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特仔细地把我研究了一遍。白天他抱怨卡车和发电机引擎的时候，晚上他观察我吃饭的时候，深夜他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旁喝着“老鸦”酒、抽着“骆驼”烟的时候，他都在研究我。只要一有想法，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认为，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就可以安稳度日；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比其他人都要聪明；我的问题在于，自以为别人都猜不透我在想什么；我的问题在于，我从不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实在是太闲了。德怀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安排我当本地报童。他让我加入童子军。他让我干很多杂活，还怂恿珀尔监督我，一发现我拖拖拉拉或者马马虎虎，就要告诉他。有些杂活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则是不可理喻的，有些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就像心血来潮给寻宝者设定的那种最刁钻的任务。
感恩节过后，德怀特一知道我要过来与他同住，就从屋子前那些树上摘了很多栗子，装了好几箱，让我剥壳。我和珀尔吃完晚餐后，德怀特会在杂物间地板上倒一堆栗子，让我用一把小刀和一对钳子去壳，直到他认为我晚上的工作量够了，才肯让我歇息。栗壳坚硬，上面还布满尖尖的刺。一开始我戴着手套，但德怀特觉得戴手套太娇气了。他说徒手才能很好地握住栗壳，这倒是没错，但他居然骗我尖刺不会戳破皮肤。我的手指不是被割伤，就是被划破，疼得令人发狂。更糟糕的是，破碎的果壳渗出了汁液，我的手因此而发臭，皮肤都变成了橙色。硼砂也没办法给伤口彻底消毒。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剥栗子，除非德怀特给我安排别的工作，冬季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给栗子去壳上。我本来可以早点把它们弄完的，但我总在做白日梦，想象自己是魔法城堡里的厨房男孩，坐着都快冻僵了，一只手握着栗子，另一只手握着工具，直到突然临近的脚步声将我从梦中唤醒，把双眼蒙眬、迷惑不解的我抛回现实中。
杂物间就在前门后边。“杂物间”是德怀特自己取的名字，在别人家这其实就是泥土室。大家在门口进进出出，或者要去洗手间时，都不得不从我和栗子旁边经过。斯基珀每次路过，都会严肃地点点头。诺玛会同情地看着我，有时候停下来一会儿，装模作样地问有什么能帮得上我的。他们俩都告诉德怀特这样做太过分了。德怀特让他们别多管闲事。我一直都希望他们能真的替我求求情，可他们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斯基珀还在改制自己的汽车。诺玛则爱上了来自马布尔芒特的印第安男孩鲍比·克罗，这男孩几乎每天晚上都开车来见她。德怀特不喜欢鲍比，但诺玛还是会偷偷溜出门，当德怀特质问她时，她就撒弥天大谎，德怀特却丝毫不起疑心。我知道她和鲍比去了哪里，他们去了村里一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据说是某个独臂杀手经常光顾的爱畜动物园，这个杀手从位于塞德罗伍利市的州立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诺玛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听到车外传来声响，就让鲍比赶紧开车离开。回到家后，他们发现车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血淋淋的钩子。这是真事儿，但诺玛让我保证永远不会告诉其他人。动物园里还有熊，它们混迹于垃圾之中，时不时用后腿站立起来，鼻子上套着瓶瓶罐罐。
我处理完那些栗子，就把它们放到阁楼上。那里很潮湿，珀尔的旧玩偶乱丢乱放，在手电筒照射下，它们的眼睛还会发光，阁楼上还有一堆报废的家用电器、一摞《科利尔》杂志和一个洗衣盆，盆里面用盐水浸泡着海狸。
斯基珀和诺玛都习惯了看我剥栗子的样子，因为几乎每次碰面我都是这副形象，在我早上醒来之前，他们已经坐着公交车去了康克立，等到他们回家时，已经是晚饭时间了。他们也就渐渐看惯了。珀尔却没有习以为常。每晚她都要找各种借口来到泥土室，在我附近徘徊差不多二十次，直到我忍不住抬起头，发现她低着头，使劲盯着我看，双眸明亮，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有时候德怀特会过来检查进度如何。他给我打气，说再过一两年，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吃我亲手剥的栗子了。
因此，我晚上的时间就都耗在这一箱箱的栗子上了，油光锃亮的棒球手套戴久了，双手也染上了同样的颜色，气味难闻得要命。和我一块上学的那些男孩开始嘴里乱放炮，最后——我选择了看起来最弱的那个男孩——和他打了一架。不过那时，栗壳早就已经剥完了。
放学后，我去送报纸。德怀特从前任报童手中买下了这条卖报路线，几乎分文未花，因为那男孩早就厌倦了这份工作，巴不得赶紧脱手。我把《西雅图时报》和《西雅图邮讯报》送到了奇努克的大多数住宅里，也送到了单身汉居住的营房里。走这条路线每个月可以拿到五十至六十美元的工资，我一领到钱，德怀特就收走了。他说，未来我真的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一定会感谢他的。
我沿着卖报路线慢悠悠地走着，尽可能地晚回家。我坐在单身公寓里，阅读他们的杂志（绅士在瓦萨学院当起了卧底！我被囚禁长达十年！）。我与同学厮混，和狗一起玩耍，把两份报纸从头读到尾。有时候我只是随便坐在栏杆上，抬头望着群山。但我只能看到它们笼罩在阴影里的样子。早上上课前，太阳还没有升到山顶，而放学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我生活在永恒的暮色中。
光线的缺失让我感到压抑。它承载了我独自来到新地方生活的缺失感，即便我不愿承认，甚至无法定义它，但这种缺失感依然很强烈。父亲和哥哥都不在我身边。朋友们也不在。最重要的是，母亲的到来似乎也遥遥无期。过完圣诞节好几周了，她还是没给德怀特一个准话。她想再确认一下，她跟我说。与德怀特结婚意味着她要辞去工作，要卖掉房子，把后路都断了。她不想太仓促地做出决定。
我理解母亲，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未因此而减少半分。由于她的存在，整个世界都显得很友好。而且不知何故，和她在一起时，世界真的变得友好了。她随时随地能跟别人聊起来，不论是在杂货店、购票长队还是餐馆，她总能让人们敞开心扉讲自己的故事，她则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与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母亲从不先入为主地认为别人无聊或者刻薄，她预设他们都是可爱有趣的，他们也感受到了她的信任，大多数时候不会令她失望。从盐湖城到波特兰的巴士上，她与每个人谈笑风生，整辆车看起来像在开派对一样。有位女乘客在波特兰开了家商店，居然提出要聘她当员工，还让我们先暂住她家，直到找着住的地方为止，但母亲谢绝了她的好意，因为她觉得西雅图才是她的幸运之地。
现在，只有当德怀特同意载我去西雅图时，我才能见上母亲一面。他总找借口不带我去，说我要去送报纸，要去做作业，或者说我那周又干了什么错事。如果有时候不得不带我去，他就会留意我的一举一动。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还装得乐呵呵的。他对我微笑着，把手搭在我肩上，总是提及我们一起做过的趣事儿。我只能配合他的表演。我厌恶地看着自己，对自己如此虚伪大感吃惊，但却无能为力。我也冲他傻笑着，他让我大笑我就大笑，他故意暗示我们是好哥们儿，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我也一一附和。德怀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我从不拆台。探亲结束，母亲设法和我二人独处，我却因为入戏太深而无法自拔。“怎么样？”她会问。我就回答：“挺好的。”
“当真？”
“当真。”
我们会慢慢地走向汽车，德怀特看着我们走近。“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千万别瞒着我。好吗？”
“好的，女士。”
“向我保证。”
我会向她保证。然后德怀特就开车载我回山里，在路上，他抽着烟，若有所思，总转过头来看我，想要从我的表情中找到母亲迟疑未决的缘由。经过马布尔芒特时，他会在小酒馆停下来，喝上几个小时，再重新上路，在河上的道路左弯右绕，说我哪里哪里又做错了。
德怀特的诉状并非完全捏造，但实在是没完没了。他不停地给我列罪状，很快我就破罐破摔了。在我看来，这就像是还要忍受的坏天气，伤不着我，但是离我很近，昏暗而沉重。
我送报纸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胸前和背后的报童包随意晃荡。我坐在雇主家门前的台阶上，眼睛不知望向何处。我脑子里想着乘法表。我常常想象自己是个军人，做了些勇敢无畏的事情，我的想象十分繁复详尽，就连战友的履历都规划得一清二楚，我能看到他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奋勇向前却没能把战友救下来时，我还会感到悲伤。快入夜时，德怀特让珀尔给我传信：老爸让你抓紧时间，要不然有你好受的。老爸让你动作快点，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每周有一个晚上会去参加童子军会议。德怀特为了确保我在会议上不胡闹，确保我真的像他小时候一样认真学点东西，他主动申请要当童子军团长助理。他给了我一件斯基珀穿过的特大号制服，自己却买了新的制服和整套装备。童子军团长总是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童子军规定衬衫，而德怀特则完全不同，每次都全副武装，佩戴着徽章，饰着穗带，戴着围巾，脚上穿的鞋子还是我给擦亮的，我擦鞋油的时候他还在旁边指指点点，向我指出哪里没擦到或者哪里擦得还不够亮。团长开会时，德怀特就靠着墙，与大一些的男孩聊天抽烟，被他们的笑话逗乐。散会后，我俩就像父子一般，微笑着和别人挥手告别，然后默默地一起回家。
一回到家，德怀特就坐在餐桌旁喝“老鸦”酒，开始细数我的表现。在团长宣布事情时，我没有注意听。我总和那些坏男孩一起吊儿郎当的。我忘了在人工呼吸的时候要检查舌头。为什么我总漏掉这一步？要检查那该死的舌头！我可以为某个可怜的溺水的人做人工呼吸，让他平安回家，但如果他把舌头咬住了，就是童子军也回天乏术。这很难记住吗？
我会说不难，下次我会记得的，但其实我并没有忘记这一步骤，我只是不想把手指伸进那个小孩嘴里，他刚吃了花生酱和饼干。如果遇到一个真正的溺水者，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包括检查他的舌头——我只是无法郑重而高效地给面前这个男孩进行人工呼吸。
但我还挺喜欢当童子军的。高贵的辞令让我激动不已，我们发誓要效忠那忠贞不渝的骑士精神。虽然我的制服宽松又破烂，但我仍觉得自己像个士兵。我认真学习，一心想着晋升军衔，雄心勃勃地追求荣誉，还做了日程表，定好期限，要从初级童子军变成老鹰级童子军。我的眼睛变得像餐厅领班一样敏锐，当我们与其他部队见面切磋技艺时，只需瞥一眼他们的制服，我就能准确判断出他们的等级。在我看来，参加童子军的主要目的是搜集符号，共享这些符号的人互相尊重，至少客客气气的，被排斥在符号之外的人则艳羡不已。完成轰动的爱国事迹和虔敬之举，学习绳索知识、急救技能和森林、高山和溪流的相关知识，在我看来都只是获得徽章的手段。
德怀特把斯基珀那本老旧的童子军手册给了我，这种男孩专属的《手册》在斯基珀那个年代就已经过时了。1942年的版本里满是图片，拍摄战争期间童子军如何小心留意纳粹潜艇和日本轰炸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阅读这本《手册》，慢慢寻找容易获得的一些“勋章”，比如熟悉印第安传说、学会装订书、研究爬行动物和个人健康（“向他人演示正确的刷牙方法并讨论护牙的重要性”），等等。荣誉徽章的索引后面是宣传童子军官方装备的广告，接着列出一些生产必需品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伊士曼柯达、喜运来和雀巢（生产“童子军压缩食品”），最后一节是“去哪里上学”。这些学校大多是军校，校名读起来就像双管枪一样洪亮。卡森龙、摩根公园、科克伦—布莱恩、福吉谷、城堡高地。
这些广告我都爱看。它们是《手册》的一部分，在广告页面中，“童子军精神”和“商业精神”往往随意糅合、密不可分。“有了童子军精神，在任何商业领域都能取得成功——童子军理想就意味着生意蒸蒸日上。”童子军的“日行一善”被分门别类地列出来，完成任务——如帮助一个外国男孩学习英语语法、帮助扑灭田野大火、帮助跛腿的狗喝水——就可以打钩。在这里，即便是定性的自我评定也可以化作定量问题。“如果满分100，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才算是合理的？”
我喜欢所有这些数字和表格，因为它们为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手册》的口吻，既浮夸又亲切，设法让读者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男孩是很冒险的，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童子军精神可以追溯到亚瑟王的圆桌会议、探险家、先驱和战士身上，他们崇尚公平竞争，洁身自好，以此实现征服。“寻欢作乐的男人是受不住磨难的，他很快就会感到疲惫，是那种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的人。他经不起惩罚，无法东山再起。”
我很容易被这种战友般亲切的口吻洗脑，忘了自己其实并不够格。
童子军的官方杂志《男孩的生活》也对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我读得出神，几乎被“蛊惑”了，以为自己真的和杂志所表彰的那种敢闯荡、够胆量的男孩没啥区别。这些男孩从西班牙帆船上收集宝藏，在空谷仓里建造作战飞机；这些男孩到北极滑雪，独自绕着好望角航行；这些男孩救死扶伤，被野蛮部落接纳，靠荒野狩猎谋生，最终进入大学。这些男孩的事迹令我跃跃欲试，热切地规划着未来。
母亲允许我把温彻斯特步枪带到奇努克。当我独自一人在家时，偶尔会穿上童子军制服，背着步枪，在镜子前练习印第安手语。
饥饿。
哥哥。
食物。
想要。
伟大的奥秘。
母亲终于跟德怀特说了个日期，日期定在3月。一知道她要过来，他就开始谈论房屋要怎么翻新，但是他晚上都在喝酒，并没有付诸行动。母亲辞职前几周，他把五加仑罐装的油漆带回了家，全都是白油漆。德怀特摊开防水布，连着好几天，我们都熬夜粉刷天花板和墙壁。涂完之后，德怀特环顾四周，觉得挺好的，又继续给别的东西涂漆。他把咖啡桌漆成白色，把所有的床都漆成白色，还把抽屉柜子和餐桌也漆成白色。他把家具上涂的这种颜色称为“浅色”，但事实上既不是浅色，也不是米白色，而是鲜明、强烈又刺眼的白色。房子里散发着难闻的油漆味。
就在德怀特打算开车去接母亲的几天前，她打来了电话。她与他聊了一会儿，然后说要跟我谈谈。她想知道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告诉她。
她说自己总感觉情绪低落，只是想确认我对一切是否满意。这可是件大事儿。问我和德怀特相处得融洽吗？
我说是的。他当时也在客厅里，正在给一些椅子涂漆，不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可能也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母亲告诉我现在改变主意还不晚。她可以继续工作，找一找别的住处。难道我不知道吗，不知道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说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已经太晚了。我开始感到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注定要把这个毫无温情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把一个看到我就生气、随意践踏我的男人当成父亲。母亲告诉我还为时不晚，但我不信。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可在我看来她这是在欺骗她自己。事情已经搞得不可收拾了。奇怪的是，正是在她告诉我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我才确信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些话听上去并非希冀之语，而更像是悼文，像是我们坠入深渊前撒的最后一个谎。
母亲挂了电话之后，我和德怀特把餐厅里的椅子都粉刷了一遍。然后他点了根香烟，环顾四周，手里还拿着刷子。他若有所思地盯着钢琴，开口道：“有点不和谐啊，是不是？”
我也望向了钢琴。那是正宗的老鲍德温牌，用黑胡桃木做的，是他花了二十美元买来的，卖主要搬家，懒得把琴运来运去。德怀特把钢琴带回家后，开心得手舞足蹈，庆祝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说这些愚蠢的乡巴佬不知道这架钢琴起码值售价的两倍。有天晚上，德怀特坐在钢琴前，想要施展一下才华，可弹了几组糟糕的和弦之后，他猛然盖上了琴板，宣布这架钢琴音调不准。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碰过这架钢琴。有时候，珀尔会笨拙地弹弹《筷子》，除此之外，没人再用过这架钢琴，它变成了一件普普通通的家具。在满室白漆中，黑色的钢琴显得格外亮眼。它占据了人的整个视线。
我也认为这钢琴看起来不太和谐。
我们开始给它涂白漆。我们用的是细刷子，这样就不会刷得太粗糙。我们给钢琴的椅子、底座以及底座与琴键座之间饰有凹槽纹的柱子上刷了白漆。我们给雕刻的涡卷形装饰涂了白漆。我们给琴键座上方的精美镶嵌画刷了白漆，画里本来是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她从山墙上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听树枝上的红雀歌唱。我们给乌黑发亮的柜子刷了白漆。我们甚至给脚踏板也刷了白漆。最后，德怀特觉得古典的象牙黄和崭新的白漆很不搭，因此我们特别仔细地给琴键也刷了白漆，当然了，黑色的琴键就不必刷了。
我和另外两个男孩站在路上，报童包沉甸甸的，还有好多报纸没送，这时候，我看到他带着小狗佩珀走过来了。我们仨开始嘲弄他。他叫亚瑟·盖尔，是六年级的男孩里最不酷的一个，或许还是整个营地中最逊的。亚瑟是个“娘娘腔”。据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他穿女孩儿的衣服，才害他变得这么娘娘腔。他像女孩儿一样走路，像女孩儿一样奔跑，像女孩儿一样扔东西。我父亲也叫亚瑟，所以我觉得这名字还好，但盖尔这个姓氏听上去就娘里娘气的。他很聪明。他把自己那俏皮而机智的声音运用得恰到好处，显得自己很聪明。每次和他交流之后，我也会变得更聪明一些。
亚瑟开始对我不耐烦了。他似乎想要一些东西。有时候我注意到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好像在等我跟他坦白。我的确对他有所隐瞒。从小到大，我几乎一眼就能认出那些想和我做朋友的人，他们也能认出我。亚瑟就是其中之一。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尖酸刻薄又不失风趣、鬼话连篇，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我不敢轻易和他建立友谊，因为我担心自己会为此付出代价。
亚瑟朝我们走过来，淡然一笑。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议论他。他停下了脚步，对我说：“你妈妈没教你小便后要洗手吗？”
我的手不怎么发黄了，事实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已经好几周没碰过栗子了，早就剥完了。
正值春季。地上都是蓬松的积雪，天气最暖和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聆听，就会听到微弱的水蒸发的声音，不停地咝咝作响，几乎和下小雨的声音一样。树木在蒙蒙薄雾中发出新芽。熊开始出现在上边的山坡处，待在闪闪发亮的花岗岩面上，晒着太阳，借石头的热气取暖；午餐时间，人们走到台阶上，仰起脸，慈爱地望着它们。我又和母亲团聚了。栗子也全都剥完皮，放在阁楼上风干了。这种时候，我何必没事找事呢？
我本来不打算跟他一般见识的。但我不喜欢被嘲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手说三道四。亚瑟还说了其他类似的风凉话。他体形比我大，尤其是肚子，但我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堆脂肪。我肯定能够击倒他，绝对没问题。是他先挑衅我的，旁边还有目击者，可以把这事儿传开来。是时候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了。
我开始反攻，叫了他一声死胖子。
亚瑟还是对我微笑着。“不好意思，”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你看上去就像一堆呕吐物？”
我们就这样斗起嘴来，然后我叫他娘娘腔。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尽管大家私底下都叫亚瑟娘娘腔，但我还从未听过有人当他面这么说。一听到这个词，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面红耳赤，我意识到其中必有缘由。过去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但是我不知情。
他一挥拳，就重重地打在我的耳朵上。我的脑袋一下子炸开了，沙沙地响个不停，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揉纸团一样。这种状况后来持续了好几天。他再次挥拳时，我转过身，结果后脑勺中了一击。他挥拳时就像棒球手从体侧投球，虽然用的是手腕，但不知怎的他把全身力气都使上了。这次他把我打得跪倒在地。他往后退了几步，又踢我的肚子。我包里的报纸帮我挡了这一脚，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会真的踢我。看来他是不打赢不罢休了。
他的小狗冲着我的脸汪汪大叫。
我爬起来时，亚瑟又朝我猛冲过来，挥舞着手臂，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肩上。他差点又把我击倒了，但我往他眼睛上打了一拳，这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他停下来，大吼一声。他那只眼睁不开了，满脸通红，涕泗横流。我看他眼睛都成这样了，不免担心起来。我想要到此为止，但他不想。他又朝我冲过来。我用手箍住他，抱着他，让他的手臂无法动弹。我们像喝醉的舞者一样，在马路上跌跌撞撞，他突然勾住了我的腿，把我绊倒，我们就从山上滚了下去，沿着长长的泥堤，用膝盖乱踢乱蹬，高声尖叫，胡言乱语。他已经疯了，我能看出来，但我别无他法，只能跟着一起疯。
我们滚着滚着，滚到了堤岸底端的泥潭里。我们互相摁着对方，一会儿他在上，一会儿我在上。之前我站着时，还可以拿报童包当铠甲，可现在包上全是泥巴，勒着我的肩膀。我没办法好好给他一拳。我只能紧紧地抓住他，不让他打到我。他拼命挣扎着，突然倒在我身上。他气喘吁吁的。他太重了，压得我无法动弹。我积蓄力量，使劲把他摔开。这一下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我们紧挨着躺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佩珀咬着我的裤腿往外拽，低声吼叫着。
亚瑟动弹了一下。他站了起来，从堤岸往上走。我跟在他后面，以为这事儿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走到坡顶时，他突然转身说：“收回你的话。”
另外两个男孩都看着我呢。我摇了摇头。
亚瑟推了我一把，我又开始往下滑。
“收回你的话。”他大吼道。
佩珀跟着我往下滑，汪汪乱叫，扑过来咬我。从我和亚瑟打架开始，佩珀就一直攻击我，哪怕只是叫着和在我周围蹦来跳去，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连只小狗都跟我作对，真是令人沮丧。我喜欢小狗。比起人来，我更喜欢小狗，我希望它们也能喜欢我。
我重新往上走，佩珀紧随其后。
“收回你的话。”亚瑟说。
“好吧。”我说。
“说出来。”
“好的。我收回之前的话。”
“不。你得说，‘你不是娘娘腔’。”
我抬头看着他和另外两个男孩。他们幸灾乐祸又一脸鄙夷地看着我，但亚瑟的表情却不是这样。相反，他十分认真诚恳，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说道：“你不是娘娘腔。”
他叫上佩珀，转身离开了。当我走回坡顶时，看到他正往家的方向走。另外两个男孩躁动不已，兴奋地比画着想象中的打架招式。他们想谈论这场打斗，但我对此意兴阑珊。我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我背着脏兮兮的报童包，里面的报纸全毁了。我的耳朵很疼。
我步履沉重地走回家。
珀尔正坐在台阶上吃东西。我走过来时，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你完蛋了。”她说。
母亲让我在杂物间脱掉衣服，洗个澡。随后，她又带我到厨房坐下，在我身上的划痕处涂了碘酒，可能是我滚下山路的时候擦伤的。她努力表现得很严肃。我知道她没有生气，但也晓得如果我不装出一副忏悔的样子，她就会真的生气，因此我垂下头，向她保证，下次打架之前，我一定会三思而后行，不轻易动手。“你最好告诉爸爸。”珀尔对我母亲说。
母亲疲惫地点了点头。“你可以告诉他。”她说。
她和德怀特处得不好。两天前他们刚从温哥华度完蜜月回来，从那个夜晚起，他俩关系就一直很僵，沉默不语，表情严肃；他们把行李箱拿进房子，穿过大厅，再走进德怀特的房间，整个过程中，他们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那天，德怀特喝酒喝到很晚，后来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经常这样，有时候连续三四个晚上彻夜喝酒，周六和周日喝得特别猛。周末两天，我一般都是全家起得最早的，因为那两天报纸到得特别早。我起来的时候，总能看见德怀特在沙发上睡觉，电视刺刺作响，闪着信号测试图。
在最初的几周里，母亲非常沮丧。她睡得很晚，以前她从不那样熬夜，当我回家吃午饭时，有时候还会看到她穿着浴袍，坐在餐桌旁，恍惚地盯着屋内那条纯白明亮的过道。我从未见过母亲认输，我也从不觉得她可能会认输，可现在看她有点要放弃的意思，我陷入了沉思。有那么一会儿，我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可能消逝，就这样从另一个人的希望和意志中一天天被抽离出来。不过后来母亲又振作了起来，我也就不再想这个问题了。
她没有认输。相反，她相信自己依然可以在奇努克创造新生活。她申请了购枪许可证，并说服步枪俱乐部的负责人接纳她为会员。她在单身汉营地餐厅里兼职做服务员。她在房子里种满了植物，把珀尔当成自己的女儿，还执意要我们像真正的家人一样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也照做了。但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所要模仿的家庭并不存在；现实中，像我们这种麻烦多多的家庭永远不可能共度美好时光。
德怀特认为大部分麻烦都是我造成的。我的确惹了不少麻烦。我总让家人操心，甚至好心办坏事。每次我把事情搞砸，都会让家人争吵不断，这次我跟亚瑟·盖尔打架，家里免不了又要大闹一场。
五点钟，门外响起了汽笛声，珀尔走出去等着德怀特。
他直奔我的房间。当我身后的门打开时，我正盯着书桌上的作业，准备表现得若无其事。我转过身，就这样看着他。他咧嘴一笑。他走进房间，坐在斯基珀的床上。他仍龇牙笑着问：“谁赢了？”
他让我一遍遍地复述整个故事。每听一次，他都会大笑着拍打自己的大腿。一开始，我不情不愿地承认可能是因为我管亚瑟叫娘娘腔才引发了这场搏斗；后来，看到德怀特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就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自己说的其实是“又肥又胖的娘娘腔”。我告诉他我把亚瑟打倒了，还形容了他那青肿的眼眶。我让德怀特以为那天我把亚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你真的把他眼眶打青了？”德怀特问。
“好吧，还没到瘀青的地步。”
“那有没有打肿呢？”
我点了点头。
“那就是给他揍成乌眼青了，”他说，“妥妥的。”
我避开最关键的那个问题，绝口不提谁是最后的赢家。我只是透露，我的小胜利并没有终结这场打斗，因为亚瑟又趁我不注意，打了我耳朵。
“那就是你不对了，”德怀特告诉我，“你肯定是放松警惕了。要不然不可能被偷袭的。”他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可以教你一些招数，保证把小盖尔勋爵揍得眼冒金星。”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德怀特让我向斯基珀和诺玛复述这个故事，接着他又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说，“坐我后边的那个小孩天天聒噪得很。我管这叫‘话痨’。是这样，有一次他话实在太多了，我就让他闭嘴。哦，是吗？他说。谁让我这么做的？我让你这么做的，我告诉他。哦，是吗？他说。你们这伙人一共有几个？就三个，我说。在下、鄙人和我。”
“就这样，那天放学后，他和他朋友在马路对面等着，我一走出大楼，他就朝我喊了些什么。我猜他以为我会直接回家，就当这事儿过去了。但你听我说。对付这种人，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必须让他们吃点苦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乖。否则，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去。相信我，我是过来人。
“那天外面真的很冷，冷得不得了。到处都是冻成块的马粪——我们管这叫马粪蛋。我就捡起一个马粪蛋，去找这家伙，但我没有表现得凶悍。知道吗？不要表现得凶悍。要装出一副‘噢天哪，我好害怕，请不要伤害我’差不多的样子。”德怀特低垂肩膀，缩着下巴，挑眉假笑着。
“我就这么走到他身边，像胆小鬼一样低声说：‘不好意思，请问有什么事吗？’当然，他又开始那一套了，唠唠叨叨的，他张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马粪蛋塞了进去！你真应该看看当时他脸上的表情。然后我击中这家伙的肚子，他就倒下了。我骑在他身上，捂住他的嘴，直到马粪蛋开始融化，我才站起来，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后来我为此被大骂一顿，但那又如何呢？”
晚饭后，德怀特带我去了杂物间，给我秀了一些动作。他教我站着的时候如何来回倒换脚，进行自我防御。他向我展示如何用肩膀撞对方，不放松警惕，避免让别人乘虚而入。他还告诉我如何偷袭别人。“正常情况下我不该做这种事，”德怀特说，“不过如果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手可能会暗袭，我就得抢占先机。”招式还有很多，但德怀特只教了我两个最有用的技巧，以免搞混。
“这不难，真的不难。你只需走到对手旁边，装出很友善甚至有点恐惧的样子，再突然踢他的下体。这是第一种技巧。第二种技巧与第一种区别不大，就只是把踢他的下体换成击中他的气管。”在德怀特看来，第二种技巧能很好地对付高个子。我们把两套动作都练了练。德怀特让我若无其事地靠近他，先说“嗨”，再踢腿或者挥拳。一开始，我担心他是故意要借此机会把我揍一顿——他肯定会说这是为了让训练更逼真些。但他没有。他只是轻轻地握住我的拳头或抓住我的脚，再把我放开，指出哪里需要更正，让我再试一次。他速度很快，力气又很大，喜欢看着我慢慢领悟打架的窍门。
我们把地板踩得嘎吱作响，脸上汗津津的，一直练到我把动作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厨房。德怀特喝了酒，教我对付亚瑟的小窍门，比如要如何等待时机成熟，确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不要事先给他警告，等等。我能看出他把这些都当作我的权利和义务了。“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
那天晚上，有些客户打电话来抱怨说他们没收到报纸。德怀特接起电话，解释说这些报纸在一场搏斗中毁掉了，还补充道，他儿子杰克让这个叫盖尔的小鬼挂了彩。
我的确让他挂彩了。亚瑟的瘀青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慢慢变得严重起来，由黄色转成了紫色，最后变成乌青。他有时候死死地盯着我，仿佛知道我和别人谈论上次打架的事时没说实话。但他没有重启战火。我们都躲着对方。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碰过面，只有在棒球比赛和童子军会议上，才会在一堆男孩中看见对方。
然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送报纸，看见亚瑟在大路上朝我这个方向走来。这里离上次打架的地方不远。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继续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佩珀在他后面迈着小碎步。我们靠得越来越近，我太紧张了，脑子没法正常思考，只是突然想到说不定亚瑟也受到他人指点，在等待时机，准备偷袭我呢。不管怎样，我按捺得也太久了，如果德怀特在场，肯定要不耐烦。
当我们近到触手可及时，亚瑟停下来说道：“嗨。”
“嗨。”我说。
我们就站在那儿，看着对方。然后他低头望着佩珀。“你想摸摸我的狗吗？”他问。
“当然。”我单膝跪下，伸出了手。佩珀嗅了一下。
“它会说话。”亚瑟说。
“是哦，”我说，“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
“嘿，佩珀，”他说，“树上有什么？”
它叫了两声。
“树皮！”亚瑟说，“对的，佩珀。很好，佩珀，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
它抬头看着他。
“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佩珀？”
它再次叫起来。
“粗暴！宝贝真棒！”
这笑话很蠢，但我还是没憋住笑。我抚摩着毛茸茸的佩珀，它轻声哼哼着，热切地望着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咬过我。
斯基珀那辆车是1949年产的福特，是德怀特从马布尔芒特的一个乡巴佬那里买来的。这是为了方便斯基珀带女孩出去打猎钓鱼，不必借用德怀特的汽车，但没想到斯基珀将这辆福特放到营地边缘的铁皮波纹棚子里，开始将其肢解。我搬到奇努克住时，车已经支离破碎一年多了，六个月后，当斯基珀从康克立中学毕业时，那里还是一堆零件。
斯基珀毕业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奇努克，而是在电力公司找了份兼职，并且继续住在家里，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钱都投在这辆车上了。有些晚上，我去客户那边收取订报费时，会顺路去看看这车。在家里，斯基珀几乎把我当透明人，但在棚子里，他会变得热情好客起来。他会关掉当时正在用的电动工具，将护目镜推到额头上。他拿可乐给我喝，向我介绍汽车的各种零件，还展示了他的组装计划。我点点头，仿佛真的听懂了，仿佛真的相信有一天这堆玩意儿他能靠自己组装好。
斯基珀本该在9月就到华盛顿大学上课，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走的意思。德怀特开始数落他。他想知道斯基珀准备住在哪里，去哪里找钱来付学费。他想知道斯基珀都做了什么计划。斯基珀说他已经搞定了一切。
德怀特还是不肯罢休，斯基珀就礼节性地笑了笑，很无所谓的样子，继续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后来，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汽车开始像斯基珀说的那样变得完整起来。那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在安装改造后的发动机，我也在棚子里看着。斯基珀新装了个赛车化油器，加大了气缸，提升车子动力，还给它镀上铬。这辆车挺漂亮。斯基珀让他的朋友们用滑轮组把发动机放进去，不到一小时，车就隆隆启动了。
车身看起来完全无法修复。外壳凹陷，毫无光泽，由于斯基珀摘掉了一些装饰件，车上变得坑坑洼洼的。他把洞补上，用玻璃纤维填充凹处，涂上一层底漆，涂抹平整后，再涂上十六层太妃糖苹果色红漆。每涂完一层，他都要细细打磨，再开始涂下一层。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等到完工之日，车身已经变成了深红色，油光发亮，就像色泽浓厚的红冰。车身线条流畅，干干净净，事实证明，他把那些装饰件摘下来是对的。
上完漆后，斯基珀给车装上了崭新的白壁轮胎，套着如镜面般闪光的铬合金轮毂盖，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带把手的轮毂盖。在两侧车门底下，他挂上了雷克铬合金排气管，排气管的末端略微弯曲，好像是为了排烟时不那么显眼。他在车前装了个重新镀铬的保险杠，在车后装了大陆式箱体——后保险杠特别长，附带内存备胎的后备厢。
车整洁得跟从没开过似的。唯一还需要整修的就是内部了。斯基珀告诉我，他手头剩的钱只够把汽车开到蒂华纳，在那儿给座椅装上软垫。他要装白色的皮垫，严丝合缝，光滑平整，印制花纹。
我问他是否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说考虑考虑。
我以为他是认真的。我以为他真的会考虑带我一起去，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带我去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拒绝我，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我仿佛真的看见自己坐在斯基珀旁边的副驾驶位上，我们俩开着这辆漂漂亮亮的红色汽车，风驰电掣，一路探险，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会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我们永不止步，他们望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渐渐远去，车后扬起了尘土。在我看来，墨西哥是个贫瘠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小号手在不显眼的街头游走，那里很遥远，开过去得花很长时间。
我告诉亚瑟我要走了。我还把这消息告诉了其他几个孩子，以及一些订报客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晚饭，德怀特说：“嘿，先生，听说你要去墨西哥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看着我。
珀尔说：“如果他去了，我也要去。”
母亲笑了：“墨西哥！谁说要去墨西哥？”
“他说的。”德怀特答道。
“杰克，是真的吗？”母亲问，“你跟别人说你要去墨西哥了？”
“斯基珀说我可以去。”我告诉她。
“哈？”斯基珀叫道，“我说过吗？”
我看着他，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并没有明确同意要带我去墨西哥。“你说你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
“没开玩笑吧？我真的说过吗？”
我点点头。
“对不住，兄弟，”他说，“实在没办法带你去。”他肯定发现了这些话对我冲击很大，便赶紧解释，说他的朋友雷打算跟他一起出门。为了省钱，他们得在车上睡觉，这意味着车上容不下第三个人了。
“这是具有争议性的。”德怀特说。这是他喜欢重述的话之一，掷地有声，类似的还有“这是具有学术性的”。
“下次再带你去吧。”斯基珀说。
珀尔让他带顶草帽回来送给她。
“我想要响板。”诺玛说。她扭动肩膀，唱起了《蟑螂》，直到德怀特叫她安静下来。
斯基珀和我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最小的房间。我们俩用同一张书桌、同一个梳妆台、同一个橱柜。我们的床只相距30厘米。不过，直到斯基珀出发去墨西哥了，我才意识到这地方有多逼仄。他之前占的大地盘现在空荡荡的，总在提醒着我他已经离开了，这又不免让我想到，他和他的朋友雷正在路上奔驰，像鸟儿一样自由。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被困在这小地方了。我认为斯基珀应该带我去，而不是带雷去。先来后到嘛，是我先问他的，而且说到底，我还是他弟弟呢。这对我而言挺重要的，但我发现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我和这个哥哥并不总是相处融洽，四年来我们甚至都很少见面，但我仍然很想念他，并开始想象他会对我多么多么好。
我也想念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他，但德怀特有时候会讽刺这位沃巴克斯老爸，这位高高在上的勋爵。他想要诋毁我父亲，说他富得流油，却住得那么远，跟我毫无往来。但是，所有这些特质，就连最后一种——或者说尤其是最后一种——却让父亲变得更加有魅力了。他总是缺席，我也就永远无法发现他的缺点。我可以把他塑造成我想看到的那种形象。我可以赋予他各种优秀的品质，并想出很好的理由——甚至是浪漫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为什么他从未写信给我，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在我还懵懵懂懂时，我替他找了各种借口。后来，当我变得更加成熟时，我决定不再去想是他将我遗弃了。我去越南的时候，顺道拜访了他，返程时又跟他见了一次面，就这样跟他成了朋友。他不是什么大坏蛋——他也有自己的苦衷。说到底，只有爱哭鬼才会整天抱怨父母。
这种思维方式相当奏效，直到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比预产期早了三周出生，当时我不在家。我刚到医院婴儿室时，一位护士正要从他身上采血样。她找不到静脉在哪里。她不停地刺他，每一针都好像扎在我自己身上。我越来越不耐烦，她也就更加手忙脚乱，另一位护士不得不过来接手。等我终于能抱着他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刚从狼群中把他救出来一样，我的内心开始变得柔软，比以往更强烈地体会到活着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了一层阴影，略微心寒。我有点不安，我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直到那天晚上，我又体会到了这种尖锐的感觉，差点哭出声，我才反应过来这与我父亲有关，他已经过世十年了。好几天来我都处于分裂的状态，一边是被这种悲愤交加的情绪左右着，主要是感到愤怒，另一边则为儿子的出生和自我的重生感到高兴。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完美的。他只存在于我的梦里和回忆中。记得有一次，我去康涅狄格州拜访父亲和继母，坐在那座漂亮老房子的厨房里，看着他把一整盒武器都摆到桌上。那些都是致命的非法重武器。继母正在训他。她想知道他打算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他把一堆樱桃炸弹推给我，说道：“炸了它们，亲爱的，炸了它们。”
自从见证斯基珀成功地对福特进行了改装，我就开始对汽车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我送报纸时，会想着怎么拆解我看到的那些汽车，把它以更有趣的方式重新进行组装，比如降低整个车身、加装百叶窗、降低车身前部、降低车顶和底板。我阅读报纸上的二手车广告，比较了我现在赚的工资与这些车的价格之间的差距。我想象着自己拥有汽车，直接开了就走。
有一天，送完报纸后，我将报童包折起来收好，走过通往营地外边的桥，竖起拇指求搭便车，我就这么等啊等，终于有辆车停住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是大坝上游的建筑工人。我坐上车，他问我要去哪儿。他补充说：“最远只能到西雅图。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着去。”
西雅图。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直坐到西雅图。我说我要去康克立，这在当时看来已经够远了，可刚到马布尔芒特的时候，我就害怕起来，请求司机让我下车。过了一会儿，我又搭上另一辆便车回到了奇努克。这是我第一次搭便车。暑假的时候，我沿着山谷越走越远，搭别人的车到过康克立、伯德斯埃、范霍恩和塞德罗伍利，有一次，就在开学之前，我一直坐到了弗农山。我会在这些城镇的街道上闲逛几分钟，期待能发生点什么事，没有的话，我就会回到马路上去搭便车。等到德怀特和母亲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从没有人发现我溜这么远。我偶尔会和亚瑟一起去，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独自一人的话，我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撒谎，能遇到更多的机会。我想着有一天，某个人会停下来对我说：“最远可以载你到康涅狄格州的惠尔通……”
斯基珀只离开了短短几周。他回到家里，打点行囊，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人影了。在那之后，我很少见到他，只有在他回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或者我们去西雅图看他的时候，才会偶尔碰上一面。他跟几个男的在小公寓里同住了几年，然后就结了婚，在电力公司新找了份工作。婚礼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他围坐在一起。他哽咽了，我这辈子只见他哭过两次。这一次，他悲情难抑，不是因为想到自己从此失去了自由，而是因为新买的高保真音响所播放的那首歌曲——金斯敦三重奏乐队的《大沼泽地》。故事中，为争夺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在搏斗中把情敌杀死了。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便走到林间空地。
哪里可供人藏身，永远不被发现，
也不必惧怕狂吠的猎犬，
但他最好一路向前，不要停下，
因为如果蚊子没有围攻他，鳄鱼也会吃掉他。
那个男人不知道的是——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陪审团裁定他自卫无罪。这个意外结局其实在上一小节中就有所暗示，每次唱到这里时，斯基珀都会垂下眼睛，悲伤地摇着头。
我看到他另一次哽咽，是他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外面响起了引擎声，毫无疑问是斯基珀回来了，珀尔、诺玛和我都跳了起来，跑到门外去。德怀特和母亲很快跟了出来。房子另一侧的那户家庭走到外面，其他一些邻居也走了出来，他们看到汽车，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辆车看上去好像经过了喷砂处理。油漆表面坑坑洼洼，失去了光泽。轮毂盖、保险杠以及雷克排气管上的油漆也都脱落了，甚至开始生锈。看上去很惨的样子。
斯基珀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装潢完汽车后，他与雷一起奔赴恩塞纳达，返程途中，他们遇到了沙尘暴。风沙太大了，能见范围不超过0.6米。他们不得不在路边停下，等着沙尘暴停止，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沙子把发动机搞得又脏又破——回家的路上，斯基珀就一直在修修补补。他开玩笑似的讲着整个过程，但其实他就快哭出来了。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可能是为了在雷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但一回到家看到家人，他就卸下了盔甲。他没有哭出声，但已经有些哽咽了。
在斯基珀复述故事的时候，我绕着汽车转圈，看看整辆车损坏得有多严重。我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把头伸进里面看。车里铺了白色地毯。座椅、侧面板、车顶和仪表盘上都包着白色皮革。光照到车里，它们看起来就像奶油一样甜腻。我坐到驾驶位，关上了门。我嗅着皮革散发出的气味。我用手指抚摩着座椅，接着把一只手放到了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靠着变速杆。轻轻地，这样就没人能听到我的动静，我模仿发动机的声音，手动换挡，透过覆满沙尘的挡风玻璃望着路旁树木的模糊轮廓。如果不是因为装得太夸张，我差点就相信自己是真的在开车了。
我不断长高，鞋子很快就穿不下了，仅在七年级我就换了两双鞋子。德怀特大为光火。他觉得我是故意长这么快的。他迟迟不肯给我买第三双鞋，直到我实在没法走路了，他才同意带我去买，还强调这次不会再给我买运动鞋了。要等到我不再长高了，脚的大小固定了，他才愿意和我商量买运动鞋的事儿。我想用自己送报纸存下的工资来买运动鞋，但德怀特拒绝去银行把这些钱取出来。
要不是因为要打篮球，我也不会对运动鞋这么在意。奇努克初等学校里，男孩数量很少，参赛人数远远不够，这意味着我必须参加绝大多数体育比赛，并穿上时髦的比赛服——红色缎面，带有白色条纹。我猜，如果配上棕色休闲鞋，这套赛服就会逊色不少，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们都是在晚上打比赛的。没人在家时，母亲通常会开车送我去，但如果她很忙，诺玛就会让鲍比·克罗开车载我去。当然了，诺玛也跟着一起去。这是他们偷偷约会的方式之一。在路上，鲍比跟我说了关于传球、射门、假动作等一些技巧。鲍比说话时，我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很懂行似的点点头。鲍比曾在康克立中学打过橄榄球。他是校队的四分卫，也是队里个子最小但最厉害的球员，他比其他球员强太多了，在场上简直无人能敌。这种鹤立鸡群，让他显得既帅气又悲壮，因为你知道，他所使出的任何奇招，队友都接不上。他悄悄地把球传给中卫，可中卫是个“黄油手”，他来了个精准的长传球，结果后卫也没接住。不过，鲍比真正出神入化的是突破散开防守区的带球：急速冲刺，突然停止，从侧面绕过去，用脚跟转个身，像女孩儿似的扭动臀部，甩开穷追不舍的彪形大汉，灵活地穿来穿去，像一条鳟鱼在巨石遍布的溪流中游动。
鲍比骨架小，身材修长。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像他的混血母亲那样脸窄窄的，还遗传了他内兹珀塞族血统的父亲的黑色眼睛和皮肤，据诺玛说，他父亲是约瑟夫酋长的直系后裔。鲍比没在康克立中学打过篮球，但我听取了他的建议，绞尽脑汁记住各种技巧，这样就能更好地打比赛。鲍比说话声音很轻，因而显得隐秘，甚至有点鬼鬼祟祟。
第一场比赛对阵范霍恩球队，当时我穿着休闲鞋。鲍比和诺玛在校门口把我放下，便驾车离开了。来的路上，他们俩就闷闷不乐，都快吵起来了。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毕业了，可两人对未来的规划并不一致。
刚开始进行上篮热身训练，我就知道自己完犊子了。这鞋子是德怀特买来给我搭配学校制服和童子军制服的，鞋身重，鞋头方。我跑起来的时候，鞋子发出重重的踩踏声，光滑的新鞋底踩在清漆地板上，就好像在滑冰一样。比赛还没开始呢，我就摔倒了两次。开场跳球的时候，对方学校那群孩子早就开始嘲笑我了。我都不想上场了，但那天晚上我们队总共才五个人，我绝对不能临阵脱逃。我在球场上来回乱跑，鞋子重重地踏在地板上。有时候球会传到我手里。我运了一两次，又扔给另一个穿红衣服的队友。看到别人都跳起来时，我也跟着跳。我在场上跑来跑去的。如果猛地停下来，我就会摔倒。
馆内人声鼎沸，但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可以说是全场最尖锐的。就像那种疯狂的配景笑声。一旦注意到了，这声音就总是萦绕在耳边。我心灰意懒，动作甚至变得更笨拙了。只要我一滑倒或摔跤，她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尖更响，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没停下来过，声音变得沙哑，都快喘不过来气了，丝毫不像在笑。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声音的人。体育馆里慢慢安静下来。最后，馆内只剩下她的声音在回荡着。她还在不停尖叫着。教练喊了暂停，我们就到场边擦擦汗，喝点水。看台上的观众骚动起来，都抬头望着她。她就站在看台最顶排，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她膀大腰圆，戴着卷发夹，穿着紧身裤。她用手捂着脸，还在吼叫着，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脸颊涨得通红，双目低垂，正拉着她的手肘往外走。他们从最后一排走出来，下了台阶，穿过体育馆比赛场地，迈向出口，通过那女人的手指，仍然看到她在不由自主地吼叫着。
比赛继续进行，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人群安静了，场上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当对方球员抢到球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声礼节性的加油；当他们进球时，也几乎没有掌声。整个体育馆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我歇了歇，找到节奏，慢慢融入比赛。我仍然没法控制自己的脚，但当我摔倒时，再也没人发出嘲笑声了。现在观众都站在我这边，对方球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打球时毕恭毕敬，仿佛欠了我们什么似的。我开始想象我在观众台上看自己打比赛，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高贵，多么勇敢，感情也受到了触动。我摔了一跤，稍微扭到了膝关节，我顺势装出跛脚的样子，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但又不至于让裁判员叫停比赛。我在场上一瘸一拐的，对方球员也放慢了脚步，表明他们不愿乘人之危。
他们大获全胜。当蜂鸣器响起时，他们的教练冲上球场，带着球员朝我们欢呼三声。
诺玛和鲍比迟到了。他们开车进来接我时，停车场几乎空无一人。
“哪个队赢了？”诺玛问。她为我打开门，往前倾了倾身子，我挤进车里，坐到后座上。
“他们赢了。”
“下次再来。”鲍比说。
诺玛关上车门，又坐回鲍比旁边。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挂挡启动汽车，开始慢慢开出停车场。车内又闷又热。诺玛舒展身体，摆弄着收音机，玩着鲍比脖子上的头发。她叫他鲍鲍，这是她对他的爱称，还说些话逗他笑。她声音很低，动作也慢悠悠的。我看着他们。车开动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我很警觉，疑神疑鬼，却不知道自己在怀疑什么。然后我突然一下就明白了。并不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生理反应提醒了我。我以前从未真正想过，他们单独相处时都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们鬼混在一起，但我以为他们就只是普通朋友。她对我是绝不可能这么亲密的。
后座一片黑暗，我身体僵直，安安静静地坐着，想象着自己痛揍诺玛，抽她耳光，辱骂她。我带走了本要送给她的蓝色敞篷车、皮草和时髦衣服。我把她赶出了豪宅。
可是我又让她回来了。我别无选择。后来，每次听到雷·查尔斯唱《我无法停止爱你》时，我都不得不停下来，悲伤一会儿。
母亲加入步枪俱乐部时，还召集了其他几位家庭妇女，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夫妇加入其中。俱乐部里原本都是些爱喝啤酒的懒汉，只喜欢对着罐子射击，但现在不同了。一些新会员射击起来非常认真，当别的俱乐部开始抹黑这个俱乐部时，老会员们要么变得认真起来，要么就退出俱乐部。
母亲在射击比赛中表现不错。她喜欢当赢家。获胜之后，她兴高采烈的。她的射击服上满是徽章和绶带，但德怀特的外套上却啥也没有，因为他总是败北。他声称自己买的雷明顿狙击步枪平衡性太差。他又买了一把，可那把也不好使，于是他又买了第三把。他依旧打偏，但这并非练得太少的缘故。他每周都会花两三个晚上在俱乐部练习，还把我们家长长的走廊当作空发练习场地。他将靶子固定在一端门上，然后从另一端瞄准，手臂跨进枪背带里，脸颊靠在枪柄旁。吸气，呼气，开枪。吸气，呼气，开枪。当我送完报纸回家时，老是发现德怀特举着新枪管对着我，他这样做违背了武器使用法规，就算枪里头没子弹也不能这样对着人呀，真是令人发指，在我走出射程范围之前，他丝毫没有要把枪放下的意思。
当俱乐部在其他小镇举行比赛时，德怀特还会带上我和珀尔一起去。这些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母亲赢了，德怀特输了。他假装不在乎，但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生闷气了。他沉着脸，噘着下唇，脑袋耷拉着。珀尔和我在后座上一言不发，如果我俩有谁突然忘乎所以地哼起了歌，或者说了些话，德怀特就会怒吼起来，母亲便不得不说些安慰的话。他开始非难她，说据他了解，他还算是一家之主吧，但不知她是否另有备胎。
“德怀特……”她说。
“德怀特。”他学着母亲说话，但模仿得十分拙劣。
就这样，在我们到达马布尔芒特之前，他不停地抱怨，说她无视他与她这种带着拖油瓶的女人结婚所做出的牺牲，更不用提还得忍受我这个骗子、小偷和娘娘腔了。如果母亲反驳几句，他就指责她不忠；如果她不吭声，他就愤愤自语。只有看到了马布尔芒特小酒馆，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驶入停车场，踩下刹车，滑过松散的砾石。他下了车，又将头伸回车里，给我们下了最终判决，然后“砰”地关上车门。母亲跟我和珀尔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她面无表情地望着小酒馆。她从来不哭。最后她下了车，也进了酒馆。
我的确是个骗子。就算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底细，我还是忍不住会编些自我介绍，有时候是兴之所至，有时候是因为之前的版本失灵了。我也的确是个小偷。德怀特说我是小偷，是因为我未经允许就私自拿了他的猎刀，仅此而已。但其实我偷的东西可不少。最开始，我从住在单身公寓的订报客户家里偷糖果。这些人家里大多都放着糖果。我就养成了坏习惯，常常在这家拿一块，在那家再拿一块。后来我还从他们那里偷钱。我本来只偷些零钱，用来买可乐和冰淇淋，但慢慢地我偷起了五十美分硬币，甚至美元钞票。我把这些钱都藏在某个营房底下的弹药箱里。
我打算等偷到足够的钱就逃离这儿。我准备不择手段地除掉德怀特。我甚至想过杀了他，在他故意刁难我母亲的某个晚上，把他毙了。
有时候，我听到德怀特又开始责骂母亲了，我就把温彻斯特步枪拿下楼，但他只是惹人厌烦，并没有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她不尊重他，她瞧不起他。都是我们毁了他的幸福生活。她以为她是谁啊？……我想毙了他，主要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德怀特称我为骗子和小偷并没有错，但这些指控伤不了我，因为我从来不这么看自己。不过，他的另一项指控深深刺痛了我——他居然说我是娘娘腔。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彻头彻尾的娘娘腔，我担心其他人会因为我们的友谊而认为我也是个娘娘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总是习惯性地在背后嘲笑亚瑟，模仿他讲话和走路的样子，甚至泄露他的秘密。我还跟别人打架。我没有再和亚瑟搏斗，但别人侮辱我的时候，我也学着像他一样歇斯底里地发疯。我知道被打几次不会死，而打我的人——就连德怀特——也会在打架后的几天内给予我一定的尊重。当然，这也让其他男孩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懂得为自己的话负责。
德怀特指控我这样那样，都是为了给我下定义。这些定义起的作用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反着干。在过去，即使没做错事，我也总觉得自己一定犯了什么罪。现在我真的做了亏心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和珀尔在车上等着时，故意惹得对方心烦意乱。珀尔哼哼唧唧的。这不是在哼曲子。它没有任何旋律或节奏，只是不断重复，我则把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以此来惹她恼火，我们俩都一样幼稚。咔咔。咔咔。
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如果感到无聊了，我就下车沿着马路散步，走得不远不近，刚好可以看到小酒馆，而珀尔又看不到我，我希望她以为自己被遗弃了，从而惊慌失措。我站在路边，竖起衣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往车辆的灯光。我想象自己是个流亡的杀人犯，是个等着寂寞女子来热情相拥的浪子……
当我对此也感到厌倦时，就回到汽车上。现在我也感到寂寞了，想要找人聊天，但明面上，我和珀尔是互相厌恶的。我们俩坐在各自的角落里，望向窗外，直到我忍无可忍，然后我会往前倾，打开收音机。珀尔警告我不要这样做，但她只是说说而已。她和我一样也很想听广播。我们俩都是美国音乐台和本地西雅图电台的狂热粉丝。她在家里会看这些节目。我送报的时候，会在沿途的小孩家里和他们一起看这些节目，听完一首歌，我就赶紧冲到下一个客户家，奔跑着把报纸举过头顶甩出去。
我知道这些曲子的歌词。珀尔也知道。车里一片黑暗，音乐流淌着，我们忍不住跟着唱起来，一开始各唱各的，后来就唱到一块儿去了。珀尔歌喉不佳，但我从未因此嘲笑她，否则就好像嘲笑她是个秃头一样无耻下流。再说了，我们心爱的这些歌曲对嗓音要求并不高，重要的是掌握时机，唱得抑扬顿挫。珀尔懂得这些，她会伴唱，会和声。要唱好和声，就得靠得很近，从对方的点头、突然眯起的眼睛和吸气中得到暗示，要顺利唱完，就必须微笑。没有办法不微笑。有些歌我们合唱起来很好听——《理解他就是去爱他》《我的幸福》《布鲁先生》以及埃弗利兄弟的大部分歌曲——我们像唱给彼此听似的，全程面对面微笑着。
直到德怀特从小酒馆里走出来。我们就关掉收音机，缩回各自的角落。德怀特向汽车走来，母亲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双臂交叉着，眼睛盯着地面。她现在看上去可不像个赢家。德怀特身上有波旁威士忌的味道。母亲站在车外。她说除非德怀特给她钥匙，否则她不会上车的。他就坐在那里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母亲咬着下唇，看着面前的路。
“拜托了，德怀特。”她说。
“拜托了，德怀特。”他模仿道。
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弯道时，我感觉珀尔手指都快掐进我小臂的肉里去了。
“拜托了，德怀特。”我说。
“拜托了，德怀特。”他说。
他载着我们急速转弯，悬崖下边就是河流，轮胎呼啸着，大灯一会儿照到悬崖，一会儿照回道路，我们越哀求他开慢点，他就故意开得越快，只有在太靠近悬崖时，他才会稍稍放慢车速，笑一笑，表明他并不害怕。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我就会去窥探大家的私事。有一天，我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是她那住在巴黎的哥哥斯蒂芬写来的。整封信都在描述巴黎这座城市和住在那里的乐趣。我读了好几遍，抄下薄薄的蓝色信封上的地址，再将其放回抽屉中。
那天晚上，我给舅舅写了一封长信，极力形容我们在奇努克的噩梦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写得很逼真，但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了。在信的结尾，我恳求舅舅把我和母亲带到巴黎去。我写道，如果他肯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很快就会在那里立足。我们会找份工作，偿还欠他的钱。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切都取决于他。我往信封上贴完邮票，便寄了出去。
我等了几天回信，后来就忘了这回事儿。
有天下午，我刚送完报纸回来，发现母亲在台阶上等着我。她说想要和我一起散散步。离房子不远处有一座横跨河流的人行桥，我们走到那里时，她停下来问我到底给她哥哥写了什么。
我说我不太记得了。
“一定写了很糟糕的事。”她说。我没回答，她继续问道：“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
我说我在她书桌上看到了那封信。她摇了摇头，望向水面。“我只是想帮帮忙。”我说。
“读一读这个。”她说道，递给我一个蓝色信封。里面是斯蒂芬舅舅的回信。他对我们的悲惨遭遇表示震惊和同情，但紧接着解释说，他没办法开展我所提议的那种大型救援行动。他们那边没地方给我们俩住，找工作的机会也很渺茫。我和母亲都不会说法语，就算会说法语，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要我们。何况我还得上学呢。整个提议都很荒谬。
尽管如此，他和妻子仍想尽其所能帮我们一把。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我们考虑考虑。他们认为，我应该独自去巴黎，跟他们同住，和我的表亲们一块儿上学，其中一位叫凯茜，正好与我年纪相仿，能帮我结交朋友，融入学校生活。我和他们住一起，母亲就能无后顾之忧地离开德怀特，自己去找份工作。一旦她安顿下来，真正地安顿下来——比如说一年左右——我就可以重新回到她身边。
舅舅提到他随信附了一张支票，说很抱歉无法再多给了。他希望我母亲好好考虑一下他提的计划，他似乎觉得这计划还不赖。以后他希望她最好能自己给他回信。
“你怎么看？”母亲问。
“我不知道，”我说，“巴黎。”
她说：“就想象一下。你在巴黎的感觉。”
“巴黎。”我说。
她点点头：“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呢？”
“他有些地方说得还是挺在理的。如果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将是个很棒的经历。我也能缓一缓，看看这里态势如何。”
我想冷静冷静，她也想冷静冷静，可最后我们俩还是对着彼此傻笑了起来。
“千万别说关于支票的事。”母亲说。
德怀特双手赞成我去巴黎。一想到我不久就要离开，他内心变得十分柔软，开始怀念起过去。他说，战争期间的游历刷新了他的人生观。他教我如何更好地与法国人相处，并建议我面对法国人时要胸怀宽广。我听说法国人很爱吃青蛙，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人都管法国人叫“青蛙佬”的原因。德怀特拿出以前在庭院拍卖会中买的那套“一战”前的英文百科全书，给我读了书里对法国展开的长篇大论——包括法国历史（政局动荡、暴君专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卢人的阴谋和背叛）、法国文化（洋溢着高卢人的机智风趣和昂扬斗志，但大多都是陈腐肤浅的论调，毫无新意，也不信仰上帝）以及法国的民族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卢人的热情和魅力，但措辞过于煽情、感性，总体而言并不可靠）。
珀尔气炸了。她无法相信我居然要去巴黎生活。我表现得傲慢自大，这让她更不高兴了。对于亚瑟和其他朋友，我也摆出一副屈尊的派头，仿佛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蒸汽一般消散，成为过去式了。在学校，我获准从常规学习中抽出部分时间，来研修一系列有关法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的“特别项目”。
我对巴黎的印象都来自美国电影，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贝雷帽，穿着条纹针织衫，围坐着抽烟，电影的背景音还是用手风琴演奏的。我在母亲的皮雅芙唱片中也听过这种乐器声。但我不知道这是手风琴。我以为是口琴，以为在巴黎人人都会吹口琴。于是我也买了一把口琴，霍纳牌的，在路上边走边吹，心不在焉地模仿着《玫瑰人生》和电影《红磨坊》的主题曲，为自己在巴黎的新生活做准备。
按计划，我读完七年级就要前往巴黎，这样一整个暑假我都可以用来学习法语，在秋季开学之前熟悉熟悉环境。母亲为我预订了从西雅图到纽约，再转机到巴黎的飞机票。当舅舅改变主意时，她正要带我去弗农山申请护照。
他来信写道，他和妻子重新思考了一下之前的计划。如果让我离开家人，来到另一处社区和学校，重新学一门语言，来年还得再来一遍，简直是折腾。而且要熟悉像法国这样复杂的国家，一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服从权威的问题。他们了解到我不太守纪律。我连自己母亲的话都不听，自从知道自己年底要离开家了，就越发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怎么能指望我在巴黎当个乖小孩呢？
总而言之，他们预见到了很多问题。
但他们仍想伸出援手，并相信在国外的游历、好的学校教育和纪律森严的家庭将会使我受益匪浅。因此他们提议让我跟他们住上五年，直到读完中学为止。为了确保我真正融入新家庭，他们想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收养我。他们将收养当作一切计划的前提，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了，母亲随时都能来看我，但收养必须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摆摆样子。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儿子了。
他们知道这封信里的信息量有点大，我们需要好好消化一下。他们无意施压催促，但想必我们清楚，他们也需要些时间做好准备来迎接我，毕竟夏季就快到了。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不守规矩。
“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不告知这一事实，就贸然把你送到那儿，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谢谢您嘞。那我去巴黎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吧。”
“不一定。”
“哦，真棒。那就让他们收养我好了。”
她叫我考虑一下。他们很慷慨，她说。他们愿意与我共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姓氏。
“他们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还得改姓吗？”
“这是个好姓氏。我以前也是这个姓。”
我问母亲她想让我怎么做，但她不告诉我。她说这是我的决定。她很少这样，面无表情的，让别人看不出她的想法。她什么也不说。就算我死死地盯着她，她也镇定自若，我无法对她连哄带骗，无法撕掉她的面具，然后傲慢地假装自己早已知道她没有说出的话。
德怀特倒是有很多要说的。得知可能不只一年内见不到我，甚至可以说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我了，他便开始疯狂地诱导我，要挟我，给我洗脑。他说，如果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如果他们要我叫他们爸爸妈妈怎么办？如果有机会住在巴黎，叫他们耶稣玛丽他都愿意。我害怕离开母亲吗？好，每年夏天他都会带她飞去巴黎，他向我保证，说话算话。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催我快点想正经事儿，别胡说八道的。
每次别人让我好好想想时，我的大脑就会变得一片空白。但这一次我根本用不着思考，因为我早就知道答案了。我是母亲生的。我不可能变成别人的儿子。在我还小的时候，写字不利索，母亲就连续几个晚上坐在餐桌旁，手把手地教我写二十六个字母，再教我写单词和句子，直到这些书写都有了灵魂，部分来自她，部分来自我。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到现在都不可能学会提笔写字。我也不可能学会游泳或者唱歌。我可以想象离开她的感觉。我知道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我绝不能称另一个人为母亲。
这些并不是我思考出来的，而是凭直觉。我还相信自己的其他直觉，譬如一听到舅舅形容他家里“纪律森严”，我就警觉起来。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口吻。
就算母亲不告诉我她的想法，不给我任何暗示，我也确信她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她装得深不可测，肯定是为了掩饰这一点。后来她承认的确如此，但或许那时候她的想法没这么简单。她应该还想着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那场婚姻。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婚姻再次失败。但她可能也梦想过逃离和自由——无拘无束，身无长物，甚至连我也抛下。和别人一样，她一定也想过鱼与熊掌兼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黑暗森林。
过了一周左右，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宣布我决定不去巴黎了。
“见鬼了才不去。”德怀特说，“你必须去。”
“他可以自己做选择。”珀尔第一次站在我这边，“不是吗，罗斯玛丽？”
母亲点点头。“那就这么定了。”
“事情还没完，”德怀特说，“还没完。”他看着我。“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想改掉自己的姓氏。”
“你不想改姓吗？”
“不想，先生。”
他把叉子放下了。他的鼻孔气得都张大了。“为什么不想？”
“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