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笑了没有，也不知是否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只知道姑娘站起身，邀请我和她一起，静静地站在她母亲的墓旁。
“您的母亲还活着吗，中士？”
我回答说不知道。伊玛尼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摇了摇头。她说那是她听过最悲伤的回答。
我想在信件的结尾部分讲述这几天最让我惊愕的事情。一位陌生的信使来到我家，他是一个瘦小的黑白混血儿，蓝色的眼睛像鱼眼一样宽。他从伊尼扬巴内来，除了例行信件，你都想不到，他还带来了一封我母亲的家书。他把信封递给我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只是发怔：
“我母亲的信？”
小伙子几乎是掰开我的手指，把信封塞进我手中。他向我道歉：信纸在过河时沾了水。我跑回房间，想要缓慢而开心地阅读信笺。水沾湿了字迹。但是我因为感动而湿润的双眼，战胜了这显而易见的不可卒读。只有寥寥几句，内容也很空泛：信里表达了一个母亲对儿子一直寄来思念的问候的感激之情。我放弃了阅读，我完全肯定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我走出房门去找那个信使。我把穆瓦纳图的小房间分给了这位新来的信使，让他稍事歇息。我打断了他的休息，还给他误送的信件。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小伙子半睁开眼睛，又蜷缩回席子上。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从未来过这个狭小的隔间。我感到内疚。我给自己找借口，之前没来过是因为不好意思侵犯别人的隐私。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有另一个原因。
我匆忙回到房间给您写信。我坐下来，像往常一样，开始在纸的顶部填写寄件人。写到我亲爱的若泽·德·阿尔梅达这个名字时，我停了下来。我想到了我们信件往来中的种种误会。
比如，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会寄给我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给他母亲的信件副本。我承认，我甚至觉得您僭越了对他人应有的谨慎和尊重。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要感谢您的细腻心思。您猜中了我最原始的不安与隐藏最深的需求。现在，书写您的名字时，我的笔悬在纸张的顶部，我做了决定：不能再装下去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不是您，阿尔梅达参事，在阅读和回复我的信。我应当划掉信上的收件人，在它的位置上，写下艾雷斯·德·奥内拉斯的名字。因为我是在和您，亲爱的奥内拉斯中尉交谈，一如从前。
我没有被这种误会伤害。相反，我请求您，亲爱的中尉，向阿尔梅达参事转达我衷心的感谢。告诉他我因为欺骗而感到幸福。我是多么感激，因为那个人一直都是艾雷斯·德·奥内拉斯。对您，我亲爱的中尉，我要说：谢谢您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您好心地寄来您写给自己母亲的信。您想象不到那些信在遥远的腹地对疗愈我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伊玛尼提醒我，世界上没有比不知道亲生母亲是否在世还要悲伤的事，她是对的。您的信给我一种与母亲交谈的错觉，仿佛她为我抚平了流放的痛苦。
我现在确信，我能在非洲腹地幸存，完全得感谢这位生下我的神圣女人。我做过的一切值得骄傲的事，都是受到她的影响。因为她，我加入了1月31日共和党人起义。仿佛通过企图杀死国王，我能报复我那位遥远而严格的父亲。
在战斗广场上，当子弹纷飞，仿佛突然出现的小小铁鸟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针对我们的射击从圣伊尔德方索教堂的阶梯上方而来，那是市政厅警卫队的火力点，这是奇怪而悲伤的讽刺。尽管完全不同，我却觉得这座教堂和母亲消失的那座一模一样。母亲在那里消失，只为像天使般轻盈地重生。
在我身旁，我军营的舍友倒在了台阶之上。他胳膊上扛着的红绿大旗和他一起倒下。我俯下身想救助这不幸的人。他裸露的皮肤和制服上没有一滴血。仿佛他只是摔了一跤，他一直嘟囔着什么，听不清楚，但始终不停嘴，直到他的目光被黑暗的套索攫住，不再转动。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军营的同伴。我也在那里消亡。那一刻，我的眼泪唯一的价值就是带我回到童年的房间。
这场远离家乡的漫长旅途，终究是一次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回归。那一天，我被留在军事学校门口，我迟迟没有进楼。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去，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死去。我站在入口，向街上望去，看看母亲是否会因为内疚去而复返。但是她没有。
多年以后，当我戴着镣铐离开起义者的审判台时，仍然相信，在被告亲属聚集的码头，能等到母亲的拥抱。但是人群里没有出现母亲的身影。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的心里仍能听到她为我而唱的甜蜜沙哑的摇篮曲。在稀树草原的静寂之中，我在马林巴琴的旋律里听到了它。或许我的母亲一直只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声音，一根纤细的丝线悬挂着整个宇宙的重量。伊玛尼问起我是否有葡萄牙老家的消息时，我应该这样回答她。
我需要生活在黑人和陌生人之间，才能了解自己。我需要在黑暗和遥远的地方衰老，才能知道我还有多少仍然属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
或许伊玛尼关于蜘蛛和蛛网的话是对的，它们治愈世界，修补我们灵魂的裂痕。也许我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里，养成了编造疾病的奇异兴趣。我遭受的不是生理病痛。实际上，长官，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非洲生病。我得病是因为葡萄牙。我的疾病只不过是祖国的没落和腐朽。埃萨·德·格罗什写过：“葡萄牙完了。”写下这句话时，他说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和他的病：一个没有未来的祖国，被一小撮人的贪婪掏空的祖国，在英国的反复无常面前摧眉折腰的祖国。
这座破旧的营房没有错。住在军营中的我也没错。我清楚地记得祖父的话：穿上制服，就脱下了灵魂。如果我现在死了，你能毫不费力地带我回到祖国：赤裸的灵魂没有重量。我用不着旅行。因为不会有关于我的回忆。
我的母亲说世界上有天使。我那时还是孩子，拥有世上最全然的天真，却并不相信那些天堂的生物。它们身上有一种悲伤的东西，让我无法相信。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理解了那份悲伤。不是说不能有天使。或许是整片天空都不足以容下哪怕一只天使。
eçadequeiroz，1845—1900，葡萄牙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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