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比尔的第十天

沃洛翰夫人是个凡事说到做到的女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大早就来了,提醒我说,她要带我去吉拉德那儿理发,这个我当然已经忘在了脑后。我甚至根本不记得听她说过这档子事儿。她也许曾经提起过吧,不管怎么说,我想不出一个理由拒绝她的好意,就收拾好手提包,换上外出的鞋子,跟她一起出了门。

“天气真是好极了,”她说,“早晨六点钟我游了个泳。是早晨啊。”

“在游泳池里?”我问。

“是在大海里。我一个人去的。那儿连一个人影也看不着。我悄无声息地滑进海水里。感觉真是妙极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砰的一声关上自己那侧的车门,把车从路边开出来,嗖的一声冲起一小股沙尘,“然后我就回到家,吃了点儿草莓和乳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一篇小说里描写过一个女人,说她在吃乳酪的时候,‘心醉神迷,飘然欲仙’,写得真是太棒了。恰如其分。”

沃洛翰夫人这辈子经历过无数命运的变化无常。一次次拯救她的不仅仅是她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人活在世上总会有点点滴滴的快乐,而她总是能沉浸其中,这也时常让我感到快乐,在我为她烹制菜肴的那段日子。一个暗沉沉的冬日,当她面前摆上我的拿手菜惠灵顿牛排,接着上的一道秋梨馅饼却简直让人大失所望时,沃洛翰夫人的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她总是发表一个小小的演说,来纪念这个时刻——不管当时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有什么毁灭性的历史事件呈现在眼前。沃洛翰夫人并不知道,惠灵顿牛排其实是卡西传授给我的一道菜肴。她的全部哲学就是活下去,恰如一个士兵,一路上不断失去战友,满怀着友爱和思念掩埋他们的尸体之后,士兵还要继续前进,前方还有任务必须由他去完成。纵观她的一生,我总觉得,她能够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个奇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不热爱她。

她比我年轻得多,我开始给她母亲做工的时候就已经快五十了,没过多久,她结了婚,我又开始给她干活儿。我退休之后又过了这么多个年头,她一直照顾我,保护我,我说不上是为什么。这座小房子本来可以派上一百个用场,她为什么让我白白住了这么长时间,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说真的,这座房子直直地挺立在小院里,如此紧邻大海,价值一定不菲。

她是个身材高挑、颇为骨感的女人,异乎寻常的是,随着一天天变老,她一天天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她的一个姐姐是个公认的大美人,不过现在的沃洛翰夫人也称得上美貌出众,就像歌剧演员到了四十岁嗓音才发挥到极致。她五官清秀,眼睛湛蓝纯净,平日里穿着式样简单的裤子和衬衫。她有好多高级时装设计师为她量身定做的套装,全部排起来足有十码长的一列,分别挂在几个衣橱里,这些衣服她只穿着去出席慈善活动、晚宴一类的场合,别的时候她并不怎么讲究,不过我确信,这些看上去似乎并不昂贵的衣服其实价格不菲,都是从第五大道买来的。

她的汽车是一辆普通的中档车,没有任何时髦可言,我喜欢跟她一道开这辆车出门。每当我和沃洛翰夫人挨坐在一起时,她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她的言谈举止里有一种东西,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让你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她“有时间陪你”。这让我感到很是惬意自在,整个人处在一种最佳状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感觉自己是个老太婆,虽然我们俩中间一定差了三十年的岁月。她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我就认识她,我为她工作的时间,加上我在她身边生活的时间,有四十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这在我看来非常难能可贵。

现在回想起来,她母亲一开始雇用我的时候,其实是沃洛翰夫人对我进行面试,那时候她还非常年轻。时间大概是在1950年,年纪这么小的一个姑娘向自己发问,让我感觉有些奇特。不过,她一言一语都那么温文尔雅,表现出的成熟稳重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我来自爱尔兰,这一点自然让她感到很高兴,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是爱尔兰人后裔,她深爱自己的故国,小时候还曾经去过多次。人们热爱爱尔兰,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处在圆满婚姻中的人。我自己也有点儿类似这样的情形。爱尔兰几乎把我吞噬、毁灭,但我依然热爱她,至少在这个雾气弥漫的时刻,过去的岁月变得模糊混沌,不再像以往那样令人惊心动魄,我的爱尔兰身份带来的种种恐惧曾经久久地缠绕着我,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往的记忆。我尽可能多地向她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我记不清当时有没有提到塔格。我依稀记得说起过这段故事,她对塔格的命运惊愕不已,但事实上我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向她诉说一切。在我的脑海里,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她那张单纯、专注的面孔,还有当她得知一个年轻人在如此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谋杀时,脸上流露出的震惊和恐惧。关于乔,我没有原原本本地告诉她所有的细枝末节,我怎么能说出口?不过,我觉得她能猜得出来我有自己的难处。最让人大松一口气的是,我有个五岁大的孩子并没有成为她们雇用我的障碍。埃德那时候整天围着我的裙子转来转去,就像是女巫差遣使唤的小精灵。沃洛翰夫人的母亲经常夸赞他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在那儿干下去。为此,我非常感谢他。可是,但凡小孩子总会时不时惹下点儿麻烦,还好他闯的祸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埃德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把一个非常稀罕的伯利克陶器拿下来玩,结果毁坏得非常彻底,再也没能摆回架子上。那件陶器上面的图画是荒野中的一座爱尔兰城堡。还好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沃洛翰夫人的母亲说,如果再发生一次,就把他的一条腿拴在餐桌上,就像拴一条乡下的土狗,幸亏这个决心从来没有接受过考验。

我述说这一切是因为我想把自己的感激之心记录下来。感激占有一席之地,怜悯和哀悼也是同样。呜哇,呜哇,在维克罗郡,年老的哭丧人围着棺材号啕大哭。

杰拉德的美发厅开在主街上,平日里一贯忙忙碌碌,因为他们店里能做出一千种精心设计的发型。今天早上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正冲一个姑娘大声嚷着什么。沃洛翰夫人在门口停留片刻,我跟随在她身后。她转过身来会意地朝我看了一眼,好像是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们必须宽容他的个性,又像是在示意我,洞里到处都是狮子,可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进去。

另一个被训斥来训斥去的姑娘牵起我的手,领着我来到水池旁,好给我洗头。哎呀,我的头发稀稀拉拉,下水一洗看上去更是光秃秃的,惨不忍睹。所以我怎么也不会主动去理发。不过,那姑娘倒是很体贴,她在我乱蓬蓬、不堪入目的头发上围了条毛巾,如同岩石上垂挂的海草,然后带我来到杰拉德身边。

“布里太太。”杰拉德只招呼了一声,好像这个名字本身包含千言万语,不用再多说什么。可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暗示,我一概不知。他揭下毛巾,丢在地板上,动作娴熟敏捷,近乎残酷。他把我可怜巴巴的头发抓在手里,用手指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头皮都开始有点儿发疼了。沃洛翰夫人走过来站在他身后,没有看我本人,而是看着镜子里我的影像。

“布里太太想让你给她做个精神点儿的发型。”

“当然。”

“做个能让她高兴起来的发型。你觉得能办到吗?”

“没问题,”杰拉德一口应承,声调里却带有一丝意想不到的伤感,“没问题。”

“你觉得她是不是该染点儿颜色?”她说。

“噢,沃洛翰夫人,布里太太不让我给她的头发染颜色。我劝过她,可她说,您是怎么说的,布里太太?”

“我对白头发很满意。”

“您瞧。”

“好吧,我不会试图影响她什么。她有自己的主意。”

“我最欣赏的是你的骨骼,”杰拉德说,“你的骨骼外形很好,布里太太。我就是给你把头发全都剃掉,你看上去也很不错。”

“不过,”沃洛翰夫人用最沉稳的声调说,“还是别给她剃发。”

“眼下在曼哈顿很流行。”

“还是别这样。”

“当然。”杰拉德说。

他动手理发的时候,沃洛翰夫人一直待在我身边。她似乎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她不知不觉抬起手,搭在我的右肩上。她以这个姿势站了很长时间。她站在那儿有点儿碍事,但杰拉德只是设法绕过她给我修剪头发。谁知道她在想什么?我时常觉得她有很多事情可以思索,如果她愿意去想的话。如果她不把这些事情排斥在脑外的话。她对美食的偏爱大概就是一种努力,努力不让自己老是想那些坏事情。努力活下去。终于,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然后便拿开了自己的手。

她开车带我回家,我的头发修饰一新,或者说杰拉德已经尽力而为,已经把自己的手艺发挥到了极致。车里静默无声,因为沃洛翰夫人一言不发。我心想,我认识她已经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简直就是住在护墙板里的老鼠,可以把她这一生经历的所有故事娓娓道来,但也只是从一只老鼠的视角讲述这一切。她真实的恐惧和痛苦,不是我能切身体会的。但我确确实实目睹过她一次次战胜命运。

她刚刚开车带一个老太婆出门去理发。真是老啦,时间不饶人。我想,自己看上去一定可笑得很,而且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但不管怎么说还是鼓起了点儿精神,就像沃洛翰夫人早就想到的那样,总算有了点儿劲头儿吧。

数着念珠,一遍又一遍。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歌还是民谣,我记不清了。

虽然我可怜的脑瓜里如同一片混沌的泥沼,但有些事情仿佛历历在目,然而,如果非要我历数每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会让我一团慌乱。感谢上帝没有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只是坐在这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自己听,我的感觉大抵就是这样——陈年旧事被抓在记忆之手中把玩,就像家传的一串念珠上那一颗颗年深日久的珠子,一辈子的祈祷把它们磨出了光泽,祖祖辈辈传下去,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慢慢地,慢慢地,它们无疑会磨损、变小。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兴致大发,念诵起《玫瑰经》,于是,一连几个星期,每到吃下午茶的时候,我们便用纤弱的膝盖跪在地上。随后,这种热诚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一次次迸发出如此热烈的虔诚之心,连我们也不得不参与其中——我当然说不上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也许只是一个人生命中一个个普通的驿站罢了。

不是我的父亲,不是我的母亲,主啊,是我急切需要祈祷。

不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让我起码还能时常记起自己结婚那年。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会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不管他们后来是不是希望彻底忘却。但我是不得已记在心里的,因为就是在那一年,俄克拉何马连同其他地区发生了一起巨大的灾难。如果说这个国家是希望和痛苦的结合,这桩婚姻中的一方突然人间蒸发,神秘地失踪了。或者说,在一场大火中,希望被焚毁殆尽,而人们发现痛苦是不可摧毁的。

啊,我如此轻易就将卡西·布莱克的命运一笔带过。这么轻易,连我自己都始料不及。但我现在还是要写下这段故事。

用乔·金德曼的话来说,他“追”了我两年。我猜,他大概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也许是出于他母亲给他的一种奇特的言传身教。他并没有提起过自己的母亲,或者说,只是含糊其词地提起过,之后在另一个时间又会说些关于她的话,听来竟像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女人。

一天晚上,当我们漫步在贝洛家附近的公园里,浸润在盛夏时节各种美好的气息之中时,他给我讲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故事。公园大门早已关闭,看门人摇着铃,铃声尖锐刺耳,乔虽然是个警察,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先攀上栏杆,再把我拉上去有什么不妥。花园里,我们俩如同悄无声息的狐狸,在低矮的树枝下闲逛,经过漫长一天的烈日炙烤,空气开始变得凉爽起来,每一处绿色都发出深深的感叹,倾诉感恩之情,俄亥俄州的各种鸟儿在树篱和矮树丛之间轻快地飞来飞去,成群结队的夜蝇肆无忌惮地尾随在我们身后。月亮燃烧着一盏温柔的火焰。

“听我说,莉莉,我的曾外祖父当年住在俄亥俄州南部,在一个乐队里吹吹打打。我说的大概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儿,甚至更早。当时,他们在修建一条大隧道,足有一英里长,要建成一段运河,和俄亥俄运河连接起来。这条运河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幸福和繁荣。隧道开通的那个大喜日子,我的曾外祖父就被安排在本州第一条将要驶过隧道的船上,他的名字叫尤尔根·尼特伯姆。他和伙伴们奏起了高亢的乐曲,声音越来越响亮,长号、大鼓、双簧管,鼓乐喧天,老天爷做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隧道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了,轰隆一声掉下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伙计们拿着榔头、铁镐一类的玩意儿跳下去,拼命敲砸那块大石头。可是,尤尔根早就定下来当天下午要在前方的镇子里举行婚礼,也就是他当时居住的那个镇子。他是要和我的曾祖母海蒂完婚。把那块大石头砸碎,得花上好大一阵子工夫才行。最后,他大喊一声:‘伙计们,我快来不及了。’说罢便纵身跳进水里,一身行头还穿在身上,就不管不顾地一口气游到隧道的另一头,浑身湿淋淋地赶到教堂,跟他心爱的海蒂完成了结婚仪式。我真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子荷兰人的劲头儿——我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

空气一直在树丛间游动,就像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在侧耳倾听着,倾听着。

“尤尔根·尼特伯姆是个传奇人物,据人们说,他到了九十多岁,已经是个垂垂老者,还总喜欢走到一座运河桥上琢磨事情。那年,俄亥俄河暴涨的时候,他正站在桥上,第一股洪流一下子打中了他。洪水顺着运河河道倾泻而下,一路上冲毁了所有的闸门,所到之处,一切都毁于一旦,代顿陷入一场可怕的灾难,上万人在洪水中丧生。整座整座城市被洪水吞没。所以说,水最终还是追上了他。不过,也有人说,他远还没到垂暮之年,就因为偷马,被人绞死在得克萨斯州。随便你接受哪个说法吧。”

“这么说来,你的祖先是从俄亥俄州来的,稍微靠南一点儿?”我轻声问。

“不,我不这么认为。”

山茱萸的叶片轻薄如纸,一丛丛一簇簇聚拢在一起,在黑暗中飒飒作响,低声絮语着:美国,美国。

“这是个美妙的故事,一点一滴,一直到最后。”我说。

“你这么觉得?”

“是啊,”我说,“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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