加上6月我就要去加利福尼亚州了，不用过去和她住在一起。父亲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她说。他已经安排好一切了。等学校放假了，我就乘大巴去拉荷拉，杰弗里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来跟我会合。

“那你呢？”我说。

“什么意思？”

“你也会来吗？我是说以后，一切顺利的话。”

“我去的话，我就是个傻瓜。”她闷闷不乐地说道，好像知道自己注定会干这种蠢事。

我们聊起了德怀特和他的小花招。他会熬夜计算房子里的糖果数，看看那天我吃了多少糖；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客厅，把手放在电视上感受它是否还在发热；他会买上一打真空吸尘器的滤网袋，在每个袋子上写下间隔一个月的日期，这样就能刚好用上一年。母亲说，自从她开始找工作以来，他就表现得规规矩矩的。他不想让她离开。现在她找到工作了，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讨好她。有点像在追她，她说。他十分友善，让珀尔成天巴结她。他甚至申请调到西雅图去工作，这样就可以待在她身边。

“我不明白，”她说，“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只是想维持婚姻。这太奇怪了。”

母亲接着说她有话要告诉我，一听她的口气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消息。是跟我的钱有关的，她说，我当报童挣的钱都被德怀特拿去存起来了。她知道我打算用这笔钱来支付奖学金未涵盖的学费。问题是，德怀特并没有真的把钱存起来。钱不见了，一分都没有。她问过他，但他迟迟不回答，避而不谈，最后他被逼得没办法，他只好承认这笔钱没了。她在营地厨房赚来的钱也没了。银行账户里是空的。

“我会凑齐五百美元的，”她说，“你放心。”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我们也无能为力。这笔钱已经没了，你就忘了这回事吧。”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抹去这份记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总共有1300多美元。事实上，我感到难过，并不是因为丢了钱，而是因为我为此白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整整两年半，我每天下午都去送报纸。大部分时候，我吃过晚餐后会再次出门，找订户收取费用，同时努力招徕新客户。人们不愿意付钱给我，就连那些老实人也一次次拖款，还有那些赖账的，他们要么声泪俱下地告诉我支票丢了或者看病花了太多钱，要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关掉灯和电视，窃窃私语，从百叶窗往外偷看，等着我放弃然后离开。冬天的时候，我的鞋子总是湿漉漉的，头重鼻塞，鼻子干裂发红。我烦得快发疯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反复从头到尾算着自己总共赚了多少钱。

我问道：“钱都去哪儿了？”

母亲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呀。”她想要岔开话题。大部分时候她都非常耐心，但她不喜欢爱哭鬼。听到我哭哭啼啼，她就变得冷冰冰的。

我没有就此住口。“那是我的钱。”我说。

“我知道。”她说。

“他偷走了它。”

“他可能打算偿还你。我不知道，钱不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了我会付学费的。”

我拉下了脸。

“这里面可能也有我的一点失误。”她说，她早该清楚让德怀特打理财务不是什么好事，应该坚持自己开设一个联名账户的。但德怀特觉得掌管财务大权挺威风的，她不想让他为此发脾气。她希望我们能和平相处。

我们喝完了可乐，沿着街道走到汽车边上，母亲走路轻飘飘的，好像如释重负。她忧郁的时候，就会戴上面具，满脸苍白，缄口不言。之前那段时间里，这张面具都快变成她自己的脸了。现在，这面具不见了，她看起来年轻漂亮。天气暖和，雾蒙蒙的空气中飘着混凝土粉尘。伐木车驶过我们身边，隆隆作响，齿轮摩擦，喷出黑色的尾气。我们边走边制订未来的计划，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重新相依为命——躁动不安，精心筹划，准备逃离此地。

当我告诉查克奖学金的事情时，他向我表示了祝贺，但我小心翼翼的，不敢表现得太嘚瑟。留给他考虑的时间不多了，他大概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气超好，但他却抽到一手烂牌。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这么想。但他可能完全没想过这个。他对我想要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比起我来，他更关心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警长最后一次来到查克家。他已经一周多没来过了，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他很恼火，他受够了查克的犟脾气。他给查克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乖乖听话，要么死路一条。如果查克在某天没有打电话给他想要的回复，就要将他绳之以法。查克没有给警长他想要的回复，他压根儿就没给他打电话。

我们听到巡逻警车的声音。我们现在对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声响已经特别熟悉了。查克穿上鞋子，等着博尔格先生来接他，一起走去主屋。他离开后，我时不时走到窗前，瞅瞅外面。我总有种不祥的感觉。

查克回来时，我正坐在床上出神。他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然后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他蹦到地上，开始用拳头捶打地板，好像小家伙在闹脾气似的，但他并没有哭泣，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捶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踉踉跄跄。他满脸通红。他抓住我的肩膀，拉着我在房间里跳舞。“狼人！”他喊道，“狼人！”

“哟，咯咯笑。”

“我爱你，狼人！我太爱你了！”

我一边说“棒极了”，一边小心观察着他。

“听我说，狼人。听我说。”他凑到我面前，“就要举行一场婚礼了，狼人。古老的婚礼钟声即将敲响。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说，“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觉得这真好啊，狼人，你觉得我该怎么想？”他走进储物间，拿了瓶“加拿大俱乐部”。“敬新娘。”他说。他喝了一口，把瓶子递给了我。“现在敬幸运的新郎，”他说，“继续啊，喝起来。”

他把瓶子拿回来，问我：“婚礼结束后你打算怎么称呼蒂娜呢，狼人？”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打算怎么称呼她？”

我说我不知道。

“叫她霍夫太太怎么样？”他说。

“叫她杰拉尔德·卢修斯·霍夫太太怎么样？”他看到我的神情，就举起右手说，“老天在上，狼人。我可不是在跟你扯淡。”

“霍夫？霍夫要跟蒂娜结婚了？”

查克正准备回答，突然弯下了腰，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的。酒从他鼻子里流出来，我拍拍他的背。我听到自己像乌鸦般发出刺耳的叫声，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奔涌，那是一股狂暴无情的喜悦之潮。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的脸抽搐着，浑身发抖，有一种如释重负和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说实话我既不喜欢霍夫，也不为蒂娜感到可惜。对我而言，她只是“那股洪流”，现在我看到霍夫被困在洪流之中，有气无力地在宽阔而起伏的水面上扒拉着，被人捶打，被按在水里几近窒息，他沉入了水底，用毛茸茸的手臂搅着水，在别处冒出他那闪闪发亮的蓬帕杜头。

我母亲离开后，珀尔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也替她难过。有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吃午饭，毕竟我们还挺聊得来。我没脸没皮地奉承她，她也听之任之，我坦率地指出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变得更加可爱，更受欢迎，她默默听着，没有反驳我。其实她长得不太丑，尤其是在我母亲带她去医生那里去除秃斑之后。她体格瘦削但有力，但我体会不到这种美。我觉得她很可悲，她也这么觉得。

5月一个温暖的周五下午，我们将午饭带到了高高的橄榄球场看台上。别的孩子在我们周围成群结队地吃东西和抽烟，盯着翠绿的草坪，仿佛那里有场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聊七聊八，珀尔提到德怀特打算那天晚上开车去西雅图，表面上是要去和诺玛共度周末，但实际上是要去见我母亲，计划把她劝回来。他会带上珀尔，一起去买些弹药。

听到这一消息我很生气。第二天查克会开车送我去西雅图，我可以和霍华德先生共进午餐，去挑选一些合身的衣服，我本来还希望返程时去见见母亲。但既然有可能遇到德怀特，我就放弃这个计划了。

但那天晚些时候，我突然想到该怎么办了。查克愿意帮我的忙，但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午夜一点左右，我们把查克的车推到主干道上，沿着山谷开到了奇努克。查克保持着最低车速，也不碰酒了。

营地里一片漆黑寂静。当我们靠近房屋时，查克就关掉大灯，关掉引擎，滑行后慢慢停住。没发现德怀特的福特车。为了确认一下，我下车环顾四周。查克待在车里。我们俩都认为，只要他不进屋子，也不触碰任何物品，就算我被抓到了，他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和往常一样，门没有上锁。我戴上预先准备好的手套，溜进杂物间。虽然我知道自己应该赶紧干正事，早点离开这儿，却还是信步走进了厨房。冰箱快没电了。我弄了个花生酱三明治，倒了一杯牛奶，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握着它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打开电灯，整个屋子里瞬间灯火通明。

珀尔的房间里有一股香水味儿。我坐在她的书桌旁，阅读她的日记。自从我上次偷看以来，她还没有写过什么新的内容。我站起来，沿着走廊走到了我的旧房间。两张床都光秃秃的。斯基珀的床旁边还有一些东西，像旧靴子啦，渔具啦，汽车杂志啦，而我只有一套童子军制服挂在橱柜里，这是我住过的唯一痕迹。

我去了德怀特的房间。虽然我知道他不在，但还是屏住了呼吸，慢慢地转动门把手，将门打开。床上乱七八糟的，房里一股馊味。我打开灯，到处乱翻。在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一条“骆驼”牌香烟，从中抽了两包。我还找到了一沓童子军官方表格，包括童子军团长发送给总部的表格，报告男孩们为了晋升军衔和获得徽章而完成的任务。我拿了几张表格。既然德怀特不肯把我提拔为老鹰级童子军，那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走回厨房，把玻璃杯洗了洗，放回柜子里。然后我关掉了屋子里的所有电灯，将几支靶向步枪带到了汽车上。查克走过来打开后备厢，朝我发出嘘声。“你在干什么？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能看出他情绪失控了，所以并不打算回应他。我回到屋子里，又拿了两支猎枪。我现在手里拿着马林步枪和加兰德步枪。刚才那一趟，我把蔡司双筒望远镜、彪马猎刀和德怀特专门为马林步枪买的压花皮鞘都装起来带走了。他原本打算在骑马猎杀麋鹿时佩戴这个皮鞘，却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查克把这些东西摆放到后备厢里，拿沙袋把它们盖住了，沙袋本来是下雪时用来增加车轮对地面的附着力的。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查克气还没消，但他现在紧张兮兮的，一句话也不说。他继续保持着最低车速，故意摆出一副安全驾驶的模样。我们不再像刚才那么恐惧了。真正令我们烦躁沉默的是怎样处理这些东西。我们抽起烟来。我们听着广播，喧闹的音乐声渐渐远去，山峦和田野交错更替。我们望着窗外山脉的紫色淡影，望着河流，望着蜿蜒的荒径。每次会车时，查克都会条件反射地调暗灯光，放慢速度，仿佛他之前超速了似的。他太局促不安了，任何一个懂行的巡警都会当场命我们靠边停车。

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顺利回到了家，把汽车从车道推进去，上床睡了几个小时，直到博尔格先生派他一个女儿过来喊我们去吃早餐。博尔格先生心情很愉悦，他心情这么好不是没有缘故的。早晨空气十分清新，查克仍然是个自由的单身汉，而且再过几周我就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火腿、玉米粒和鸡蛋，博尔格先生则在桌上铺了一张地图，标出我们到西雅图的路线。虽然没明说，但他想让我们知晓这次旅途是证明自己的新机会。我们必须一路开到西雅图，办完事后直接回家，不能顺道去别的地方游玩，不能让别人搭便车，不能喝酒。博尔格先生在下达命令时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但不难看出他其实很乐意送我们出行，他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的确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只不过跟他想象的有些出入。

我在码头旁边的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与霍华德先生碰面。他妻子也来了，她个头很高，身材匀称，她那头黑发里夹杂着白发——这几缕白发衬得她剩余的头发更加乌黑发亮。她那双黑眼睛深邃而警觉。即使在她微笑时，我也感觉到她在打量我，对我充满了好奇。这不是那种傲慢的好奇心，她只是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凝视令我很不安，我担心她会看穿我，担心会因此暴露自己。我一直注视着霍华德先生，他表面上说是为了提醒我在希尔中学生活会遇到的一些陷阱，其实是借此机会兴奋地回忆他自己的那段岁月——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和他们干的蠢事，比如让宿舍里水漫金山，打开窗户让水结冰，然后在房间里打曲棍球。我能看出他觉得某些事件太过火了，实在无法说出口。每到这时他便会心一笑，摇摇头，接着讲别的话题。他的言辞越来越尖刻。他的脸上不知不觉露出傻笑，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年轻，谈论年少岁月仿佛真让他返老还童了。

霍华德太太不再审视我。我对着菜单，不知道该点什么，她帮我做了决定。我们聊起我正在阅读的英文版《尤利乌斯·恺撒》，她提到她曾经为西雅图剧团筹过款。

她自己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霍华德先生说道。

她做了个鬼脸。

“哟，这可是真的。”他说。我可以看出他很仰慕她，他希望我也能仰慕她。他们俩伉俪情深，令人暖心。

我们的桌位就在临水的角落处。海鸥在外边的栏杆上昂首阔步地走着，甩着羽毛，朝我们这边转过来。空气里有浓浓的杂烩羹味。阳光照亮了银餐具，照亮了我们眼镜上结的冰块，桌布也被照得像雪地一样明亮。我感觉慵懒而舒适，就像我们餐具垫上早期拓荒者所写的歌词那样：

我不再是野心的奴隶，

我嘲笑着世界和它的伪装，

想想自己如此幸福，

被数英亩蛤蜊包围！

吃午饭时，霍华德先生沉默不语。他安静地吃了一半，然后将剩余的食物堆在盘子里。他礼节性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却没有仔细听我的回答。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让我警觉起来，他说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谈一谈。很严肃的事情。

我心里一沉。

他支支吾吾了一会儿，问我是否需要再考虑下去希尔中学这个计划。现在改变主意还为时不晚，他说。关键在于，我根本不必担心会令他失望或沮丧。他反而忧虑自己可能干涉太多了，可能推着我做出了一个本该由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这毕竟是我人生的一大步，如果我不想这样做，那就不该这样做。我在康克立中学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出色。去希尔中学有点冒险了。我不一定会喜欢那里，我甚至有可能表现得不好，过得比现在更糟糕。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他放松了下来。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看着他。他其实很想听听我的答案。我告诉他，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我决定去希尔中学。

“你母亲怎么办呢？”霍华德太太问，“我想这对她来说有点难以接受，你们俩分别这么多年。”

我承认这对她来说很难接受——非常难，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我说，母亲愿意让我去希尔中学。事实上，她对此表示赞同，甚至可以说她非让我去不可。

“她心胸宽广，”霍华德太太说，“希望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也能这么大度。”

她和霍华德先生互相看着对方。

片刻之后，他说：“这么说来，你下定决心了？”

“是的，先生。”

他喊道：“太好了！”他鼓起掌来，我知道不这么回答的话，一定会伤透他的心的。

当我们走进裁缝店时，柜台后面有三个男子在叠衣服。其中一个走到我们面前，他的皮肤是灰白色的，喉结像甲状腺一样肿起，我忍住不去盯着它。霍华德先生向我介绍他是弗朗兹，向他介绍我是沃尔夫先生，这听起来没有什么讽刺意味。弗朗兹点了点头，但没说要跟我握手，也不跟我说话。他眼睛浑浊。霍华德先生告诉弗朗兹我们的需求，霍华德太太则坐在一张红色皮革椅上，这套座椅下边铺着破旧的东方地毯。已经有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白发男子坐在那里，他们俩都抽着雪茄，将烟灰敲到装满沙子的圆柱形黄铜烟灰缸中。店里铺着深色木板，高高的镜子之间挂着猎狐版画。木地板很有光泽，上面到处都是衣服边角碎料和线头。

其中一位男士跟霍华德太太说了些话，她也回了几句。他望向我。他长着紫红色的蒜头鼻。“你就要去希尔中学了，是吗？”他问。

“是的，先生。”

“我曾经和你们的校友摔过跤。强大的团队，希尔。名副其实的巨头。”他只说了这些。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位男士把雪茄按灭，离开了裁缝店。

霍华德先生带我去照镜子，弗朗兹跟在后面，抱着一大堆夹克。霍华德先生不停翻着，直到找着一件顺眼的。他让我穿上，然后站到我身后，眯起眼看着镜中的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颜色深一点的花呢夹克？”

“有。”弗朗兹重重地说。

“拿来看看。”

弗朗兹拿来了另一件夹克。霍华德先生让我转转身，扣上扣子，再解开扣子。“袖子很长。”他说。

弗朗兹测了测袖子的长度，在随身携带的账本中做了记号。

霍华德先生让我去更衣室试穿了一套西装，接着又试穿了另一套。弗朗兹测量了尺寸，别住袖口，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就连表情也丝毫没变。他安静地待在一边，而霍华德先生翻遍他拿来的成堆的衣物，扔掉十件才能挑出一件，停下来再看一看，或者用手指摩挲摩挲。霍华德先生把那些看不上眼的衣服扔到一旁时，动作十分霸气。他眯起眼睛，脸颊泛红。霍华德太太高兴又骄傲地看着他。

我担心他最后可能连一件喜欢的都找不到，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自己弄这套装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生存，这些衣服是一种微妙的语言，在我即将踏入的新世界中，男孩们一眼就能读懂这种语言并以此来评判我，我也会根据制服来评判这些男孩。

我安安静静的，照他们说的做。霍华德先生一会儿让我去更衣室，一会儿让我站在镜子前。弗朗兹拿着别针和卷尺站在一旁等待，霍华德先生则为我调整裤腿的长度，一会儿调高，一会儿调低，直到裤脚长度正好到鞋子处。他拉了拉我的袖子，让我转身，帮我摆出直角肩，好像在对我进行雕刻一般。如果他对某件衣服很满意，就会对弗朗兹点点头，弗朗兹便把它放在一边。衣服堆得越来越高。两件夹克，一件是多尼戈尔花呢的，另一件是哈里斯花呢的；一件运动夹克，一套西装，几条华达呢和斜纹布的裤子，一打牛津衬衫，领带，一件雨衣，还有灯芯绒裤子和法兰绒衬衫，霍华德先生说了，这些是用来“闲逛时穿的”。一双便士乐福鞋、一双正装皮鞋和一双布洛克短鞋——也是用于闲逛时穿的。三件毛衣，接下来这一堆是天气暖和的时候穿的，还有一堆是运动时专用的。他们让我两周后再来店里试穿一次。衣服剪裁完毕后，霍华德先生会将它们收好，8月的时候将它们寄到希尔中学，这样等我到那里时，就能见到这些衣服了。

我还需要一套周日穿的深色西装。霍华德先生让我试了四五套，我感觉都差不多，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套觉得还可以的。他在我旁边蹲下来，调了调裤腿的长度。他站起身，看着我在镜中的样子，把我拉来扯去。现在我已经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了。霍华德先生走到我身后，他在我脖子上打了条领带后，就站着不动，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子。

“他需要一件大衣。”霍华德太太说。

“对！”霍华德先生说，“一件大衣。我就知道还缺了点什么。”

弗朗兹走到衣架旁，取下一些大衣，让霍华德先生看看。他直接拿了件人字纹黑色大衣。“试试这件。”他对我说。我接过来。大衣手感丝滑，就像猫毛一样。“等等。”我正准备穿上，霍华德太太突然说。她走过来，伸手要拿外套。我心里有些不乐意，但还是给了她。“嗯，”她说道，“是开司米面料的。”她把我转向镜子，把外套像披肩一样搭在我肩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有那么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接着她开口了：“还需要一条围巾。”

“要海军蓝的。”霍华德说。

她摇了摇头。“那样会看上去像个殡仪服务员。要深红色的。”

弗朗兹递给她三条围巾。她用手抚过围巾，扭了扭手指，像在挑巧克力似的，选了一条围在我脖子上。它跟之前那件外套同样丝滑。霍华德太太帮我拾掇了一下，让围巾自然垂落在大衣的翻领之间。她又瞥了我一眼，再往后退了退，让我独自一人站在镜子前。镜子里那个优雅的陌生人正疑惑地望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既然他已经被召唤出来，他就开始寻找迹象，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等着他。

他认真地看着我，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

他很走运，不懂得评判别人。如果他看到了我性格中的缺陷，他就会料到自己将会遭遇什么，他就会知道自己将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或许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已经灰心丧气了。

但他压根儿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他向前迈了一步，双手插在口袋里，昂首挺胸。他神气十足，有点像舞台上的骑士，他笑得那么友善，那么满怀希望。

那天下午查克去看了两场联映电影。我们在剧院外面碰头，开车去了先锋广场。我让他等了我一个多小时，但他一心想着正事还没干，所以也没顾得上说我什么。我感觉他的耐心快被我磨光了。他紧绷着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像个老式正派人似的开车，时不时重重地叹口气。

我走了三家当铺，才找到愿意抽空和我聊一聊的店主。第三家当铺是个女老板开的。她和我一样高，有一头硬挺的金发，睫毛尖尖的，脸蛋像打了蜡一般光滑，跟玩偶似的。当我说要卖东西的时候，她正忙着整理货架上的商品。她的手又红又大，戴着绿松石饰品。自始至终，她都没正眼瞧过我。

“都是些什么东西？”她想知道。她的声音低沉而平淡。

我对她说，有四支步枪，还有两支猎枪，以及其他一些物件。

“你从哪里拿到这些东西的？”

“我爸爸留给我的，”我说，“在他去世之后。”她什么都没说，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妈妈需要钱。”

她咕哝了一声。一般听我说到这儿，别的店主就会叫我滚开。“把你的赃物拿走。”第一个店主这么说。

我看着她把东西拿拿放放，包括唱机、单簧管、烤面包机和照相机，等等。当铺又长又窄。电吉他吊在天花板上，步枪和猎枪挂在墙壁远端的架子上，管子上吊着一排闪闪发光的西装，都是清一色的宽松翻领。

“我准备关门了。”她说。她又补充道，仿佛我哀求她似的，“好吧，要不我看一眼。”

查克把后备厢打开又关上，我则负责把东西拿到当铺里。他看上去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他面色惨白，像受惊的马似的，眼珠子转来转去，留意着过往的行人——乞丐、水手、戴着牛仔帽的印第安人以及迈着醉步的酒鬼，他们正朝着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大喊大叫。我也担惊受怕。然而，只有一个男孩抱着武器，是无法吸引这些公民的注意力的。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

我在当铺和汽车之间来回走动时，店主完全不理睬我。我把所有东西都摆在柜子上，等着她发话。

“就是这些吗？”她说。

我说就是这些。

她从柜台后边走出，去把门锁上，然后她又走回柜台后边，马马虎虎地扫了一眼货物。她拿起双管猎枪，拆解开来，将枪管置于光线下，眯着眼依次检查。后来她又猛地把枪合上了。看着太难受了。我对那支猎枪很熟悉，也很熟悉另一支猎枪和那些步枪。这些枪我都用过，我很敬重它们，又不仅仅是敬重。我不想看着这个女人那样摆弄它们，她粗暴地拍打着，撬开枪支，使劲按压，好像想把它们砸碎一样。但我什么也没说。她那双强劲有力的大手和那不动声色的娃娃脸令我不安，最主要的是，她一直都不正眼瞧我。她越不理睬我，我就越渴望她能看看我。她让我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她才是强势的那一方。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把每支猎枪和步枪都拆解开来，检查枪管，检查击发装置，再将其迅速组装起来，动作跟我一样快。

她检查完所有的东西，耸了耸肩说：“我不需要这堆东西。”

“但你说过会看看的。”

她转向身后的架子，又开始搬东西。“我已经看过了。”

我死死盯着她的背。

她说：“或许你可以把它们典当掉。”

“典当？典当的话可以拿到多少钱？”

她耸了耸肩：“五美元一支。”

“五美元？这也太不公平了！”

她没有回答。

“外面的牌子写着你这里可以交易枪支的。”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买。”

“它们值更多的钱，”我说，“要比这多得多。”

“那你就去别人那里卖更好的价钱。”

“我会考虑一下的。”我说，但我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知道，如果查克看到我原封不动地拿着这些枪走出大门，他一定会抛下我溜之大吉的。“那就每支二十美元吧。”我说。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买的。如果你想典当，最多只能每支五美元。”然后她又说，“好吧，算上其他东西，咱们成交吧。”

“你的意思是每支二十美元？”

她犹豫了一下，说道：“十美元，这些东西加一起总共六十美元。这是最高价了。”

“双筒望远镜的价钱可不止这么多，”我说，“单单这一样东西就不止六十美元。”

“典当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

我一直盯着她的后背。她站着不动了。她知道我会屈服，我能感觉到她知道，所以我决定不屈服。我拿起了猎枪，但我又把它们放下了。“好吧。”我说。

我离开时，她就把门关了。啪的一声锁上了。正如她知道的那样，我将典当票丢在了阴沟里。

阿门角（theamencorner）是指教堂的右前部座位，坐在那儿的教徒领祷高呼“阿门”。

轧液机（mangle）是过去用于压去已洗净衣服水分的机器，通常将衣服置于两根滚轴之间挤压。

法定强奸罪（statutoryrape）指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在英语中，“洪流”（flood）与姓氏“弗拉德”（flood）谐音。

瓦拉瓦拉（wallawalla）是西雅图市下属的一个县。

美国的义务教育分12级，小学阶段是1—6年级，初中阶段是7—8年级，高中阶段是9—12年级。

拉普兰人（laplander）是北欧地区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芬兰北部和俄罗斯科拉半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

库尔德人（kurds）是西亚地区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土耳其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及叙利亚北部地区。

风城（windycity）是美国芝加哥市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