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沉思的朱赫来从嘴里取出短烟斗，小心地拨弄着里面的烟灰。烟斗灭了。
十多支烟卷冒出来的灰色烟雾飘浮在不大透光的吊灯罩下，缭绕在省执委会主席坐椅的上方，朦胧的烟雾中，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各个角落里的人影，隐约可见。
托卡列夫坐在省执委会主席旁边，胸口贴着桌子。这老人气愤地捻着胡子，不时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那人大着嗓门儿正罗罗嗦嗦地废话连篇，就像鸡蛋壳一样，空洞无物。
阿基姆发现了托卡列夫斜视的目光，这使他回想起了童年：那时他们家有一只好斗的公鸡，“啄眼王”，每当准备猛扑时，就是这样斜着眼睛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面用灵活的手指翻动文件，一面放连珠炮似的说：
“就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才使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执行。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一个月之后，我们所能供应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要求完成十八万立方米这样的任务……这……”他在挑选他认为合适的字眼，“是乌托邦！”说完，把他那张小嘴紧紧一闭，现出一副委屈的神情。
一时大家都不说话。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缓慢。
朱赫来用指甲敲敲烟斗，想把烟灰倒出来。托卡列夫打破了沉默，用他那浑厚的低音说道：
“废话不必多说。您的意思是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木柴供应……是不是？”
秃头耸了耸肩膀。
“我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已经采伐好了，但是没有马车运输……”他说了半句又停住了，用格子手帕擦了擦发亮的秃顶。由于好长时间摸不到口袋，只好焦躁地将手帕塞到了公文包下面。
“您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这木柴呢？要知道，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些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专家早就被捕了，这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已经三次向铁路管理局报告，没有运输工具就无法……”
“这我们已经听您说过了。”托卡列夫打断了他，讥讽地冷冷一笑，仇视地瞪了秃头一眼说：“您怎么，把我们当成傻瓜吗？”
这句问话使秃头感到背上一阵寒战。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他轻声地回答说。
“那您当时是否知道，是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树木？”阿基姆问他。
“我听说过有不正常现象。但我不能向领导报告别人管辖区里的事。”
“您那儿有多少职员？”工会理事会主席问他。
“两百人左右。”
“这些饭桶每年每人只砍一立方米木柴！”托卡列夫怒气冲冲地啐了一口。
“我们对铁路林业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都发突击队员的口粮，而相应削减其他工人的口粮，可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拨给你们工人的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纷纷向秃头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可他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应付纠缠不休的债主似的。
他像条鳗鱼似的滑来滑去，避免正面回答问题，眼光不停地四处溜动。他本能地感到大祸已快临头，既害怕，又焦躁，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他那晚上靠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消磨时间，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等他回去共进丰盛的晚餐呢。
朱赫来一面继续注意听秃头的答话，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这个人应当好好审查一下：这里不是一般的工作能力问题，我这儿已经有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不必再与他纠缠，让他走，我们好谈正事。”
省执委会主席读了递给他的条子，朝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身来，到前厅去打电话。他回来时，省执委会主席已经读到决议的结尾部分：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决定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预计的结果更坏。当然，因为怠工而被撤职，这说明已经怀疑他是否可靠，但这毕竟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他倒可以不必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管辖区内。“呸，见鬼，我还以为这些人已经摸到什么情况了呢……”
他差不多已经放下心来，一面将文件收到公文包里，一面说：
“那好吧，我是个非党专家，因此你们有权利不信任我。但我问心无愧，要是我做得不够，那是因为我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办公室，急忙下楼，轻松地舒了口气，把临街的门打开。
“公民，您贵姓？”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秃头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打着嗝儿说：
“切尔……温斯基。”
这个不是自己人的秃头走了以后，十三个人在省执委会主席办公室里就紧紧地凑到一张大桌子的周围。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一张摊开的地图，“这是博亚尔卡车站，离这里七俄里是伐木区，那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那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这是一场骗局，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木柴。因为必须先从六俄里外的伐木区把木柴运到博亚尔卡车站，为此至少需要五千辆马车运一个月，而且每天得运上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离伐木区也有十五俄里，而且奥尔利克和他的那帮匪徒还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你们明白吗，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看，按照计划，伐木应当从这儿开始，然后朝车站方向延伸，而这些坏蛋却反过来朝森林深处砍伐。他们的估计是对的：我们无法把伐倒的木柴运到铁路线上。确实，我们连一百辆大车也搞不到。你们看，他们就用这一招整治我们……这与暴动没有两样。”
朱赫来紧握的拳头沉重地落在那张蜡纸制成的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在场的十三个人都很清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有多可怕。冬季就在眼前。医院、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居民必将受到严寒的侵袭。火车站密密麻麻像个蚂蚁窝，人满为患，可火车一星期只能开一次。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
“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在三个月内从博亚尔卡车站筑一条小铁路到伐木场，全长七俄里，争取一个半月之内，这条铁路通到伐木场的边上。这件事我已考虑一个星期了。要完成这项工程，”由于喉咙过于干燥，朱赫来的声音变得沙哑了，“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普夏-沃季察有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曾经想从那儿铺条小铁路通到城里。不过在博亚尔卡工人没地方可住，那里只有一座已经倒塌的林业学校。只好分批派人去，每批干两个星期，时间再长，人会受不了的。阿基姆，我们派共青团员去，怎么样？”
他没等对方回答，又继续说：
“共青团应当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派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我们向同志们说清楚，唯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管理局长表示怀疑，摇了摇头。
“这么干未必会有结果。眼下是秋天，阴雨连绵，接着是冰天雪地，却要在那样荒凉的地方铺设六俄里的铁路。”他疲惫地说。
朱赫来没有回头看他，打断他的话坚决地说：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你早该把伐木的事好好抓一抓的。这条专用线我们一定要建成。总不能坐着什么也不干，等着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装上了火车。乘务组人员也已各就各位。细雨蒙蒙。丽达的皮上衣湿得发亮，大滴透明的水珠从衣服上滚落下来。
丽达同托卡列夫告别时，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轻声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灰白色眉毛下那对眼睛里露出亲切的神情，看了看她说：
“是呵，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这帮人心肠真毒！”他嘟哝着，把心里的想法都吐了出来：“你们在这儿多加注意，要是我们那儿遇上麻烦，那你们看准地方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这些没有用的废物办起事来总是拖拖拉拉的。好了，我该上车了，姑娘！”
老人将短外衣紧紧裹上了。丽达在他临上车时仿佛不在意地问道：
“怎么，保尔不跟你们一起走吗？我怎么没看见他！”
“他同技术指导员昨天就乘检道车去了，给大家打前站。”
扎尔基、杜巴瓦沿着站台急急忙忙朝他们走来，与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安娜·博尔哈德，她把短上衣随随便便地披在肩上，纤细的手指上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香烟。
丽达注意着走来的三人，又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你们那儿的学习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奇地对她看了一下。
“什么学习？小伙子不是由你辅导的吗？他不止一次提到你，总是夸个没完。”
丽达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托卡列夫同志，真是这样吗？可他经常在我那儿学了，还要上你那儿去重新补课。”
老人笑起来了。
“上我那儿补课？……我连他的影子也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快让我们的老爷子上车吧，这样可不行啊！没有他我们能干什么呢？”
这个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看到了那三个走近来的人，就不作声了。他的视线触到了安娜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安的神情，看到她临别时对杜巴瓦微微一笑，心中有点惆怅，就迅速离开了窗口。
秋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饱含水汽的深灰色云团在低空缓缓移动。深秋，大片大片的树变得光秃秃的。老榆树阴沉地站着，树皮的皱褶里长满褐色的苔藓。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衣裳，它们只好裸露着干枯的身子。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没在树林里。一条新开的路基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通往森林。路基两边是蚂蚁般密集的人群。
脚下的粘泥讨厌地吧唧吧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掘土，铁钎和铁锹碰在石头上，发出嘁喳卡喳的响声。
雨水像从筛子里流出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般从路基上流下来。
湿透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工作到很晚很晚才收工。
新开的路基一天天向森林延伸，越来越长。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只剩空架的石头房子，显得十分凄凉。凡是能拆得下、砸得动、搬得走的，早被匪徒们抢劫一空。门窗成了大洞，炉门变成黑窟窿，破烂的屋顶上露出了房椽。
只有四个房间的水泥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夜里，四百个人和衣睡在上面，他们的衣服被雨淋得湿透，溅满泥浆。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肮脏的泥水直淌。他们用不堪入耳的粗话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大家一排排地躺在只铺着薄薄一层干草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衣服冒着热气，但是焐不干。雨水渗透遮挡窗洞的麻袋淌到地上。密集的雨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发出急促断续的响声，风从破门缝里直往里吹。
厨房是一个破旧的板棚。早上，大家在那里吃点东西，就去工地。午饭就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块一样的黑面包，天天如此，单调得要命。
这是城里所能供应的全部东西了。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干瘦老头，两颊上有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矮矮胖胖，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他们两人被安置在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霍列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列亚瓦的双腿很短，但像水银一样灵活。
工程队无比顽强地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地向密林深处延伸。
工程队里已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后，又跑了五人。
第二个星期，工地上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没运面包来。
杜巴瓦把托卡列夫叫醒，告诉他这个情况。
工程队党组织的书记托卡列夫把他的长毛腿伸到地板上，使劲搔着胳肢窝。
“跟我们玩起把戏来了！”他一面迅速穿上衣服，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霍列亚瓦像球似的滚进房间来。
“赶快打电话到特勤部，”托卡列夫命令他，同时又提醒杜巴瓦，“面包的事，千万别说出去。”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列亚瓦同电话接线员吵了半小时之后，终于接通了给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接线员对骂，急不可耐，两只脚的重心来回调换地站着。
“什么？面包没运到？我马上去查，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具有威慑力的声音。
“你说，我们明天让大家吃什么？”托卡列夫气呼呼地对着话筒大叫。
看来朱赫来正在考虑，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才听到回答：
“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来。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破晓，一辆溅满泥浆，装满一袋袋面包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彻夜未眠，脸色苍白的小利特克疲乏地从车上下来。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通知，说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运输工具，无法把机车和路轨运往工地，而且那些机车还需要好好修理。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期限快到了，可换班的人还没着落，再让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积极分子在破板棚里开会。在暗淡的油灯光下，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进城了，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机车，运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师出身，被派到供应部去作检查员，其他的人都去了普夏—沃季察。
雨还是下个不停。
柯察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只脚从黏泥里拔了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他那只靴子的烂底全掉了。来到这里以后，这双烂靴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靴底干脆掉了，他只好光脚泡在冷得刺骨的烂泥里，这只靴子害得他没法干活。保尔从烂泥里捡起那片靴底，绝望地看了看，可还是忍不住骂了起来，虽然他曾经发誓不再骂人。他拎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在行军灶旁坐下，解开满是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放到炉子跟前。
护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里的案板上切甜菜，她在这里给厨师当下手。造物主对这个一点不老的妇女特别慷慨：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厚，胸部丰满，大腿又粗又结实。她的刀功挺不错，一会儿案板上就有了一大堆切好的甜菜。
奥达尔卡不大客气地朝保尔看了一下，揶揄地说：
“怎么，坐在这儿等饭吃吗？还太早点儿。小伙子，看得出来，你是在逃避劳动。你把脚往哪儿伸？这里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她就这样训斥保尔。
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来厨房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靴，朝奥达尔卡那儿点了点头，说：
“她的丈夫可算得半个鞋匠，他能帮您缝起来。要不，没靴子可真要完了。”
奥达尔卡听到厨师这么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可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道歉地说。
保尔谅解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仔细看了看那只靴子。
“这只靴子我那口子不会去补的——已经没法补了，可别把脚冻坏啦，我给您拿一只旧套鞋来吧，我们家阁楼上就有一只。哪儿见过吃这样大的苦呀！说不定那天来个寒暴，那你就惨了。”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还有一块粗麻布。保尔用粗布把脚包好，再把烤得暖乎乎的脚塞进套鞋，他没有说话，只用感激的目光瞧了瞧护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蹩了一肚子火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列亚瓦的房间里，向大家讲了那些使人不快的事情。
“真是障碍重重。不论你到哪儿，轮子没停，可就是全在原地打转，事情没有一点进展。看来，那些坏家伙我们抓少了，他们可够我们抓一辈子的。”老人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对你们直说了吧：事情很糟。第二批的人还没落实，派多少人来也不知道。可是眼看就要上冻了。在这之前，拼死拼活也要把路筑过沼泽地，要不，以后地一上冻，用牙也啃不动。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乱的家伙，自有人会收拾他们，但我们这里必须加倍提高速度。哪怕送命，也得把这条支线筑好，否则我们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全成窝囊废了。”托卡列夫说话的嗓音不像平时那样沙哑，而是坚决响亮，铿锵有声。那紧锁的双眉下，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表现出他的倔强和决心。
“今天我们要召开一次党团员的内部会议，向同志们讲明情况，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上可以回去，党团员全部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的肩头望过去，看到了决议，上面这样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留在工地继续工作，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方可换班。共青团省委代理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狭小的板棚里已无插足之地，一百二十个人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靠墙站着，有的爬上桌子，有的干脆上了厨灶。
潘克拉托夫宣布会议开始。托卡列夫讲话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结束语使大家非常扫兴：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头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表示这个决定已无法更改。这个手势使大家回城、回家、摆脱这块烂泥地的希望成为泡影。会场上哄动起来了，一片叫嚷声，什么都听不清楚。人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曳不定。昏暗中，人们脸上的表情无法看到。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想象着“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呼呼地叫喊说，太疲劳了，还有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他要离队，从角落里传来了他那愤怒的谩骂声：
“真他妈的见鬼！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把人打发来服苦役，起码也得有条罪名吧。凭什么把我们送来？把我们关在这儿两个星期了。够了！没人再当傻瓜了。让作决议的人自己来干。谁愿意那就让谁在这烂泥堆里打滚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站在奥库涅夫的背后。奥库涅夫擦了根火柴，想看看这个想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一瞬间照亮了那张忿怒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看什么？我不怕，我又不是贼。”
火柴熄了。潘克拉托夫笔直地站了起来。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认为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低沉地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儿逃跑，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我们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回去。但是像刚才那种人，要从这儿逃跑，那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爱长篇大论，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打断了：
“那么，非党非团的人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十分干脆。
会计的儿子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他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小的硬卡片像只蝙蝠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愿为这张小卡片卖命。”
话音刚落，板棚里爆发出一片叱骂声。
“居然把团证扔掉？！”
“咳，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
“你混进团来是为了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该用棍棒给你敲打敲打，你这只散播伤寒病菌的虱子！”
扔掉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鼠疫病人似的，让出路来。他一走出去，门就吱咯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用手指捏着被扔掉的团证，把它放到油灯的火苗上。硬纸片烧着了，蜷缩成一根发黑的小管子。
森林里枪声响了一下。一个骑马的人迅速离开破旧不堪的板棚，钻进黑暗的林中。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在一小块塞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他们划了根火柴，用大衣的下摆挡住风，借着摇曳不定的火光，看到上面写着：“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留在这里，就让他吃子弹。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毫不留情。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
丽达房里的桌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十二月二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冷极了。在楼梯上遇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列申斯基，我们便一起走走。
“我就是喜欢初雪。冰雪严寒，一派迷人的景色，是不是？”奥列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博亚尔卡，回答他说：“严寒初雪引不起我的兴致，相反，心情十分沉重。”我也说明了原因。
“这是您个人的感受。如果把您的想法引伸下去，那么就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能允许的了。但在生活里却不是这样。哪儿是前线，哪儿当然就有悲剧：那里的生命时时受到死神的威胁。但即使在那儿，也还有欢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则依然如旧：笑声、眼泪、悲哀和欢乐、渴望欣赏景色，得到美的享受，还有心灵的激动、爱情……”
在奥列申斯基的话里很难辨别出，哪些只是开开玩笑的。奥列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还稍微洒点香水。他住在我们这幢楼里，在谢加尔的寓所里，傍晚常上我这儿来。跟他聊天很有意思，他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想法，讲实话，他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不粗鲁。他善于把这些做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带点粗犷的朴实比奥列申斯基的那种西欧派头要亲切得多。
经常收到来自博亚尔卡的短讯。每天筑路一百俄丈。他们在冻土上砍出轨槽，然后将枕木铺进去。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人。第二批派去的人倒有一半开了小差。条件确实艰苦。天寒地冻，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杜巴瓦去那儿已有一个星期了。在普夏-沃季察的八台机车只装配了五台。其余几台因为缺少零件无法修理。
电车管理处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了一队人强行扣留了所有从普夏-沃季察到城里的电车。他让车上的乘客全部下来，装上了窄轨铁路的路轨，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的铁轨运到火车站。电车工人都全力支援他们。
在火车站，留在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员连夜将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和他的伙伴们再把铁轨运到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在执委会上讨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对我们说，电车管理处存在着严重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他们最多只肯给两辆电车，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杜巴瓦说：
“应该改掉游击作风了，现在再这样做，就要坐牢。难道不可以协商解决，非用武力不行吗？”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这样厉害。
“你别老是说空话，你怎么不去协商解决呢？你这个喝墨水的寄生虫，只会坐在这儿，大发议论，废话连篇。我要是不把铁轨运到博亚尔卡，就得挨嘴巴子！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免得你在这儿碍手碍脚。该把你送到托卡列夫那儿去吃吃苦头！”杜巴瓦火冒三丈，整个省委大楼都能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个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但是阿基姆要我出去，与他单独谈了约十分钟。图夫塔冲出阿基姆的房间时，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十二月三日
省委又从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接到了控告。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去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拆掉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装上车准备运走时，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要逮捕他们。可他们却解除了他的武装，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全运走了。铁路物资处又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的仓库里取走二十普特钉子。他把钉子作为报酬，分给农民，要农民把长块木头从伐木场里运出来。这些长块木头是当枕木用的。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朱赫来同志。他笑着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解决的。”
工地上十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为一些极细小的琐事也不得不施加压力。有时还得把一些妨碍工作的人拖到省委会去。工地上越轨的举动越来越多了。
奥列申斯基带了一只小电炉给我。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烘手，但房间里并未因此而暖和些。那么在森林里的人怎么熬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们都不愿从被窝里出来。那里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不，奥列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十二月四日
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部被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人们正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作出决议：必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前完成窄轨铁路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把铁路筑到伐木场边缘。听说当这一决议传达到博亚尔卡，托卡列夫的回答是这样的：“只要我们不全冻死，一定按期完工。”
没有听到关于保尔的任何消息。使人惊奇的是他没有发生像潘克拉托夫之类的“事件”。我至今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和我见面。
十二月五日
昨天匪徒开枪扫射，袭击了工地。
马蹄小心地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偶尔踩着雪下的树枝，发出清脆的折裂声。听见响声，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但是，它那抿着的耳朵上挨了一下，于是又奔跑起来，追赶上去。
约有十个骑马的人越过了一片岗峦起伏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被雪盖住的黑色土地。
骑马的人就在这里把马勒住。马镫碰得叮当作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经过长途跋涉浑身冒汗，它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
“他们来这儿的人真他妈的不少。”领头的人说，“我们主要是吓唬他们一下，把他们赶到外面来受受寒，头儿说了，一定得让他们明天全部滚蛋，要不，看来这些混蛋是会弄到木柴的……”
他们鱼贯而行，沿着窄轨铁道朝车站方向前进。慢慢地向林业学校旁边的空地靠近。不过没有走上空地，而是躲在树的后面。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在月光下变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滑了下来。树间冒出短枪的火星，子弹飞出树林，打落了破墙上的泥皮，把潘克拉托夫运来的窗玻璃也砸碎了，发出叮当的响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马上跳了起来。但是，形似蟋蟀的子弹可怕地满屋乱飞。人们吓得又卧倒在地。倒下去的人又趴在别人身上。
“你上哪去？”杜巴瓦抓住了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出去。”
“躺下，傻瓜！你一露面，就会被打死的。”杜巴瓦急急地低声说。
他们两人紧挨着躺在房门口。杜巴瓦紧紧贴在地上，把握着枪的手伸到门边。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摸着左轮手枪上的弹槽。枪里还有五颗子弹。摸到空槽之后，他把弹槽转了过去。
射击声骤然停止，突如其来的寂静令人惊讶。
“同志们，有武器的人，都到这儿来。”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
柯察金小心地把门打开。空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缓地飘舞着，纷纷落下。
森林里，十个骑马的人已挥鞭策马而去。
午饭的时候，一辆轨道车从城里飞驰而来。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上下来，托卡列夫和霍列亚瓦上前迎接他们。从轨道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匆匆地朝工地走去。朱赫来军大衣的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道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仿佛脚下仍是鱼雷艇摇晃不停的甲板。高个子的阿基姆能跟上朱赫来的步子，托卡列夫不时只好跑上两步，才能跟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