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加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感到窒息。突然，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臂：
“跟我来，我带你去见识一下前线。”
他带我去看了伤员。他让每个人露出伤口，回忆战斗的场景。“很多人都疯了。”医生好似安慰地说。他又加了一句：
“疯狂有时是战胜恐惧唯一的办法。”
没过多久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有个看起来情况不错的士兵坐在床上，睁大眼睛，不停说着：“天使，天使……”
“他从马古尔战役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医生说。
神志不清的士兵开始描绘那些爆炸和烟雾，模仿枪支和大炮的声音。他说葡萄牙人和瓦图阿人都幻灭成烟。他模仿着步枪如何朝云朵和烟雾射击。如此猛烈的攻势在天空留下永久的裂痕。“您是我的天使吗？”发疯的士兵问，手指嵌进我的手臂。
“不是我需要你，”探视最后，医生说，“是你需要我。”
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入口附近的茅屋。我把这当作暂时的工作。现在每当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宣布又是一个周日，我都能感受到永恒压在我身上。
我把阁下会看重的事情留到信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接到了医生、传教士乔治·林姆的来访。命运多么讽刺啊：您不让我去见瑞士人，他现在却主动找上门来。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清楚高层建议和传教士保持距离。但可能因为同是医生，他还是不失风度地接待了来客。
为了让我们的医生免受误解，我必须强调客人一进门，医生就表明了葡萄牙对瑞士传教团及其传教士的官方立场。布拉加明确表示，那次接待不过是一次例外。乔治·林姆假意附和说：
“葡萄牙人讨厌我，只是因为我站在黑人这边。”
“您不是站在黑人那边。”葡萄牙医生反驳说，“您站在贡古尼亚内那边。您也知道，尊敬的医生，葡萄牙人保护的黑人比瑞士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的都多。”
林姆反问：“这话留给那些您口中受到贵国保护的人来说不是更好吗？”
之后，瑞士人笑了笑，掩饰了他的疲惫。三天前，他骑着一头配鞍的母骡，赶着一辆两头驴拉着的小车，从曼雅卡泽出发。他来希科莫给爱德华多·加利亚多上校送信。他信不过信使。在这种乱世，忠诚只是因为缺少机会。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布拉加邀请瑞士人参观医院。林姆在每张病床前都滞留了许久，询问病人的经历，祈祷他们早日康复。让他停留时间最久的是一个出现幻觉的伤者。这个可怜人深信他的身体被卡菲尔人的矛刺穿。他蜷缩着身体，在无尽的绞痛中呻吟。瑞士人轻声细语，把手掌放在这个丧失理智的士兵的额头上。
“您在做什么，同事？”葡萄牙医生感兴趣地问。
“没做什么。我想对他实施催眠。这是我的专业。”
“很快，我亲爱的林姆，我们都不会记得学习的专业。”
鉴于天色已晚，布拉加坚持让瑞士访客留在我们这里过夜。瑞士人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们的堡垒里睡着一个男人，他却心系那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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