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终于胜利了，伤寒没能夺去保尔的生命。保尔终于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重新回到人间。仅仅过了一个月，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起来，迈着软弱无力的步子，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地在房间里开始走动。他在母亲搀扶下走到窗口，长时间地望着窗外那条道路。积雪已经融化，小水洼不时闪闪发光。外面已是冰消雪融的早春天气了。
正对窗户的樱桃树树枝上，歇着一只神气活现的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不安地看看保尔。
“怎么样，我和你总算把冬天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敲敲窗子，轻声说道。
母亲吃惊地看了看他：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我在和麻雀说话……它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春光烂漫时，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的身体已经康复到可以走路了，但体内还潜伏着别的毛病。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柱一阵剧疼，随即跌倒在地，他十分艰难地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作了仔细检查，摸到脊柱上有一个陷下去的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道：
“您这儿是怎么搞的？”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一块石头砸的。在罗夫诺城下的战斗中，一颗三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在公路上开了花，从身后……”
“那您后来怎么走路呢？这不碍事吗？”
“不碍事。当时躺了大约两个小时，就又骑马了。这是第一次发作。”
医生皱着眉，对那个深坑又作了仔细的检查。
“亲爱的，这可是个非常不好的东西，脊柱可不喜欢这种震动。但愿它以后不再发作。柯察金同志，穿上衣服吧！”
他掩饰不住自己沉痛的心情，满怀同情地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青住在他妻子家里，妻子斯乔莎是个很丑的年轻女人，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阿尔青。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正在肮脏的小院里跑来跑去，他看见保尔，毫无礼貌地用眼睛盯着他，一只手指专心致志地掏着鼻孔，问道：
“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还是走开，我妈可凶呢！”
这时，破旧的矮草屋的一扇小窗子打开了，阿尔青在叫他：
“保夫鲁什卡，进来吧！”
一个脸黄得像牛皮纸的老妇人拿着火叉在炉子跟前忙来忙去。她冷冷地瞟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去，接着把铁锅敲得叮当直响。
两个梳着短辫的大女孩急忙爬上热炕，既怕见生人，又十分好奇地向外探头观看。
阿尔青坐在桌子旁边，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这门亲事，不论是母亲，还是兄弟保尔都不赞成。阿尔青是世代相袭的血统工人，不知为什么竟同相处已有三年的石匠的女儿，缝纫厂的漂亮女工加林娜断绝了关系，娶了难看的斯乔莎，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力的五口之家。每天从机务段下班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农活上，想重整这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青知道，保尔不赞成他离开老家，说他是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注意观察兄弟，看他对这儿的一切是什么态度。
他们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见面时常说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青留住了他。
“再坐坐，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乔莎这就把牛奶拿来了。这么说你明天就走？保夫卡，你的身体还弱呢。”
斯乔莎走进房间，跟保尔打个招呼，就叫阿尔青到打谷场去帮忙搬东西。屋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说话的老妇人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妇人放下炉叉，不满意地咕哝着：
“呵，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该死的事情，连祷告都没有时间。”说着，她解下颈子上的头巾，斜眼瞧着客人，走到屋角，那里放着因年深月久而灰暗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指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们圣父的在天之灵，愿你获得圣者尊号……”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轻声念着。
院子里，小男孩突然跳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一双赤脚拼命踢它，弄得那只猪一面打转，一面哼哼直叫。小男孩还高声吆喝着：
“驾，驾，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小男孩满院子飞跑，想把他甩下来。但是那斜眼的小顽童却骑得很稳。
老妇人停止了祈祷，探头到窗外，喝道：
“看我来收拾你！摔死你这个捣蛋鬼！快下来，你这该死的！快给我滚下来，你这个疯小子！”
那只猪最后还是把骑在它身上的人甩了下来。于是，老妇人满意地回到了圣像跟前，作出满脸虔诚的模样，继续祷告：
“愿你的天国降临……”
小男孩哭哭啼啼地走到门口，他用袖子擦着跌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带着哭腔说道：
“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老妇人恶狠狠地转过身来。
“你这个斜眼的鬼东西，让我祷告都做不成，狗崽子，我马上让你吃个够！”她从长凳上抓起一根鞭子。男孩子顿时跑得没了影子。炉子后面的两个女孩忍不住扑哧笑了。
老妇人第三次重又开始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在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妇人在边上的小窗户里探头探脑。她在监视他。
“阿尔青真是鬼迷心窍，怎么会被勾到这儿来的？现在他是到死都摆脱不掉了。斯乔莎每年生个孩子，阿尔青就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搞不好连机务段的工作都会丢掉。”保尔走在小城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闷闷不乐地想，“可我本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大城市去了，那里有他的朋友和他心爱的人们。那座城市以其雄伟的景象，勃勃的生气，川流不息、喧闹的人群，以及电车的轰鸣、汽车的喇叭声使他为之神往，而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急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早已习惯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当他在街上信步漫游时，心中却感到莫名的抑郁。因此，这座小城使保尔觉得陌生和乏味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白天出去散步，心中也会觉得不痛快，比如，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聊的饶舌妇们身旁走过时，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说：
“喂，老姐妹们哪，你们瞧，打哪儿跑出来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可你看他那件皮上衣好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种种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早就把与这儿的联系连根拔掉了。对他来说，大城市变得更亲近，更可爱。那里有意志坚强、朝气蓬勃的伙伴们，有事业。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站住了。右边是一所阴森森的老监狱，一道高高的尖头的木栅栏围绕着它，把它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这儿，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利娅和她的同志们被处以绞刑。保尔在过去设置绞刑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陡坡走去。他顺坡而下，来到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是哪个有心人，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道绿色的栅栏，还在一排排的墓前摆放了用枞树枝编的花圈。陡坡的上方耸立着一棵棵挺拔的松树。峡谷的斜坡上铺满了如茵的绿草。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又幽静，又凄凉。松林在轻轻地低语，正在复苏的大地散发出略带腐烂味的春天的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生来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应当赶紧生活，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中断生命。”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地。
家里，忧伤的母亲正在给儿子打点行装。保尔仔细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流泪。
“保夫鲁沙，你不能留下不走吗？我已经老了，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养儿育女，一长大就都飞了。城里有什么让你那么牵肠挂肚？这里也可以过日子嘛。莫不是你也看上了哪只短尾巴的雌鹌鹑了？反正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青娶亲的事，一点没告诉我，你是更不用说了。只有等你们病了，或者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一面把她儿子简单的几件零星用品放进干净的布袋里，一面轻声地诉说。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妈，没有雌鹌鹑！你老人家可知道，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看来，我不成了雄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亲爱的妈妈，我暗暗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没有肃清，我就不找女孩谈情说爱。你说什么，那要等很久吗？不，妈妈，资产阶级已经支撑不了很久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要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和老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那个国家在海边，很暖和的。妈妈，那里从来就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搬到资产阶级的宫殿里去住，让你们在阳光下把自己的老骨头晒得暖暖的。我们呢，再到美洲去解决那里的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像故事里的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那个在船上当水手的爷爷也是这样不安分，他像个真正的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样说。当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来只剩下一只手和一条腿了……胸前倒是戴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块挂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沙皇银币。但是，到老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他的脾气很倔，以前用木棒敲了一个当官老爷的头，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的牢。十字勋章也帮不上忙，照样被关了起来。我看你呀，就像你爷爷，两人一个样儿。”
“妈妈，我们为什么分别的时候要弄得这么不开心呢？来，把手风琴递给我，我已经好久没碰它了。”
他把头靠在那排用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来的乐曲声中含有新的格调，这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同了。琴声里已经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旋律，没有豪爽剽悍的音调，也没有曾经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那种如醉似狂的奔放风格了。现在的乐曲声和谐悦耳，仍然富有力量，但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来到火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他不愿意让母亲在分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挤。保尔占了一张上铺坐在那儿，看着过道上那些吵吵嚷嚷、激动不安的人群。
还和从前一样，大家都拖上来一个个的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人们才安静下来，并且像惯常那样，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了。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想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慢慢地沿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丝毫未变。他在桥上走着，一只手顺着光滑的桥栏杆轻轻摸过去。快要往桥下走时，他停住了脚步——这时桥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在那一望无际的高空中，展现出一幅令人目眩的壮丽夜景。黑暗仿佛是黑色的天鹅绒掩盖着地平线，无数的星星在眨眼，宛如点点磷火，闪闪烁烁，忽明忽暗；下面，在大地与天空衔接之处，黑暗中亮起了万家灯火，夜色里隐现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朝着保尔迎面走上桥来。他们激烈争论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凝视城市的灯火，向桥下走去。
在克列夏季克大街的军区特勤部的传达室里，值班警卫队长告诉保尔，朱赫来早就不在这里了。
他提了许多问题仔细盘问保尔，直到他确信，这个小伙子确实和朱赫来很熟悉，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之前已被调往塔什干，到突厥斯坦战线工作去了。保尔十分失望，他甚至没再仔细打听，就默默转身走了。到了街上，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只得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一辆有轨电车开了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和叮叮当当的响声。人行道上，人流络绎不绝，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只言片语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人们喉头咕噜作响的沙哑的嗓音。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的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里灯光明亮，汽车的头灯闪射着耀眼的光芒，附近电影院的广告牌周围也是灯火辉煌。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于耳的嘈杂的人声。这就是大都市的夜呵。
大街上的喧闹和繁忙景象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引起的惆怅。该去哪儿呢？回到索洛缅卡去吧，那里有许多朋友，但是太远了。于是，保尔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行路上的那所房子。当然他应当现在就去那儿。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见的同志就是丽达了。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者米海拉那儿过夜。
还在远处就看到楼上拐角处的一扇窗子里亮着灯。他竭力保持平静，拉开了那扇橡木的大门。他在楼梯口上站了片刻，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呵哈！就是说，现在连吉他也准弹了，规矩放松一点了。”柯察金想着，用拳头轻轻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便用牙齿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额角上垂着鬈发的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用带有疑问的目光打量着柯察金。
“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间里陌生的陈设，已猜到了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可以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她不在这里，一月份她就去哈尔科夫了。我听说，后来又去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是不是还住在这儿？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共青团省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座城市来的喜悦心情已被冲淡了。
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
“再这样挨个儿去找老朋友，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的。”他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这个码头工人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保尔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总算走到了潘克拉托夫家的门口。他敲着那扇曾经油漆成赭色的门，下了决心：“如果他也不在，那我再也不跑了，干脆爬到一条小船上去过夜。”
来开门的是一个系着一条极普通头巾的老太太，头巾的两角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刚来家。您找他吗？”
她没认出保尔来，回过头去喊道：
“根卡，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间，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吃着面包，一面从桌旁回过头来说：
“既然是找我，那就坐下。讲吧，我得先把这一碗菜汤喝下去。从早晨到现在，除了水之外，什么还没下肚呢。”潘克拉托夫说着就拿起了一把大木匙。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坐下。他脱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揩前额，心想：
“难道我真变得那样厉害，连根卡都认不出我来了吗？”
潘克拉托夫往嘴里送了两勺菜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喂，说吧，你那儿有什么事情？”
他手里拿了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眨眨眼睛。
“哎……等一下……呸！真是活见鬼！”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
“保夫卡！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潘克拉托夫的叫喊声，他的姐姐和母亲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人一起，终于认出来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确实实是柯察金。
家里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这四个月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拉就上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小子是专门去上共产主义大学的。万卡和米佳进的是预科班，米海拉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去了十五个人。我心血来潮，也去报了名。我想，脑子里也该装点东西，要不然也太清汤寡水了。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把我给难住了，事情就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生气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开头我的事情很顺当，各种条件都合格，是党员，团龄也够了。至于经历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到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就遇到麻烦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里的一个同志给坑苦了。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你说说你对哲学的看法？’你知道，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当时我马上想起来了，我们以前有一个搬运工人，读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搬运工人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从前，鬼知道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大家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怪家伙，姓名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是伊杰奥根，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其他许多怪毛病……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学者，能够用四十种办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也就是黑的。总之，他们全是些喜欢胡说八道的人。你看，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这些话，心中估摸这个考试委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吧，他狡滑地看着我呢。于是我就猛地给他来了一下。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愿意去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至于党史，那我倒是一心想学的。’这么一来，他硬要我说说，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见解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就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再添油加醋说了一遍。那些考试委员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我来火了。‘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这句话，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个向我提问题的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了不得的大学问呢。
“瞧，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学习就不错，但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忙。总之，我一个人落空了。后来就派我到这儿的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以前，为了青年们的事儿，我总是和码头上的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自己也来当头头，抓工作了。有时候，要是碰上懒汉，或者磨磨蹭蹭，马虎大意的家伙，碍手碍脚，我就既以主任的身份，又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去对付他。对不起，他们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我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知道了。团省委里的老同事现在只有图夫塔一人没有调动工作，还在老地方。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工作。塔莉亚·拉古京娜是政治教育部部长。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职位由一个叫茨韦塔耶夫的人担任了，这个人我不熟悉，只是在团省委里见到过。这小伙子看上去挺机灵，但有点爱面子。也许你还记得安娜·博尔哈德，她也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保夫鲁沙，党组织派了很多人去学习，所有的老积极分子现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下半夜，他们才睡觉。第二天早上，柯察金醒来时，伊格纳特已不在家，他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夏身体结实，长得很像弟弟，一面张罗他喝早茶，一面兴致勃勃地谈论各种琐碎小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轮机手，出航去了。
柯察金准备出去，临走时杜夏提醒他说：
“可别忘了，我们等你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口进进出出，走廊上，房间里到处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啪哒啪哒的声音。
保尔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仔细观看，也许能找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书记办公室。省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瞟了柯察金一眼，又继续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注意地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衬衫的书记写完了一页纸，在上面打了一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
“同志，我现在需要恢复团的组织关系，派我回铁路工厂去工作。请你下个指示办一办吧。”
书记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犹豫不决地说：
“当然，团籍会恢复的，这没问题。但是再派你去铁路工厂，就不大方便了。那儿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干了，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去吧！”
柯察金的眼睛眯起来了。他说：
“我到铁路工厂去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的。我是到车间去干我的本行，不是当共青团书记。再说，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请求你不要派我去干别的工作。”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请把这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在干部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大骂他那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保尔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发现两人吵得难分难解，一时半时完不了，就拦住了正在发火的图夫塔说：
“图夫塔，你等会儿再跟他吵吧。给你书记写的条子，咱们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吧。”
图夫塔一会儿仔细看看条子，一会儿又看看保尔，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呵！原来你没死！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的名字已经从团员名册上注销了，是我亲自把你的登记卡寄到团中央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取消团籍。因此，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按照正常规定，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口吻说。
柯察金皱起了眉头，说：
“你还是老样子？一个年轻小伙子，却比省档案库的老耗子还要差劲。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人味呢？”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仿佛被跳蚤咬了一口。
“不用你来教训我，我是对工作负责。上面发指示是让我执行，不是让我违反。至于你侮辱我，说我是‘耗子’，我可要控告你的。”
图夫塔用威胁的口吻说着，同时故意示威似的把一卷未拆封的信件放到面前，摆出一副这事已不必再谈的神气。
保尔不慌不忙朝门口走去，但想起了什么，又回到桌旁，把放在图夫塔面前的那张书记写的条子拿了回去。图夫塔注视着保尔的一举一动。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的年轻“小老头”，一副警觉戒备的样子，既盛气凌人，又吹毛求疵，真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柯察金以一种讥笑的口吻平静地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可是，你倒是说说看，你用什么妙法来惩治事先没有递交申请书，突然就死了的人呢？这种事儿谁都可能碰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这方面的条令指示，大概还没有吧。”
“哈！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不能保持中立，忍俊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
图夫塔手里的那支铅笔笔尖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扔，还没来得及回击保尔，一大群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房间。他们中间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仔细询问保尔的情况。几分钟之后，又有一群青年人进来了，尤列涅娃也在其中。她有点不知所措，但十分高兴地，长时间紧紧地握住保尔的手。
大家又让保尔把他所发生的事从头讲述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用力、友好地拍肩打背，使保尔把图夫塔抛置脑后了。
最后，保尔把他同图夫塔的谈话也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叫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就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我们去找涅日丹诺夫！他会使他开窍的。”奥库涅夫一面说，一面抱住保尔的肩膀，和同志们一起跟着奥莉加走了。
“应当把他撤职，送到码头上，在潘克拉托夫那儿当一年搬运工人。这图夫塔真是个最死板的条条主义者。”奥莉加气忿地说。
团省委书记宽厚地微笑着，倾听奥库涅夫、奥莉加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涅日丹诺夫安慰奥莉加说：“关于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不成问题，现在就给他签发团证。”他又接着说：“我也同意你们的意见，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但是，也得承认，他的工作还是很有条理的。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团委的报表和统计工作都是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难题，简直没有一个数字是可信的。而我们这儿的统计工作却很出色。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他办公室里一直干到深夜。所以，我想：要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但是，如果换上另外一个小伙子，人倒挺朴实，但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完了。还是让图夫塔继续干吧。我来好好批评他一顿。一段时间内这会起作用的，以后看情况再定。”
“好，去他的，就这么办吧！”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我们上索洛缅卡去吧。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人知道你的情况呢，到时，我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发言！’这多棒！保夫鲁沙，你真是好样儿的，没死掉。要不然，你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用手抱住柯察金，把他推到走廊上。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柯察金吃午饭，但没等到，他直到夜里也没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他的住所去了。他在苏维埃大厦里有个房间，他尽其所有，好好招待了保尔，然后将几叠报纸和两大本区团委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的桌上，说：
“这些东西你都看一下。你生伤寒病，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看看这些，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然后我们一起上俱乐部去。如果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区团委书记奥库涅夫把许多文件、证明和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他非常讨厌公文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然后又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才走了出去。
傍晚，当他回来时，房间的地上摊满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被拖了出来，一部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保尔坐在床上，正在看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来信，这是他从奥库涅夫的枕头下面找到的。
“你这个强盗，瞧瞧，把我的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喊叫着，“哎，同志，别忙，别忙！你可是在偷看机密文件啊！唉，真是引狼入室呀！”
保尔微笑着把信搁在一边，说：
“这一份恰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倒确实是密件。边儿都给烤焦了。你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下那张烤焦了的纸，看了看上面的标题，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
“我找了它三天，一直没有找到！犹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现在我想起来了，是前两天沃伦采夫用它当灯罩的，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地将那张纸折好，塞到床垫下面。“以后我们会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他自我安慰地说。“现在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后去俱乐部。保夫鲁沙，来，坐下吧！”
奥库涅夫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条用报纸包好的长长的鱼干，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将文件移到桌子边上，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抓起鱼头，使劲在桌上摔打起来。
生性乐观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旁，一面不停地吃着，一面把最近的各种新闻告诉保尔，还不时插上几句笑话。
奥库涅夫带着保尔从工作人员进出的通道进了俱乐部的后台。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在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们中间有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尔哈德。坐在安娜对面的是机务段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沃伦采夫。他微微摇晃着身体，红润的脸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淡黄色的，身上穿了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不堪的黑皮夹克。
他的旁边是茨韦塔耶夫，两只胳膊很随便地支在钢琴盖上。这是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轮廓分明的漂亮小伙子。他的衬衫领子敞着。
奥库涅夫走近他们的时候，听见了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
“有的人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一个。”
“共青团可不是穿堂院，随便进进出出。”茨韦塔耶夫固执地，以一种粗鲁而蔑视的神情回答说。
“你们看，你们看，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活像只擦得雪亮的茶壶！”塔莉亚一看见奥库涅夫，就叫起来了。
奥库涅夫被拖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
“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了，他一到我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党委书记托卡列夫正朝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迎了上去。
“老爷子，我们先上后台去一下。我让你见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老人嘟哝着，用力抽了口烟。奥库涅夫拉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拼命摇着手里的铃，连那些爱说话的人也赶紧停止了谈话。
托卡列夫背后，在绿色松枝扎成的框子里，放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头雄狮。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柯察金。
“在开始讨论团组织当前的任务之前，有位同志要求破例让他先说几句话。托卡列夫和我认为，应当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表示赞同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突然提高嗓音宣布：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致词！”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人认识柯察金，因此，当舞台上出现了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身影，当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开始讲话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柯察金说话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终于又回到你们这儿，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我回到这里，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我在奥库涅夫那里看了一些材料，了解到我们索洛缅卡的共青团组织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同志，铁路工厂和机务段里没人再去干打火机这种私活了，大家还从废车堆里把报废的机车拖出来进行大修。这就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活在世界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我能去死吗？”柯察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眼炯炯发光。
柯察金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舞台，朝博尔哈德和塔莉亚坐着的地方走去，迅速地和几个人握握手。朋友们挤了一下，让出位子，保尔坐下了。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的手上，紧紧地握住它。
安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睫毛在轻轻地颤动，目光中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过得飞快，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早晨，保尔在安排一天的日程时，常常苦于时间太少，总有一些想干的事情不能办成。
保尔住到奥库涅夫那儿去了，他在铁路工厂里当电气装配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很久，最后终于说服了他，同意保尔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我们人手不够，你却想在车间里消消闲闲过日子。你别老在我面前拿你的病做挡箭牌，我自己也得过伤寒，病好以后，有一个月时间还不是拄了根棍子去区委上班的。保夫卡，我可是了解你的。这决不是原因。你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奥库涅夫逼他说出真情。
“科利亚，原因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洋洋地叫起来了：
“呵……原来是这样啊！你想学习，难道你以为我不想学习吗？老弟，这是利己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而你却去学习？这可不行，亲爱的，明天就到组织指导部去。”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奥库涅夫还是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时间，暂不安排工作，这是我对你的照顾，你要明白。不过你和茨韦塔耶夫不会合得来的，他这个人非常自负。”
茨韦塔耶夫对柯察金回厂来工作的确抱有戒心。他确信，柯察金一回来，必然就有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于是，这个自尊心特强的人作好了反击的准备。但是，没过几天，他就断定自己的推测错了。当柯察金听说厂团委打算让他参加团委工作时，就亲自去找团委书记，以他和奥库涅夫的约定为理由，要求他们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柯察金只肯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没有想担任团支委的工作。不过，可以看出，尽管保尔已正式离开领导岗位，但他对全厂团组织的影响却仍然存在。他还不止一次友好地、不动声色地暗中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惊奇地看到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下的污垢，清除所有的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把使劲擦那沾满各种油渍的水泥地面。
“你们干吗这样花力气大扫除呢？”茨韦塔耶夫困惑不解地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清扫过了，我们要在一星期内使整个车间面目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走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打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变成一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器、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放在露天里生锈。但是，收拾垃圾堆的事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收拾院子的事不必着急。”
于是，电气工人们在车间门口铺了一小块砖地，又用铁丝作了一个刮鞋底污泥的网垫安在上面，这才住手。车间里面的清扫工作并未停止，每天下班后仍然继续进行。一星期之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走进车间时，那里已经焕然一新了。由于擦掉了多年积累的灰尘和油垢，阳光透过嵌着铁框的大玻璃窗射进了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擦得干干净净的铜铸零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涂上了绿漆，有人还在轮辐上仔细地画了黄色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讶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几个人正在结束手里的活。斯特里日走了过去。柯察金手里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好小伙子，”工程师拦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赞成。但是，油漆是谁给你们的？要知道，没有我的许可，不准动用油漆——这是紧缺材料。油漆机车的部件，要比你们现在所做的事重要得多。”
“油漆我们是从被扔掉了的空油漆罐里刮下来的。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刮到了大约二十五磅油漆。一切都是按规章制度办的，总工程师同志。”
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不过已经有点发窘了。
“那么，当然嘛，你们干吧！是啊，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你们这种自觉自愿去搞好车间清洁卫生的行动应当作何解释呢？你们这些事情都是下班之后做的，是不是？”
柯察金从总工程师的话音里听得出，他确实有点想不通。
“当然是的。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这么想，不过……”
“斯特里日同志，这个‘不过’就说明您想不通了。谁告诉过您，布尔什维克会放着这些垃圾不管呢？您再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项工作推广开来。那时还会有更多的事让您见了吃惊呢。”
说完之后，保尔小心地绕过工程师，不让油漆沾在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柯察金都上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里三位女管理员都混得很熟，于是想尽办法，磨嘴皮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自由翻阅各种图书的许可。他把梯子靠在大书橱上，坐在梯子上，一连几小时一本本地翻看，找寻有趣的和他所需要的书。这里大部分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内放着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还有几本其他的书。在旧书里，柯察金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他花了两个晚上把它读完，再把书放到另一只橱里，同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放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和内容相近的书排在一起。
图书馆管理员从不干涉他的这种做法，她们反正无所谓。
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突然搅乱了全厂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钝的青年人，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马虎草率，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科斯季卡在一块铁板上钻几个孔。科斯季卡起初拒绝不干，但是工长坚持要他干，他就拿起铁板，开始钻孔。车间里的人都不喜欢霍多罗夫，因为他要求过于严格，近乎吹毛求疵。以前有个时期，他曾是孟什维克，现在任何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有点冷眼相看。但是，他精通业务，而且忠于职守。霍多罗夫发现科斯季卡没有上油，在铁板上‘干钻’，就急忙走到钻床跟前，把机器关掉。
“你怎么，瞎了？还是昨天刚来？！”他朝科斯季卡叫嚷着，因为他知道，照这样干下去，钻头肯定会出问题的。
但是科斯季卡却大骂工长，而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到车间主任那儿告状去了，此时，科斯季卡没把钻床关掉，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当。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求开除菲金。车间团支部委员会却公开袒护他，认为这是霍多罗夫压制青年团积极分子。车间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件事就转到工厂团委来讨论。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团委的五个委员中，三人赞成给科斯季卡以申斥批评，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另外两人干脆认为科斯季卡没有过错。
委员会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房间里放了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还有几张长凳和小方凳，这些都是木工间的同志们自己做的。墙上挂着几幅领袖像，桌子后面挂着一面团旗，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的本行是锻工。由于过去四个月里表现出来的才干，他被提拔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区团委常委和省团委委员。他原来在机械厂工作，是新调到铁路工厂来的。他从一开始就把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独断专行，一下子就扼杀了大家的积极性。他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可又包办不了一切，于是就严厉批评其他几个委员，说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就连布置这个房间也是在他亲自监督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