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立是孤星混凝土公司建设的企业小镇。由于混凝土厂的粉尘太多，这里的街道、房屋和汽车都变成灰色的了。在无风的日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粉尘团，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因此而取消镇上的橄榄球训练。康克立中学建在山丘上，俯瞰着小镇，斜坡上铺着混凝土，避免山体滑坡。我刚到那儿上学时，学校刚建成不久，混凝土斜坡却已经开始破损滑落，露出有夹层的细铁丝网。
山谷周围的孩子都来这所学校上课。他们的父母是农民、服务员、伐木工人、建筑工人、卡车司机或流动工人。大多数男孩都会去做兼职，他们工作并非为了攒钱，而是为了养车和养女朋友。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毕业就结婚了，辍学去找了全职工作。有些人参加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从来没有人加入海军战队。有些人则成了小罪犯。康克立中学的男孩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上大学的料。
学校里有的老师很不错，大多数是年长的妇女，她们不在乎是否会因为背诵诗歌或在描述凡尔登战役时哭泣而被嘲笑。但这类老师并不多。
米切尔先生给我们上公民教育课。他曾担任过陆军部队的非官方征兵人员。就像他喜欢吹嘘的那样，“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区”服役，而且真的杀过人。有时候，他会把从尸体上拿走的各种东西展示给我们看，不仅有奖章和刺刀——这些在任何当铺都能购买到——还有德语写的信以及夹有家人照片的钱包。每当我们想分散米切尔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忘了收集我们还没写的论文时，我们就会询问他当年是怎么杀人的。米切尔先生会蹲伏在桌子后面，往外张望，随后滚到教室中间，跳起来大喊“嗒—嗒—嗒”。
米切尔先生上课时非常依赖视听辅助工具。有些电影我们都看过好多遍了，比如战争纪录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制作的警示片，后者讲述了中学生是如何被骗加入美国安妮镇的有关基层组织的。在我们的期末考试中，米切尔先生问道，“你最喜欢的一项修正案是什么？”我们早有准备，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携带武器的权利”——除了一个女孩回答“言论自由”。由于她太过放肆，这个问题她得了零分，整场考试她也没能及格。她辩称，从逻辑上而言，并不能判定她答错了。米切尔先生怒气冲冲地命她滚出教室。她去找校长告状，但无济于事。班上的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她自作聪明，我也这么觉得。
米切尔先生还教体育。他创设了学校的拳击课程，他每年都会组织一场男性集会，数百人花大价钱来观看我们这些男孩是如何把对手打得“灵魂出窍”的。
霍利汉小姐给我们上演说课。她采用了几年前的演说理论，该理论主张“往下捞”词语，而不仅仅是说出来，仿佛这些完美的措辞表达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肚子里了，只等着像鳟鱼一样从蓄水池中被捞出来。我们应该让词语“逸出来”，而不是仅仅动动嘴唇。这很难掌握。霍利汉小姐坚信一步一个脚印，因此我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根据她独创的合唱形式，哼着《海华沙之歌》。她非常喜欢这首诗，春季还带我们去弗农山参加演说比赛。比赛在露天场地举行，我们正围坐成大圆圈高声朗诵着，突然下起雨来了。我们都穿着印第安服装，它是用装洋葱的粗麻布袋制成的。麻布袋湿了之后，就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大家都闻到那股臭味了。但霍利汉小姐不肯让我们中断朗诵。她绕着圆圈走来走去，悄声说道：“往下捞，往下捞。”最终，我们因超时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霍斯菲斯·格里利教手工技能课。每次上新生入门课，他都要表演将五十磅的铁块砸到脚上。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也是为了炫耀他的钢面鞋——鞋面是用钢筋做的。他认为我们都应该穿钢面鞋。我们在商店里买不到这种鞋，但可以托他帮忙订购。在我来到康克立的第二年时，一个鲁莽的新生试图接住朝着霍斯菲斯鞋面坠落的铁块，结果把手指压伤了。
一开始我总跟家里人说我成绩很好。其实我在骗他们——从奇努克乘坐公交车上学的途中，我拿别人的作业来抄，我从一个又一个班级门前走过，利用在走廊上的时间复习考试内容。第一次阶段考后，我懒得再这么做了。我彻底不学了。于是，我的成绩等级从a变成了c，但家里没人知道我的成绩下滑了。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成绩报告卡居然都是用铅笔写的，我自己手里就有一些铅笔。
我只需要去上上课，有时候我连课都不去上了。我和一些臭名昭著的康克立老油条混在一起，他们发现我是个从未喝醉过的小男孩，对我十分感兴趣，所以愿意带我一块儿玩。对此我很感激。我想要变得与众不同，但我搞不懂怎样才能受人敬仰。如果不能成为体面的公民，我就去当草莽英雄。
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学校后面的浅谷里抽烟，等到钟声响起，我们就往山下走去，穿过蕨丛（蕨类植物太高了，我们就好像在其中游泳似的）走到路边查克·博尔格停车的地方。
查克的父亲不仅在范霍恩附近开了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店，还同时担任五旬节教会的牧师。查克喝酒的时候，就会自说自话地讲起黑暗宗教这类东西。他满面愁容，放荡不羁，但态度却很温和，甚至展现出了手足情谊，起码把我当兄弟看待。因此我感觉他比别人更好相处些。我相信他是有底线的人。别的人就不一定了。有个人进过监狱，先是因为偷了链锯，后来是因为绑架了猫。这人是个傻大个儿，为人古怪。大家都叫他疯子，他也任人这么叫着，就像享受假期那样。
当疯子抓走那只猫时，查克也在一旁。他们站在康克立药房外面，猫向他们走来，开始往他们腿上蹭。疯子拎起那只猫，打算揍它一顿，但当他看见猫颈圈上的名字时，突然计上心来。这只猫是一个寡妇的，她的亡夫在镇上有家汽车经销店。疯子认为她肯定很有钱，便决定勒索她一把。他用公用电话打给寡妇，告诉她猫在他手里，要拿二十美元去赎，否则他就杀了它。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把猫举到话筒旁，拽了拽猫的尾巴，但猫一声不吭。最后，疯子将话筒拿回来靠在自己嘴边，学道：“喵，喵。”然后他让寡妇拿上钱，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他碰头。查克想劝他别去，但疯子骂他傻。结果寡妇没出现，其他人倒是在那里候着他。
接下来介绍杰里·霍夫。霍夫挺帅的，就是爱噘着嘴，迷迷糊糊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殊不知，遇到这种人是倒了大霉。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强壮有力，爱慕虚荣。他的虚荣心就像他那浮夸的蓬帕杜发型。他是个恶霸。他会在卫生间里闲逛，嘲笑其他男孩，踩着他们的白鹿皮鞋，抓住他们的脚踝，将他们头朝下吊在抽水马桶上。恶霸通常欺软怕硬，但霍夫是个例外。他谁都欺负，甚至敢骑在那些打过他的人的头上。
阿奇·库克也跟我们混在一起。阿奇待人随和，头脑简单，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大喊大笑。他的脸瘦长，两颊平平。查克告诉我，阿奇很小的时候被汽车碾过。这可能是真的。霍夫曾经对他说：“阿奇，如果那个家伙在往后倒车前去看撞到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不会被弄成这样。”阿奇是霍夫的堂兄。
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挤进查克那辆1953年的雪佛兰里，到处乱开，找找看可以抽走哪辆车的汽油。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将那辆车里的十几升油倒入查克的油箱中，整个上午都沿着消防车道往山上飙车，一般要花半天时间。午餐时间前后，我们常常开回康克立，去拜访阿奇的姐姐维罗妮卡。以前在康克立读中学时，她和诺玛是同班同学。她的鼻子还像以前一样小巧玲珑，眼睛也依然又大又蓝，只是不像从前当选返校节“皇后”那么耀眼了，由于酗酒，她的脸上长满斑点，皮肤也变得松弛了。维罗妮卡嫁给了一个锯木工，他在埃弗里特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她有两个胖乎乎的女儿，总是穿着内裤在乱糟糟的屋子里跑来跑去，哭闹着寻求母亲关注，她们还会吃薯片，经济优惠装的薯片袋几乎和她们一样大。维罗妮卡超喜欢查克。如果查克兴致索然，她就会穿着短裤和高跟鞋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到他腿上，让他心情好起来。
我们整个下午都泡在这屋子里，要么玩纸牌，要么阅读维罗妮卡的推理杂志。有时候我想和这两个小女孩一块玩玩游戏，但她们老是闷闷不乐的，没办法假装或想象任何东西。三点钟的时候，我走回康克立中学，搭公交车回家。
查克他们认识很多像维罗妮卡这样的妇女，也结识了那些即将变得和维罗妮卡一样的女孩。他们试图撮合我和一两个女孩子，但我总是临阵脱逃。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想要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令她们失望。她们都是单身，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生怯意。我不喜欢这种肮脏、赤裸裸的关系，何况还是跟一个陌生人。我希望和我爱的女孩在一起。
这是天方夜谭，因为我爱的女孩从来都不知道我爱她。我不愿跟她表白，担心她会觉得这种情感很可笑，甚至带有侮辱性。她的名字叫瑞亚·克拉克。在我刚读高一的时候，瑞亚从北卡罗来纳州搬到了康克立，接着读高三。她有着及腰的亚麻色长发和娴静的淡棕色眼睛，金色的皮肤就像蜂蜜一样闪闪发光。她的嘴唇饱满，显得有些诱人。她穿着紧身裙，走路时臀部一扭一扭的，让人看得分明，她那淡雅的毛衣紧贴身体，袖子卷到手肘处，露出奶白色的内臂，美得令人心醉。
瑞亚来到康克立后，我在体育馆举办的一次派对上邀她共舞。她点点头，跟着我到了场上。这是一曲慢舞。当我转过来与她面对面时，她真诚而热烈地投入了我的怀抱，从没有女孩对我这么做过。她紧紧地贴着我，我感觉快要融化了。她配合着我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双腿紧靠着我，脸颊紧贴着我，手指轻轻拂过我脖子后面。我知道她并不认识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新来的女孩易犯的错误。但我觉得自己趁机占点便宜也没什么错。我们认识得正是时候，彼此坦诚相对，这个年纪还没遇到什么挫折。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们都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派对。”
她声音低沉嘶哑。我都能在胸口感觉到它。
“诺维尔的那些大男孩玩的那才叫派对呢，”她说，“我可没骗人。”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抱着她，和她一起跳舞，呼吸着她的头发的气息。我只拥有了她三分钟，然后就永远失去了她。那晚接下来的时间里，大男孩们都在陪她跳舞，我没有勇气再上前约她。大约一周后，她与篮球运动员劳埃德·斯莱在一起了，他有一辆酷炫的车。就连我们在大厅擦肩而过时，她都没认出我来。
我给她写了一封辞藻浮夸的长信，但后来又撕掉了。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想象着命运会怎样使她落到我的股掌之间，这样我就能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让她爱上我。在大多数想象中，劳埃德·斯莱要么死了，要么危重难治。
如果——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同龄的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会变成一个花花公子。
查克他们运气还算不错，总算把我灌醉了。虽然我不会喝酒，但他们非常有耐心，一再尝试，等待时机成熟。事情终于在篮球比赛的时候出现了转机，这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早些时候下了点雨，空气湿漉漉的。学校的窗户是敞开的，我们站在山谷里，还能听到啦啦队队员们调动看台上观众的情绪，而球员们则在进行上篮训练。
他们最怕碰到哪支球队？
康——克立！康——克立！
他们无法击败哪支球队？
康——克立！康——克立！
霍夫递过来一罐混有伏特加的夏威夷饮料。他管这个叫“猩猩之血”。我觉得喝这个可能会反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闷了一口。酒慢慢到了肚子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味道的，喝上去和夏威夷饮料很像。我又喝了一口。
我和查克一起待在学校顶楼。他看着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沃尔夫，”他叫道，“杰克·沃尔夫。”
“哟。”
“沃尔夫，你的牙齿太大了。”
“我知道。我知道。”
“狼人。”
“哟，咯咯笑。”
他举起了双手，手在流血。“别撞到树，杰克。好吗？”
我说我不会的。
“别撞到树。”
我仰面朝天躺着，而霍夫跪在我身上，抽打我的脸颊。他说：“说话啊，”我应道：“嗨，霍夫。”大家都笑了。霍夫的蓬帕杜发型没弄好，长长的发丝垂到了脸上。我笑着说：“嗨，霍夫。”
我踩着树的枝干走，就快走到山谷边上的混凝土斜坡了。他们都抬头看着我，大喊大叫。这群傻瓜，我的平衡感可是很好的。我在枝干上一边蹦跳，一边拍手。然后我把手插到了口袋里，沿着枝干漫步，直到枝干断裂了。
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跌落在地，但我听到风从自己身旁呼啸而过。我双手仍插在口袋里，滚向了山坡侧面，像木头一样滚来滚去，在陡峭的坡段上越滚越快。由于下方的泥土被冲走了，混凝土地面出现了断层。我从边上飞出，在空中旋转着，重重地摔在地上，顺着蕨丛往坡下滚动，撞到岩石和倒下的树木就弹跳起来，蕨丛发出沙沙的响声，然后我就撞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冷不丁地停了下来。
我四仰八叉地躺着，无法动弹，无法呼吸。我感觉自己被掏空，提不上来气，身体没办法根据大脑发送的信号做出反应。黑暗从我的眼底浮现出来。我正在失去知觉，然后我就真的昏过去了。
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还是四脚朝天。我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答。我躺在一大片蕨丛中，厥叶上的雨滴闪闪发亮。我上方的厥叶围成了斜格图案。呼喊我的声音离得越来越近，但我依然默不作声。躺在这里挺开心的。周围的灌木丛中有动静传来，我听见他们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我咬住脸颊内侧，以免笑出声暴露自己的位置，最后他们走掉了。
我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主干道，搭便车回家。我的衣服弄湿了，破破烂烂的，不过除了背部有点痛，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在地上躺了一晚，骨头有些嘎吱作响。
我进门时，德怀特正坐在餐桌旁。他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说道——声音很轻，他知道这次抓我个现行了——“昨晚你去哪儿了？”
我答道：“我喝醉了，跌下了悬崖。”
他自顾自地笑了，我就知道他会这样。他给我上了一课，教我醉酒后怎么办，而母亲穿着浴袍，站在洗手池那边，静静地听我们对话。德怀特放过我之后，她就跟着我走过大厅。她在我房间门口停住了，双臂交叉，等着我看她。她终于开口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的确不光彩，但那天晚上我过得很开心，听着他们到处找我，听着他们喊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找不到我。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喜滋滋地躺在那好地方。透过上方的蕨叶，我看到了浓黑天空中的月晕。冰凉的水珠顺着蕨叶滑落到我脸上。我只能隐约听到山上那场比赛的声音、啦啦队的加油声和看台上的跺脚声。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听着。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能找到我，陪伴我的只有比赛所带来的轻微兴奋感和一些声音，那些声音喊着康克立、康克立、康克立。
我和哥哥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离开盐湖城之后，我跟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在康克立中学的第二年秋天，他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还寄了件普林斯顿运动衫过来。我走到哪儿都穿着那件运动衫，搭便车的时候，遇到陌生的司机，我就说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要回家探亲。我甚至还剪了个“普林斯顿”发型——头顶平平，两边长发往后梳。
我决定到普林斯顿去。母亲忙着为杰克逊参议员和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竞选出力。德怀特称肯尼迪为“教皇候选人”和“罗马参议员”。他不喜欢肯尼迪，可能是因为肯尼迪对母亲影响太大了，母亲为肯尼迪的远大前程激动不已，甚至还有点爱上他了。她总是出门，德怀特也就更加随意使唤我。他并没有真的打我，只是总威胁说他随时会动手。我讨厌和他单独待在家里。
我想着搭便车去普林斯顿，然后找杰弗里帮我打点一切。我没有钱付路费。为了搞点钱，我打算伪造一张支票。那段时间里，我被银行的天真无知惊到了，他们居然就那么放心地把支票簿留在客服台上。人们从街上随便走进银行，写下自己想要的钱数，然后就腰包鼓鼓地走出去了。我完全可以拿一些空白支票，回来再填写。我绝不能在奇努克或康克立兑现支票，别人会认出我用假名字的，但如果在别的小镇，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兑现支票了。
我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成员，我们的年会将在贝灵汉举行。那天下午，我与其他成员一起开车过去，到了之后我就与他们握手告别。我先去了一家银行。进银行之前，我戴上了母亲给我买的角质框架眼镜，当时买来是为了让我能看清学校黑板上的字。戴上眼镜之后，我就变得斯斯文文的，就是有些显老。我穿过银行，走到一张桌子旁，从便利支票簿上撕下一张支票。我排队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打了个响指，转身走掉。
在公共图书馆主馆，我成功拿到了托马斯·芬顿的借阅证。之所以选择“托马斯·芬顿”这个名字，是因为暑假期间我曾与叫这个名字的男孩共同担任营地辅导员。他是来自波特兰的老鹰童子军，是个说话很温柔的运动员，身材健壮，和那些来营地探望弟弟的女孩处得很好。我们一起教游泳，但后来我被降职到了射箭场，在那儿我没有好好教课，而是为年轻人组织比赛，每场比赛收参赛费25美分，我差点因此丢掉了工作。
图书馆就像银行一样容易糊弄。我只需要把名字和住址报给图书管理员就行，住址是我从电话簿中随便抄来的。我等待的时候，她就把借阅证打印出来了。
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仔细观察商店和柜员。我在寻找值得信赖的人。我在商业区角落的一家药店里找到了她，就沿着这条街走，在“瑞典水手之家”前方不远。我来来回回走了几分钟，透过药店橱窗观察她。接着我就走了进去，站在杂志货架旁边，假装看书，紧张不安地把小旅行包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她满头白发，但面部光滑，像年轻女孩一样诚恳直率。这是一张忠厚老实、可爱亲切的面庞。她戴着半月形眼镜，一边望着顾客，一边用收银机计算购物总额。算完后，她与他们寒暄起来，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倾听者，但偶尔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她的笑声柔和悦耳。她让商店变得宾至如归。
我拿起几份《星期六晚报》和《读者文摘》，在货架过道里寻找其他成人用品。我拿了些“老香料”须后水、镀铜指甲刀、梳子和一包烟斗丝。当我走近收银台时，她笑眯眯地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棒，”我说，“棒极了。”
她算了算总金额，问我是否还需要别的东西。
“我想这些就够了。”我答道。我把手伸到右后兜里，皱了皱眉。我继续皱着眉头，拍了拍其他口袋。“谁能想到呢，”我说，“我好像把钱包落家里了。该死！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我准备将商品放回货架，她说不必，让我不要担心，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向她道了谢，转身要走，又折了回来。“我可以给你一张支票，”我说，“你们这里收支票吗？”
“当然收了。”
“太好了。”我拿出从银行取来的支票，放在柜台上。“可以的话，我就写五十美元。”
她犹豫了一下：“五十美元应该可以。”
她看着我填写支票。我看过德怀特写这个，知道些小窍门，比如在金额这一栏要写上“五十美元整”。我用花体字签了字，把支票递给她。
她研究了一下。我在一旁等待，耐心地微笑着。她开口了，但声音不知怎的好像变了。“托马斯，”她说，“你带身份证了吗？”
“当然。”我应道，再次把手伸进后裤兜。然后我停了下来。“该死的钱包，”我说，“我的东西都在那里边。我不确定，也许我带了别的东西可以证明一下。”我翻遍所有口袋，假装松了一口气，拿出了借阅证。“找到了，”我说，“这样就搞定了。”
她认真研究了借阅证，就像刚才研究支票那样。“你住在哪儿呢，托马斯？”
“什么？”
她透过眼镜看着我。“你家地址是哪里？”
我完全忘记了借阅证上写的住址。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眨了眨眼，然后靠在柜台上，从她指间抽出证件，说道：“就写在这里呀。”我读了遍地址，将证件递回给她。
她点点头，看着我。她仰起头，大喊道：“阿尔伯特，你能来一下吗？”
一位矮小瘦弱的老人穿着白色夹克，从处方柜台那边慢慢走下过道。她递给他支票和借阅证。她盯着他，刻意地说：“阿尔伯特，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们这张支票。请收好。”他先是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好的，”他说，“我会保管好的。”他走下过道。我跟着他走，但她说：“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托马斯。请在这里等会儿。”
她把我购买的东西放进袋子里，我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我手头通常不会带那么多现金。”她终于开口说道。
我朝商店后面瞅了瞅。我没看见那个老头。
“那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啦，托马斯？”
“大概六个月吧。”我说。
“目前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呀？”
“挺好的。我是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就好。我也喜欢，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好。”
然后我就看到她颤抖起来，快要哭出声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背叛了我。我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处方台，说道：“那啥，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待会儿再过来。”
我开始走下过道。她喊道：“等一等，托马斯。”我走到门口时，转过头看了看，发现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一路跟着我。“等一等。”她说道，用眼神挽留我，她眼里流露出和刚才的声音一样的——悲伤。我打开门，走到街上，速度飞快。我走过了几家商店，又听到她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托马斯！”我加快了脚步。她紧跟不舍，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我转过头看了看。她跑起来了，动作缓慢而笨拙，但的确是在奔跑。我用手肘夹住小旅行包，猛地跑起来。我们俩在街上跑着，大约相距6米，慢慢变成了7米。我没有跑很快，只是步子迈得很大。“托马斯！”她喊道，“托马斯，等一等！”每次她喊我，我都会感觉自己被这关切备至的声音拉了回去。我觉得她看透我了，看透了我的愚蠢和苦恼，只想抓住我，帮我走上正轨。
人行道上很拥挤。如果周围的男男女女认为有必要拦住我，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她只要大喊一声：“小偷！”我就会被当场围攻。他们一定以为这只是家庭私事。他们肯定和我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听到一位母亲想要靠近她的孩子。
我在街区尽头转了个弯，这下她就跟丢了。我之前攒的力气似乎全在此刻爆发了出来。我冲到下一个街角，拐过去，跑过半个街区后再拐弯，穿过一条小巷。直到那时，我才敢放慢脚步向后看。她不可能跟上我的，我只是确认一下。她不在后面。我把她甩掉了。我以为自己把她彻底甩掉了，但其实不是。
小巷的尽头是条街道，街对面是家小餐馆。街道正在整修中。路上没有汽车，只有几个行人。我歇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然后穿过街走向了餐馆。餐馆里几乎没人。我进来时，收银员咕哝了一声，头都没抬，继续写着记账簿。我往后走，把自己锁在男卫生间里。
我靠在门上。我就这么站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汗水流到了我的眼睛里，灼得生疼，衬衫也湿透了。我的喉咙很痛。我把头凑到水龙头下，让水流进嘴里。接着我脱掉上衣，用纸巾擦身子。擦干之后，我脱下裤子，将它与衬衫和眼镜一起塞入小旅行包。我拿出了自己的童子军制服，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摊开穿上。我用湿纸巾擦了擦鞋子，站直审视了一下自己。我穿戴十分整齐，围巾系好了，皮带卡扣对准了皮带头，帽子戴正了，两条肩带自然垂下。一条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授予的肩带，它亮白色的背景上有个红色箭头，另一条是功绩徽章肩带，充分证明了我的实力。那年夏天，我在营地里无所事事，疯了一般地收集徽章。我现在是一名“生命级童子军”，只要再得到一个功绩徽章，我就能升级为“老鹰级童子军”。这徽章叫作“国家公民义务”。我已经满足了许多项要求，包括参加陪审团依法办事，但德怀特不肯帮我递交申请书。他不愿多做解释，只是说我还不够格。我们俩为此争执不休。
我背上小旅行包，离开了餐馆。
从刚才逃离药店到现在返回药店，才过去了不到十五分钟。一辆空警车停在药店外面，警灯闪烁着。我镇定自若地看着正前方，走过药店，走到举办年会的那家酒店。
距离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但大厅里已经挤满了戴着荣誉协会肩带的童子军，他们四处打量别人。我把小旅行包寄存起来，向其他部队的熟人问好。其中一位负责摆放椅子。他请我帮他一起弄，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又让我和其他几个男孩在门口站着，迎接来宾。我们仨心有灵犀。当人群开始鱼贯而入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如何机智应对了。与来宾谈笑之间，我已核对好受邀名单，第二个男孩在胸牌上写下宾客的姓名，第三个男孩则陪同客人走到对应的餐桌。
然后我就发现她排在一对老夫妻的后面。我抬起头，看见她正盯着我。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所幸最终站稳了。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核对过这对老夫妻的名字，说了些善意的俏皮话，逗得他们发笑。
接着我转向了她，露出热情的笑容，问道：“您叫什么名字，太太？”她走到桌前，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双手拿着钱包。她像之前在药店里一样穿着白色毛衣和格子裙。最初的震惊过后，我就不再慌手慌脚了。我知道她不是尾随我到这儿来的。很显然，她儿子也是童子军，很显然，这男孩也是童子军国家荣誉协会的。她看了看我的胸牌，上下打量着我，当她确定自己搞错了，确定那不可能是我的时候，她的脸重新舒展开来，表情安详。她也对我笑着，告诉我她的名字。我从名单上看到她两个儿子都是荣誉协会的成员。她已经开始寻找他们了，环顾四周，往嘈杂的大厅里瞅着。她拿起自己的胸牌，用手臂挽着门口的男孩，走进了宴会厅。
哥哥给我寄过他写的一篇小说《一团头发、一块骨头》。故事中，一名美国人因杀害妓女而被监禁在意大利。他父亲很有钱，但这个年轻人拒绝向他求助。他与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彻底脱离了社会，甚至都不愿表达他对杀死女孩的悔意。其实他很愧疚——当时他喝醉了——但他对这个社会太过鄙夷，说什么也不肯求饶。这篇小说描述的监狱生活细节十分真实，比如厕所每隔几分钟就会自动冲洗，而且囚犯们还会用锡杯敲打牢房。
我觉得这小说写得真好。我无法像杰弗里一样大胆地写作。我给他寄去我自己写的一篇小说，讲述了两匹狼在育空地区搏斗至死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写的那篇更好，还考虑过将他的小说当成作业提交给英语老师。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干了，要不然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杰弗里回信说，他喜欢我写的故事，希望我再给他寄些。这封信情真意切，还带来了新消息。这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了。他希望毕业后能搬到欧洲去写小说。但也有可能去土耳其教书。普林斯顿待他很好，他写道，等我选择大学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普林斯顿。
杰弗里还随信附上了父亲的寄语。他和妻子离婚了。他已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并在康瓦尔宇航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么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去上班。事实上，杰弗里写道，他们一直都过得很坎坷。等见到我时，他会告诉我更多实情，他希望在他出国前我们能见上面。咱们已经太久没见面了，他写道。
杰弗里想见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我总想和他见上一面，但在此之前，即便我早已制订好与他会合的计划，我也不敢确定他是否想见我。在大多数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方。但他是我的兄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他来说似乎也很重要。他信里的口吻不再装得高雅客气，而是变得简朴友善。我随身带着这些信件，兴高采烈地阅读它们。
一天下午，我和珀尔正吃着我弄的热狗时，德怀特进了厨房。他注意到垃圾桶里有一罐法国芥末，把它捞了起来。“谁把这个扔掉的？”他问。
我告诉他我扔的。
“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
“因为它已经空了。”
“因为它已经空了？你觉得这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吗？”
他把罐子凑到我的脸旁。罐子的颈部和底部凹槽中残留着一些芥末酱。
珀尔说：“在我看来，这就是空的。”
“我没问你。”德怀特对她说。
“好吧，但它的确是空的呀。”她说。
我说我也觉得罐子是空的。
“再看一次。”他说道，并将罐口对准我的眼睛。我往后闪，他就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推回罐子前面：“你觉得这是空的吗？”
我没回答。
“爸爸。”珀尔叫道。
他又问了我一遍罐子看起来是不是空的。我的眼睛被熏得发疼，只好回答“不，它看上去还没空”。他把我放开了。“弄干净。”他说。他把罐子递给我。我拿刀在芥末罐里刮擦，他就在边上看着。过了一会儿，他坐到了桌子对面。里面有些条痕真的很难弄，尤其是在颈口那块，刀子根本没法够到。德怀特变得不耐烦了。他说：“如果这种小事儿你都做不好，就别指望成为一名工程师了。”
早在斯基珀提到他要去上工学院的时候，我就违心地宣告了同样的雄心壮志，附和他那严肃的计划，希望能增加印象分。说多了就好像变成了真的。我对工程专业的细节既没有钻研的兴趣，也没有学习的天赋，但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我也挺喜欢这个词的发音。
我尽可能地把芥末都搞出来。餐盘边上多了一块棕黄色斑点。
“好了，”德怀特说，“你看看——这罐子之前是空的吗？”
“是的。”我说。
他越过桌子，扇了我一巴掌。他没有下狠手，但声音很响。珀尔开始朝他大喊，他也大叫起来，我便起身离开了屋子。我四处闲逛，自哀自怜。随后，我决定去主仓库装货坡道上那台贩卖机里买瓶可乐。坡道上还有个电话亭，在我喝可乐时，我突然想到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接线员被我的无助逗笑了，认真地引导我。她从普林斯顿大学信息台那边要到了杰弗里的电话，她说这是要付费的，我顿时就慌了，她又安慰我。“钱就由对方出吧。”她说。我听着受静电干扰的含混不清的信号声。我全身都在发抖。接着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已经六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但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接起电话说道：“你好，托比。”
我也想说“你好”，但这个词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每次我想讲话时，喉咙都会变紧。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自卑，而是因为听到自己哥哥的声音，还因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但这些根本没法解释。杰弗里一直在问我怎么了，等到我能发出声音时，我把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件事告诉了他——德怀特打了我。
“他打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打你了？”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讲完整个故事。“芥末”这个词听上去像是玩笑话，在我开始讲来龙去脉时，我担心杰弗里会觉得荒唐可笑，因此就将事情描述得比实际更严重些。
杰弗里一直默默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便问道：“让我先把这个搞清楚。他是因为一点点芥末就动手打你吗？”
我说是的。
“妈妈在哪里？”
“她在工作。”
杰弗里沉默了片刻。他再次开口时，语气变得沮丧起来。“托比，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只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我说。
“等等，”他说，“他无权这样打你。他以前也打过你吗？”
我说他打过——“一直都这样。”
“就这么定了，”杰弗里说，“你必须离开那里。”
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过去跟他一起住。
“不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和爸爸一起住呢？”
“不，你不会想和那个老头住在一起的，相信我。”杰弗里说，他还有些别的想法，本打算下次写信时再提及。他问我奇努克的学校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到下游64千米处的康克立上中学，他问道：“在哪儿？”
“康克立。”
“康克立。老天，他们都教些什么？”
我列出了课程：乐队、手工技能、代数、体育、英语、公民教育和驾驶。杰弗里听上去不太满意。他问我成绩如何，我告诉他都是a等级。“那很好，”他说，“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很显然，你在努力做到最好，他们就想看到这一点。”
然后他谈了谈自己的想法。他说，他以前就读的预科学校——乔特罗斯玛丽中学——每年都会发放一定数量的奖学金。既然我成绩名列前茅，他觉得我有机会获得其中一项奖学金。虽然希望不大，但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应该同时申请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圣保罗中学，父亲以前在那边上过学。或许还有别的一些学校，他们喜欢运动员。他问我是个运动员吗？
我告诉他我会游泳。
“很好，他们喜欢会游泳的。你加入学校游泳队了吗？”
“我们学校没有游泳队，我加入的是童子军的游泳队。”
“你是个童子军？太棒了！希望越来越大了。你是什么级别的？”
“老鹰级。”
他大笑起来：“天哪，托比，他们会抢着要你。你还会别的吗？下棋？音乐？”
“我在学校里玩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