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了起来。

“她是我的同伴，是我把她带进来的，懂吗？她对我们并没有敌意，只是她的打扮嘛，那倒确实有点问题。不过，也不能总以穿戴取人吧。什么人可以带进来，这我清楚，同志，没什么值得你挑剔的。”

他本来还想再说几句难听的话，但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话代表着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满肚子的气统统发泄在冬妮亚的身上：

“早就跟她说过！见什么鬼，要出这种风头！”

这天晚上是保尔和冬妮亚之间的友谊破裂的开端。保尔注意到，似乎十分牢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内心既痛苦，又惊诧。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谈话，只能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已经让保尔难以忍受。

他们俩心中都很清楚：感情的破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俩双双来到铺满褐色枯叶的库佩切斯基公园，作一次最后的交谈。他们站在陡岸边的栏杆旁，下面是滚滚的第聂伯河，灰暗的流水时时闪出微光；一艘拖轮逆流而上，慢吞吞地从高大雄伟的桥下驶出，它的轮翼无力地拍击着水面，后面还拖着两只大肚子的驳船。落日的余辉在特鲁哈诺夫岛上抹上一层金黄色，房屋上的玻璃也被映照得红彤彤的。

冬妮亚面对落日金黄色的余辉，神情忧郁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即将消失的太阳一样，也要消失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双眉紧锁，轻轻地说：

“冬妮亚，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你当然知道，我以前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还可以恢复，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当属于你，然后才能属于党，那我只能做一个坏丈夫，因为我必须首先属于党，然后才属于你和其他的亲人。”

冬妮亚惆怅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双眼泪水盈盈。

保尔从侧面看着她那熟悉的面庞和栗色的头发。曾几何时，她是那么可爱，那么亲近！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

他轻轻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

“把束缚你的一切统统抛开吧。站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一起去消灭那些老爷。我们那儿有许多好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承受残酷斗争的全部压力，和我们一起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程度也许还不如你，那么，你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就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想使用暴力占有你，但他是一个败类，不是战士；你说，他们对你不友好。那你干吗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就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呢？那天你说，我不要和他们一样，穿那脏兮兮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在作怪。你有勇气去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热爱他们的思想。和你分手，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也希望对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沉默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了由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签发的命令，他的心怦然一动。他赶紧跑去找这个老水兵，但不放他进去。他死缠活赖，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这次见面使保尔和朱赫来都很兴奋。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被炮弹炸断。当时，他们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朱赫来说：

“既然你暂时不能上前线，那我们就一起来消灭反革命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与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但物力和人力都已耗尽，且又远离后方基地，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因而未能攻破最后的防线，重又撤了回来。波军把红军从华沙的撤离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波兰贵族地主的白色政权幸存下来，建立一个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未能实现。

遍地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整。

保尔没有能够见到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白军的手中，成为双方的战线分界地。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完成各种任务。他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人手中，保尔十分担忧。

“费奥多尔，如果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那我的母亲不是就给划到边界外面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因此舍佩托夫卡市还会属于我们的。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从波兰前线向南方转移。利用共和国喘息的机会，弗兰格尔悄悄地从克里米亚的巢穴里爬了出来。以前，当共和国集中全部兵力用于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的部队却从南向北推进，沿着第聂伯河，悄悄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与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于是，国家调集部队，派往克里米亚，去捣毁这最后一个反革命的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给养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开往南方。这一区段的铁路肃反委员会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军用列车源源不断地涌来，常常造成堵塞，使得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整个交通则处于中断状态，因为腾不出线路。收报机吐出的狭长纸条上常常都是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命令为某某师让道。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爬出来，每份电文上都写着：“十万火急……军事命令……立即让道。”而且，几乎每份电报上都要提及：违令者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负责疏散堵塞现象的机构就是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常常冲进肃反委员会，挥舞着手枪，要求根据某某司令员某某号电文的命令，将他们的列车立即发走。

如果回答他们说，这个无法办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豁出命来，也要把我们的车发走！”于是，开始大吵大骂。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便立即将朱赫来请来。只要朱赫来一到，已经吵得面红耳赤，恨不得要动刀动枪的双方都会平静下来。

朱赫来钢铁般魁伟的身躯，他的冷静、沉着以及不容反驳的坚定口气都会使他们把已经拔出的手枪塞回枪套。

保尔经常离开房间到站台上去工作，尽管他的头疼得像针扎一样。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坏了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在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突然看见了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谢廖扎从敞车上跳下，猛地扑在他身上，差点没把他撞倒，又紧紧将他抱住：

“保夫卡！你这个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朋友俩一时不知该问什么，该说什么。是啊，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啊！他们匆忙向对方问长问短，可还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却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滑动，才松开了相互拥抱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才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已经在慢慢加快速度。谢廖扎担心赶不上火车，最后向保尔喊了一句什么，就匆忙向月台跑去。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立即有几只手接住他，把他拽了进去。保尔站在原地，目送列车渐渐远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瓦利娅已经牺牲的消息，因为谢廖扎离开故乡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保尔沉浸在意外相逢的惊喜之中，竟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他。

“让他安心地走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里想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与朋友的诀别。这时，谢廖扎正站在车顶上，任凭强劲的秋风向他的胸膛袭来。他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候着他。

“坐下来吧，谢廖扎。”多罗什科劝他说。这个红军战士军大衣的背上有个烧破的窟窿。

“没关系，我和风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扎笑着回答。

一个星期以后，在第一次战斗中，谢廖扎就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牺牲了。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流弹击中了他，他浑身一颤。胸口撕裂般火辣辣地疼痛，他不由得向前跨了一步，身体轻轻晃了晃。他没有叫喊，只是伸开双臂，又将双手紧紧捂在胸前，身体向前倾斜，仿佛准备跳跃似的，僵硬的身体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那双蔚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草原。

肃反委员会紧张的工作环境对还没有完全康复的保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的健康状况又趋恶化。脑部受伤的后遗症——头疼病发作的次数更加频繁。最后，在熬过两个不眠之夜以后，他终于失去了知觉。

面对这种情况，保尔去找朱赫来，说：

“费奥多尔，如果我想调换一个工作，你看是否妥当？我的最大愿望是到铁路工厂去，搞我的本行。在这儿，我总觉得力不从心。医务委员会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这儿比前线更加紧张。这次清剿苏特里匪徒，连续作战两天两夜，简直把我完全累垮了。我应当脱离这种刀对刀、枪对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一个称职的肃反工作人员。”

朱赫来关切地看看保尔：

“是的，你的气色不好。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这都怪我，考虑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以后，保尔带着介绍信来到团省委。介绍信上写着，由团省委给柯察金另行分配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压在鼻梁上的调皮、活泼的小伙子用眼睛扫了扫介绍信，愉快地对保尔眨眨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好地方。来吧，我们马上把你的工作安排一下，这儿正缺人呢。把你派到哪儿去呢？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么样？不去？那就算了。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不去？呵，那你就错了，这可是个好单位，口粮额度最高。”

保尔打断他的话头，说：

“我想去铁路，到铁路工厂去。”

小伙子惊奇地看看他：

“去铁路工厂？嗯……我们那儿不缺人。这样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和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作了简短的交谈，最后决定：保尔作为不脱产干部，到铁路工厂担任共青团的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米亚的大门旁，在这个半岛狭小的喉管处，在以前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古老的分界的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已经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他们从全国各地逃往克里米亚半岛，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要塞的后面绝对安全，仍然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多雨、潮湿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跳进冰凉的湖水，要连夜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偷袭龟缩在要塞内的敌人。极其珍惜地将机枪顶在头上前进的伊万·扎尔基就是其中的一员。

凌晨，佩列科普慌成一团，混乱不堪，因为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已越过层层障碍，从正面冲了上去；在白匪军后方，就在科托夫斯基半岛上，渡锡瓦什湖的先头部队也已经登陆。扎尔基是最先到达石岸的战士之一。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匪的骑兵犹如疯狂的野兽，向从水里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去。扎尔基一面用机枪拼命扫射，一面不停步地前进。敌方的人马在密集的弹雨中成堆地倒下。扎尔基以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数百门大炮的轰鸣震撼着佩列科普，仿佛大地已崩裂，陷入无底深渊。数千发炮弹疯狂地呼啸着，在空中来往穿梭，炸成无数碎片，造成大量伤亡。大地炸开了花，一个个泥团被抛向空中，黑色的雾团遮蔽了阳光。

匪穴已被砸烂。红军部队不断拥进克里米亚。在最后的战斗中表现英勇、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也冲进了克里米亚。丧魂落魄的白匪军慌慌张张登上汽轮，离岸向外逃窜。

苏维埃共和国为战斗英雄颁发了金质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褴褛的军装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其中有一枚就佩戴在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的制服上。

对波和约已经签订，正如朱赫来所料，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离这个城市三十五公里处的河流定为国界线。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难以忘怀的早晨，保尔动身返回故土，探望亲人。

他下了火车，踏上铺满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1”这个站牌，立即左拐，走进机车库。他去找阿尔青，但阿尔青不在这里。他裹紧身上的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来到城里。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了敲门声。她转过身来，口里喊道：“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母亲定睛一看，认出了亲爱的儿子。她两手抓住胸口，从天而降的喜悦使她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把自己瘦削的身体紧紧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他，脸上挂满幸福的泪水。

保尔把母亲拥在怀里，看着她那被愁苦和期待折磨得疲惫不堪、布满皱纹的脸庞。他没有说话，等待母亲平静下来。

这位苦难深重的母亲，如今眼睛里重又闪现出幸福的光芒。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对儿子说也说不完，看也看不够。本来，她以为再也见不着保尔了。两三天以后，阿尔青肩上背着行军袋，半夜里也冲进了小屋。两个儿子的归来给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柯察金家小屋的主人都回来了，弟兄俩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严酷的考验，终于躲过死神，平安归来，重又团聚……

“往后，你们俩打算干什么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两个儿子。

“我还去搞我的轴承，妈。”阿尔青答道。

保尔在家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他又返回了基辅：那儿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