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恐惧那些时刻担惊受怕的人，小心那些自觉卑贱的人。他们一旦掌权，就会以曾经感受过的恐惧惩罚我们，用虚假的显赫报复自己。/i
（卡蒂尼·恩桑贝）
i希科莫，1895年11月5日/i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阁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的瑞士客人有无片刻的安眠。整晚他都在病人之间游走，给他们拿药、倒水，用言语安抚他们。
天没亮我就醒了，那时瑞士人正跪在地上祷告。我给他倒了杯热咖啡，男人说起他自己，他的生活，还有他在非洲大陆的非凡经历。
乔治·林姆（或者就是乔治——他坚持让我们这么叫他）兴趣广泛，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他是一名钟表匠、传教士、医生、催眠师、摄影师，也是一名丈夫和两个可爱孩子的父亲。钟表匠观察生活，从中找寻机械的精准。传教士追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摄影师能捕捉得到。医生清楚肉体中灵魂的占比。最后，催眠师知晓那些栖息在梦境深处的秘密。
阁下，请允许我在此表达我的震惊：那个欧洲人对非洲多么熟悉啊！什么若泽·西尔韦拉，什么桑切斯·德·米兰达！论及对非洲土地和人民的了解，我们没有一个官员可以与之匹敌。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熟练掌握多种非洲语言。但问题还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为什么我们葡萄牙人在学习其他语言时，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懒惰？为什么我们只愿学习我们眼中高贵民族的语言？我听着乔治·林姆的讲述，那些不是猎狮人的故事，而是人民的故事，在战胜过往的障碍和成见后，与当地人相遇的故事。这也验证一个苦涩的事实：无论是否人在军营，我们葡萄牙人都活在围墙之中，畏惧一切我们不认识的事物。
突然，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走来，看起来十分焦躁。他的精神状态和昨日大不相同。他突然提出：传教士必须立刻上路。他受到上级的指令，让林姆离开这里。这时瑞士人才坦白自己的来意：希望能带走我们仓库多余的医疗物资。
“多余？这个动词在葡语里已经不变位了，我的朋友。老实说，就算我们有物资，也不能给你……”
瑞士人往林子的方向走去，这时，布拉加提醒乔治·林姆走错了方向。
“在这里，所有方向都是错的。”瑞士人挖苦道。他解释说他不是直接回家，他要走小路去看望一周前做过手术的病人。那人是加扎国王的小舅子，患有白内障，就住在希科莫附近的镇上。
他邀请我们和他同去，用专业相关的理由劝说他的同僚：他们将联合诊断贡古尼亚内亲戚的病情。
“跟我去吧。不会有人知道的。”
罗德里格斯·布拉加拒绝了。我恳请陪外国人过去。我得出去散散心，在军营外待段时间对我大有裨益。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同意了。“但是你得保证去去就回。”他说。我们一起走进树林，由传教士从曼雅卡泽带来的向导领路。这个年轻人没有选别人走过的路，而是一直带我们走林子里的小路。
“是我让他避开常规路线的。”瑞士人解释说。“那些黑人，”他又说，“认为外国人应该停下来觐见他们的酋长。绕开那些村镇能给我们省下一大把时间。”
突然，我们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是罗德里格斯·布拉加。他行色匆匆，鬼鬼祟祟，好像在被人追踪。接着他就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少年，叛逆地笑了：
“不许让人知道我在这里。”
最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一群小孩围了过来，又蹦又跳，发出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但他们又小心地保持距离。屋子里走出一个消瘦的老人，半张脸都绑着绷带。表明身份后，布拉加开始协助同事诊治。
“从前我的眼睛死了，”老黑人说，“这个白人让我走出黑暗。”
卡菲尔人对我们感激涕零，这让我不由想到：除了为数不多的军医，还有哪些葡萄牙医生会救治非洲人民？如您所见，阁下，您说得对：我没有能力当兵。太多怀疑，太多仁慈，太多僭越。
我们正准备离开小镇，却迎来新的惊喜。二十来个卡菲尔人排成一列。
“我们也想看医生。”卡菲尔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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