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那么大，呈暗红色；眼睛的中央发绿，不时闪变出各种光泽。章鱼的几十条触须蠕蠕而动，犹如一团小蛇，弯弯曲曲，盘成圆圈，鱼皮上的鳞片令人讨厌地沙沙作响。章鱼在游动。那些触须在他身上慢慢爬动起来，冰凉冰凉的，又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刺钩。刺钩像水蛭一样，死叮在他的头上，痉挛性地一张一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血液从自己的身体不断流进逐渐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刺钩仍在吸呀，吸呀，而他的头部，就是刺钩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的声音更轻地回答：

“他的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在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刺钩叮过的地方仍然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很想睁开眼睛，但眼皮沉甸甸的，怎么也抬不起来。怎么会这么热呢？大概妈妈把炉子生得很旺。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

“现在的脉搏一百二十二。”

他又想睁开眼睛。可是，心里火烧火燎的，闷得喘不过气来。

喝水，多么渴啊！他真想马上站起来，喝个痛快。不知为什么，他却站不起来：刚想挪动一下身体，他就觉得这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马上就会端水来的，他要告诉她：“我想喝水。”有个东西在他身边晃动，是不是又是章鱼爬来了？就是它，那红颜色是章鱼的眼睛……

他又听见从远处传来轻轻的声音：

“弗萝夏，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保尔竭力回想着，但刚一思索，他又陷入了昏沉沉的黑暗当中。当他从黑暗的深渊里漂浮上来，他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他好像慢慢苏醒过来了。”

那温和的嗓音已变得更清晰、更近了：

“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成了伤员？这不是对我说话吧？对了，我得了伤寒病，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他第三次想睁开眼睛。这次，他终于成功了，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他首先感到在头部上方有一个红色的球体，但这个球体被一个黑色的东西挡着。这个黑色的东西向他弯了下来，接着，他的嘴唇碰到了玻璃杯的硬口，沾上了水珠，令人神清气爽的甘露。心里火烧火燎的感觉逐渐平息。

他心满意足地低低说道：

“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见我吗？”

问话的就是那个向他弯下身来的黑糊糊的人影。这时，他又渐渐昏睡过去，但还是回答了一句：

“看不见，但听得见……”

“谁能料到，他居然还能活过来？可是，您瞧，他终于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惊人的生命力。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值得骄傲，这完全是您护理的结果。”

一个女人激动地说：

“呵，我太高兴了！”

经过十三天的昏迷，柯察金终于恢复了知觉。

年轻的身体不肯消亡，体力正在逐渐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那么不同寻常。只是头部沉甸甸的，被困在石膏模子里，不能动弹，他也没有力气移动脑袋。但是，身体已经恢复了知觉，手指也能伸能屈了。

部队诊所的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坐在自己四四方方的房间里的小桌子旁边，翻看着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简短日记：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救护列车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了重伤的病员被安置在病室角落里靠窗口的病床上，他才十七岁。我拿到了他的病历。病历口袋里还放着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的各种证件。他叫柯察金，保尔·安德烈耶维奇。证件有：一个已经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证，号码是九六七，一张撕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着：红军战士柯察金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特此嘉奖；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他本人写的：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亲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务段钳工阿尔青·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击中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作检查。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口。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整个右半边麻痹，右眼充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为防止发炎，本想摘除他的右眼，不过我劝他，只要有希望消肿，就不要采取这个措施。他同意了。

我提出这个建议，纯粹出于对外貌美观的考虑。如果小伙子能够恢复生命，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使他破相呢？

这个伤员不停地说胡话，辗转不安，必须一直有人在他身边值班。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时间。我很可怜他，他是那么年轻。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

昨天下班以后，我在病房里又待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的呓语就像清醒时的讲述，从中我了解到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但有的时候却是在狠狠地骂人，那些骂人的话可真难听。不知为什么，我听他说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已无法救活了。老头儿气呼呼地嘟囔着：“我真不明白，他几乎还是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呢？真是岂有此理。”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现在他躺在特别病房里，那儿都是一些快要死的伤员。护理员弗萝夏坐在他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原来，她认识他，他们以前在一起打过工。她对这个伤员多么尽心尽力啊！现在我也感到，他已经无法挽救了。

九月二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钟。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日子：我的病人柯察金恢复了知觉，活过来了。危险期过去了。最近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此时，我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快乐！在我们的病房里又少了一次死亡。在我极其劳累的工作中，最大的快乐就是病员的康复，他们像孩子一样，对我十分依恋。

他们的友谊真挚、质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忍不住要掉泪。这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是我的一片真情。

九月十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给他的亲人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只受了一点轻伤，马上就可以痊愈，并回家看看。他失血很多，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十分虚弱。

九月十四日

柯察金第一次笑了，他的微笑十分动人。平时他不苟言笑，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复原之快，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和弗萝夏是老朋友，我经常看见弗萝夏坐在他的床边。看得出来，她常常向柯察金讲我的情况，当然是过分夸奖了我。因此，每次我走进病房，他都对我报以浅浅的微笑。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的手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没有说，这是他昏迷期间死命抓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头上的伤口看上去好多了。换药时，他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的忍受力真让我们这些医生感到吃惊。

通常在换药时，伤病员都会哼哼几声，发发小脾气，柯察金却一声不吭。在给他的伤口抹碘酒的时候，他把身体绷得像琴弦一样笔直，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自始至终没有哼过一声。

如果柯察金发出呻吟声，那就表明他失去了知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为什么能够如此顽强？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医院宽大的阳台上。他面对花园，眼神里饱含着何等的喜悦！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又是多么贪婪！他的脸上还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炯炯有神，灵活好动，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周围的世界，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似的。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被叫到下面的接待室去，那儿有两个姑娘找我。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他们请求会见柯察金。这两个姑娘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扬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因为柯察金在昏迷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立行走，在花园里散步了。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逢探病的日子，两个姑娘都来看望他。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柯察金从来不呻吟，而且决不会呻吟。我问过他，他回答我说：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非常亲切地相互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拆了，前额还包扎着。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个好同志分手，我心里很难过。

总是这样：伤员痊愈了，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分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还不如左眼瞎了呢。我现在怎么开枪？”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即试图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有一次，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市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等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以后，保尔却咬紧了嘴唇：她打扮得那么雅致，那么讲究，保尔都不敢把她带到他的伙伴们那儿去了。

就为这件事情，他们之间产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冬妮亚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

“我从来就不喜欢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觉得带我去不方便，那我就不去好了。”

在俱乐部里，大伙儿都穿着褪色的制服和上衣，唯独冬妮亚打扮入时，惹人注目。保尔看在眼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把冬妮亚看作外人。冬妮亚也感觉到了，于是，她用轻蔑而带有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在货运码头担任共青团书记的装卸工潘克拉托夫宽宽的肩膀，穿着粗帆布衬衫。他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对冬妮亚瞟了一眼，问道：

“怎么，这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

“是的，是我。”柯察金生硬地答道。

“呣……”潘克拉托夫拉长了话音，“她那副模样对我们可不大合适，倒像是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放她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