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唯一的一把从共青团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里。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在党支部书记霍穆托夫要求发言时，外面有人敲了敲已用门钩闩住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皱眉头。敲门声又响了。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把门钩拨开。门外站着的是柯察金。泽列诺娃让他进来了。
保尔已经朝一只没人坐的长凳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说：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地朝桌子那边转过身去：
“这我知道。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对科斯季卡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新问题。你是不是反对我出席会议？”
“我不反对。但是，你也知道，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人多了，不利于讨论问题。不过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紧皱着眉头，额上出现了一条很深的皱纹。
“干吗这样注重形式呢？”霍穆托夫很不赞成地说，但是保尔用手势拦住了他，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开始发言，“关于霍多罗夫，大家的看法是对的，他太孤僻，不合群。但是，我们的纪律也真成问题。要是共青团员都随意弄坏钻头，那我们用什么工具来干活呢？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一个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让他讲完，就表示反对。柯察金听了十分钟以后，就明白团委的观点了。当大家准备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克制住自己，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谈谈我对科斯季卡事件的看法。”
柯察金说话的声音很严厉，他原先本想说得温和些。
“科斯季卡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问题并不在科斯季卡身上。昨天我收集了不少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听：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至十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有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至二天，月月如此。而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用鞭子抽我们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些其他的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占百分之四。在非党的成年工人中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生手占百分之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共青团员干活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也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应当表扬，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大同小异，大抵都是如此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说了四分之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纠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不想在这儿长篇大论说空话。但是，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这种懒散马虎、纪律松弛的倾向发起进攻。老工人们一针见血地说：过去替老板干活还干得好些，给资本家干活还干得仔细些，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却出了这种事，这是不能原谅的。因此，有过错的首先不是科斯季卡，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和这种不良现象严肃地进行斗争，相反，有时还用各种借口来包庇像科斯季卡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所说的‘铁杆’自己人，因为他是个积极分子，担负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一个钻头，算了吧，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能弄坏东西的。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工长却是外人……其实，从来也没人对霍多罗夫做过工作……这个人是好挑剔，但是他已有三十年工龄。我们现在不谈他的政治观点。现在，在这件事情上他做得对：他，一个外人，知道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的团员却毁坏了从国外进口的宝贵工具。应当怎样来解释这种不合情理的怪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打响头一炮，并且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提议：把菲金作为好逸恶劳、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写出来，登在墙报上。同时，不要害怕任何议论，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也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还参加过博亚尔卡的筑路工程，那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和考验。有他们的协助和参加，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缺点，只是应当彻底地抛弃目前的这种工作方法。”
保尔素来沉静，不爱讲话。现在，这一席话却说得尖锐、激烈。茨韦塔耶夫第一次看到了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因此不愿赞同保尔的意见。他把保尔的发言看作是对整个团组织工作现状的严厉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因此，他决定要击败保尔。他开始谴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被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所击败，他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家转而同意保尔的观点了。这时茨韦塔耶夫竟然采取了一个错误的行动——压制民主：在进行最后表决之前，他要柯察金退出会场。
“好吧，我走，茨韦塔耶夫，尽管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不过我要警告你，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明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团员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想，你应当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以挑衅的口吻喊道：
“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要是你自己不想干，那就别妨碍别人工作。”
保尔把房门关上，用手擦擦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往大门口走去。在街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走去。
柯察金到了托卡列夫家的时候，他正在吃晚饭。
“讲给我们听听，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达里娅，给他端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里娅·福米尼什娜长得跟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碗黍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和地说：
“亲爱的，吃吧！”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柯察金经常上他家去，而且待到很晚才走。但是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专心地听着保尔所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忙着用匙子吃饭，时而嗯嗯地附和着。吃完饭之后，他用手帕擦擦胡子，清了清嗓子，对保尔说：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该好好抓一抓这个问题了。铁路工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个厂抓起。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发生冲突了？这可不好。那个青年人是自高自大，但你以前不是很会做青年工作的吗？呵，对了，你现在在铁路工厂干什么？”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工作，什么都干一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你在团委里负责什么呢？”
保尔有点发窘，不知如何回答了。
“起初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另外我还想多学点东西，没有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不满意地大声说道，“孩子，你知道，只有身体还没有复原还能算作一个理由，否则真要好好训你一顿。现在怎么样？你身体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你就好好地把工作抓起来吧！干干脆脆，别再拖了。谁见过站在旁边，不深入进去就可以把事情办好的？再说，谁都会说你是逃避责任，你也有口难辩。明天你就去把这种状况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要好好说他一顿。”托卡列夫的语气显得不大满意。
“大叔，你别去责怪奥库涅夫，”保尔为奥库涅夫开脱，“是我自己求他别让我担任职务的。”
托卡列夫轻蔑地嘘了一声，说：
“你求他，他就答应了你，是不是？唉，那好吧，我真不知道拿你们这些团员怎么办……来吧，孩子，按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
党委同意大多数团委委员的意见，向全体党团员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团员在工作中都应当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韦塔耶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起初，他非常恼火，硬顶着不肯认错；后来，身患肺病，脸色苍白发黄的党委书记洛帕欣发言了，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把茨韦塔耶夫驳得哑口无言，他才气馁了，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载了几篇文章，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这些文章，并且议论纷纷。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会上谈论的中心还是这些文章。
菲金被开除出团。团委会增补了一名新委员，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会上，人们特别安静、认真地听取了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铁路工厂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谈到当前的几项新任务。
散会以后，柯察金在外面等候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起走吧，有些事我们要谈一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说。
保尔挽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张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
“茨韦塔耶夫，告诉我，你为什么老对我不满意？”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不大自然地说。
保尔把自己的手掌紧紧按在他的膝盖上，说：
“算了，季姆卡，别装模作样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回答我：我为什么老是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住我？我有什么不满意呢？我曾经亲自建议你来工作。你当时拒绝了，可现在倒好像是我在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话里没有什么诚意，但仍旧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既然你不想回答，那我来说。你认为我会挡你的道，认为我作梦都想当书记，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那就不会为了菲金的事发生争吵。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把整个工作搞糟的。假如这仅仅影响我们两个人，那就随它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但是，明天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唉，你听我说，我们之间没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来说高于一切，那你就把你的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就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把你头脑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丢掉，一意孤行，还想搞勾心斗角那一套，从而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会为每一个损失跟你展开无情的斗争。瞧，我的手就在这儿，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
柯察金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候，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里都变得静悄悄的。但是托卡列夫还没有走，他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吧！”托卡列夫应声道。
柯察金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区委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要根除不负责任的表现。我想，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请你支持我。”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然后朝这个青年人注视了一会儿，默默地拿起笔来，在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以刚劲的笔迹写上“一九○三年入党”，又在旁边规规矩矩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拿去吧，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白发苍苍的老头丢脸的。”
房间里又闷又热，大家都想尽快离开这儿，到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区长满栗子树的林阴道上去！
“保夫卡，快结束吧，我都受不了啦。”热得满头大汗的茨韦塔耶夫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齐声附和他。
柯察金将书本合上，小组学习结束了。
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令人不安地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音，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笑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停了两节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乘坐的专车。他们的灯不亮了。一小时后车就要开出，需要修理一下电线。保尔，你带上工具材料去一趟吧，事情挺紧急。”
两节亮晶晶的国际列车停在车站的一号站台。一节用作客厅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旁边一节车厢漆黑一片。
保尔走到富丽堂皇的普尔曼式客车跟前，抓住把手，打算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儿飞快地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问道：
“公民，您上哪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着宽檐制帽，细长的鹰钩鼻子，目光警惕，流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他是阿尔秋欣。这时，他才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肩上滑落下来，脸上的表情也不那么严厉了，但眼睛仍疑惑地盯着那只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单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出来一个人。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叫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上了那节作客厅用的车厢。那儿坐了几个穿着时髦的旅行服装的人。一张桌子上铺着带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桌子旁边坐了个女子，背对着门。保尔进去的时候，她正在与一个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交谈。保尔一走进去，他们就停止了谈话。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里通往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毛病。他从车厢里出来，继续检查。那个胖列车员寸步不离地紧随其后。这人脖子粗得像拳击手，制服上钉了许多刻有独头鹰的大粒铜纽扣。
“我们到旁边那节车厢去看看吧。这里没有毛病，电池也不坏。看来，问题一定出在那儿。”
列车员把门上的锁打开，他们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电筒照着电线，很快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之后，走廊里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洒在走廊上。
“必须把这个包厢打开，那里的灯泡要换，都烧坏了。”柯察金对一直跟着他的人说。
“那我还得去找太太，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下，就让保尔跟在他的身后。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的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他那肥胖的身子把门都给堵住了。首先映入保尔眼帘的是壁网里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绸外套，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那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整理了一下她那淡黄色的头发，留心地看保尔干活。
“太太，请允许我出去一会儿，少校先生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一副奉承讨好的样子，说话时，费力地把那胖得像水牛般的脖子弯下来，鞠着躬。
那女人像唱歌似的拖长了腔调，娇声娇气地说：
“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灯光从走廊里照射进来，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了一件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精心缝制的连衣裙，肩膀和手臂都裸露着。耳垂上一颗水珠似的钻石来回晃动，闪闪发亮。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只能看到她那仿佛用象牙雕塑出来的肩膀和手臂。保尔敏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插座，一会儿车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得检查一下沙发上方的那盏电灯，可那女人恰好坐在沙发上。
“我必须检查一下这盏电灯。”保尔走到她跟前说。
“呵，是的，我坐在这儿妨碍您了。”这是一口纯正的俄语。说着，她轻盈地站起身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她整个的人都看得清楚了。那弯弯的眉毛和傲慢地紧闭着的双唇是保尔所熟悉的。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是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保尔惊愕的目光。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可她却还没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以前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耸了下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神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他用波兰语问道：
“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柯察金问这话时没有回过身来，他看不见内莉的脸，但是她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局促不安了。
“难道您认识他？”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我和你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说。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内莉一时讷讷，没有再说下去。
“是烧饭老妈子。”保尔替她说了出来。
“您长得多快呀！我只记得当时您那个野孩子的样子。”
内莉放肆地从头到脚仔细端详着保尔。
“您为什么想知道维克托的情况？我记得，您跟他相处得并不好。”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着，希望这意外的相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维克托欠了我一笔债还没还。您什么时候遇到他，请转告他，我还指望跟他清算一下呢。”
“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替他还。”
她知道，柯察金说的是什么“债”。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全部经过她一清二楚。但她想要逗弄逗弄这个“下人”，因此就这样讥笑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内莉用带有忧伤的声调又问他：
“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劫一空，都快塌了，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大概那凉亭和花圃也都给毁了吧？”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毁掉它对我们并没有好处。”
内莉讥讽地冷笑了一声，说：
“哎哟！看得出来，他们把您也调教出来了，对吗？不过，顺便说一句，这里可是波兰使团的专车，而且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像过去一样，仍然是个奴仆。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让我能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书。以前您的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我们见面时，您和我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跟以前一模一样。”
她说这些话时，一副洋洋自得、幸灾乐祸的样子。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着电线的末端，一面以毫不掩饰的嘲笑的目光看着那波兰女人。他说：
“女公民，如果只是为了您，那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敲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所谓的外交官，那我们也能按惯例办事，以礼相待，我们不会去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像您那样，说出那样粗鲁难听的话。”
内莉顿时满脸通红。
“要是你们真的占领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把我剁成肉泥呢？还是让我去做你们的小老婆？”
她站在门口，弯着身子，做出一副娇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敏感的鼻孔翕动着。沙发上方的那盏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道：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让你们送命。你就是白给我当老婆，我都不要！什么东西！”
保尔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内莉闪到一边。保尔走到走廊尽头，听见她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话骂道：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傍晚，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了卡秋莎。她抓住保尔上衣的袖口，开玩笑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急急忙忙上哪去，政治家兼教育部长？”
“上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柯察金学着她的腔调答道。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路边。卡秋莎推开了他的手，和他并肩向前走。
“听着，保夫鲁沙，不能老是学习呀……哎，对了，我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好吗？大伙都聚在济娜·格拉德什那儿。姑娘们早就要我带你去了。可你只热心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玩一玩，高兴高兴？去吧，要是你今天晚上不读书，头脑一定会轻松些。”卡秋莎竭力说服他。
“是什么晚会？大家在那里干些什么？”
卡秋莎令人发笑地模仿着他的口气，说道：
“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不过是快快活活地消磨时光，仅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喂，你今天就让我听听，过过瘾吧！济娜的叔叔有只手风琴，但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对你感兴趣，可你只知道啃书本，啃得人都憔悴了。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共青团员不应当娱乐娱乐？我们还是去吧，别让我老是劝你，都把人给劝烦了，要不我就生气了，一个月不理你。”
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油漆工卡秋莎是一个好同志，也是个挺不错的团员。柯察金不愿意让她扫兴，于是就同意了，虽然还是觉得不习惯和有点别扭。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十分热闹。大人们为了不妨碍年轻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凉台上大约聚集了十五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走到凉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在凉台的正中间放了两把椅子，背靠着背。由主持这个游戏的女孩点两个人的名字，被点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在椅子上坐下。主持人喊“喂鸽子吧！”背靠背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就转过头去，嘴唇相碰，当众相互亲吻。后来又玩“丢戒指”和“邮差送信”，而每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玩“邮差送信”的时候，为了避免大家的监视，接吻不是在灯光明亮的凉台上，而移到暂时熄了灯的房间里了。对这些游戏感到不满足的人，还可以玩另一种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上，放了一套纸牌。纸牌名叫“花弄情”。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名叫穆拉，一对蓝眼睛脉脉传情地望着保尔，递给他一张牌，轻声地说：
“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曾见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当时没有直接参加，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当他和小城市里小市民的生活永远脱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就有点不成体统，荒唐可笑了。
但是不管怎样，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放在他手里了。
在“紫罗兰”牌的背面，他看到上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并不感到害羞，也直视着他的眼睛。
“为什么？”
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但穆拉对此胸有成竹。
“玫瑰。”她递给他第二张牌。
在这张牌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柯察金面对那姑娘，尽力使自己的语调温和些，问她：
“你干吗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穆拉发窘了，不知所措。
“难道您对我的表白感到不高兴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柯察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但他想知道，与他谈话的女孩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姑娘都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之后，他已知道，她在七年制中学读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识保尔，而且想和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的哥哥是机务段的团支部书记，对吗？”
“是的。”
现在柯察金知道了，跟他谈话的人是谁。她的哥哥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但是显然他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因此她渐渐成了个平庸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开始参加女友们举办的这种接吻的晚会，而且达到了着迷的地步。她在哥哥那儿曾经好几次看见过保尔。
现在，穆拉已经感觉到保尔不赞成她的行为，因此当有人叫她去玩“喂鸽子”的游戏，她看到保尔脸上出现了嘲笑的神情，就断然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情况讲给他听。这时泽列诺娃走过来了。
“把手风琴拿来，你一定拉吗？”她又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说：“怎么样？互相认识了吗？”
保尔让卡秋莎坐在旁边，乘周围的人都在谈笑、叫喊，对她说：
“我不打算拉手风琴了。我和穆拉马上就要走了。”
“哎哟！心里难受了，是不是？”泽列诺娃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音说。
“是的，难受极了。你告诉我，这儿除了你和我之外，还有其他的共青团员吗？也许只有我们两人加入了这‘养鸽者’的队伍吧？”
卡秋莎用一种调解的口吻说：
“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跳一会儿舞吧！”
柯察金站起来说：
“好吧，你跳吧，老大娘，但是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的。”
一天晚上，安娜·博尔哈德来找奥库涅夫。但是，房间里只有柯察金一人。
“保尔，你很忙吗？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一起走不冷清，而且要很晚才能回来。”
保尔很快就准备好了。他的床头挂了一支驳壳枪，这支枪太重了，他就从抽屉里掏出奥库涅夫的那支勃朗宁手枪来，放在口袋里，还给奥库涅夫留了个条，把钥匙仍然藏进两人约定的老地方。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坐在一起，会间休息时，又在广场上散散步。正如安娜所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怎么样，上我那儿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还得走很远的路呢。”奥莉加对安娜说。
“不，我跟保尔已约好了一起回去。”安娜谢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马路往下走，而保尔和安娜顺坡向上朝索洛缅卡方向走去。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进入梦乡。参加全会的人沿着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远去。保尔和安娜很快就离开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寂无人的集市上，巡逻队把他们拦住了，检查了证件以后，才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林阴道，来到那条穿过旷地的小街，那里既无街灯，也无行人。然后向左拐弯，再沿着与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走去。中心仓库是长长一排水泥房子，显得阴森可怕。安娜不由得有点胆怯起来，她一直盯着暗处，断断续续，答非所问地回答着保尔的问话。直到发现一个可疑的阴影原来只是根电线杆时，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着保尔的手臂，肩膀紧挨着他的肩膀，平静下来了。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可能会把我当成胆小鬼，这可不对，不过今天晚上我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我感觉到你在我身边，就不再害怕了。我居然这样提心吊胆，真不好意思。”
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以及在剧院里开会时所听到的昨天在波多尔发生的凶杀案件，都使她觉得可怖。但保尔镇定沉着，他的烟卷闪现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和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使安娜的恐怖情绪渐渐消失了。
仓库已经落在他们身后了。他们过了河上的小桥，就开始沿着车站旁的公路朝拱道走去。这条拱道在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交界处。
车站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右面了。这条拱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这里已离家不远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信号灯闪闪发亮。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息着缓缓离去，夜间它也要去休息了。
拱道入口处的上方，一盏街灯挂在生锈的铁钩上，被风吹得轻轻摇晃，那发黄的暗淡的灯光不时在拱道两边的墙上来回移动。
离拱道入口处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两年前，一枚炸弹落在这所房子上，里面全部被炸毁了，正面的墙也已倒塌。现在，这房子敞着巨大的窟窿，像是路旁的乞丐，向人们展示他的贫苦。这时，可以看见上面有一列火车正飞驰而过。
“我们差不多已经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自己的手。已经快到拱道了，保尔很自然地想把被安娜抓住的手臂挣脱出来。
但是安娜不放。
他们走过了那座被炸毁的小屋。
突然，后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柯察金赶紧想抽出手来，但安娜由于害怕，紧紧抓住不放。等用力挣脱出来时，已经迟了：保尔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指紧紧掐住，又被往旁边猛力一拉，他的脸就转了过来，面对袭击他的人了。那人一只手把他制服上衣的领口紧紧一扭，然后掐住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枪慢慢地划了个弧形，把枪口对准了他。
保尔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极度紧张地随着枪口转了个弧形。死神正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保尔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对方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睁得大大的眼睛，看见了匪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的黑胡子，只有一双眼睛隐藏在宽帽檐下看不清楚。
柯察金的眼梢瞄到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这时三个匪徒中的一个，正把她往那座倒塌的破房子里拖去。歹徒扭住她的双手，将她推倒在地上。保尔在拱道的墙上看见又有一个黑影掠过。他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死反抗，歹徒用帽子堵住她的嘴，叫喊声中断了。掐住保尔的那个大脑袋匪徒不乐意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也极想把猎物弄到手。这人显然是他们的头，故而这样的“分工”可不合他的意。他觉得他抓住的这个小青年太嫩，看样子不过是机务段里的小徒工，这么个瘦弱的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用枪好好敲他几下脑袋，再指指通往旷地的路——他就会头也不回地拼命朝城里逃跑的。”匪徒想到这里，就松开手，对保尔说：
“你快滚……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只要说个不字，就一枪毙了你。”大脑袋匪徒用枪筒戳了一下保尔的额头。“快滚！”他哑着嗓子喝道，同时把枪口朝下，表示不打算从背后开枪。
柯察金连忙侧身后退了几步，眼睛还是盯住大脑袋匪徒。匪徒心想：“这小子还是害怕挨枪子。”于是他转过身，朝破房子走去。
柯察金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但愿还来得及，但愿还来得及！”他一个急转身，赶忙平举左臂，枪口对准大脑袋匪徒，啪的就是一枪。
匪徒明白他犯了个错误，但为时已晚。还没等到他举起手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
这一枪打得他踉踉跄跄，身子撞到拱道的墙上。他低沉地嚎叫一声，用手抓着墙，慢慢地倒在地上。这时，从破房子里溜出一个黑影，往下面的深沟里逃去。保尔朝着这条黑影又打了第二枪。接着第二条黑影，弯着身子连跑带跳地逃往拱道的暗处。保尔又打了一枪，子弹将拱道墙上的水泥打得乱飞，撒落在歹徒身上，但他向旁边一闪，潜入黑暗之中消失了。保尔的勃朗宁手枪又朝他逃走的方向连放三枪，枪声惊动了寂静的夜，倒在拱道墙边的大脑袋匪徒，像蛆虫似地扭动着，正在垂死挣扎。
安娜被所发生的恐怖事件吓得惊惶失措。当保尔把她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她望着还在地上抽搐的匪徒，简直不相信已经得救。
保尔用力扶着她，把她拉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然后转身向城里走去。他们朝车站跑去。这时，在拱道旁边的路基上已经灯光闪烁。接着，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他们终于回到了安娜的住所，这时，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啼鸣。安娜躺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边。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雾缭绕上升……刚才被他打死的匪徒是他一生中杀死的第四个人。
有没有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自己刚才的种种感受和体验，不得不承认，最初几秒钟内，当匪徒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的心全凉了。还有两个匪徒逃走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而且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不，当时双方的距离只有几步，本来可以射得更准，没有命中是由于自己的紧张和匆忙，这无疑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注视着他，对他面部肌肉的任何细微变化也不放过。然而，他的眼神安详平静，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正在十分认真地思考问题。
“保尔，你在想什么？”
他陡然一怔，思绪中断了，就像袅袅青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消失了。他就把临时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我必须上卫戍司令部去一趟，应当把全部情况向他们报告。”
他强忍着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没有马上放开他的手，她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现在保尔对她来说已经变得那么亲密，那么可贵。她把他送到门口，一直到他消失在夜色之中，才把门关上。
柯察金到了卫戍司令部以后，铁道警卫队毫无头绪的那个凶杀案才真相大白。尸体马上被辨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早就记录在案的强盗和凶杀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出人意料地突然引起了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的冲突。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来到车间，先把保尔叫到跟前，又把他带到走廊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激动得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最后才说：
“你说说昨天发生的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韦塔耶夫焦躁不安地耸耸肩膀。保尔不了解，为什么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对茨韦塔耶夫的触动比他人更为强烈。他不了解，这个锻工对安娜·博尔哈德表面淡漠，实际上却有爱慕之心。对安娜怀有好感的人不仅仅是他，但茨韦塔耶夫对她的感情更加复杂。他刚从拉古京娜那儿听到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情，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不能对保尔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但又很想知道答案。他有点意识到，他的担心是一种自私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但是内心矛盾重重，经过斗争，还是原始的兽性般的感情占了上风。
“你听着，保尔，”他低声地说，“这次谈话只能你知、我知。我明白，为了不使安娜难过，你是不肯说的，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匪徒掐住你的时候，其他两个匪徒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儿，他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将目光移向了别处。
保尔这时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茨韦塔耶夫的意思。“要是茨韦塔耶夫对安娜无动于衷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激动了。但是，如果安娜对他真是这样宝贵……”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有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觉得保尔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恼羞成怒地说：
“你干吗躲躲闪闪？我让你回答，你倒追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很费力地说：
“是的。”
保尔勉强抑制住他的愤怒，头也不回，转身穿过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他朋友床前来回转了一会儿，然后在床沿上坐下，用手遮住保尔正在看的那本书，说：
“保夫鲁沙，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一方面，这似乎是小事一桩，但从另一方面，可又完全相反。我和塔莉亚·拉古京娜不知怎么就好上了。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很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额角，但他看到，他的朋友并没有笑他的意思，就鼓起了勇气说，“后来塔莉亚……也有这么个意思。总之，我不想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你了，不说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昨天我们决定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体验一下它的甜蜜和幸福。我二十二岁，我们俩都已经有选举权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塔莉亚建立共同的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
“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个特别难得的好姑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务段的集体宿舍去了。几天以后，在安娜那里大伙举行了一个不备食物和饮料的晚会——祝贺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忆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选段，齐声高唱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些战斗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沃伦采娃把手风琴拿来了，于是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清脆的乐曲声响彻整个房间。那晚，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高个子潘克拉托夫令人惊奇地跳起舞来时，保尔也按捺不住了，琴声一改现在那种和谐深沉的新格调，又变得火一般热情奔放：
喂，街坊们，乡亲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呀，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诉说着过去，诉说着如火如荼的战斗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当手风琴转到了沃伦采夫手里，他奏起了嘹亮而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这时，有一个人像旋风似的跳起舞来，他不是别人，而是保尔。保尔疯狂地跳着切乔特卡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