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珊的自述
格温·法拉唱道：“无所事事的天气，总下着雨。”比利·麦耶的双手在琴键上翻飞。格温的歌声如泣如诉，想来一定是斯莱戈人。“猜想我们出生时，身穿雨衣……”
无穷无尽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大街小巷，战栗的房屋拥在一起像足球赛场上的人群。斯莱戈不可思议的降水量仿佛一百条河流从天而降。而真正的河流，格拉沃戈河，水涨得如此之高，完全出乎那些美丽天鹅的预料，它们顺流而下，冲过桥洞，在桥的另一侧现身，好像经历了一场失败的自杀，神秘的黑眼珠目光凝滞，神秘的优雅却依然无懈可击。在众所周知的美丽外表之下，天鹅保持着内心原始的狂野。雨也落在开罗咖啡店门前的人行路上，我缩在锅炉和各种设备中间，火辣辣的眼睛透过窒闷的空气窥视着窗外。
往事如昨。那一刻，我是谁？一个陌生人，现在还潜伏在我身上，藏在我的骨血里。藏在满布皱纹的皮囊中。那个昔日的我。
*
我从昨天开始记述自己在开罗咖啡店的经历，但瑟瑟发抖的危惧让我屡屡停笔。骨头都化成了水，周身寒彻。这都是格林医生无意中说出的话引起的。他的话好像压在枯萎花朵上的一块石板，让我整天在床上辗转反侧，感觉苍老凄惨，惶恐不安。约翰·凯恩进来时看到我，也不禁吓了一跳，但他没吭声，勾着背，用那把蹩脚的扫帚在屋里匆匆忙忙扫了一遍。可以想象，我看上去有点疯狂。据说我们人类像下雨一样不停地蜕掉死皮。他那把扫帚一定携带着所有病人散落的肌肤。然后他再到每个房间里一阵挥舞。不知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原本的初衷有些脱节。我一方面在此记下庸庸碌碌的一生，一方面却抗拒格林医生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这似乎完全不合情理。我知道，他肯定会想读我写的东西，至少，这会让他的工作容易进行。等我死后，如果有人想起查看那块松动的地板，格林医生就会如愿以偿了。我倒不在乎让他看，但不喜欢别人刨根问底，而如果这会儿这些纸页落在他的手上，他肯定会这么做。也许实际上，我就是为他写的，因为从“认识”这个词的总体意义上来讲，他是我唯一认识的人。即便如此，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来得比较勤。记得以前，我一年才见他两面，复活节和圣诞节，他匆匆而来，问问我的情况，心不在焉地听听我的回答，然后匆匆而去。当然，那时，他有上百个病人，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也许更多。现在，人员可能比过去减少了很多。我们就像那些可怜的修女和修士，在古老的修道院里消减凋零。除非到各处都转一转，否则我也无法确知这里的情况，但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下面的院子里，今天又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即便约翰·凯恩的雪花莲能凌霜傲雪，但我敢肯定，那棵老苹果树还是冷得够呛。差不多百年的老树了。多年以前，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我曾去到那棵树下。那里有张环树的木椅，像古老故事里古老的英格兰村庄。村头的绿地。其实那只是一个有太阳时光亮的日影，在春天给老树带来温暖，激发它的生命力。然后老树春花绽放。但这会儿花肯定还没开，即使老树斗胆展示几个花苞，也会被霜冻打黑，然后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这里曾经有个小帮厨，在下面一张临时的桌子上扔一些面包渣，都是厨房里切大量面包剩下的。于是引来了蓝山雀，绿山雀，馋嘴的燕雀，让人不禁想起罗斯康芒。她也早就不在人世了。苹果树应该比人活得长。
老苹果树能把乌鸫变成哲学家。苹果花比樱花气质安详，但仍纷纷扬扬，令人心驰神往。曾几何时，我在春天泪流满面。年年岁岁，苹果树迟早会开花，无论有没有霜冻。我多么希望能再次看到满树的苹果花。霜冻只会推迟花期，但老树终将战胜霜冻。可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帮我下楼呢？
牛奶到家时已冻在了桶里，牧羊人迪克吹着他的指尖。
老汤姆，我的公爹，在他们斯莱戈的家里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他是冬季种菜的高手。记得他说过，霜冻之后的冬包菜和冬莴苣味道格外好。他一年四季都可以种菜，简直神了，据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你知道其中的要领。世事皆不过如此。
老汤姆·麦科纳提。直至今日，我也不知他是敌是友。直至今日，我对他们这伙人也拿不定主意，比如杰克。也许我可以大义凛然地指斥冈特神父，还有汤姆和杰克的老妈，那位货真价实的麦科纳提夫人。但换个角度来看，我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麦科纳提夫人至少是公开地与我为敌，杰克和冈特神父则一向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哦，令人烦恼的不解之谜。
现在我忽然心生疑窦，格林医生不也是以朋友的名义出现吗？一位职业性的朋友。无论是敌是友，没有人可以垄断事实真相。连我也不能，这又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他那么随口说我爸爸是警察，真是不堪入耳。我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妥当。这种说法我以前也听到过，在哪里听到的，出自谁口，却记不得了。谎言，丑陋的谎言。这种谎言在过去能带来杀身之祸，在爱尔兰的历史上，行刑式枪杀曾经风行一时，新政府在内战期间枪决了七十七个人。死的多数是他们从前的战友。约翰·拉维奥侥幸逃过了一劫，没有成为第七十八个人。但我敢肯定，另外还有在私下里执行的枪决，只是没有记录，也没有记忆。男孩子们在山上凄凉地死去，就像我曾目睹的一幕，或者说我目睹的结局，那出发生在约翰的弟弟威利身上的惨剧。
历尽苦难之后，能在开罗咖啡店穿起女招待的制服，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们招待斯莱戈的各色人物，从不对人妄加评论。店主一家是贵格会信徒，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所以，你完全应该无视一个潦倒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坐在那喝茶，以为没人看见，从怀里揣着的奶酪上掰下一小块，偷偷放在嘴里。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陈旧的棕色西装，当时觉得他真是太老了。其实他可能也就七十岁！那些贫困的顾客根本没有影响咖啡店的生意，斯莱戈的贵妇们照样进来叽叽喳喳。她们围成一圈坐在桌边，像院子里的一群母鸡，闲言碎语和家长里短在她们中间此起彼伏，如一撮撮飞扬的尘土。她们中间有些人聪明绝顶，我们这一班女招待就特别崇拜她们，也爱招待她们，恨不得她们天天来。有些人则咄咄逼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都来光顾，于是这里成了我的大学，在彬彬有礼的端茶送水之间，我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这里也许可以成为我幸福生活的开端，但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我本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找到这份工作，比如，先看到店窗里张贴的招聘启事，然后走进去，向负责人介绍说，我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毕竟是长老会信徒，所以很适合这份工作（贵格会的店主即便很开明，雇员中也还是没有天主教徒，除了克丽茜，她本是天主教徒，但却是在基督教特许学校里长大的）。但事实上，我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得到这份工作的。
爸爸去世后，妈妈，已经沉默不语，用这家医院的话说，越发每况愈下。一天清晨，我醒来后下楼给她沏了茶，然后上来，发现她床上竟然没有人。我大惊失色，急忙跑到楼下，叫她，到处找她，街上，哪里都找遍了。当我碰巧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时，才发现妈妈正缩成一团，像一只牧羊犬，躲在爸爸破旧的摩托车下。我赶紧把她带回家，安顿她在床上躺下，羞愧地意识到，床单已经发灰了，因为她长时间不洗澡。我心情沮丧，从斯莱戈走出来，一直走到罗斯海岬，那里有最可爱的海滩。我想去高尔夫球场走走，那里有小湖和形单影只的鸟儿，还有忽然显现的海市蜃楼，那是远处水边的豪宅，好像它们都在海边喝水（当然，是海水，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向水边走去，经过那些房子，兔儿岛就在青野河水流的对岸，还有那位气定神闲的铁人，身着蓝铁衣，头戴黑铁帽，永久地举手指向深水区，为靠岸的船只指引安全的方向。他置身在危险的礁石上，却标识着安全的水域，如此巧妙的建筑方式一定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我有一次听说，他的兄弟在都柏林荆棘岛的一个小公园里，承担什么任务我就不知道了。
兔儿岛和铁人之外再远处就是河口岭的地界了，那里的沙滩略逊一筹，后来却成为我受难的现场。
当我到达了罗斯海岬的浅滩上，那种本地特有的狂风正肆意劲吹，沙丘后面停着几辆黑色轿车，车主一定都躲在里面，浅滩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东冲西撞成帮结伙的风。但远处有个人影，是位女士，她的白色连衣裙被风吹得鼓鼓的，趔趔趄趄地推着一辆黑色的大婴儿车。我走近时，听到她在喊着什么，随着风向的改变，她的声音时高时低。终于，我走到她身边，在爱尔兰六月的寒风里，她却大汗淋漓。
她说：“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看上去颇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兔子，“找不到她了，找不到她了。”
我问道：“夫人，您找不到谁了？”她的口音听上去像是有钱人，所以我决定称她为夫人。
她说：“我女儿，我的小女儿。”声音带着哭腔，“我在沙丘上睡着了，在一片可爱的日影下，我的小不点就在我身边玩儿，但我醒来时，她就不见了。她才两岁。哦，我的主啊，我的主啊。”
我忽然灵机一动，说道：“她不在婴儿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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