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竖在那里，沉默地互怀敌意，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牢牢钉着一只独头老鹰。这只嗜食尸肉的独头猛禽双翅舒展，仿佛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漆有黑白条纹的界标；钩形的鹰嘴已经伸出，眼睛盯着对面的铁牌，虎视眈眈。对面六步之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粗大的橡木圆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两根柱子竖在平整的地面上，但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冒生命危险，想要跨越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绵延数千公里，向极北地区伸展，直趋北冰洋。从那根钉着老鹰的柱子开始就是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在密林深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小镇距国境线有十公里。国界那边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从斯拉武特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排成一长条的国境界标，越过冰雪覆盖的田野，穿过林间通道，跌进幽深的峡谷，又缓缓地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白雪皑皑的异国平原。
天寒地冻。冰雪在毡靴下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威武的盔形帽，从铸有镰刀、锤子的界标开始，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的防地内来回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军大衣，佩戴着绿色的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大衣外面，又披着一件宽大的高领羊皮外套。他的头包在呢军帽里暖暖和和的。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风天雪地之中，披着它，就不会感到寒冷。他的肩上背着步枪，在边境线上来回走动，津津有味地抽着马合烟，羊皮外套的下摆不时刮着地上的积雪。在这片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线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遥遥相望，彼此都能看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相互间的距离是一至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的巡逻线迎面朝红军战士走来。他穿了双粗制的士兵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制的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可是这些老鹰并不能使士兵暖和一些。寒气凛冽刺骨，他搓着冻得麻木了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跟踢着另一只脚跟。他的一双手，只戴着薄薄的手套，也早已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站住，寒气立刻就会冻僵他的关节，因此他一刻不停地走着，有时还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线相遇了。波兰哨兵转过身来，沿着他那边的国境线与红军哨兵平排走着。
边界上禁止交谈。但是，周围荒无人烟，一公里之外才有人影，有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波兰哨兵想要抽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可风儿好像有意跟他过不去，把苏维埃边境上红军战士抽的马合烟的诱人香味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僵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一下——有时候骑兵班长或是中尉会带领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岗后面出现，到边界上来检查岗哨的。但这时周围空无一人，只有白雪在阳光下发亮，令人目眩。天空中，一片雪花儿也没有。
“同志，借用一下火柴。”他首先违反了神圣的公法。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制造的连射步枪背到肩上，费力地用冻僵的手指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卷烟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可是边防军条令明文禁止战士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再加他也不完全明白那士兵说的波兰话，因此，他继续走他的路，穿着暖和而柔软的毡靴的一双脚用力地踩在吱咯发响的雪地上。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根烟，丢一盒火柴给我吧！”这次波兰哨兵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看着他旁边的这个人。“看样子，寒气已钻进了‘波兰先生’的肝脏里去了。尽管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但他的日子也真够呛的。这么个大冷天，赶他出来放哨，只穿了一件又破又薄的军大衣，瞧他老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要是再没烟抽，可真要不行了。”于是，他连头也不回，就把一盒火柴扔过去了。波兰士兵急忙用手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几根，却总是弄断，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他又把那盒火柴用同样的方法扔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国际法，他说：
“火柴你留着吧，我这儿还有。”
但是从国界那边传来了这样的答话：
“不，谢谢！我要是留下这盒火柴，就得坐两年牢房。”
红军战士看看这个盒子：上面印了一架飞机，飞机头上画了一只有力的拳头代替螺旋桨，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的，确实如此，这东西给他是不合适。”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并排巡逻。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孤寂了。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平稳、轻快地小步跑着。那匹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已结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色水汽渐渐消失在空气之中。营长骑的那匹花马跨着优美的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子，玩弄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身上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他们的袖口上都有三个标志军衔的红方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个边防军人，他指挥的那个营就分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的各个哨位上，他是这儿的“主人”。他的同伴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军训营的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地上的积雪又松、又软，既没有马蹄印，也没有人的足迹。那两个骑马的人已经走出了小树林区，开始在旷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又是两根界标。
“吁！”
加夫里洛夫紧紧地勒住了缰绳，柯察金也拨转马头，想知道他为什么停下。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仔细察看雪地上一连串奇怪的痕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从这儿过去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来绕去，弄乱了它的足迹。很难辨别，脚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营长停下来察看的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而是两步以外的另一些足迹。足迹上面已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有人从这儿走过。这个人并没有故意弄乱他的脚印，径直朝树林里走去。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来的。营长驱马往前，循着脚印——一直走到巡逻线上。在波兰境内十步之外的地方，脚印还清晰可见。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哝着说，“又是在三排的防区里出的漏洞，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只字没提。这些鬼东西！”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威严地挂在嘴唇上。他的胡子本来有些花白，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就变成银白色了。
有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枪上的法国刺刀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马感到主人的小腿紧夹了一下，就跑了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就到了那两个巡逻人的跟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皮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你们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伸手给哨兵，他几乎不用弯腰，因为红军战士的个子很高。哨兵赶紧脱下手套。营长和他互相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像好朋友似的向一个普通士兵问好。一瞬间，他仿佛觉得是他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问好，出于这个荒唐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我刚刚接岗，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你看见了没有？”
“没有，还没有看见。”
“昨天夜里二点到六点是谁在放哨？”
“是苏里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提高警惕！”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警告红军战士说：
“少跟这些波兰兵并排走！”
当两匹马已经沿着由边界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小步奔跑时，营长告诉保尔：
“边界上必须目光敏锐，稍有大意，就会后悔莫及。干我们这行，日夜都不能放松。白天偷越边界不容易，但到夜里就得把耳朵竖起来，十分警惕。您想想看，柯察金同志，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特别困难。不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么节日，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跨越国界聚在一起。越界太容易了——边界两旁的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步，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难免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个老太婆偷运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的茅香露酒什么的。不过，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们资本雄厚。你知道那些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店：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当然，这些商店绝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的农民开的。”
柯察金很有兴趣地听营长讲这些情况。边境上的生活就像是从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告诉我，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嘛！……”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过去曾经划为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东一处，西一家。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中心地带开了二十来家小铺子。广场上很脏，到处是马粪。小镇周围是农民的房子。在犹太人居住区的中心，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这座建筑物年久失修，一副衰败凄凉的样子。每逢星期六，虽然还不至于无人问津，但它的光景已今非昔比了。教堂里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起来，一九一七年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就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青年人现在对祭司已缺少起码的尊敬了。诚然，老人们还没有“开戒”，但是许多小孩子已经吃起冒犯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想想都让人恶心！一只猪正使劲用嘴在粪堆里拱着寻找吃食，祭司博鲁赫一气之下，上前踢了它一脚。是的，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他祭司对这点可不满意。鬼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些共产党员，折腾个没完，不痛快的事儿一天多于一天。昨天他看见神父宅子的大门上挂了块新的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委员会”。
挂上这块牌子决不会有好事的。祭司边走，边暗暗思忖，一直走到教堂门口，才突然发现门上贴了一张不大的布告，上面写着：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作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了下来。
“瞧，可真的干起来了！”
镇上的小教堂两面都紧靠着神父住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一股霉味，显得冷清落寞。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住在这儿，他们和这所老房子一样老朽，空虚无聊，而且彼此早就嫌恶了。新主人一搬进来，空虚寂寞的气氛一扫而光。那间大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有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天天都挤满了人。神父的宅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办公的地方。一进前门向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柯察金每天都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现在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之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从他们在安娜家举行晚会以来，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总觉得这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柯察金把一大堆文件放在一边，身子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他刚走不久。现在只剩保尔一个人了。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妙的霜花。桌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屋里炉火熊熊，烧得正旺。柯察金回想起不久前的种种事情。去年八月，工厂团组织派他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队伍由一个车站转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由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的天下，破坏和掠夺的痕迹到处可见。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用石头砌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被炸漏的水槽。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苦活，但他在这儿也亲手用扳手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
深秋时分，他们才回到工厂。厂里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个同志归来……
现在人们又经常可以在安娜那儿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了，有时还可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油污的伙伴们又可以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昔日的各种斗争故事了。他还给他们讲富有反抗精神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还讲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安娜家里又聚集了许多青年人，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他几乎从小就开始吸烟，可那天他突然斩钉截铁地宣布：
“我再不吸烟了。”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抽烟就是个例子。大家各抒己见。保尔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塔莉亚硬把他也卷了进去，非要他发表意见不可。他就说了他的想法：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能受习惯支配。否则，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起来了：
“话说得挺响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景，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什么好处？知道的。那么应当戒掉——可又做不到。不久前，他还在小组里‘宣传文明’呢。”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变了一种语气，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让他回答，他是不是还在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很少骂娘了，但一骂起来就非常厉害。’传道容易，当圣徒可难哪！”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那种尖刻的语气使大家都很不愉快。保尔没有立刻答话。他慢慢地从口袋内取出烟卷，把它揉得粉碎，然后轻轻地说：
“我再不吸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做既是为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这骂人的毛病我也一定要彻底改掉的。”
入冬之前，从上游流放下来很多木排，把河道都快堵塞了。秋汛时，河水泛滥，把木排冲散，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宝贵的木材。
柯察金已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仍然去参加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他血液中处于半睡状态的敌人——保尔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里折腾了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偏见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忿地拒绝接受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老人家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卷在一起的两张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地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走路已经可以不用手杖了。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绝望又变成了希望。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在主管军训的部队里担任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给了他一个任务：负责把分散在新区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共青团组织。看，生活多么曲折多变啊！
外面很热。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在路的那边，执委会办公室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窗外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敏捷地觅食。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淡淡的绿色，毛茸茸的，娇嫩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紧急电报，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插在松软美丽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别列兹多夫区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干部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魁梧强壮，不苟言笑，有时甚至过于严厉，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他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而锐利，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色马裤，“见过世面”的佛朗奇式的灰军服，左胸口袋上挂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里干着切、削钢铁的活儿。
一个秋天的夜里，他这个一直只是制造武器的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从此就卷入了革命的风暴之中。为了革命和党的需要，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平静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报告。可是，眼前这份电报仿佛又使他回到了战场。电文十分简短，上面写着：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现发现波兰多次派遣大批匪徒越境，可能骚扰边区。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贵重物品可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利西岑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这时，柯察金出现在台阶上。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你坐下，我们谈一谈。”他握了握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个小时，利西岑没有再接见第二个人。
保尔从他办公室里出来时，天已晌午。利西岑的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叫她阿妞特卡，她是个怕羞的女孩，严肃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她总是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次她也是用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握手，一面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早就在等他吃午饭了。”妞拉说。
“去吧，阿妞特卡，他一个人在那儿。”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壮马的大车已经赶到区执委会来了。车上的人低声交谈着。从财务科里搬出几只密封的口袋，装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响起了车轮在公路上滚动的声音。柯察金带领一支队伍护送这些大车。到专区有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要穿过森林。他们安全到达，把贵重物品都存放到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内。几天以后，有一名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惊讶地注视着这骑在马上的人和累得满身大汗的马。
在执委员会门口，骑兵咚地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踏着笨重的靴子，咚咚几响，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从他手中接过信件，把它拆开，在信封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根本不让马有喘息的机会，立即又跳上马鞍，沿原路疾驰而去。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但是，当地居民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这里，三个小商人中必有两个搞点走私活动，这种行当使他们有能够预测危险临头的本能。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匆匆朝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柯察金。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总是随身带着武器。但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也束上了武装带，别上了左轮手枪——事情可就不妙了。
几分钟以后，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快步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去。其余的党团员也都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平顶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那支驳壳枪，骑马飞驰而过。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于是，大广场和小巷子全都变得死一般地沉寂，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转眼间，小铺子全都挂上了中世纪式的大锁，护窗板也关上了。只有那些不知害怕的母鸡和热得浑身无力的猪，还在粪堆上使劲寻找吃的东西。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了瞭望哨。前面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那份报告字数不多：
昨夜百余骑匪携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布齐强行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潜入斯拉武特林区后失踪。本日将有百名红军哥萨克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切勿误会。特告。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通往小镇的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后面一公里处，有一队骑兵在行进。柯察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这个骑兵行动十分小心，但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骑兵团的一个年轻战士，干侦察工作他还是个新手。突然，有人从园子里跳出来，冲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了。当他看到这些人的上衣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时，就难为情地笑了。简短交谈了几句，他就拨转马头向正在快步行进的马队奔去。岗哨给红军哥萨克放行之后，重又埋伏在花园里。
令人忐忑不安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报告说，匪徒大规模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部队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撤出边界，向境外逃窜。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不多，全区只有十九人。他们紧张地投入全区苏维埃的建设工作。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新区，白手起家，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由于靠近国境线，大家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性。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共青团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使得利西岑、特罗菲莫夫、柯察金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经常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尔跳下马背，就坐到办公桌旁边；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还要上俱乐部、去学校，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跳上马，腰间别着驳壳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注意监听偷越国境搞走私活动的马车辘辘的车轮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柯察金、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长着一双小眼睛，现在担任妇女部长；任卡·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但“少年老成”，喜欢离奇曲折的惊险故事，非常熟悉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的作品。拉兹瓦利欣曾经在区党委当过事务长。四个月之前才加入共青团，但他在团员中间俨然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因为没人可派，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专区党委决定派拉兹瓦利欣来别列兹多夫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时间已快到中午了，酷热的暑气渗透到每一个最隐蔽的角落，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连狗也爬到谷仓檐下，热得浑身无力，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打盹。似乎所有的动物都已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钻到井边的小水洼里，舒服地躺在污泥里直哼哼。
柯察金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跳上了马。女教师拉基京娜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直了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开始上第一课。”
马儿感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这时柯察金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喊叫。只有村里失火时，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他用力拉了一下辔子，急速回过马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农妇气喘吁吁地从村外奔来。拉基京娜走到街中间，把她拦住了。附近各家也都有人开门出来，大多是老头老太，年轻力壮的人全在地里。
“哎呀！乡亲们呵，那边出大事啦！真吓人哪，这可怎么办呀！”
柯察金骑马走到他们跟前，这时，人们已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围住了农妇，拉着她白衬衣的袖子，纷纷惊慌地向她提出问题，但是她语无伦次，大家一点也听不明白。她只是不断地嚷着：“杀人啦！他们用刀在拼啦！”这时，一个胡子蓬松的老头，一面用手提着他的粗布裤子，一面笨拙地跳着跑过来，责骂那个年轻妇女说：
“别喊了，像个疯婆子似的！说呀，哪儿打架啦？为的什么事？别乱叫了。呸，真见鬼！”
“我们村的人跟波杜布齐的人……在打架……为了地界。波杜布齐的人把我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女人们在街上嚎啕大哭，老人们愤怒地大声叫喊。这消息像警钟似地，很快传遍整个村庄，钻进家家户户：“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用镰刀砍我们的人啦！”于是，所有能走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拿着叉子、斧头、或者从栅栏上拔根木棍充当武器，然后朝村外那个正在血战的地方跑去。这两个村子为地界纠纷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对马狠踢一脚，马立刻飞跑起来。保尔喊叫着催马快行，那马飞也似地跑得更欢，赶过了奔跑的人群。它的耳朵竖了起来，四脚奔腾，越跑越快。小山上有一座风车，风翼向四面张开，仿佛要挡住保尔的去路。风车右边，小山下面的河边上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不平的麦田。风从成熟了的裸麦上掠过，仿佛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它。路旁的罂粟花开得红艳艳的。这里静悄悄的，但热得令人难受。只是从远处，从山丘下面，从那条如同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河流那儿，传来了人们的叫喊声。
马疯狂地飞下斜坡，向草地奔去。“要是马蹄被东西绊住，它和我都得完蛋。”保尔脑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是要想勒住马已不可能，他只好紧紧贴住马的脖子。风在他的耳边呼呼直吹。
马像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愤怒得失去理性的人像野兽似的正在厮杀。有几个人已经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了。
马的前胸把一个大胡子撞倒在地。当时，他拿着一截镰刀柄正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青年。旁边一个长得很结实的黝黑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正用笨重的靴子使劲地踹他，想把他置于死地。
柯察金飞马冲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驱散开来。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又猛地横冲直撞，再次策马朝野兽般的人群冲去。他感觉到，只有用这同样野蛮而可怕的方法才能驱散这群打红了眼的人。他怒气冲冲地大声吼叫：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散开！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他从皮套子里拔出驳壳枪，朝一个气势汹汹的人脸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枪。有些人丢掉镰刀，转身就逃。保尔就这样骑在马上，大声怒吼着，在草地上来回奔跑，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急忙四散逃跑，离开草地，为了逃避责任，也为了躲避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凶神恶煞和他手中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地方法院派人到波杜布齐来了。人民审判员传讯了证人，绞尽脑汁，调查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没能查出肇事者。幸好这场械斗中没有死人，受伤者也都痊愈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长时间地、想方设法向那些皱着眉头站在他面前的农民说明，他们聚众械斗是野蛮的、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问题全出在地界上。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就是为了这些地界我们年年都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以后，专门成立的丈量队走遍了草场，在双方有争执的地界处钉上了木桩。一个年老的丈量员，由于天热，加之走了很多路，累得满身是汗。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柯察金说：
“丈量土地，我干了有三十个年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那条划分草地的界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歪来歪去，就是醉鬼走起路来也比它要直一些。再说那些耕地吧，一块地只有三步宽，相互交叉，插来插去，要想把它们分清楚，真要把人给急疯的。可是一年又一年地还在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分家了，这块地就得一分为二。我向您保证，再过二十年，田地就全都变成地界，庄稼都没处可种了。要知道，就是目前已经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地界占了。”
柯察金微微一笑，说：
“丈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我们连一条地界也不会有了。”
老头宽容地看了看对方，说：
“您这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吧？可是您知道，这是在遥远的将来。”
“那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呵，原来您说的是农庄呀！”
“是的。”
“我去过布达诺夫卡……但这毕竟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继续丈量土地。两个青年人在钉木桩。干草地的两边都站着农民，他们瞪大眼睛监视着，要让木桩准确地钉在原来的地界上，那条地界现在勉强可以看出来，有的地方只剩下稀稀拉拉露在草上的几根烂木头了。
马车夫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他用鞭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车上的人说：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共青团在我们这儿也搞起来了。以前可没有。可以说，这一切全是那个叫拉基京娜的女教师搞起来的。你们说不定也认识她吧！这女人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都煽动起来，组织到一起，搞了不少名堂，结果闹得鸡犬不宁。要是你在气头上给老婆一个嘴巴，这是难免的，老婆不揍还能行呵。要在以前，她只好揉揉脸，不敢吭气；可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就吵个没完。甚至还把人民法庭都抬出来。那些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什么法律条文。就拿我的老伴甘卡来说吧，她一向是个安安静静，不爱说话的女人，可现在也当起代表来了，大概是个娘们的头头吧！村里的女人都来找她。起初我想用马缰绳抽她一顿，可后来想想，不管她了。让她们见鬼去吧！随她们闹去！不过在管家务和别的方面，我那口子倒是挺不错的。”
马车夫搔搔从亚麻布衬衫开岔的领口里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习惯性地在辕马肚子上随意抽了一鞭。坐在马车上的人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情：莉达要召集妇女代表开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似的问马车夫。
他摸了摸胡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不，干吗不喜欢……年轻的时候玩玩是可以的，演演戏或搞点什么别的玩意儿。我自己就爱看滑稽戏，当然要演得好。开始我以为孩子们会胡闹，结果正相反，听人家说，他们对酗酒、耍流氓这类事管得很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找上帝的茬儿，把一个个教堂都要改成俱乐部。这可就不好啦。老年人为这件事都斜着眼睛看团员，记恨他们。别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他们只要村里那些穷光蛋，当长工的，要不就是一点家业都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不收。”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客人安排在自己屋里，为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到干草棚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得很晚，刚刚回来。屋子里很暗。莉达脱下靴子，爬到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那双手粗鲁地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你干什么？”
“轻点，莉达，你喊什么？你知道，我一个人躺着非常无聊，真受不了！你难道找不到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儿吗？”
“放开手，马上从我的床上滚下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受不了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莉达真想好好辱骂讥笑他一顿，但是她很困，眼睛又渐渐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