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干吗装腔作势？瞧你这个知识分子的扭捏劲儿。你大概不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真的以为，这么一来我就相信你了？别装傻了。你要是懂事的话，就先满足一下我的要求，然后再睡，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认为不必多费口舌，就从那长凳上站起来，又坐到她的床边上，不由分说地伸手去扳她的肩膀。

“滚你的蛋！”她立刻惊醒了。“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告诉柯察金，说到做到。”

拉兹瓦利欣抓住了她的手臂，低声气忿地说：

“我才不在乎你那个什么柯察金呢，别固执了，反正我非要不可。”

他们两人进行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是一下……拉兹瓦利欣闪向一边，莉达摸黑奔到门口，用力推开门，跑到院子里去了。她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恼怒地喊着。

他把他的铺盖搬到了屋檐下，就在院子里过夜。莉达关上门，下了闩，蜷成一团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在回去的途中，拉兹瓦利欣和赶马车的老头子并排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心里想：

“这个动不得的女人可能真的会去告诉柯察金的。真是个酸气十足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都不开窍。我得跟她和好，否则可能会捅娄子的。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身旁坐下，装出一副羞愧的样子，连眼神都变得忧郁了。他编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解，同时表示他非常后悔。

拉兹瓦利欣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快到小镇时，莉达答应不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在边陲的村子里，共青团支部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了。区团委的干部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花费了很多心血。柯察金和莉达·波列维赫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喜欢到村里去。他不善于接近农村里的青年，难以赢得他们的信任，经常把事情搞糟。可是保尔和莉达干这些工作却得心应手，十分自然。莉达把农村姑娘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联系，使她们不知不觉对共青团的活动和工作产生了兴趣。区里的青年人都认识柯察金。第二军训营吸收了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柯察金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同农村的青年人打成一片。他时而奏起雄壮热情，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时而奏起抑扬婉转，轻柔温存又略带伤感的乌克兰民歌。许多乌克兰青年正是在这富有魅力的、悦耳动听的琴声感召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青年们倾听着保尔的琴声，倾听着这位铁路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年轻的政委演奏的琴声和他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为一体。各个村子里，都可以听到新的歌声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详梦的书以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书籍。

走私分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现在要提防的不仅是边防上的哨兵，因为苏维埃政府已经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国境线上各村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渴望亲手捉到敌人，有时一时冲动，就会搞得过火。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只得出面去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急性子、爱辩论、坚决反对宗教的蓝眼睛的小伙子，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得到消息，说夜里有一批走私物品要运来交给当地的一个磨坊主，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动员起来，带上他们训练时用的一支步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头，当夜悄悄地把磨坊包围起来，静候猎物落网。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这个情况，并且派出了他们的哨卡。夜里双方冲撞起来。多亏边防军人沉着镇定，共青团员在这次格斗中才没有伤亡。对方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带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当时，柯察金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他刚接到的关于这件事的报告转告给他，于是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立即上马去搭救他的同志。

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笑着把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他，然后又说：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我们不会给他们按上什么罪名的。但是为了使他们往后不要再来插手我们这个部门的事，你去泼泼冷水，吓唬吓唬他们！”

哨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难为情地站在那儿，两只脚的重心来回调换着。

“您瞧瞧他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生气地将手一摊，说，“捅了那么大的娄子，现在我只好把他们押到专区去了。”

格里沙一听，激动起来了，他说：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了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想尽力为苏维埃政府做点事。我们监视那个富农已经很久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给关起来。”他说着，委屈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柯察金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交涉一番，才结束了这场“吓唬”。

萨哈罗夫对柯察金说：

“假如你给他们担保，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到边界上来活动，而是采用其他方式协助我们，那我们就客客气气地放他们走。”

“好的，我可以为他们作保。我想，他们以后不会再让我这么难堪了。”

这个支部的团员回去时，一路歌声不断。这件事没有声张出去。磨坊主不久还是被逮捕了，这次是依照法律办事的。

德国移民住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生活很富裕。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隔半公里。房子建造得很坚固，旁边还有附属建筑物，像是一座座小城堡。安托纽克匪帮就藏匿在迈丹维拉。安托纽克过去是沙皇军队里的一名上士，他网罗一些亲属，拼凑成“七人帮”，在小镇附近的大道上持枪抢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厌恶走私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不定，出没无常；今天在这里抢劫了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窜到二十公里开外，缴了一个邮递员的武器，还把他抢个精光。安托纽克跟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相互竞争，两人不相上下，一个坏似一个。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一带活动，进城的大道都很不安全。可这个匪徒很难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出国境，在那儿避避风头，然后又出其不意地重返故地。每次听到这个行踪诡秘、罪行累累的野兽又出来行凶抢劫，犯下血案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作恶到何年何月？等着瞧吧，畜生，我一定要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抓住线索，亲自带着柯察金和另外两个党员紧紧追踪这个匪徒，但是安托纽克还是逃脱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派来一支剿匪队，带队的是讲究穿戴的菲拉托夫。他傲慢得像只公鸡，认为没有必要按边防条例规定向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就直接把队伍开到了附近一个小村庄——谢马基村。夜里进村后，队伍就驻扎在村边的一个小屋里。这队全副武装，行动诡秘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即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事先对这支队伍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误认为他们是匪徒，急忙派一个团员飞马去区里报信。菲拉托夫做事这样马虎草率，差点让许多人白白丧命。利西岑一接到关于“匪徒”的敌情，连夜集合民警和十来个人骑马直奔谢马基村。他们悄悄来到村头，跳下马，穿过篱笆，冲到门口。门口的哨兵头上挨了一枪托，像个口袋似的倒在地上。利西岑用肩膀使劲一撞，房门哗地一声开了。他们随即冲了进去。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幽暗的灯。利西岑一手举着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驳壳枪，大声怒喝，把玻璃震得直响：

“赶快投降，不然就把你们炸得稀巴烂！”

睡眼惺忪的人一个个从地板上跳了起来，再迟一秒钟，冲进屋来的人也许就要开枪射击，把他们统统撂倒！但是看到利西岑举着手榴弹杀气腾腾的样子，几十只手都举了起来。不一会儿，这队人只穿着衬衣全被赶到了院子里。菲拉托夫看见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得差点要发疯，忿忿地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道：

“窝囊废！”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也不平静了。大家紧张地期待着，一遍遍阅读报纸。西方也刮起了革命风暴。要求参加红军的志愿书雪片似的纷纷送往团区委。柯察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各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说明苏维埃国家采取的是和平政策，目前并不打算跟任何邻国作战，但是收效甚微。每逢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团支部的全体团员列队行军来到区委大院。柯察金从窗户里看到了，就到台阶上去迎接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名团员都穿着长靴，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怎么回事，格里沙？”柯察金惊奇地问道。

格里沙却对他使使眼色，和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团员马上围了过来。格里沙把门关上，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

“同志们，我在进行战斗的考验。今天，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来了一封电报，当然是绝密的。马上要同德国资产阶级开战，不久还要跟波兰资产阶级打仗。因此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全体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如果有人害怕，可以写申请报告，那就让他留在家里。我嘱咐他们，关于开战的消息，必须绝对保密；让每个人自备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猪油，没有腌猪油的，那就带点大蒜或洋葱，一小时之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们先去区里，由区里再上专区，在那儿领武器。这番话对大家可真起作用。他们向我问这问那，但我说，不要多问，就这么办！谁不愿去，写个申请。打仗是要自愿的。团员同志就四散回家了。那时，我心里直犯嘀咕：万一谁也不来呢？那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等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来了。有的人才哭过，但装着没事的样子。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怎么样？”格里沙用一种赞赏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话，得意地用拳头捶了捶胸脯。

莉达十分生气，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他却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说：

“你干吗训我呢？这可是一种最好的考验呀！这样才能真正看准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逼真些，我曾想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大伙有点累了，就让他们回家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什么呢？不讲话不合适……你就说动员令已经取消了。但他们表现得很勇敢，这值得大家自豪，应该受到表扬。”

柯察金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因为往返一次要耽误好几天，而区里每天都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可是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他每次进城都全副武装，暗暗把自己比做库柏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很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森林，就向乌鸦或机灵的小松鼠开枪，或者拦住那些单身的过路人，摆出一副地道的侦查人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仔细盘问，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上哪儿去。靠近城边时，拉兹瓦利欣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藏，手枪塞到口袋里，然后以平常的模样走进专区团委。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些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在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写着东西。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种动乱的年代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才能成为党员。

拉兹瓦利欣对费多托夫的问题随随便便地答道：

“新闻一下子可说不完。我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到处去堵漏洞。你们知道，那是个新区，工作一点没有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干起。我又建立了两个新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说着，他就大模大样地往圈椅里一坐。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搁下正在处理的一大堆公文，回头看了看说：

“我们叫柯察金来一趟，并没有叫你。”

拉兹瓦利欣口中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说：

“柯察金不喜欢上这儿来，因此连这种差事也只好由我来替他干……有些当书记的真是舒服，什么事儿也不干，只有像我这样的笨驴，才让人骑着到处跑。柯察金一去边境，二、三个星期也见不着他的人影，我就得把所有的工作都担起来。”

拉兹瓦利欣分明是要大家明白，只有他才是区团委书记最合适的人选。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不大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离开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专区团委的其他同志说。

拉兹瓦利欣背后捣鬼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次，利西岑顺便上费多托夫那里去取邮件。区里不论谁上专区去，都要替大家把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于是拉兹瓦利欣的把戏就被揭穿了。

“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里的人几乎还不认识他。”利西岑临走时，费多托夫对他说。

“好的。但是有个条件：别想把他从我们那儿调走。这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这一年，边境上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柯察金被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波杜布齐举行了庆祝大会之后，邻近三个村子来参加大会的五千名男女农民，排成一个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由军训营和管乐队开道，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穿过村子，朝边界前进。一路上，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标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向被波苏国境线一分为二的那几个村庄进发。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营长加夫里洛夫和柯察金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在他们身后，铜号雄壮的乐曲声，风卷红旗的哗啦声以及游行队伍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一片。身穿节日盛装的农村男女青年全都兴高采烈，不时传来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成年人表情严肃，老人们显得格外庄重。这股人流像一条大河，蜿蜒曲折往远处流去，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国境线就是这条长河的堤岸：队伍始终走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寸步不离。柯察金停了下来，人流从他身旁拥过。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接下去，又是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红军的哨兵高兴地微笑着迎接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士兵显得惊慌不安。举行游行一事，虽然事先已经正式通知波兰方面的指挥部，但游行队伍的出现仍然引起他们的不安。野战宪兵骑巡队急忙四处巡逻。边界的哨兵比平时多了四倍。此外，为了应付意外事件，在洼地里还埋伏了后备队。然而，这支热闹欢乐的游行队伍始终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进，到处飞扬着他们的歌声。

小丘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这个波兰哨兵放下肩上的步枪，枪贴在脚边，向大队行了个注目礼。柯察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用波兰语说：

“公社万岁！”

从哨兵的眼神里也可看出，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在这波兰哨兵的军大衣里面跳动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轻轻地用波兰语说：

“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他注视着游行队伍从身旁走过，步枪依然贴在脚边，始终保持行注目礼的姿势。保尔几次回头，看看那个穿着黑衣的小小身影。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兰哨兵，胡子已经花白，镶着镍边的帽檐下露出一双暗淡无光、毫无表情的眼睛。柯察金仍沉浸在刚才听见那句话后产生的激动心情之中，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先用波兰话对他说：

“你好，同志！”

但是毫无反应。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他全听到了。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说，“在边界上除了普通的步兵之外，还有宪兵。你看见他的袖章没有？这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边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境内的半个村子已作好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村民们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道路的两旁，小伙子和姑娘们已排好了欢迎的队伍。在波兰境内那半边，屋顶上和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注视着河对面所发生的事。有些人家的门口和篱笆旁也聚着一群群人。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里，乐队高奏《国际歌》。接着人们在一个草草搭起来的，挂满青枝绿叶的讲台上发表动人的演说，其中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柯察金也在会上用乌克兰语发表了演说。他的话飞越国界，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但是波兰当局唯恐这些讲话会打动人心，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宪兵巡逻队在村里来回奔跑，用马鞭把居民赶回家里，还朝屋顶上开枪。

街上没有人了。枪声一响，屋顶上的青年人也给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牧羊老人被青年们簇拥着上了讲台，他义愤填膺，激动地说：

“好哇！孩子们，你们瞧！他们过去一直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现在，村子里这样的事已看不到了，再也没人用鞭子抽打农民了。地主老爷完蛋了，抽打我们脊梁的鞭子也见不到了。孩子们，要牢牢掌握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但想说的话好多好多。在沙皇的时候，我们一辈子就像老牛拉车一样，苦得很哪！看看那边的老百姓，我真为他们难过……”他用瘦得皮包骨的手指指着对岸，抽抽答答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泣。

接着，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面勒转马头，仔细观看对岸有没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无一人，连桥头的岗哨也撤走了。

“看来，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抗议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秋天的雨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终于恶贯满盈。这伙豺狼到迈丹维拉参加一个富裕移民的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跟踪追击，当场捕获。

女人们在闲谈时，把这些客人也来移民所住的大农庄参加婚礼的消息漏了出来。赫罗林的十二个党团员立刻集合，带上了所有的武器，赶着马车，直奔迈丹维拉。同时，又派一名通讯员骑马去别列兹多夫报告。报信人在谢马基遇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于是，这队人马立即赶去。赫罗林的青年们已把农庄包围起来，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交上火了。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党徒躲在小厢房里，一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他们曾冲出厢房，妄图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一枪打倒了一个匪徒，又把他们赶了回去。安托纽克曾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绝境，但每次他都安然逃脱：手榴弹和黑夜救了他的性命。也许，这次，差一点又会让他逃走，因为交战中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同志。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明白，他已陷入绝境，无路可逃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从厢房的每扇窗户里向外射击，直到拂晓，才被抓住。七个匪徒中没有一个投降的。为了消灭这群豺狼，牺牲了四个同志，其中三人是新近建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柯察金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他们在一天之内，冒着倾盆大雨开到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师的宿营地，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军训营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名准备入伍的青年好不容易走到军营，立刻就躺下睡觉。师部给他们这个营的命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清早就要开始演习，刚到的这个营应当接受检阅。他们在操场上集合整队。过了一会儿，从师参谋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现在面目一新了。古谢夫和保尔为训练这个营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已经完成了操练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相貌英俊、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严厉地责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军训营的营长和政委演习时都不应当骑马。我命令把马送进马厩，徒步参加演习。”

“不骑马我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不说出真实原因就无法解释他拒绝步行的行为，于是闷声闷气地说：

“我的两条腿全肿了，不能奔走一星期。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你们这个团的参谋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残废，却还在军队里服务，那可不是我的过错。”

柯察金仿佛被人抽了一鞭，他猛地拉起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只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感到受了侮辱，忿忿不平，但又觉得应当克制忍耐，心中矛盾，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不加思索就任意从这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一个营的政委，这个营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举动会给全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啊！况且，他训练部队又不是为这花花公子干的。这样一想，他就把脚退出马镫，跳下马来，忍着关节的剧痛，向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罕见的好天气。演习已接近尾声。第五天，在终点站舍佩托夫卡附近进行最后一次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列缅托维奇村方面夺取火车站。

柯察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了两路，深入迂回，神不知鬼不觉地包抄到“敌人”的后面，然后高喊“乌拉”，出其不意地冲进车站。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车站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守卫车站的营队“损失”一半兵力，撤退到树林里去了。

柯察金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政治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他的人马。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报告：

“政委同志，营长问，机枪手是否已经把守各个道口。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队干部一起走向道口。

团部的人都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胜利。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自愧不如地站在那儿，显得手足无措，甚至都不打算为自己辩解。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全是他给我们指的路。”

团参谋长策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

“同志，原来您的腿可以跑得很快。显然，骑马是为了出出风头吧？”他还想再说点什么，但是保尔的眼神使他顿住了，没再吭声。

团部的人走了以后，柯察金悄悄地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算了吧，别理这个滑头。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几次努力回忆，究竟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名，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成绩优异，获得好评，回别列兹多夫去了。保尔却累垮了，他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天。他把马拴在阿尔青家里。两天里，保尔每天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务段去看阿尔青。这座被煤烟熏黑的厂房使保尔感到特别亲切，他贪婪地闻着煤烟味。这气味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熟悉这种气味，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对它非常习惯。仿佛是失去了什么宝贵东西，保尔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了。他就像与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心情异常激动。这儿亲切熟悉的气氛，也在呼唤着他，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谈多少话，发现阿尔青额上又增添了新的皱纹。阿尔青正在一座移动式熔铁炉前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生活很艰难。虽然阿尔青没说，但这是显而易见的。

兄弟俩在一起干了两个小时，就分别了。在路口，保尔勒住马，朝车站望了很久，然后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驱赶他那匹黑马顺着林中的道路飞奔起来。

现在森林里很安全。大小匪帮已被布尔什维克肃清，他们的老巢也被捣毁，全区各村都过着平静的日子。

保尔骑马到达别列兹多夫已近中午。莉达在区委会的台阶上高高兴兴地迎接他。

“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可真寂寞呵！”莉达说着，抱着他的肩膀，跟他一起走进屋子。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大乐意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儿。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上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分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个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个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意地想。

“好，随他去吧！你说说，我们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没有？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一面揉着两条疲劳的腿。莉达向他讲述了所有的情况。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京娜当候补党员了。这使我们波杜布齐支部的力量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看，教师中间已经起了变化，他们有些人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

晚上，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有三个人常常坐到深夜，他们是利西岑本人，柯察金和新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

通往卧室的门关着。阿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睡了，而他们三人却在桌旁埋头钻研一本不太厚的书——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史》。利西岑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学习。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在利西岑家。当他看到其他两人学习进程跑在前面，心里就很苦恼。

有一天，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夜里，格里沙·霍罗沃季科给人暗害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发疯似的急急忙忙备好马，用鞭子从两边猛抽着马肚，向边界疾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上，身上覆盖着红旗。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上级机关来人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进了屋子，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如蜡，两眼睁得大大的，依然是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头歪向一边，后脑被利器击碎，已用枞树枝盖上了。

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守寡。父亲从前是磨坊主的雇工，后来是村贫农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现在，邻居们照看着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在这儿，一言不发，无法揭开自己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共青团的领导人，雇农的保卫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多于敌人。

拉基京娜对格里沙遇害十分震惊，她在自己房间里不住地哭泣。保尔走进房间时，她连头都不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杀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低声地问她。

“除了磨坊老板那伙人，还会有谁！因为格里沙卡住了这些走私商人的脖子，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柯察金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也来向自己的同志诀别。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把覆盖着红旗的棺木抬了出来，安放在广场上。内战时期人们在这里埋葬了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员，如今在烈士墓旁又掘了一个新的墓穴。

格里沙的死使受他保护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贫苦的青年和村民保证坚决支持团支部。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凶手，抓住他们，并且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对他们公开审判，让每个人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次排枪。新的烈士墓上铺盖了长青的松柏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柯察金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里已经发现凶手的线索。

一星期以后，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召开了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利西岑向大会作报告，他的神态严肃庄重：

“同志们，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代表大会报告，一年来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清剿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的贫农组织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了。共青团组织扩大了，团员人数增加了九倍。党的组织也大大发展了。最近富农分子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霍罗沃季科同志，这个血案已破，凶手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已经逮捕归案，不久就要由省法院的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大会主席团收到了各村许多代表团的建议，要求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将这些杀人犯判处死刑……”

会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声：

“我们赞成，处死这些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波列维赫出现在大厅边门的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

她在走廊里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别列兹多夫区团委：抄送区党委会。

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由省委另行分配，派他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

柯察金在这个区里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现在要同它告别了。区党委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免去他共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并且通过了给他作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他骑马由院子里走到街上时，十支手枪齐放，为他送行，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