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必须服从，否则会把你的党证收掉的。我们要看看风向如何。现在散会吧。”

图夫塔不安地在椅子里动了一下。什科连科脸色阴沉、苍白，由于失眠眼圈发青。他坐在窗户旁边啃着指甲。茨韦塔耶夫刚刚说完，他就停止了那种痛苦的动作，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我反对这类阳奉阴违的做法，”他突然气忿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应当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表示赞同地看了看他，小声地说：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杜巴瓦凝视着什科连科，故意用讥讽的口吻说：

“悉听尊便，没人对你阻三拦四。你还有机会到省代表大会上去认罪嘛。”

什科连科气得跳了起来：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话！老实说，你这些话让人很反感，不得不重新考虑我过去的立场。”

杜巴瓦朝他挥了挥手，说：

“你也只有这条路了。快去认罪吧，现在还不迟。”

接着，杜巴瓦同图夫塔和其他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很快也离开了。

一九二四年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来到了。一月份，严寒袭击大地，到处冰封雪冻，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连绵不断。

西南的铁路线都被大雪封埋。人们同这残暴的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除雪机的铁犁头钻进小山般的雪堆里，为火车开道。严寒和暴风雨破坏了表层结冰的电报线，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电报线还畅通无阻。

在舍佩托夫卡第一火车站的报务室里，三台“莫尔斯”电报机不停地发出哒哒的响声，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人才能明白它说的内容。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她们收发的电报纸条的总长度还不到两万米，而另一个老报务员的工作总量却已超过二十万米了。他不用像她们那样，皱着眉头去读那些纸条，拼那些难懂的字母和句子。他仔细听着电报机的哒哒声就能直接把电文译出来，逐字逐句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报务员一面记录，一面想：“大概又是一个要求与风雪作斗争的通令。”窗外狂风呼啸，掀起团团白雪，扑打到玻璃窗上。报务员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过头去，不禁欣赏起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了。那些图案精巧别致，有枝有叶，如此精美的版画，是世上任何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来的。

他只顾欣赏美丽的景致，没有细听电报机的响声，因而当他的目光从窗户上收回以后，他急忙拿起纸条译着漏掉的那段电文：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报务员急忙记录下来，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

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发过多少喜讯和噩耗，他总是最先获悉别人的悲哀和幸福。他对那些简略而不完整的句子早已不去多加思索，只是仔细地听着，机械地记录下来，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内容。

现在又有人死了，必须通知某人，如此而已。报务员忘记了这封电文的开头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老报务员把它逐个译成字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有点儿疲劳了。某个地方有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今天他要给某个人记下这个悲痛的消息，他会因绝望和悲伤而放声痛哭。但是，这与报务员毫不相干，报务员只是局外的旁观者。收报机继续响着：几个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个点，又是一划。他从那些熟悉的哒哒声中已经知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Л”，于是把它记在电报纸上。在这之后又写了第二个字母“e”，然后，他工整地写了个“h”，又把h这个字母中间的一小横描了两次。h后面又添上了字母“И”，最后一个字母很容易就写出来了，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一个停顿符号。报务员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他刚抄录的那个词——“ЛehИh（列宁）”。

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但是，老报务员又想起了他刚才瞥到的那个熟悉的姓名。他又看了一遍最后这个词：“列宁”。怎么？是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点，看了一遍电报的全文。老报务员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在三十二年的报务员生涯中，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记录的东西。

他反复看了三次，但仍然还是那句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老报务员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螺线形的纸条儿，全神贯注地又看了一遍。两厘米长的小纸条证实了这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消息。他脸色煞白，转过头来，对着两个女同事惊恐地叫道：

“列宁去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悄悄地溜出了电报房，飓风般迅速闯进车站，冲到暴风雪中，在铁道线、道岔口盘旋，然后随着一阵刺骨的冷风，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

机车库里一号修理地沟上面停着一辆机车，抢修队正在修理。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他那辆机车下面，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看。扎哈尔·布鲁兹扎克同阿尔青正把弯曲的炉条锤直。布鲁兹扎克钳住炉条，放在砧子上，阿尔青一锤一锤地打着。

近年来，布鲁兹扎克老了不少，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背也驼了，那双深深陷下去的眼睛里总是显出忧伤的神情。

突然，有个人影从半开的门里闪了进来。但是，天色已晚，光线较暗，看不清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盖住了来人的第一声呼喊。他奔到在机车周围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青举着抡起的铁锤，没有敲下去。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铁锤慢慢地从阿尔青肩上滑下，他轻轻把铁锤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青的手像钳子似的一把抓住报信者的皮外套。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报信人满身是雪，喘着粗气，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这次他没有高声喊叫，阿尔青才听清楚已成事实的噩耗。他仔细看看来人：原来是党的书记。

人们从地沟里爬上来，默默地听着这位世界闻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不禁哆嗦了一下。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立刻响应，也吼叫了起来，接着又是第三台……在这些机车强劲有力、但又充满了不安的呼唤声中又加上了发电厂又响又尖的汽笛声，仿佛榴霰弹在飞啸。一列客车正要离站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c型机车上响起了清脆嘹亮的钟声，盖过了其他的音响。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上，波兰司机知道了这些汽笛声的由来之后，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举起手来，拉下了铁链，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出人意料的汽笛声倒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火车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他再也不能开这辆机车了。但是，他的手仍然拉住小铁链不放。机车的怒吼声使那些坐在软席包厢里的波兰外交信使和外交人员惊恐万状，坐立不安。

机车库里挤满了人。他们从各个门里拥进来。当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挤得水泄不通时，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去世了。我们党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全党同敌人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的人去世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子弟加入我们的队伍……”

哀乐声响了，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从未流过泪的阿尔青也感到喉咙哽咽，他那宽厚的肩膀颤动起来。

铁路员工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承受不住那么多人的挤压了。外面天寒地冻，门口两棵枞树被雪覆盖着，上面还结着细长的冰柱。但是，大厅里又闷又热，荷兰式壁炉烧得正旺，六百个人聚在这儿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通常的喧嚷声和谈话声，巨大的悲痛使大家的嗓音暗哑，谈话的声音很轻。几百双眼睛里都流露出悲哀和不安的神情。仿佛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失去了富有经验的领航员的船员，他们的领航员给狂风巨浪卷入大海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走上主席台，各自轻轻坐下。矮胖的西罗坚科慢慢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把它放在桌上了。这就行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沉寂渐渐笼罩了整个大厅。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站了起来，讲了一件事情。虽然在通常的追悼会上不会有这样的议程，但谁也没有感到惊奇。他说：

“有一些工人请求大会审议他们的入党申请，在申请书上签名的共三十七人。”接着，他就宣读了那份申请书：

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体同志：

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的会议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这简短的几句话之后是两行签名。

西罗坚科开始念这些名字，每念一个都停顿几秒钟，让参加大会的人记住那些熟悉的姓名。

波利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西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会场上发出一片赞成的声音。

柯察金，阿尔青·安德烈耶维奇，钳工，工龄十七年。

布鲁兹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渐渐响起嘈杂声。台上仍在宣读申请人的姓名，他们都是长年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中的骨干。

当第一个在申请书上签名的人走上讲台时，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的经历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工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到老了，还是个叫花子，两腿一蹬了事。唉，说实在的，刚刚闹革命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又有家庭拖累，对入党这件事儿没大在意。虽然，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五年我在华沙车辆厂做工的时候，当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干过。那时我还年轻，说干就干。过去的事儿不再提啦！伊里奇死了，我伤心透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再也不能说我岁数大这类话了！……让会说话的人来讲吧，我不会说话。我只想做一点保证：我跟定布尔什维克了，决不动摇。”

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灰白眉毛下面的那双眼睛坚定地，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仿佛等待着大家的裁决。

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吸收这个白发矮个子老人入党。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他们也没有任何异议。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台时，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

会场上每个人都明白，正在进行的事情不同平常。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青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他那双大手该往哪儿放，老是揉那顶有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毛的羊皮短外套敞开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扣得整整齐齐，显得非常整洁，好像在过节一般。阿尔青将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妇女的面容，这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她坐在缝纫厂来的工人中间。她向他谅解地笑了笑，笑容里包含着鼓励，嘴角上还有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阿尔青，说说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青感到不知从何说起，他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他只感到，无法将他一生的经历统统讲述出来，很难组成连贯的词句，心情又很激动，发言就更受影响了。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道路已面临急剧的转折。以往的生活既艰辛又落后，现在他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的生活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青开始说。

会场里静静的，六百个人注意倾听着这个技工师傅的讲话。他身材高大，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一双眼睛隐藏在乌黑的浓眉下面。

“我母亲在阔佬家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住在一起。养活那么多张嘴，她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得从清早累到深夜。我算走运，在初级小学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干了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尔斯特尔。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年龄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支派我给他们干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又差我去拉煤，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常常无缘无故就踢人，就这么个德性。只要有一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男人常常喝醉，她对所有的人都有气。有时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厂里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放熔铁炉的那个地方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就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母亲那里去。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打我。我又逃跑了，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了我，我在那里洗肠子，大约有一年半还多一点，过着猪狗似的生活。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这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工钱，就逃之夭夭。这样我才跳出了这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多谢那里的一个铁路工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我说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外甥，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来这里干活，到现在已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一段，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青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对他来说也是最沉重的事情，应当讲一下，不能等有人问了才说。于是，他紧紧地皱起了浓眉，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以前就是没认清这一点。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一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争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了黑海，又回到家里来了。接着成了家，有了孩子……一下子陷到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去世了，党发出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在一个大家庭里，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们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党啊，不是这样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朴素而又极其诚挚的讲话，并为刚才那种不同平常的措词感到不好意思。现在，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他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

“也许，有人还想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寂静说。

座位上的人微微活动起来，但是大厅里没有人立刻答话。一个下了机车直接来开会的司炉工浑身黑得像只甲虫，干脆地喊道：

“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我们不了解他吗？让他通过就得了！”

矮矮壮壮的锻工吉利亚卡，由于闷热和紧张，满脸通红，他用因伤风变得沙哑的声音说：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在后排共青团员集中坐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光线比较暗，看不清是谁。他问道：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去种地？农业劳动会不会使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变得淡漠呢？”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轻的不大赞成的议论声。有人表示反对说：

“说得简单明白些！别在这儿卖弄……”

但是阿尔青已经在回答了，他说：

“没什么，同志。这个小伙子说得对，我在种田，这是事实，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一个工人的良心。从今天起，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里更牢靠点，否则这块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

阿尔青看到许许多多的手都举起来了，他的心又一次颤动了。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起了胸，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布鲁兹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人。他不爱说话，以前是波利托夫斯基的助手，现在早当上司机了。他讲了自己艰难的一生，发言快结束时，又谈了最近的情况。他的声音很低，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牺牲了，可这不是为了让我坐在房子后面伤心发呆。他们牺牲以后，我还没有做什么。可领袖的去世擦亮了我的眼睛。过去的事情，你们别问我了。我打今天起，重新开始生活。”

布鲁兹扎克想起了往事，心绪不宁，愁眉不展。会上谁也没有提出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这时他的眼睛又现出光彩，那已有白发的头又抬了起来。

讨论接受新党员的会议一直继续到深夜。只有大家都了解的、经过实践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人才被吸收入党。

列宁的去世使几十万工人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没有涣散。一棵繁茂的根须深深扎入土中的大树，如果只折断了树梢，是不会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