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的偷袭，这还不是大问题，现在有个山坡横在我们这条路的前面。实在叫人头痛，真该死！工程很大，要挖好多土方。”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转身背着风，用两个手掌合成小船形状，点上烟，猛抽两口，又赶上了前面的两个人。阿基姆站在那儿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向前走着。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你们能不能按期建成这条支线？”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
“你知道，老弟，”他终于开口答道，“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建成的，但是不按期建成也不行。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赶上了朱赫来，三人并排走着。老钳工托卡列夫激动地说：
“瞧，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这里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帕托什金心里清楚，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加上人力和装备都极其缺乏，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论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建成这条路绝对不行。因此我才说：‘只要我们不全冻死，一定按期完工。’你们自己去看看，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二个月了，第四班都快到期，可基本成员却始终没换过班，一直没有休息，硬是靠青春的活力才能支撑。要知道，他们中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看看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不止一个人会在这鬼地方送命的。”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窄轨铁路铺好了。
再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左右，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了一排长木头，就像是被风刮倒了的栅栏，这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坡，还只是一条平整的路。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在铺枕木。一个蓄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了一双新树皮鞋，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把木头卸下来，扔在路基上。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也有几辆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杆，代替路轨，使枕木能够放平。为了把地基夯实，斧子、铁棍和铁锹全用上了。
铺放枕木是一件很费工夫的细活。每根枕木都必须埋放得结实稳固，使铁轨的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每根枕木上。
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人掌握铺放枕木的技术。他已五十四岁，但一根白发也没有，还留着一把乌黑的、分成两绺的大胡子。他主动留下，已经干第四期了。他和青年人一样忍饥挨饿，在队里深受人们敬重。这个党外人士（他是塔莉亚的父亲）每次都应邀参加党员大会，总是坐在荣誉席上。为此，老人十分自豪，发誓决不离开筑路工地。
“你们说，我怎么能把你们丢下不管呢？没有我，枕木铺不好的。这事需要眼力和实际经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俄罗斯各地跟枕木打交道……”每次换班时，他总是实心实意地说上这番话，也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对他负责的工段很少查看。当朱赫来他们三人走到干活的人跟前时，干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挖安放枕木的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潘克拉托夫瘦了，他那宽宽的颧骨显得更高更突出，没有好好洗过的脸显得又黑又憔悴。
“呵，省里的人来了！”说着，他把那只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挖土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到周围一张张脸都很苍白。人们脱下来的长短大衣都堆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和拉古京交谈几句之后，拉着潘克拉托夫，把同来的人领到掘土的地方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说说，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跟那个肃反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是怎么想的？”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多话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难为情地笑了笑，说：
“我们是得到他的同意后才缴他的枪的，他自己让我们这样做的。你知道，这小伙子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把实际情况向他说明之后，他说：‘弟兄们，我没有权利准许你们搬走门窗，捷尔仁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上的财产。这儿的站长和我势不两立，这个坏蛋常常偷东西，我总去干涉他。如果我放过你们，他一定会报告上级，那我就要被送上革命法庭。因此你们还是先解除我的武装，然后开路。如果站长不向上报告，那事情到此了结了。’我们就这么办了。反正，我们运门窗又不是为自己！”
潘克拉托夫觉察到朱赫来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点笑意，就又补充说：
“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那个小伙子，您可别去为难他了，朱赫来同志！”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后可不准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粉碎官僚主义。好吧，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情。”于是，朱赫来开始仔细询问敌人偷袭的情况。
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人们挥动铁锹，狠狠地砍着冻土，他们要从堵住去路的山坡中间开出一条道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列亚瓦的马枪和柯察金、潘克拉托夫、杜巴瓦以及霍穆托夫的手枪。这是这个队伍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正仔细地往笔记本上记一些数字。工程技术人员就只剩下他一人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害怕被土匪的子弹打死，宁可受审，早晨就开小差逃回城里去了。
“挖这段路要花费我们半个月时间，地已经冻了。”帕托什金小声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寡言少语、老是皱着眉头、行动迟缓的人。他听了帕托什金的话，生气地用嘴唇咬住胡子梢说：
“限我们二十五天之内全部完工，可开这段路您就准备要用半个月。”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实际。当然，我这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这样一批人一起筑过路。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误。我已经错过两次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朝正在掘土的地方走了过来。斜坡上的人发现他们了。
“你看，谁来了？”一个穿件破绒线衫、胳膊肘都露在外面的斜眼小伙子，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用臂肘撞了一下保尔，用手指指坡下走着的人说。一瞬间，保尔连手中的铁锹也没放下，就向山下冲去，军帽帽檐下的一双眼睛满含热情的笑意。朱赫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握手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
“你好呵，保尔！穿了这么一套七拼八凑的衣服，真叫人快认不出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说：
“他那五个脚趾头倒是行动一致，统统露在外面。加上开小差的人临走又偷了他的大衣。幸亏他和奥库涅夫是同一个公社的，奥库涅夫就把自己的短上衣给他了。没关系，保夫鲁沙浑身热血，他可以在水泥地上躺个把星期，有没有干草无所谓，然后就‘进棺材’嘛。”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眉毛乌黑、鼻子略有些向上翘的奥库涅夫，眯起了他那双调皮的眼睛，反驳说：
“我们决不会让保夫鲁沙完蛋的。我们会投票表决，把他送到厨房去，到奥达尔卡那儿当后备火头军。要是他不犯傻，在那里他既能吃饱，也能取暖，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说话声。
这天，大家第一次笑了。
朱赫来察看了斜坡，然后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一起乘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回来了。大伙仍在斜坡上顽强地掘土。朱赫来看着飞舞的铁锹，看着人们由于拼命用劲而弯曲了的脊背，轻声对阿基姆说：
“不需要召开群众大会。这里谁也不用鼓动。托卡列夫，你说得对，他们确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劳动的人群，眼光里满含赞赏、深情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夕，他们当中部分人曾毅然背起钢枪；现在，他们又胸怀共同的目标：要把钢轨铺到有着大量木材的宝地——那里是温暖与生命的源泉。
帕托什金心平气和、但却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从小山包上开出一条通道必须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朱赫来一面听着他的计算，一面思量着办法。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走，让他们到前面去筑路；这个小山包我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列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到朱赫来在屋里用低沉的声音说：
“用我的名义立即给军区参谋长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个地段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基地派一列装甲车和一些工兵爆破手来。其余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今天夜里回去，十二点之前，让利特克把车开到火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说了几句，接着朱赫来开始讲话。在亲切的交谈中，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按期完工，不能延误。
“我们工地上现在要按战时状态组织工作。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由杜巴瓦同志担任队长。六个筑路小队都要承担定额任务：把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个小队负责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结束。提前完工的小队有权休息，可以回城。此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也确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朱赫来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也就是全队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领导，那仍然由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同志担任，非他莫属嘛。”
仿佛是一群鸟儿突然扑着翅膀飞了起来，人们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到会者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素来严肃的朱赫来最后这句亲切而诙谐的话语缓和了会场专注的气氛，引起一阵轻快的笑声。
大约二十人左右簇拥着把阿基姆和朱赫来送上轨道车。
朱赫来同柯察金告别时，瞧了瞧他那只灌满了雪的套鞋，轻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冻坏了——有点肿。”保尔答道。然后，想起了他早就提过的要求，就拉着朱赫来的袖子说：“你给我几发左轮手枪的子弹好吗？能用的我只剩下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摇头，但当他看到保尔眼睛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就不假思索地把他那支驳壳枪解了下来。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起初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能够得到如此贵重的、向往已久的礼物。可朱赫来已经把皮带挂在他的肩膀上了。
“拿着，拿着吧！我知道，你对这支驳壳枪早就眼红了。只是你要多加小心，可别伤了自己人。这儿还有这枪上的满满三夹子弹，一起给你。”
周围的人以羡慕的目光看着保尔。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保尔，我们来交换吧，用一双靴子再加一件短皮袄换你这支枪！”
潘克拉托夫也调皮地朝保尔背上推了一下，说：
“小鬼，跟他换双毡鞋吧。反正你穿这只套鞋是活不到圣诞节的。”
朱赫来将一只脚踏在轨道车的踏板上，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地驰过岔道口，开进车站，喷放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气，好似蓬蓬松松的天鹅绒毛，徐徐上升，即刻又消失在清新、寒冷的空气之中。从装甲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之后，三名工兵爆破手已在斜坡上深深地埋入了两个深蓝色、像大南瓜般的东西，从上面引出两根长长的导火线。放了几发信号枪之后，人们急忙四散开来，离开这危险的山坡。
导火线被火柴点着，顿时冒出荧荧的火光。
几百个人的心一下子都收紧了。一分钟、两分钟，多么难熬的等待……突然，大地震撼了，一股可怕的力量将小山顶炸得粉碎，把巨大的泥块抛向空中。接着，第二次的爆炸声又响了，比第一次更加厉害。骇人的轰隆声响彻密林，被炸碎的土块哗啦啦地往下直掉。
刚才还是山丘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深坑，周围几十公尺内，像砂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落满了碎土。
人们立刻拿着镐和锹朝炸开的深坑跑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立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第一的竞赛。
离天亮还早，保尔不惊动任何人就悄悄地起身了，勉强移动着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麻木的双脚，朝厨房走去。他烧开了沏茶的水，才回去叫醒他的队员们。
其他各队的人全都醒来时，外面天已大亮了。
在棚子里吃早茶时，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的伙伴们坐的桌子跟前，气愤地说：
“米佳，看到了吧，保尔天刚亮就把他们队伍里的人叫起来了。现在大概已经铺好十俄丈了。听大伙说，那些从铁路工厂来的人被他鼓动得劲头十足，下决心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就修好他们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我们一点厉害看看呵。但是，对不起，这个，我们还得走着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很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个小队的举动会这样刺痛这位货运码头团委书记的心，就连他，保夫鲁沙的朋友，也受到震动：保尔招呼也不打，就向全大队发起挑战了。
“朋友归朋友，公事归公事——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中午时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工作被打断了：站在枪架旁边的岗哨发现树林里有一队骑马的人就开枪报警。
“同志们，快拿枪，匪徒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掉铁锹，向挂着他那驳壳枪的大树奔去。
全队的人拿起武器，躺在路边的雪地里。前面几个骑在马上的人挥动着帽子，其中一人高声喊道：
“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戴着缀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的骑兵飞驰而来。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里的一个排，到工地上来探望筑路工人。保尔看到排长的坐骑有一只耳朵被砍掉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匹漂亮的额上有一片白斑的灰骒马不肯站着不动，一直在骑者身下“玩花样”。保尔奔了过去，一把抓住它的辔子。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白斑，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你啦！你没给子弹打死呵，我的独耳朵的小美人。”
他温柔地搂住马的细脖子，用手抚摩着它那不停地掀动的鼻孔。排长仔细看着保尔，终于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了一声：
“哎哟，原来是柯察金呀……这匹马你认出来了，怎么就没认出来我是谢列达呢！你好，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想方设法，全力支持筑路工程，这对工程立刻起了很大作用。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团员都派往博亚尔卡，区委会里空了；索洛缅卡区里只留下女团员。扎尔基又在铁路专科学校想法动员了一批学生上筑路工地。
他在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只剩下我和清一色的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代替我的位置，门口挂上‘妇女部’的牌子，然后我就可以去博亚尔卡。你知道，一个男子汉在妇女中间转来转去挺不方便。姑娘们都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群叽叽喳喳的喜鹊肯定私下经常议论我：‘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自己却留下，真是个滑头。’也许，还有更让人受不了的话。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到博亚尔卡的人逐渐增加。六十个铁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已抵达。
朱赫来在铁路管理局弄到了四节客车，送到博亚尔卡，给刚去的工人当住房。
杜巴瓦的小队从工地上被调到普夏-沃季察去了，任务是将几辆窄轨机车和六十五辆窄轨铁路平车运到筑路工地。这项工作可以抵消他们所承担的筑路任务。
杜巴瓦在动身之前，向托卡列夫建议，将克拉维切克召回工地并由他负责新建的筑路小队。托卡列夫下达了这个命令，根本没有考虑使杜巴瓦想起这个捷克人的真正原因：从索洛缅卡来的人给杜巴瓦带来安娜的便条。
便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一大堆书。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队员致以热情的问候。你们都是好样儿的！愿你们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昨天已将木柴仓库里最后一批存货发放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问好。他真是个极好的小伙子！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都信不过，他亲自筛面粉、用机器和面。不知他从哪儿搞到的好面粉，烤出来的面包真好，与我领的那种面包完全不同。晚上大伙都聚在我这儿，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的学习略有进展，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天，什么都谈，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拒绝她们去工地都很生气。她们相信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父亲的衣服，突然出现在老头儿跟前，让他试试看能不能把我从那儿撵走。”
也许她真会这样做的。替我问候那个黑眼睛的朋友。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云层布满了天空，低低地压着地面缓缓移动。大雪纷纷扬扬。傍晚，风刮得紧了，烟囱里发出呜呜的怒吼，树林里响起呼呼的哀号。大风追逐着机灵善变、飘忽不定的雪花儿，凄厉的怒啸声搅得森林不得安宁。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虽然整夜都生着火，人们还是全身都冻僵了：车站上的破旧房屋根本无法保住暖气。
清晨，人们去上工的时候，脚陷在深深的雪地里迈不开步。然而一轮红日却高高挂在树梢，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柯察金的小队正在铲除自己路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寒冷给人造成的痛苦竟会如此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外套一点也不暖和，而那只套鞋里面总是有雪，并且好几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随时都有彻底完蛋的危险。因为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很大的痈疽。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了围巾。瘦骨嶙峋的保尔双眼红肿，他狠狠地挥动着木锨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奄奄一息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才把它拖到这里：煤水车里一根木柴也没有，炉子里的余火眼看就要熄了。
“给木柴，我们就往前开；要是没有木柴，那就趁它还能开动，把车开到备用线上去！”司机朝车站站长大声喊着。
列车转到备用线上去了。停车的原因也通知了那些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发出一片叹息声和咒骂声。
“你们去跟在站台上走的那个老头儿讲讲，他是工地负责人。工地上有木头，是当枕木用的。他可以下命令用雪橇运些木头来给机车用。”车站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主意，于是，乘务员们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木柴，但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大雪封住了。你们车上有六、七百个旅客，妇女、儿童可以留在车上，其他的人每人一把铲子，在这儿铲雪，一直干到晚上，这样就可以拿到木柴。假如不愿干，那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等到新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同志们，看呵，来了一大群人！瞧，还有妇女！”有人在柯察金的背后惊奇地说。
保尔转过身去。
托卡列夫走到他跟前，说：
“给你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要注意，别让他们偷懒。”
柯察金给这些新来的人分配工作。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穿着有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暖和的羔皮帽，气愤地转动着手里的铲子，与他旁边的青年女子说着话。这个女子戴着狗皮帽，帽顶还挂个铃铛似的小绒球。他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无权强迫我。假如请求我，那我作为一个铁路工程师，可以指挥指挥。铲雪，这不是你我该做的事。没有这样的规定，老头的做法是违法乱纪，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身旁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目光对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这儿干什么的？”
“我是个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叫你们的工长来或者你们这儿的……”
柯察金皱着眉朝他看了一下。
“不愿意干就别干。可火车票上没我们划的记号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是不是也拒绝干活？”保尔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子说。但是他顿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衣衫褴褛的人是柯察金。站在她面前的保尔，衣服破破烂烂，鞋子古里古怪，颈子上围着一条肮脏的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只有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似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前还是她热恋的人儿。变化之大，真让人难以预料！
她不久前刚结婚，现在和丈夫乘车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儿的铁路管理局里担任重要职务。可她竟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少女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与他握手。瓦西里会怎么想呢？柯察金如此潦倒，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司炉工除了掘土之外，没有什么长进。
她满脸通红，犹豫不决地站着。铁路工程师十分气忿，因为他觉得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伙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真是放肆。他把手中的铲子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冬妮亚，我们走吧，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意大利语，意思是穷光蛋。因此，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铁路工程师说：“假如我是拉查隆尼，那么你就是还没受到好好制裁的资本家。”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冰冰地一字一句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拿起铲子来，站到队伍里去，别学这头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的那双毛皮雪靴冷冷一笑，又补充说：
“我看您还是别留下来，前两天土匪还来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啪哒啪哒的套鞋，回到同志们那儿去。
最后几句话显然对工程师也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说服了她的丈夫，工程师留下来铲雪了。
傍晚，收工以后，大家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直往前走，急忙去列车上抢占位子。冬妮亚停了下来，让工人们走过去。走在最后的是拄着铁铲、疲惫不堪的柯察金。
“保夫鲁什卡，你好。说实在的，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在政府里面就找不到一个比挖土好一些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什么委员，或者跟委员差不多的什么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么糟……”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一面这么说。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料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恰当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仍然这么粗鲁！”
柯察金将铲子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回答她说：
“图曼诺娃同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的粗鲁比起你们的彬彬有礼要让人舒服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正常。而你们的生活倒是变得比我预料的更加糟糕。两年前，你还好一些，那时，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樟脑丸味儿了。说良心话，我跟你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青的来信。哥哥说，他很快就要结婚，要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一阵风吹走了保尔手中那张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哥哥的婚礼。在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熊已经赶过他们小队了，而且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继续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第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静，而是不断地鼓动本队的“码头工人”，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大干特干。
帕托什金看到这些筑路工人如何默默地顽强拼搏，惊讶地轻轻揉揉自己的太阳穴，自言自语：“这是些什么人哪？他们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天气还能再晴上八天左右，我们就能把路筑到伐木场了。这么说来，确实是活到老，学到老，老了仍然学不了呀。这些人用自己的实际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从城里来了，还运来了他亲手做的最后一批面包。他同托卡列夫见面之后，就在工地上到处寻找柯察金。他们亲热地互相问候。接着，克拉维切克微笑着从袋子里取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色面子的毛皮短大衣，拍拍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
“这是给你的。你猜得出是谁给的吗？呵，小伙子，你可真笨呀！这是丽达同志捎给你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短大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一拿到手就交给我说，带给柯察金吧！阿基姆曾告诉过她，说你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只穿了件夹克衫。奥利申斯基同志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外捎件军大衣去。’可丽达笑着说：‘没关系，他穿短大衣干活更方便嘛！拿去吧！’”
保尔惊奇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犹豫不决地把它套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毛皮使他的前胸和后背很快就暖和了。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日
一连几天的暴风雪。又是刮风，又是下雪。博亚尔卡筑路大军所建的铁路眼看就要竣工了，然而严寒和暴风雪又阻止了他们。他们被淹没在深深的雪地里，挖掘冻土非常困难。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工地上发现伤寒，有三个人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参加省团委的全体会议。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把一列运粮食的专列弄出轨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筑路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当时正在车站。看到从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处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原来，消息是确实的：昨天夜里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和匪徒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交通线，直到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的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负了伤，胸部被子弹打穿。今天就能被送回来。弗朗茨·克拉维切克那天夜里担任警卫队长，他被砍死了。是他发现了匪徒，鸣枪发出警报。他边退，边阻击敌人，但没来得及逃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工程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个中队的骑兵防守。
现在由潘克拉托夫担任筑路工地的主任。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鲁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统统砍死了，一个不留。一部分非党非团人员，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徒步离开了工地。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几个伤员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要救活这位老人。他仍处于昏迷之中。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接到了从博亚尔卡发来的电报：“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共同向你们保证：克服重重困难，一月一日前定将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在索洛缅卡我们按军队的仪式为克拉维切克举行了葬礼。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都要夺走几十个急需的劳力。
柯察金醉汉似的，弯着腿，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有几天了，但今天比往常更加严重。
使筑路队丧失许多劳力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的健壮身体抵抗着，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穿着暖和的短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套着朱赫来托人捎来的毡靴，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什么东西猛刺胸口，疼痛难忍。浑身发冷，牙齿直打颤，两眼昏黑。树木仿佛都成了古怪的旋转木马，围着他转悠。
他勉强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那儿停着一列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有小机车、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平衡。他迷迷糊糊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撞在地上，灼热的面颊贴在冰凉的雪上，十分舒服。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他被抬进棚子里。柯察金呼吸很困难，已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了一位医生，他的诊断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颈子上的两个痈疽，已经不值一提，都只能算作小病了。伤寒加肺炎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随车回来的杜巴瓦竭尽全力挽救保尔的生命。
他们委托柯察金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家乡。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霍列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柯察金送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耽心斑疹伤寒传染，不让他们上车，对抗情绪非常强烈，并且威胁说，在路上要把这个伤寒病人扔下车去。
霍列亚瓦对那些阻拦将保尔送上车的人晃动着他的手枪，大声喊道：
“这个病人不传染！他非走不可，如果必要，我们就把你们统统赶下来！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要是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把你们全部赶下车，关到牢里去。阿廖沙，保尔的这支驳壳枪给你，谁敢动他，你就朝谁开枪。”最后这句话是用来吓唬那些人的。
列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过来吗？”
没有回答。
“我们走吧，米佳，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由我们俩负责了。今天夜里得把那些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生火试车。”
霍列亚瓦分别打电话给他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强烈请求他们别让车上的旅客把生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到对方都肯定地表示决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之后，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人们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具尸体，就放在月台上。死者是一个不知姓名的长着亚麻色头发的青年。他究竟是谁，死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列亚瓦的嘱托，赶忙跑过去阻拦，但当他们证实这个青年确已死亡，只得命令将尸体抬到停尸房。
他们又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告诉霍列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朋友已经去世。
从博亚尔卡又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向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重的柯察金送到家之后，自己也发高烧，患了伤寒症，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一月九日
为什么心中如此难过？还没坐下来动笔，就哭过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还哭得如此伤心！难道眼泪只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出于痛彻肺腑的悲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发生在今天这个时刻，今天是取得胜利的大喜日子，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刚刚还参加了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全体筑路英雄而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是一个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保尔的不幸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亲，更宝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提笔再写。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