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早已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厂了。淡淡的月光洒在窗台上，它那幽幽的光线照在床上仿佛是一幅淡蓝色的床罩，房间的其他地方也若明若暗。屋角里的一张桌子上，台灯罩下射出一圈灯光。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五月二十四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又是一块空缺。一个半月过去了，可是只字未记。这块空白只好让它留着了。
哪有时间写日记呢？现在夜深人静，我才动笔。丝毫没有睡意。谢加尔同志要去党中央工作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我们的谢加尔同志是个非常好的人。现在我才明白，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宝贵。当然，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论学习小组就会散掉。昨天大家在他那儿待到深夜，检查我们“辅导对象”的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人自以为无所不知，真叫人受不了。谢加尔兴高采烈。他的学生柯察金的党史知识掌握得很好，把图夫塔搞得十分难堪。是的，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获得了这样好的成绩，花费点精力就值得。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不清楚。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来完成这件事吧，”他说，“别半途而废。丽达，不论是您还是他，相互都有可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发性。他热情奔放，往往感情用事，冲动起来就会走弯路。根据我对您的了解，丽达，您会是他最合适的辅导员。祝您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写信。”谢加尔临别时对我说。
中央新派来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我在部队时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就要把柯察金带来了。我想描写一下德米特里·杜巴瓦。他中等个子，健壮有力，肌肉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是由于参加了“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的三名委员之一。带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向我提出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打乱了学习计划。他和我的另一个女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小小的争执。就在第一天晚上，他朝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之后说：
“老太，你的制服可不配套。还需要一条皮裆马裤、马刺、一顶布琼尼军帽和军刀，要不然不伦不类，不文不武。”
奥莉加也不相让，我只好从中劝解。德米特里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酷热，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晒得发烫，由于炎热而委靡不振、没精打采的人们在桥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铁路工人区进城去的人。
保尔从天桥高处的台阶上看到了丽达。她比他早到车站，正在向从天桥上下来的人群张望。
保尔在离丽达侧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她没有发现他。保尔怀着一种莫名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丽达穿了件条子衬衫，下面是普通的蓝布短裙，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上，蓬松的秀发衬着晒黑了的脸蛋。她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着，眼睛被强烈的阳光照得眯了起来。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注视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产生了这种想法：丽达不仅仅是一个团省委委员，而且也是……当他一察觉自己有这种“邪”念，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立刻上前去招呼她：
“我已经看了你有整整一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列车已经到了。”
他们穿过公务人员通道向月台走去。
昨天团省委指定丽达作为代表去参加一个县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并且派柯察金协助她工作。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事。火车班次极少，发车时，火车站由全权负责乘车事宜的五人委员会控制，没有他们所发的通行证，任何人无权进站。所有进出口都由这个委员会的纠察小队把守。挤得满满的列车也只能载走十分之一急切想上路的人，可是谁也不愿留下，因为发车机会太少，一等就是几天。于是，数千人冲往通道口，都想挤过去，走进那无法靠近的绿色车厢。在那些日子里，车站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时还发生争吵和斗殴。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可是白费力气，就是进不了站台。
保尔熟悉车站的情况，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于是，他就领着丽达从行李房穿过去。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密密麻麻围着一堆人，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热得满头大汗，挡在车门前面，无数次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早挤得满满的了。车厢的连接板和车顶上是不准站人的。上面有命令。”
怒气冲冲的人群朝他使劲挤过去，把五人委员会发的四号车厢的乘车证塞到他的鼻子底下。每节车厢的门前都这样拥挤不堪，人们恶狠狠地一边挤，一边咒骂着、喊叫着。保尔看出来，按常规办事是上不了这趟车的，但是他们又非走不可，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进车厢，然后打开窗户，把丽达从窗口拉进去。只能这样，别无他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任何证件都更管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在身上，又把她的左轮手枪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故意让系着枪穗的枪柄露在外面。他把装了食品的袋子放在丽达的脚边，毫不客气地把别人左推右挡，一把抓住了车门的扶手。
“喂，同志，上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用一种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任何怀疑的口吻，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你们这节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委员会发的乘车证。”
肃反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口袋，用袖口擦去额上的汗水，未加可否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进去，那就查吧！”
保尔用手，用肩，有时还用拳头连推带撞往里挤，他伸手抓住上铺的座板，把身子吊起来，从别人的肩膀上爬过去，尽管这样招来一片咒骂声，但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你这鬼东西往哪儿挤？这个该死的！”保尔从上面下来时，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就冲着他骂开了。这个女人七普特重的肥大身躯挤在下铺的边上，两腿中间还放了一只油桶。这类铁桶、箱子、袋子、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而是问她：
“女公民，您的乘车证呢？”
“什么证？”那个女人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查员发火了。
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从上铺探出头来，用刺耳的粗嗓子嚷道：
“瓦西卡，哪来的这个家伙？给他点厉害，让他滚开！”
保尔头顶上方有个人应声而出。这是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胸脯上长满了毛，一双牛眼瞪着柯察金。看来，他就是瓦西卡了。
“你干吗？缠住女人不放。要你来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上荡下来八条腿，这几个人互相搂着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瓜子。看来他们是一帮见过世面的投机商贩，经常来往于铁路上的老手。保尔心想，没有时间跟他们纠缠，应该先把丽达接上车来。
“这是谁的箱子？”他指着车窗旁边的一只木箱，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喏，就是那个女人的。”铁路工人指指穿着褐色长统袜的两条粗腿说。
必须把车窗打开，但是那个木箱碍事，又没地方可放。保尔一把抱起木箱，把它交给主人——那个坐在上铺的女人。
“女公民，请您拿一下，我要开窗子。”
“你干吗乱动别人的东西！”他刚把木箱放到她的膝盖上，这个塌鼻子的女人就尖声叫了起来。
“莫季卡，这是什么人要在这儿闹事？”她向邻座求援。那个人没有下来，就在上面用穿着凉鞋的脚在保尔的背上狠踢了一下。
“喂，你这只癞皮狗！乘我还没有给你身上戳个窟窿，快滚吧！”
保尔背上挨了这一脚，忍着没说什么。他咬紧嘴唇，使劲打开车窗。
“同志，请您稍微挪一挪。”他向那个铁路老工人请求说。
保尔把不知谁的一个桶推开，腾出地方，站到了车窗跟前。丽达正等在车厢旁边。她赶紧将旅行包递给他。保尔把包扔在那个两腿中间夹个油桶的女人的膝盖上，俯身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在车站值勤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刚发现这个违纪行为，但还没来得及制止，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那个反应迟钝的红军战士只好骂了几声，走开了。
丽达一进车厢，那帮投机商贩立即大声起哄，弄得丽达很窘，有点不知所措，她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铺的扶手，勉强站在下铺的边缘上。周围一片咒骂声，上面有个低哑刺耳的声音骂道：
“这个混蛋，自己钻进来不算，还拖来个小娘儿们！”
上面又有人尖声尖气地叫道：
“莫季卡，对准鼻梁给他一拳！”
塌鼻子女人老想把木箱放到柯察金的头上。周围的一副副面孔也全都充满敌意，流里流气。保尔真懊悔把丽达带到这儿来。但是，总得先安顿下来。
“公民，把你的袋子从过道上拿走，让这个同志站下来。”他对那个叫莫季卡的人说，但是对方的回答竟是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气得保尔勃然大怒，右眉上面的伤疤一阵阵刺痛。
“下流坯，你等着，我回头再来跟你算账，你跑不了。”他强忍怒气，对那个流氓说。可是，保尔的头又被上面的人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教训教训他！”四周的人也在起哄。
保尔心中压抑已久的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每遇这种情况，他的动作就会变得又猛又狠。
“怎么，你们这些搞投机倒把的家伙，居然想欺负人？”保尔用双手猛力一撑，仿佛被弹起来似的，立即跳到了上铺，对准莫季卡那张厚颜无耻的脸狠狠打了一拳。这拳头可真有劲，那家伙一下跌了下去，掉在过道上那些人的头上。
“统统滚下来，你们这帮混蛋，要不我把你们当狗一样统统毙了。”柯察金拿着手枪对着那四个人的脸晃来晃去，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
这一下，局面完全不同了。丽达密切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要是有谁敢动保尔，她就马上朝他开枪。上铺很快腾空了，那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也赶忙撤到邻近的铺位上去了。
保尔安排丽达在空位子上坐下，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儿坐着，我要去跟这帮人算账。”
丽达拦住他说：
“你还要去打架？”
“不是去打架。我马上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打开车窗，跳到月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到了县交通运输肃反委员会，站在他的老首长布尔迈斯特办公桌旁了。布尔迈斯特是拉脱维亚人，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下令让四号车厢里的旅客全部下车，重新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每次都是这样，旅客还没有上车，车里就已经挤满了做投机买卖的。”布尔迈斯特不满地嘟哝着。
由十个肃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队对整个车厢进行彻底的大检查。保尔按老习惯，帮着一起检查了整个列车。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以后，和那里的朋友们仍然有联系，而且在他当共青团书记期间，还派了不少优秀团员去县交通运输肃反委员会工作。检查完毕，保尔才回到丽达那儿。现在车上都是新的旅客——因公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了。
保尔和丽达挤在车厢的顶端，只是在角落里留了一个上面的铺位给丽达，其他地方都堆满了成捆成捆的报纸。
“没关系，我们俩能挤得下的。”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
窗外掠过胖女人的身影，她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只听她喊道：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狭小的铺位上，一捆捆报纸把他们同邻座隔开。他们一面开心地谈论刚才那个令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面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吃着面包和苹果。
列车行驶缓慢。由于超载和失修，缺油的车身不时发出吱轧，喀嚓的响声，每到铁轨的接头处，就会震动摇晃。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下来了。暮色渐浓，夜幕遮住了敞开的窗子，车内漆黑一片。
丽达累了，她将头靠在包上，打起盹来。保尔耷拉着腿，坐在铺位上抽烟。他也十分疲乏，但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夜间的清凉气息从窗外阵阵袭来。车身突然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保尔烟头上的火光，心想：“他会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肯定是怕我拘束，不想和我挤在一起。”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些俗套丢掉，躺下休息吧！”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在她身旁躺下，舒服地伸直了他那发麻的双腿。
“明天我们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小伙子。”她坦然地用胳膊搂住她的朋友，保尔感觉到她的头发轻轻地触着他的脸颊。
在保尔看来，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目标一致，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政治上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她毕竟还是个女人。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天桥附近，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十分激动。保尔感觉到她深沉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近旁，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想要找到她的嘴唇的不可克制的愿望。然而，他还是以他坚强的意志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好像猜到了他的感情，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她已尝到过倾心相爱的欢乐和失去爱情的痛苦。她曾经将她的爱情先后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把他们两人都从她身旁夺走了：一个是高大强壮，刚毅英勇的旅长，另一个是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的轧轧声很快就将保尔带入了梦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被机车的吼叫声惊醒。
近来，丽达总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难得打开的日记本里又增添了几篇简短的日记。
八月十一日
省代表大会已经结束。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的代表大会去了。日常工作全部落在我的肩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自从杜巴瓦担任佩乔拉团区委书记之后，晚上就不再来参加学习。他的工作忙极了。保尔还想学习，但有时我没有时间，有时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一种动员状态。扎尔基昨天来过，对我们挖走了他的人很不满意，他说，他们也很需要这些人。
八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经过走廊时，看到潘克拉托夫、柯察金和一个陌生人站在总务处门口。我走近去，听见保尔在说：
“那里几个家伙都是这路货色，一枪崩了都不可惜。他们说：‘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情，有铁路林业委员会在这里作主，轮不上什么共青团来指手画脚。’弟兄们，瞧他们那副德性……那儿可真成了繁殖寄生虫的好地方啦！”
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声不堪入耳的脏话。潘克拉托夫看见我，马上推了推保尔。保尔转过身来，看见是我，脸都发白了。他不敢正眼看我，拔腿就走，这下子他会很长时间不到我这儿来了，因为他知道，不论是谁这样骂人，我都不会原谅的。
八月二十七日
举行了一次常委会的内部会议。局势日益复杂化。暂时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记下来，因为不准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脸色阴沉。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一列运粮的专车又被人搞翻了。看来，我得干脆搁笔，不记日记了。老是这样断断续续，记得零零碎碎。我在等柯察金来。我见过他——他和扎尔基正在组织五人公社。
一天，保尔在厂里接到一个电话，丽达打来的。她告诉他，晚上有空，让他继续学习上一次没有学完的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傍晚，保尔走到大学环行路上那所房子的门口，向上望了望，丽达的窗子里亮着灯光。他顺楼梯朝上跑去，像平常那样，用拳头敲了敲门，没等里面回答，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向来男同志连坐一坐都是不许可的，可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服的男子。桌上放着手枪、行军袋和带星的军帽。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搂着他。他们正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丽达笑容满面，对保尔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松开丽达的拥抱，站起身来。
丽达一面和保尔打着招呼，一面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不拘礼节地作了自我介绍。
“他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丽达笑着说。
柯察金冷淡地和他握了握手，他感到说不出的委屈，眼睛里闪现出倔强的火花。他已看到，达维德袖子上缀着由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刚要说什么，但柯察金打断了她。
“我顺便跑来告诉你，今天我有事，要去码头卸木柴。你别等我了……你恰好又有客人。那我走了，大伙还在楼下等我呢。”
保尔突然闯进来，又突然消失在门外。楼梯上响起他那急促的脚步声，楼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一切又静了下来。
“他今天大约有什么事不顺心。”丽达看到达维德露出困惑不解的目光，就估猜着对他解释说。
……下面，就在天桥底下，一台机车深深地喘了口气，从巨大的胸膛里喷出一串金色的火星。点点金星在空中飘洒飞舞，然后急剧上升，消失在烟雾之中。
保尔靠在桥栏杆上，凝视着道岔上不同颜色的信号灯，眯起了眼睛，自嘲自讽地盘问自己：
“柯察金同志，真是不可理解，为什么一发现丽达是有丈夫的，您就那么痛苦呢？难道她曾经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即便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事突然使您这么痛苦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素来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同志的友谊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吗……您怎么可以忽略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这个人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可能是哥哥，也可能是叔叔……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这个怪物真是莫名其妙地对人不恭。看来，你和其他男人一样，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不是她的哥哥，打听一下就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者叔叔，那今天的事你又怎么向她解释呢？得了，你再也不能上她那儿去了。”
汽笛的吼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时候不早，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了。”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公社，他们是扎尔基、保尔、淡黄头发的乐天派、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务段的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还有铁路局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斯乔帕·阿尔秋欣，不久前他还是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搞到了一间屋子。一连三天，下班以后就去油漆、粉刷、擦洗。他们提着木桶来回奔跑，忙得不亦乐乎，邻居们觉得好像失火了似的。他们做了床架，再从公园里拾来许多枫叶，塞满袋子作床垫。第四天，房间布置停当，刚刚粉刷过的墙壁显得格外亮堂，墙上还挂了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张大地图。
两扇窗户之间有个搁架，上面摆了一堆书。两只钉上硬纸板的箱子做凳子，另一只大些的木箱就成了柜子。房间中央放了一张巨大的没有呢面的旧球台，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管理局扛来的。这张球台白天当书桌，晚上便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来。善于管理的克拉维切克把公社里的全部资产列了一张清单，并想把清单钉在墙上，但遭到其他人一致反对，这才作罢。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财产。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也都平分。只有武器还是各自的私人财产。全体公社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违反取消私有制的规定并欺骗本社社员者，一律开除出社。尼古拉·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坚持还要补充一条：并勒令立即强制迁出此室。
全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都出席了公社的成立仪式。他们从隔壁院子里借来一个很大的茶炊，把公社所有储存下来的糖精都用来沏了茶。喝完茶，大家齐声高唱：
茫茫大地被泪水洒遍，
我们一生受尽劳役的熬煎，
可是总会有这样的一天……
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是合唱的指挥，她的红头巾稍稍歪向一边，眼睛就像一个淘气的男孩，从来还没有人能凑近去仔细端详这双眼睛呢。塔莉亚的笑声富有感染力，这个十八岁的糊烟盒女工以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目光注视着人生。她的手向上一挥，领唱的歌声就像号角一样响了起来：
唱吧，让我们的歌声传向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红旗飘扬，壮丽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