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电车十分费力地沿丰杜克列耶夫斯基大街向上爬去，马达老是响个不停。到了影剧院门口，车停下了。一群青年从车上下来。接着，电车又继续往上爬行。

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快走吧，同志们！真的，我们迟到了。”

到了剧院门口，奥库涅夫才赶上他。

“你还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我和你也是这样来这里的。那个时候杜巴瓦带了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中间。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可是今天我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了。”

他们向入口处的检查人员出示了证件，走进大厅。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奥库涅夫说：

“是的，杜巴瓦事件又要在这个老地方重演了。”

会场上发出了嘘声，要他们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大会晚上的议程已经开始，站在讲台上的是个女同志。

“来得真巧，你快坐下，听听你的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推推奥库涅夫，低声说。

“……确实，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这场辩论，但是，参加辩论的青年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很高兴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是有目共睹。而且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说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做出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很激动，一绺头发掉在脸上，妨碍她说话。她使劲将头往后一甩。

“我们在会上听到来自各区的许多同志的发言，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为数不少。各区都特意给他们发了出席证，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在市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是说目前他们发言不多，那可不能怨我们。他们在支部会上，在区里都败得很惨，因此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现在他们很难再跑到这个台上来，重复他们昨天说的那一套了。”

突然，在会场的右角有人打断了塔莉亚的话，尖声喊道：

“我们还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过身去，对他说：

“好吧，杜巴瓦，你上台来说吧，让我们都听听。”她这样建议道。

杜巴瓦用阴沉的目光盯着她，神经质地撇着嘴唇。

“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他喊了一声，又想起了昨天在大家都熟悉他的索洛缅卡区里的惨败。

会场上发出一片不满的声音。潘克拉托夫忍耐不住了。他说：

“怎么，还想再一次来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是潘克拉托夫的声音，但连头也没回，只是咬紧了嘴唇，把头低了下去。

塔莉亚继续说：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我们一个很老的团干部，很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工人更熟悉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一起待在这儿已经有三个星期了。现在大学里学习正紧张，那么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呢？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哪一个区，他们没去发表过演说。不错，什科连科最近几天来开始醒悟了。是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呢？除了他们两人，我们这儿还有不少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前都在这里工作过，现在来这里是为了挑起党内的斗争。他们所在的党组织是不是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并不知道。大会期待托洛茨基分子上台发言，承认错误。”塔莉亚竭力启发他们承认错误，她仿佛不是在台上讲话，而是在和同志谈心。她说：

“大家都还记得，三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我们队伍里来了。当时，他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再从我们的手中掉落。’可是过了还不到三年，杜巴瓦已经又把党的旗帜扔掉了。是的，我公开这样说——他扔掉了。因为他说过：‘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言下之意是他和他的那些同伙——托洛茨基分子还要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

后排有人说：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专家。”

会场上响起了愤慨的喊声：

“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会场上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会议主持人不断地摇铃。

塔莉亚的讲话被嘈杂的人声盖没了，但很快大家又平静下来，她的话又可以听得见了：

“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的来信——他们都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使我们深受鼓舞。请允许我给大家读一段信。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的，这儿许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专区团委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从一叠信件中抽出一张信纸，很快地看了一下，开始读道：

日常工作已被丢在一边。四天以来，常委会的人都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昨天发生的事件使专区全体党员都极为愤慨。反对派在城内所有支部里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兵役局党支部发动进攻。专区计划部和教育部的党员也属于这个支部，总共有四十二名党员。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聚集到那里，并且在会上发表反党言论，那都是我们前所未闻的。兵役局有个党员竟然直截了当、公开宣称：“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反对派听到这种言论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柯察金就上台发言：“你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他们不让柯察金讲下去，敲椅子，高声喊叫。支部的党员对这种流氓行为很气愤，要求让柯察金把话讲完，但是他刚要说话，又是一阵捣乱。保尔对他们喊道：“这就是你们的民主，真是妙极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讲下去！”有几个人就抓住他，想把他从台上拖下来。结果竟然野蛮地动武了。保尔一面挣扎，一面继续往下讲，但有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边门，扔到外面的楼梯上。一个卑鄙的家伙把他的脸都打出血了。这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了会场。这个事件使许多人醒悟了……

塔莉亚说完，就走下讲台。

谢加尔担任党的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有两个月了。现在，他和托卡列夫并排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注意倾听市党代会代表们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全是目前还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年轻党员。

“这些年来他们成长得多快啊！”谢加尔想。

“反对派已经招架不住了，”他对托卡列夫说，“可是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现在激烈抨击托洛茨基分子的都是年轻人。”

这时图夫塔跳上了台。会场里的人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身对着主席团，想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上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称我为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来嘲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一下子就把这些话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过了他的声音。图夫塔生气地面对主席团，用手指指会场。

“无论你们如何嘲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好几次提到过这一点。”

会场上立刻静下来了。

“列宁怎么写的？”有人问道。

图夫塔活跃起来了。

“准备十月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下过指示，要把那些最坚决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把武器发给他们，并且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要不要我把这一段读给你们听听？我把原话都抄下来了，写在卡片上。”图夫塔说着就要去开他的皮包。

“这个我们知道！”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写的？”

“还有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人和老近卫军对立起来的？”

图夫塔无法回答，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刚才拉古京娜读了尤列涅娃的信。讨论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我们可不能对此负责。”

坐在什科连科旁边的茨韦塔耶夫非常气愤地低声说：

“硬让一个傻瓜去祷告上帝，那他会连头都磕破的，太过火了。”

什科连科也低声回答说：

“是呵，这个笨蛋会把事情全给弄糟的。”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非常刺耳，他继续说道：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我们就有权组织少数派！”

大厅里又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图夫塔的话被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所淹没。

“你讲什么？又来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俄国共产党可不是议会！”

“他们是为那帮人在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图夫塔仿佛在泅水似的挥动双手，激动而急促地说：

“是的，应当有组织党派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怎么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呢？怎么能同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进行斗争呢？”

会场上的吵嚷声越来越厉害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大家静了下来。图夫塔也意识到他的话说过头了。也许这些话现在还不该说。他的脑子陡然一转，前言不对后语地说了下面几句话，想赶紧收场。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往哪个角落里一塞。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嘛。我就是从省团委里被排挤出来的。这没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会见分晓的。”说完，他就从台上跳下来，走下主席台。

杜巴瓦接到茨韦塔耶夫的一个纸条：

“德米特里，你马上去发言。当然，这已挽回不了局面，显然我们的败局已定。但是必须把图夫塔的话纠正过来。他简直是个蠢货，信口开河，乱说一通。”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许可。

他走上主席台，会场上一片寂静，精神专注。在演说之前常有的这种沉寂却使杜巴瓦感觉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和冷淡。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在各个支部会上发言时慷慨激昂的劲头，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他仿佛是一堆被水浇过的篝火，冒着呛人的黑烟——这黑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坚决反击刺伤的、病态的自尊心，也是死不认错的顽固态度在作怪。他决心硬着头皮一干到底！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做法只会使他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发言时压低了声音，但很清楚：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也不要中间插话。我想完整地阐明我们的观点，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口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在他结束讲话之后，会场上仿佛爆炸了一枚手榴弹，叫喊声像飓风似的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呼喊如同皮鞭般抽打着他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够了！不许造谣诽谤！”

在一片嘲笑声中，杜巴瓦走下台来，这笑声使他感到绝望。如果大家义愤填膺，大呼小叫，他倒会感到满意。可是，现在人们在嘲笑他，就像嘲笑一个唱腔走调、表演砸了锅的演员。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大会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放弃发言。”

从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那低沉的声音：

“我要发言。”

一听到他的声音，杜巴瓦就猜出了潘克拉托夫现在的心情了。这个码头工人在受到严重侮辱的时候，就用这种声调说话。杜巴瓦神情忧郁地目送这高大而略微有点驼背的人快步走上台去，心中感到压抑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了昨天他在索洛缅卡同老朋友们见面的情景，同志们都诚挚地与他谈心，劝他脱离反对派。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家聚集在托卡列夫那儿，在场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拉古京娜、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杜巴瓦对这种力求恢复统一的做法无动于衷，始终一声不吭。在谈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当时什科连科留下来了，现在他又放弃发言。“软弱的知识分子！他们肯定把他拉过去了。”杜巴瓦气忿地想。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和扎尔基之间多年的友谊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党委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他就不再和扎尔基说话。好几次，他看到扎尔基到他家里来找安娜。安娜·博尔哈德一年前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各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安娜不同意他的观点，夫妻之间关系紧张，而且越来越恶化。但是杜巴瓦认为，扎尔基开始成为安娜的常客，也是他们夫妻关系日益恶化的原因之一。这里并无嫉妒之意，他恼火的是他和扎尔基已经断绝往来，安娜却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他把这一点和安娜说了，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了。他这次到这儿来，事先都没有告诉安娜。

潘克拉托夫把他的思绪给打断了，因为他已开始讲话：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特别清楚响亮。他走上主席台，站在舞台的最前面。“同志们：我们听反对派发言已有九天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我们共同斗争中的同志和朋友了。他们的话里充满敌意，十分嚣张、恶毒，而且带有诽谤。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言论！他们想把我们布尔什维克描绘成党内专制的拥护者，背叛本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诽谤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些锤炼和培育了俄国共产党、在沙皇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与国际上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人。他们妄想把这些人描绘成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不是敌人，谁能说出这种话呢？难道党和党的机构不是一个整体吗？你们说，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要是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包围了，这时有人竟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那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又比方说，假如我今天是个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我还可以被认为是个‘正派人’，但是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成了一个‘官僚’和‘机关老爷’了？！反对派高喊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民主，可是他们中间就有这样一些人，比如不久前因为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被解职的图夫塔，以他的那种‘民主’而闻名于索洛缅卡的茨韦塔耶夫，还有那个曾经因为在波多尔区搞强迫命令、高压政策而被省委三次解除职务的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们，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那些受过党纪处分的人现在都纠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事实。至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货色，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吧！现在必须让青年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反复无常，经常从这一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的种种行径。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人的思想更加坚定。在这场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都在经受锻炼。反对派中一些歇斯底里、张皇失措的人预言，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彻底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前辈，像托卡列夫那样的同志都送到机器旁边去干活，而让像杜巴瓦这类将反党活动看做是英雄行为的完全失灵的晴雨表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老一辈是要有人接班的，然而决不能让那些一有困难就疯狂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来接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党的团结。青、老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二天，在图夫塔家里聚集了大约十个人。杜巴瓦说：

“我和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我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你们千万不要散掉，我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很明显，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一定会谴责我们，但是我认为，暂时还不会镇压我们。多数派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对我们进行考验。现在如果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后，就会被开除出党，这不符合我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杜巴瓦站起来，打算走了。

瘦瘦的、嘴唇薄薄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了。

“德米特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卷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是不是大会的决议我们不一定要服从呢？”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