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身着黑色的外衣和长袍。是一小群神父星期天出来远足。这其中有没有一点亵渎神灵的意味？他们的虔诚，他们的祈祷，他们的戒规，应当足够让他们滞留在镇上。但他们却来到这里，带着他们特有的笑声，他们喃喃的低语。我猛回头想看看约翰·拉维奥在哪里。天哪，他就站在我背后，好像化作了一阵风。
我说：“还不快走！你就不能躲一躲？不能让人看到我跟你在一起！”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疯啦？你跟我一样发疯啦？还不快点藏在石堆里。”
但是太迟了。毫无疑问是太迟了。一群叽叽喳喳的神职人员走了上来，都笑容可掬，都彬彬有礼，有的殷勤问候，有的举帽致意。只有一张脸，涨得通红，或许是被风吹的，也可能是走路累的，面无表情。冈特神父向我投来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脏。
*
我回到浅滩岭的小家时，汤姆还没回来。他到斯莱戈车站迎接“将军”去了，为即将在酒街开始的游行做些准备，或者用汤姆的话说，为欧达非将军在镇上的活动埋下热烈的伏笔。他甚至还央求我也穿上那件他连哄带骗让老汤姆为我缝制的蓝上衣，他在这方面的全情投入令我不寒而栗。我想起，在开罗咖啡店，水烟曾被大量使用，有时还有小有名气的弄蛇女来跳肚皮舞，当然，普兰提夫人是从来都不在场的。我从未见过吸食了鸦片的人，但每当说起那位将军，汤姆脸上都浮现出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光泽，仿佛所谓的社团主义（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估计他也不懂），“爱尔兰历史光辉的新起点”，以及“跟大叛徒德·瓦莱拉秋后算账”等等，那个时代诸如此类的慷慨高歌已令他意乱神迷。在斯莱戈的游行结束之后，他们会到浅滩岭的广场上进行示威。跟约翰·拉维奥见面后，我心里越发七上八下，因为他明摆着是将军策划的这场运动的“死敌”。我说不清为什么这事让我如此心烦意乱，我只是呆立在小客厅里，这里虽家徒四壁，但还算温暖整洁，而我穿着连衣裙还是禁不住浑身颤抖。是的，我心惊胆战，远处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令我越发抖成一团，轰鸣声不断加强，我跑到窗前，看到福特式的蒸汽车队从我面前掠过，汤姆开着他的车一马当先，身旁端坐着一位头戴折叠帽，耀武扬威的人物，他的鹰钩鼻和汤姆的哥哥杰克的不相上下。几十辆车滚滚而行，放声高奏着金属的凯歌，在狭窄的滨海路上，车轮卷起灰白的尘沙，仿佛这里就是撒哈拉。男男女女，所有悬浮在蓝衫上的面孔都熠熠生辉，喜出望外——彰显着无与伦比的乐观主义，就像那些从美国寄来后，被斯莱戈的亲戚们辗转传阅的杂志上纸醉金迷的广告。
一种奇异的感觉袭遍全身，仿佛我正窥视着别人的世界，别人的汤姆，别人的斯莱戈。好像我在那里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又好像我才初来乍到，或是素昧平生。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恍若隔世，仿佛我已化身成了自己的鬼魂。
我躺在床上清凉的被单下面，试图镇定下来。我想回归自我，但却不知道那个自我身在何处。萝珊。她正在离我而去。也许她早就不在了。独立战争期间，战死的不仅是军人和警察，还有那些懵懵懂懂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伙子们，他们想都没想过为什么要参战。当然，还有乞丐和流浪汉在这期间继续死去。在某些人看来，就是这些人腌臜了这个世界，他们不小心被纳入了风景名胜照片的边缘，不堪入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在贝尔法斯特投下炸弹时，几万人疏散流离到了乡间，其中有几千人来自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没人愿意在家里收留他们，因为他们是被遗忘的野蛮种族，穷得连厕所都没见过，除了茶和面包没吃过别的。他们在好好的房子里随地大小便。这些人曾经隐藏在都市里，直到德国人把他们炸了出来，烧了出来。就像爸爸对付那些可怜的老鼠。我虽然躺在干净的床单上，但我和那些人没有区别。我像他们一样忘恩负义，玷污了美好的家园。我知道，聚集在外面广场上的汤姆的那些朋友们，如果他们得知我的所作所为，他们可能，怎么说呢，马上下结论，要把我清除，把我排斥在生活写照的框架之外，排斥在他们以为日常生活的温馨场景之外。当然，那时我对德国还一无所知，但是那位将军却很像他在意大利、德国、芬兰的同僚，都是一副吵吵嚷嚷，神气活现的做派，善于鼓舞人心，号召大家追求干净、健康、纯洁的生活，于是顺理成章，他们可以成群结队地出行，消灭那些蹩脚的、褴褛的、道德败坏的个体。在我的心灵深处，如果你能翻开我心灵国度的护照，你会看到上面有我真实的面目——蓬头垢面，皮焦肉烂，惊恐万状，病魔缠身，而且愚不可及。
凌晨时分，汤姆在屋里小心翼翼的动作令我惊醒过来。窗外，月亮山顶挂着一轮巨大的月亮，明如白昼，墓堆的轮廓清晰可见。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仿佛看到墓堆顶上有个人影，一袭黑衣，身后收拢着两只巨大的光辉灿烂的羽翼。但是，距离那么远，我根本不可能看见。
汤姆说：“宝贝，你醒了？”他正在挣扎着脱下裤子的吊带。
我坐起身来，说道：“你脸上怎么有血。”
他说：“还不只是脸上呢，我神圣的衬衫上也到处是血。亏得这蓝色，所以不太明显。”
我说：“天哪，出什么事了，汤姆？”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斯莱戈的守卫试图干涉。我们正游行得好好的，忽然从埠头街上冲出一队杀气腾腾的小伙子，他们都不是斯莱戈正式的守卫，肯定是从别处调来的。其中一个用大棒给了我一记横扫，我跟你说实话，真他妈的疼。将军开始咆哮，那些守卫就跟他对着喊：‘你们没有在斯莱戈游行的许可！’几年前，将军还曾经是这些守卫的头儿呢。到处是一片呐喊，场面极其混乱。所以，我跟你说啊，终于挤出人群的时候，我们都不禁舒了口长气。不过，真是痛快。难得一见的人山人海。”
这时，他已经换上了可爱的条纹睡衣，站在水池边使劲往脸上撩水，再用毛巾擦干，然后，就一头栽倒在我身边。
他说：“你今天都干吗了？你真应该来的。可热闹了。”
我说：“我就是出去走走路而已。”
他说：“啊哈，是吗？为什么不呢？”
然后他用左臂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在血光与月光中间，我们沉沉入睡了。
*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昨天楼里一片大乱。我得承认，如此激烈的反应几乎令我感到欣慰，因为一向以来，这座古老的屋檐之下似乎弥漫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氛围。原来，那位忐忑不安、身上有血迹的年轻妇女失踪了。病房的护士大惊失色，因为病人的姐姐刚刚来过，送给病人一件漂亮的新睡袍。护士注意到腰带是用和睡衣同样轻柔的面料做成的，就没忍心立刻把腰带拿走。这时，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询问有没有人看到这位不幸的妇女，多年来第一次惊动了那些老朽的病人。最后她才发现，病人没有上吊自杀，而是穿着她的新睡袍，来到前面的收发室，签了名，自己出门去了，在新的规章制度下，她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在大路上，她截下一辆车去了镇上，从那里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利特里姆郡，一路上一直穿着那件睡袍。好像那件睡袍具有神奇的魔力，居然能把她一直承载到利特里姆郡。她丈夫昨天晚上打电话来了，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听上去义愤填膺。他说，医院本应是一个避难所啊。护士长接电话的时候卑躬屈膝，跟以前这里护士长的疾言厉色截然不同。我无法预见最终的结果，但是这整个事件带有浓厚的逃亡色彩。我只能祝愿那位可怜的妇女一切顺利，同时，我也为自己所在机构的无能感到遗憾，不仅无能，而且有害。我更庆幸那位护士最担忧的悲剧没有成为现实。
于是今天早上，我带着开朗的心情去看望麦科纳提夫人——不不，应当称她为萝珊。虽然那位年轻妇女还是前途莫测，但她毕竟活了下来，而我已到了那种珍视生命本身的年纪。
萝珊的房间里，一缕斜斜的春阳带着歉意，犹豫不决地穿过窗玻璃。一方光斑在萝珊的脸上婉转流连。她真是高龄啊。阳光一面毫不留情地记录着人生的蹉跎岁月，一面忠心耿耿地描绘出它的细枝末节。我回想起在英国读书时学过的t.s.艾略特的诗句：
我的生命是手背上一片轻盈的羽毛，悄然等待着死亡的微风。
诗中这句话是西缅说的，他一直希望可以活到弥赛亚降生那一天。我想萝珊可不是在等待这个。我又想到伦勃朗的自画像，它们那么实事求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为免于自怨自艾而在内心中树立的自我形象。如今，我们甚至可以对自己的双下颌采取一些措施，阻止松弛的皮肤像石膏坠落老式房梁一样垂下我们的下巴。
她的皮肤薄如蝉翼，下面的血管一览无余，像地图上的道路、河流、村庄和界标。像绷着的丝帛以供书写。但没有哪个修士会忍心按下他们锋利的笔端。我不禁感慨，她在百岁的风烛残年还如此异乎寻常地标致，年轻时不知曾怎样风姿绰约。主要是骨骼周正，记得父亲以前爱这么说，仿佛随着自己年事渐高，周遭熟人渐趋衰老，他越发意识到良好骨骼的重要性。
但她一边脸上出了疹子，红红的，就像人们常说的，“气势汹汹”，我还觉得，她说话的时候舌头根子有点发硬。我得想着，回头让温大夫来看看她。可能需要开点抗生素。
不知她是否感受到了我的心情，她的谈吐相当活跃，几乎是跟我推心置腹。这也可能是她的内心里有按捺不住的喜悦。毕竟，天气风和日暖，季节渐入佳境。她对路边的水仙花充满了信心，那也许是某位古老的贵族，在某个远逝的年代，当这里还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邸时亲手种下的。终于，在和煦阳光的鼓舞下，我小心地、委婉地说起了她的孩子。我用了“终于”这个词，好像我已经成功地说起了一千个其他的话题，或者是一直在向孩子的话题靠拢。其实，两者都不是。整件事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挥之不去，因为如果冈特神父所写属实，那么关于她的心理状态，她进入斯莱戈精神病院的原因，以及她在这里的长期居留是否合理就能一目了然了。说起斯莱戈，我又查询了一下，请求尽快去拜访一次，跟那里的负责人谈一谈。结果，那位负责人竟然是位旧相识，名叫坡西沃·昆，他是这个时代我所听说过的唯一的坡西沃，当然也是我所认识的唯一的坡西沃，不幸被取了一个如此老气横秋的名字。原来就是靠着他的鼎力相助，才找到了冈特神父的那份供词，而他手中可能还掌握着其他更加敏感的资料。我们这些从事精神病学行业的人有时候有点像英国“军情五处”的谍报人员，必须嗅觉灵敏，火眼金睛。所有的信息都是高度机密的，但极易受损，着实堪忧，有时甚至事件发生的钟点也可能具有某种特殊含义。不过，我还是要遵循自己的直觉。
今天晚上家里特别安静。这种寂静几乎和以前屋内的敲打声一样怪诞诡异。但我还是心存感激。孑身一人，日渐老去，我依然心存感激。在此处这么写合适吗，直接写给你，贝特，说我依然爱着你，并为此心存感激？
萝珊多么脆弱，又多么令人叹服，她在交谈中对我毫无保留，我知道，我可以问她任何问题，无论什么话题，她都会畅所欲言，告诉我全部真相，或者说，告诉我那些她深信不疑的事实。我之所以对此心知肚明，是因为我已占尽先机，但如果借此越发大做文章，可能反而会得不偿失。看来今天是她对我倾诉衷肠的日子，但我选择了体谅她保护自己的隐私，任她缄默不语。我忽然意识到，世上有比下结论更可贵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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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珊的自述
格林医生来了，兴致勃勃，拉着椅子坐过来，显然有话要说。我大吃一惊，手忙脚乱之下居然跟他谈了起来。
他说：“今天真是春光明媚啊，所以我壮起胆子来重拾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你其实希望我再也不提起这些往事。但我确实觉得，这么做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昨天，我忽然得知一些信息，令我觉得世上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乍看起来黑暗混沌的问题，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豁然开朗。”
他就这么兜了一会儿圈子，然后终于进入了正题。又是关于我爸爸的事情，我耐心地再次向他解释，爸爸确实没有做过警察。我另外告诉他，倒是麦科纳提家跟警察有些渊源。
我大概这样说的：“我丈夫有个弟弟名叫伊尼斯，他倒是个警察。他是1919年加入警察部队的，那可不是吃那口饭的好时代。”
格林医生说：“哦，你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会被牵扯进来吗？”
我说：“我也不清楚。外面那条老路上的水仙花都开了吧？”
他说：“几乎开了，都跃跃欲试。大概担心最后还会有场霜冻。”
我说：“霜冻对水仙花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它们像石楠一样，可以在雪中盛开。”
他说：“我完全相信你。那么，我想谈的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你的孩子。我跟你说起过有份供词，里面提到你曾经有个孩子。在某个时期。”
“是啊，是啊，有个孩子。”
然后，我再也无话可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能尽量压低我的啜泣。
他非常温柔地说道：“又惹得你伤心了。”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成心的。只是，回首往事，一切都那么——”
他说：“悲怆？”
“那倒不至于。但我想起来，真是非常不幸。”
他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块折叠整齐的纸巾。
他说：“别担心，没用过的。”
我不胜感激地接下这个小东西。他自己最近也历经磨难，为什么他没有用到这块纸巾呢？我想象，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地方。他的妻子已然不在了。死神像一个残忍的情敌，夺走了他的爱妻。
我拭去泪水。忽然觉得，自己表现得像芭芭拉·斯坦威克出演的傻乎乎的催泪剧。格林医生注视着我，他看上去如此愁眉不展，让我不禁笑了起来。然后，他似乎振奋了一点，也笑起来。我们俩一起低声温和地笑着，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
*
应该承认，我头脑里有些所谓的“记忆”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话我可不敢对格林医生说。我想，记忆，一旦被忽视，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储藏室，或者一个旧房子里存放木料的房间，它的杂乱无章可能也不仅仅是由于被忽视，还因为主人太多次的东翻西找，加之那里收藏了大量不相干的物件。我当然有所怀疑——说实话，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怀疑什么。总之，我越是细细思量，越感到晕头转向，好像我所有的回忆都可能是不真实的。那个时代的生活颠沛动荡，以至于——以至于什么呢？我是在不可能的非历史里，在梦幻中，从狂想里寻求慰藉？事实究竟是怎样，我没有答案。
毕竟，我对有些事件的记忆还是有把握的，也许它们可以作为我涉过往昔之河的基石，助我不会失足溺水。
人们说，老年人至少拥有回忆。不知这是福是祸。我将尽我所能忠实于头脑中的记忆。希望我的记忆也能忠实于我。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他就是再也没有回来。我等了一整天。早上答应他做的薯饼早已做好，他就是爱吃这种捣碎之后重新加热的菜肴，虽然其实他哥哥杰克才是一名海军。水手和军人都特别喜欢吃薯饼，我爸爸就是这样。但是，薯饼在盖子下面渐渐变凉了。夜色笼罩着月亮山，笼罩着斯莱戈湾，笼罩着鸟喙峰，约翰·拉维奥的弟弟威利就是在那里被杀害的。在空气稀薄的高坡上，在石楠丛里。当时他已经投降了，却被一枪打中心脏，或者打在头上。约翰·拉维奥从藏身之处目睹了这一幕惨剧。他的亲弟弟啊。爱尔兰的兄弟们。约翰和威利，杰克、汤姆和伊尼斯。
我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已然大祸临头了。很多时候，你明知如此，却在头脑里拒绝承认，不让这个念头进入你的思维范畴。但它依然在你的潜意识里手舞足蹈，不受你的控制。于是，痛苦油然而生。
我坐在那里，对我的丈夫满怀爱意。我想念他特立独行的高效率，包括他在斯莱戈的石板路上稳健的步伐。我想念他的斜纹布外套，他的背心，还有那件有四层里子的风衣，那双加厚底的漆皮靴子，那双靴子多么结实，从来无须鞋匠修理（只除了一次）。我想念他的笑脸，红光满面，嘴角叼着一根“军人俱乐部”，那是他抽的跟哥哥同样牌子的香烟，还有他天生的乐感和自信，随时整装待发，准备面对这个世界。他其实不仅是面对这个世界，他还要征服这个世界，征服整个斯莱戈以及它的四面八方，像我们俗话说的，“从葡萄牙到牙买加”，虽然这么说其实很不合理。汤姆·麦科纳提，一个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生龙活虎的人，永远活得那么热情洋溢。
天哪，天哪，我坐在那里。我至今依然坐在那里。
我已经活到这把年纪，早就明白时间的推移只不过是一种欺人的幻觉，一种便利的游戏。一切事物都还停留在原处，一切事件都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过去，现在，未来，在我的脑袋里纠缠不清，就像挎包里的梳子和头绳。
他再也没有回来。
在没有舞会的夜晚，外面的浅滩岭上通常只有个把轿车经过，开往高处的村庄，不远处，有一只猫头鹰经常发出啼鸣。我想，它就住在月亮山后面，那里有个悬崖，下面是通往大海的山涧。猫头鹰始终重复着同一个音符，它的叫声穿越灌木丛生的荒地和原野，在这里依然清晰可闻。它叫啊叫，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昼伏夜出的鸟儿会在夜里求爱吗？应该会吧。
我的心也在对着世态炎凉哀鸣。汤姆，回家吧，快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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