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哪怕只是偶尔有一丝自知之明，我也就对自己心满意足了。
真没想到，我竟然完全低估了卫生部。刚接到通知，新楼即将破土动工，位于罗斯康芒镇的另一侧，他们向我保证地点很好。但也并不全是好消息，新楼不像这里有大量床位。不过这里有些床位确实不能用了，所在的房间年久失修，头顶的天棚摇摇欲坠，墙上的潮渍张牙舞爪。这里所有的铁制品，包括床架，都锈迹斑斑。新的医疗床用的都是高科技，根本不存在生锈的问题，就是数量比目前床位少，要少很多。就是说我们必须疯狂减员。
我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心理：担心自己可能会赶走一些离开之后将每况愈下的人。这种心理或许不难理解，可我还是对自己持怀疑态度。我这个人有股傻气，对病人抱着一种父爱，有时甚至是母爱。过了这么多年，我知道很多同行的美好初衷已然泯灭，只有我还对病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牵肠挂肚，即便对他们的不见起色也偶感绝望。我还是忧心忡忡，怀疑自己是否由于婚姻的失败，不经意间把工作的地点当成了婚姻的遗址。而在这里，我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人会控诉我，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救赎，满足了心灵深处可悲的愿望。
旧衣服常常被形容为“不可救药”。可是过去，这里病人的西装和长裙都是拿捐来的旧衣服改的，先由裁缝剪裁，再由缝线女缝制。那些公认为“不可救药”的衣服也可以凑合着给这里的可怜人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别人一样感到疲惫不堪，也偶尔发现自己的衣服这里剐了一片，那里撕了一道，于是就越发觉得这个地方不可或缺。那些在暗无天日的地方挣扎的灵魂所给予他人的信任是宽宏大量的。精神病学的终极总是走投无路，或许我应当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性质倍感失望，尤其曾经亲眼目睹那些徜徉于此的人们日益衰退，濒临绝境。但是上天保佑，我没有那种感觉。几年之后我就到了退休年龄，然后怎么办？我将成为失去花园的麻雀，无家可归。
我意识到这些胡思乱想都源于眼下的当务之急。我还是头一次发现这个行业特有的自以为是，甚至胆大包天，对，就是胆大包天。不仅走后门，还有其他歪门邪道。我整个星期都在跟这里的病人交谈，他们中间真是卧虎藏龙。我觉得自己是在进行面试，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被开除，是否应当面临多灾的命运。有些看起来还算硬实的病人将被放逐到道貌岸然的、所谓的社区中去。我当然也认识到这种想法的谬误，所以才要在此发泄一下。实际上，我必须铁面无私，像俗话说的那样，要置身事外，每时每刻谨防优柔寡断，因为同情心太强是我的一个弱点。昨天就有这样一个人，利特里姆郡的一位农场主，他一度曾经拥有四百英亩的土地。他彻头彻尾、毫无疑问地疯了。他跟我说他的家族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而他是这个古老姓氏的最后传人。因为没有孩子，没有子嗣，他的姓氏将随他一起被埋进坟墓。在此记录一下，他姓弥奥，确实是个少见的姓，据他说，可能出自爱尔兰语里“蜜”这个字。他七十岁上下，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只是身体不好，而且完全疯了。是的，他疯了。就是说，很不幸，他患有精神病，我从他的资料里读到，多年以前，他被人发现躲在校园里的一张椅子下面，他的腿上绑着三条死狗，走到哪里就把它们拖到哪里。但我跟他交谈，唯一能感到的就是爱。因此我对自己疑心重重。
*
我经常觉得病人们是一群从山坡上一泻而下的母羊，一步步迈向悬崖。我需要成为一个擅长各种口哨的牧羊人。但这会儿我还不行。只能回头再见分晓。
“我们回头见分晓，老鼠说，抖一抖他的木头腿。”
贝特的口头禅。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或许出自某个著名的童话故事，又是个我没听过的爱尔兰童话，因为我是在英国长大的。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我不但没有任何记忆或外貌特征，更不带一点该死的爱尔兰口音，总显得傻头傻脑的。从来没人把我当成爱尔兰人，虽然据我所知，我可是正宗的爱尔兰人。
整个星期，贝特都在我头顶上方她自己的房间里一声不吭，连她常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不听了。我简直被自己的妻子唬住了。
昨晚我试着与贝特修好，是这两个字吧。我是爱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我的所谓爱情对她有害无益，甚至反而给她造成危机？哦，刚刚看了前面写的几段，发现自己时而含蓄时而露骨地反复进行了关于爱与怜悯的自我标榜，读起来真令人作呕。我悻悻地走进厨房，正好听到她在冲每天晚上睡觉前喝的一种非常难喝的饮料：康普兰。噩梦饮料，喝起来有股死亡的味道。我想起柯勒律治笔下的死中之生和生中之死。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他的《古舟子咏》。我该拉住谁的衣袖来讲述我的故事？曾一度是贝特。现在，她是退步抽身了。我肯定自己曾经太多次拉住她的衣袖。用我自己的话说，“畅饮”她的精力，却无以回报。怎么说呢，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也有过美满的日子。在冬季晦暗的清晨，我们是咖啡国度的国王与王后，或是夏季第一缕晨光透进窗口，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啊，是的，点滴小事。点滴小事的积淀构成我们正常的心智，或者说，成为正常心智的基石。那时跟她的交谈，构成了……算了，老天保佑我不要这么多愁善感。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是两个番邦，在同一所房子里设置了领事馆。邦交友好，但彼此要遵守外交条例。好像两个曾经互相残杀的民族，虽然都是上一代的往事，但总有飘忽的谣言，互相的审视，以及创痛的回忆。最令人懊丧的是人家可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所有伤天害理的行为都是我单方面的。
我没打算在这里写日记。我原本打算做些工作性质或至少半工作性质的笔记，作为在这既无关紧要（又至关重要）的地方的最后记录。我最后的工作场所，我所有理想最后的殿堂。我一直担心未曾给这里的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担心过度的悲悯反而让我辜负了他们，同时，我也确信自己毁了贝特的一生。她的一生，她的未诉诸笔端的自我叙述。我不是有心辜负她。我曾真心实意地以自己对她的忠诚为荣，还有对她的尊敬，几乎是崇拜。也许我对她也感到过度的悲悯。慢性的悲悯，积重难返。为她感到的自豪其实就是对我自己的自豪，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当她给予我高度评价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良好。那是我的生命线，我得以昂首阔步面对每一天。多么志得意满，多么精神抖擞，多么荒诞可笑。而现在，我情愿牺牲一切以换回当初的心境。事已至此，是无可挽回了。但我还是希望有力回天。当医院的世界被拆除，多少历史的细枝末节将随之泯灭。真是令人感到害怕，几乎感到恐惧。
我走进厨房。不知自己的忽然出现是否会受到欢迎。即使不受欢迎，至少应该得到容忍。
她不是在冲康普兰，而是在杯子里溶解药片，可能是阿司匹林之类的止痛药。
我说：“你没事吧？头疼？”
她说：“没事。”
我记得去年一月份她虚惊了一场，在街头购物的时候忽然晕倒，被送进罗斯康芒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做了各种化验，傍晚一位不知情的医生打电话让我来接她。他可能以为我已经知道她在那里。我听了大吃了一惊。出门时差点把车撞了，几乎把车挂到大门口的柱子上，当时的样子就像丈夫开车送临产的妻子去医院，而阵痛已经开始。其实她没有经历过产前阵痛，而这可能正是我们之间的症结所在。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杯。
我问道：“腿怎么样了？”
她说：“还是肿。就是积水。他们是这么说的。真希望能快点好，我也可以出去走走。”
我说：“那是当然。”听到她说“出去走走”，我忽然想到出门度假，“你看，我在想，等我把工作打理好了，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度假去？”
她看了我一眼，在杯子里摇匀起泡的药片，准备迎接苦口的药水。很遗憾我要记录接下来的一幕，她苦笑了一下，发出短暂的笑声，我怀疑她是否后悔发出了这样的笑声，但为时已晚，一声苦笑回荡在我们之间。
她说：“恐怕不可能了。”
我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就算看在过去的分上。对我们俩肯定都有好处。”
“是吗，医生？”
“是的，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向你担保。”
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困难，每个字都像塞在喉咙里的一团泥。
她说：“抱歉，威廉。”这是危险信号，她用了我正式的名字，不再是昵称威尔，而是威廉，她已置身事外了，“我不想出门。不想看见那些小孩。”
“什么意思？”
“人们总是带着孩子。”
“那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孩子。我们没有孩子。为此，我们承受了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无以回报的痛苦。
“威廉，你不用装傻吧。”
“我们可以去没有孩子的地方。”
她说：“哪里？火星吗？”
我说：“反正总有没有孩子的地方。”我抬起头，面向天棚，好像那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去处，“这会儿我还想不出去哪里。”
*
萝珊的自述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了。
我向上苍起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也许有人知道其中原委，至少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知道。也许事件怎么发生发展并不重要，事实总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某些人物对事件的看法。
如今反正都无所谓了，连当事人都已经被时间淘汰。但也许在某个地方，每件事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也许那是天堂的法庭。这样的法庭无疑对活着的人很重要，但恰恰活着的人注定缺席。
这时，忽然有人打门，陌生的声音叫嚣着粗暴的军腔。我们在屋里像一群躲在木头下的潮虫，顿时四散奔逃，我更如同一个巡回演出剧目里的悲剧演员，在镇上潮湿大厅的戏台上，缩成一团。三个非正规军兵士蹲到桌后，爸爸把冈特神父拉到我身边，好像要把我藏在神父以及他的爱的后面。很明显，形势严峻，枪声即将响起，这个念头刚刚闪过，巨大的门枢就发出吱扭一声，铁门已被推开。
果不其然，新军的小伙子们穿着蹩脚的军装冲了进来。他们看起来弹药充沛，都全神贯注地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瞄准。我从爸爸两腿之间望出去，在我年轻的眼里，那七八张脸在炉火映照下显得惊恐万状。
山上下来的瘦高男孩，裤腿不及脚踝的那个，不知为什么从桌子后面一跃而起，向刚进来的人冲了过去，好像是在真正的战场上一样。死者的哥哥紧随其后，可能是响应悲痛的感召。很难形容子弹在狭小的空间里爆发的声音，好像能把骨头从肉里震出来。爸爸、冈特神父和我，三个人挤成一堆，缩靠在墙上，而射向那两个男孩的子弹一定是穿过了他们的身体，然后循着奇特的轨迹，在我身旁的旧石灰墙上爆炸了。先是子弹，然后是漫天花雨般轻盈四溅的血滴，落在我的校服上，手上，爸爸身上，也就此笼罩了我的一生。
两个非正规军兵士还没死，跌倒在地，纠缠在一起。
冈特神父喝道：“以神的名义，住手吧，这屋里有孩子，有老百姓。”不知老百姓指的是谁。
一名新军喊道：“缴枪。缴枪。”他几乎是在嘶叫。桌子这面最后的一个非正规军扔下了他的步枪，又从腰带上解下他的手枪，然后站起来，举起双手。他转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双眼在泣血，或另有他意，反正它们穿透了我，狠毒地，怨恨地，好像要把我置于死地，甚至比他们用尽了的子弹更具杀伤力。
冈特神父说：“诸位，我相信，我相信这些人已经没有子弹了。双方能不能暂时停火！”
那些人当中领头的一个说：“没子弹了？那是他们把子弹都打到我们山上战友的身上了。你们就是山上那伙畜生？”
天哪，天哪，我们当然知道是他们，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都不出声。
那个叫约翰的人在地上说道：“你们杀了我弟弟。”他正摁着自己的大腿，身下是一摊黑血，乌鸫一样黑，“你们眼都不眨就把他杀了。你们抓到他时，他还没擦破一点皮，但是你们往他肚子上开枪，开了他妈的三枪！”
指挥官说：“嗨，好像你们不是要摸到我们的点儿干掉我们似的！把这些人押走。”他又对那个已缴枪的人说：“你算是被捕。伙计们，先把他们都押到卡车上去，然后再跟他们算账。我们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活捉到你们的，当时你们像老鼠一样躲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你这家伙叫什么？”
爸爸说：“乔·克莱尔，我是看坟场的。这位是冈特神父，我们教区的神职人员。是我请他来处理死者后事的。”
指挥官恶狠狠地说：“原来你们在斯莱戈埋葬这种人。”他冲过桌子用枪指着冈特神父的太阳穴：
“你算什么神父，不听你们主教大人的指示？是不是个臭叛徒？”
爸爸震惊地说道：“你难道要杀害一位神父？”
冈特神父紧闭双眼，双膝跪地，像在教堂里一样。他只是跪着，不出声，看不出他是不是在默祷。
另外一个自由邦的军人说道：“杰姆，我们在爱尔兰可从来没杀过神父。还是别开这个头吧。”
指挥官站起身，抽回对着冈特神父的枪。
“行动吧，伙计们，带他们走，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士兵们还算小心翼翼地架起两个伤员。就在第三个人被带走时，他转过脸来正对着我。
“神或许会原谅你干出的事，我可不会。”
我说：“我什么都没干。”
“你出卖了我们。”
“我没有，我向上天起誓。”
他说：“这里没有神明。你看看你自己，一副做贼心虚的嘴脸。”
我说：“我没有！”
那人发出瘆人的冷笑，像一道冷雨抽在我的脸上，然后新军把他押走了。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对俘虏一路连哄带骗。我全身瑟瑟发抖。屋子清空之后，指挥官向冈特神父伸出手，扶他站起来。
他说：“抱歉，神父。真是可怕的一夜。打打杀杀的。很抱歉。”
他说得如此恳切，我相信爸爸和我一样对他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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