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被壕沟和蜘蛛网般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的舍佩托夫卡城日夜处于轰隆隆的枪炮声中，只在深夜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但这片刻的宁静偶尔又被令人胆颤心惊的射击声打破，那是敌对双方在互相刺探对方的秘密。清晨，车站上的炮位旁边又忙碌起来。大炮张着黑洞洞的大嘴，不断发出凶狠、可怕的吼声。士兵又匆忙将另一组炮弹填入它的口中。炮手拉动发火栓，大地随之震动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离城三俄里远的、被红军占领的乡村，落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掀起大块大块被炸碎的泥团。
红军的炮队设在古老的、波兰式修道院的院子里。这座修道院坐落在村子中央高高的土丘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金同志惊跳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一紧挂着沉甸甸手枪的腰带，留神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它爆炸。接着，他在院子里大声喊道：
“明天再接着睡吧！同志们，起床——！”
炮兵们都睡在大炮旁边，他们像政委一样敏捷地跳了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人不乐意地抬起睡眼惺忪的脑袋，懒洋洋地不想起身。
“这帮畜生，天还没亮，就汪汪乱叫。真是群讨厌的东西。”
扎莫斯金哈哈大笑起来：
“西多尔丘克，这帮家伙太不自觉，也不考虑考虑，你还没睡够呢。”
西多尔丘克不满意地嘟囔着起身了。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炮声轰鸣，炮弹在城里爆炸了。一个彼得留拉军官和电话兵挤坐在瞭望台上，这座瞭望台是用木板在糖厂高耸的烟囱上搭成的。
他们是从烟囱里面的铁架子爬上去的。
整个城市犹如托在掌上一般清楚分明，他们就从这儿指挥炮兵射击。他们能够看见围城红军的每个行动。今天，布尔什维克特别活跃，从望远镜中可以监察到红军各个部队的动静：一列装甲列车不停地扫射着，同时沿着铁路线缓慢地驶向波多尔站。装甲列车的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多次发起进攻、意欲攻下这座小城，但西乔夫的部队隐蔽在战壕内，死守道口，各个战壕都喷射出猛烈的炮火，周围一片疯狂的枪声。在冲锋的时候，枪声更加密集，汇成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在这枪林弹雨之中，经受不住非人的紧张局面，又撤退下来，战场上只留下僵硬的尸体。
今天对小城的攻击越来越顽强，愈来愈频繁，密集的炮声掀起阵阵气浪。从糖厂烟囱的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散兵线匍訇在地；虽然磕磕绊绊，但却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着，他们几乎就要占领车站了。西乔夫师调集所有兵力投入战斗，但仍然堵不住车站上打开的缺口。布尔什维克战士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奋不顾身地冲入车站附近的街道。经过短促、拼死的战斗，红军把守卫车站的西乔夫师三团的士兵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从最后的阵地——城郊的花园和菜园里退出，慌慌张张、七零八落地向城里狼狈逃窜。红军部队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以刺刀相拼，扫清了敌人的零星阻击部队，最后占据了所有街道。
谢廖扎全家和近邻一起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谢廖扎，他一定要出去。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跑出了阴森森的地窖。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正轰隆隆地从他家门前驶过，边逃边向四周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纷纷逃窜的是惊慌失措的彼得留拉败兵。有个西乔夫部队的匪兵跑进了谢廖扎家的院子，慌慌张张地卸下子弹袋，扔掉钢盔和步枪，翻过栅栏，躲进菜园子里去了。谢廖扎决心看看外面的情况。彼得留拉士兵在通向西南车站的马路上跑着，装甲车掩护他们退却。通往城里的公路空空荡荡。突然，一名红军战士跳上大路，卧倒在地，向公路的另一端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扎看见他们弯着身子，边走边开枪。其中有个皮肤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他只穿一件衬衫，腰缠机枪子弹带，双手举着手榴弹，毫无隐蔽地跑着；手提轻机枪、冲在最前面的红军战士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批红军战士。谢廖扎顿时心花怒放。他奔上公路，扯着嗓门使劲高喊：
“万岁，同志们！”
由于他突然冲了过来，那个中国人差点将他撞倒。中国人正要狠狠地向谢廖扎扑过去，但看到他脸上兴奋的神情，就站住了。
“彼得留拉的人跑到哪儿去啦？”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问道。
然而，谢廖扎已经顾不上听他讲话。他飞快地跑进院子，抓起西乔夫败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又奔过去追赶队伍。直到攻进西南车站时，他才被人发现。那时，部队已经截住几列满载武器和弹药的列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正在驻地休息、整顿。年轻的机枪手走近谢廖扎，惊奇地问：
“同志，你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团团围住了谢廖扎。
“我认得他，”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就是他大声喊的：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自己人，小伙子，好样儿的！”他赞许地拍拍谢廖扎的肩膀，补充说道。
谢廖扎的心欢乐地跳着：他们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了，他和他们一起为争夺车站与敌人拼了刺刀。
小城活跃起来。受尽折磨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爬了出来，冲到门边，去看进城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利娅发现了行进在红军队伍中的谢廖扎。他没戴帽子，腰间束着子弹带，肩上挎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手轻轻一拍，又急又恨。
谢廖扎，她的儿子，居然也参加打仗了。呵，这会惹麻烦的呀！背着枪，在全城人面前大摇大摆，这还了得！以后可怎么办呢？
想到这些，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无法克制自己，大声叫喊起来：
“谢廖扎，你给我回去！马上回家！坏小子，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要打仗，到我这儿来打吧！”说着，她向儿子走去，要把他拉下来。
但是，谢廖扎，她的那个不止一次被她揪耳朵的谢廖扎却威严地瞅她一眼，又羞又恼地涨红了脸，断然回绝：
“别叫！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勃然大怒：
“好啊！你就是这样和你的娘老子说话！看你以后再敢跨进家门。”
“那我就不回去。”谢廖扎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不知所措地站在路边。这时，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尘土的战士正从她的身边走过。
“大妈，别哭，我们还要推你的好儿子当政委呢！”一个洪亮的嗓音打趣地说。
队伍里响起愉快的笑声。前面传来嘹亮、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进，
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自由的道路，
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应声附和，歌声高亢、响亮。在这雄壮的歌声中，也有谢廖扎嘹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的家庭，而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他也是战斗的一员。
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着一块白色硬纸板，上面写着简短的三个字“革委会”。
旁边贴着一张火红色的宣传画，画面上的红军战士逼视着观看者，并用一只手指指着他，下面的标题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将这些不开口的宣传员张贴在墙上，同时贴出了革委会的第一号告舍佩托夫卡全体居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军队已占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恢复。全体居民不必惊慌，血腥的刽子手已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希望你们踊跃参加红军，全力支持劳动人民政权！本市军权属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政权属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庄园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新人。昨天，多少人为“同志”这个字眼流血牺牲；今天，这个称呼已经随处可闻。“同志”——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多林尼克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这个木匠正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个小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在这儿工作的是伊格纳季耶娃，她是一位冷静、沉着的女同志，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组织苏维埃政权。
仅仅过去了一天，工作人员已经坐在桌旁干起来了，打字机哒哒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已成立。粮食委员特日茨基是个灵活、急性子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就以波兰人的执着无情揭露、猛烈抨击隐藏在工厂管理部门中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义愤填膺地用拳头敲着讲台的栏架，慷慨激昂地用波兰语对在场的工人们说：
“当然，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一生一世为波托茨基当牛做马的日子受够了。我们为他们建造宫殿，而显贵的伯爵大人对我们的回报少得可怜。他让我们饿着肚皮，却又不至于饿死，好替他们卖命。要让我们忍饥挨饿地替他们卖命。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家族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已经多少年啦？难道我们波兰人不是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有许多人都受波托茨基的压迫吗？可是现在，伯爵老爷们的走卒却在这些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的铁拳将要用来对付波兰人。
“这是可耻的诽谤，同志们！各个不同民族的工人还从未获得过像今天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亲兄弟，而那些贵族老爷们，请你们相信，我们是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的。”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圆弧，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架。
“是谁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是谁要迫使我们的弟兄流血？自古以来，国王和贵族就唆使波兰农民去攻打土耳其人，总是一个民族去袭击、去毁灭另一个民族，造成多少冤死的灵魂，造成多少苦难！究竟是谁需要这样做？难道是我们吗？如今，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坏蛋的末日已经来临。布尔什维克已向全世界提出使资产阶级胆颤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各国工人都成为亲兄弟，我们才能得到解放，我们才能期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建立共和国的，但必须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他们将被彻底消灭。苏维埃的波兰由我们当家作主。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希茨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为我们工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我们也会有快乐幸福的日子！千万不要听信这些隐蔽在暗处的毒蛇的鬼话！只要我们工人阶级相互信任，我们就能将全世界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些新鲜的话语是一个普通工人出自内心深处的、纯朴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年长者却不敢溢于言表。谁知道呢？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又撤退出去，那时就得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被推上绞架，也一定会被工厂开除。
教育委员是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切尔诺佩斯基。目前，在本地教育界只有他一人忠于布尔什维克。革委会的对面驻扎着特别大队，队里的红军战士担任革委会的警卫工作。晚上，在花园里，在大门的前面架着一挺装好子弹带的、虎视眈眈的马克沁机枪，旁边是两个端着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来到革委会。一个年轻的小红军战士引起她的注意。她上前问道：
“同志，您多大啦？”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愉快地微笑着：
“是的，我是前天打仗时才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地打量着他。
“您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了进来。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
“瞧，我为共青团区委找到了领头的，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地将谢廖扎打量一番。
“你是谁家的孩子？”
“布鲁兹扎克家……”
“呵，是扎哈尔的儿子！好，你就干吧，把小兄弟们拢在一起。”
谢廖扎惊讶地看看他们，说：
“那大队的事情怎么办？”
多林尼克已经跨上台阶，他匆匆答道：
“这件事由我们安排。”
第二天下午，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成立了。
新的生活来得突然而迅速，它占据了谢廖扎的整个身心，把他卷入漩涡之中。谢廖扎把自己的家完全抛置脑后，虽然他的家就在附近。
他，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人了。他无数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印制的小白卡，上面写着：“谢廖扎，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如果还有人表示怀疑，那么，在他的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带帆布枪套的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具说服力的委任状。真可惜，保夫鲁沙不在这里。
谢廖扎为执行革委会的各项指示日夜奔波。这时，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他，他们要一起去火车站，到政治部领取发给革委会的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来到街上，政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已经备好小汽车，在那里等候着他们。
到达车站的路程很远。苏维埃乌克兰一师的司令部和政治处就设在车站上的列车内。伊格纳季耶娃利用路上的时间详细询问了谢廖扎的工作情况：
“你在自己的部门做了哪些工作？组织建立起来了吗？你应当对你的朋友，那些工人子弟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份共青团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人召集到剧院去召开一次大会。还有，我要介绍你和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好像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短短的，穿着一件崭新的茶色制服，腰间束着细细的皮带。谢廖扎从她那儿学到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分手时，她给他一包书籍、宣传品，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
当他们回到革委会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瓦利娅一直在花园里等他。见到谢廖扎，她就冲着他责怪起来：
“你真不害羞！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啦？为了你，母亲天天哭，父亲生闷气。这样下去，准要闹得一塌糊涂。”
“瓦利娅，不会的。我实在没有时间回家，真的没时间。今天也去不了。我正好想和你谈谈，走，到我屋里去吧。”
瓦利娅认不出弟弟了，他完全变了。他精神抖擞，仿佛有人给他上足了发条。让姐姐在椅子上坐下，谢廖扎立刻开门见山地说：
“我要你参加共青团。不懂？就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我是团的书记。不信？呶，拿去看看！”
瓦利娅看了他的证件，不好意思地看看弟弟，说：
“那我在团里做什么呢？”
谢廖扎把双手一摊：
“做什么？怕没事儿干吗？亲爱的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应当大力进行鼓动。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要把所有青年人集中到剧院，给他们谈谈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应当讲话。我想，这可不行，因为，你知道的，我不会演说。就像通常说的那样，肯定会砸锅。呶，怎么样，你说说，想入团吗？”
“我不知道。如果我也入团，母亲肯定要气疯了。”
“瓦利娅，先别管妈嘛，”谢廖扎反驳道，“这些事情她还搞不清楚，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圈在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是不会反对的。相反，她会同情苏维埃。不过，她希望在前线作战的是别人，而不是她的子女。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怎么对我们说的吗？你瞧保尔，他就不管他的母亲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在世上好好生活的权利。怎么样，瓦利娅，难道你会不愿意？要是你也入团那该多棒！你做女孩的工作，我就做男孩的工作。克里姆卡，那个红毛鬼，今天我就要让他动起来。你到底怎么说，瓦利娅，和我们一道干还是不干？我这儿有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册子递给瓦利娅。瓦利娅目不转睛地盯着兄弟，轻轻地问：
“如果彼得留拉的人再打回来怎么办呢？”
谢廖扎还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嘛，当然和大家一起撤退。不过你怎么办呢？母亲确实会非常难过的。”他沉默了。
“谢廖扎，你把我的名字登记上去，但不要让母亲知道。除了你和我以外，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办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利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进房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利娅，我们刚刚谈了入团的事情。她倒是很合适的，但是，您知道，母亲那一关不太好过。能不能让她秘密入团？万一我们不得不撤走，我当然拿起枪就跑，但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仔细地听着。
“好，这样做更妥当些。”
剧院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到处张贴的关于召开集会的告示后跑来的。糖厂工人管弦乐队演奏着乐曲，剧场里多数是中小学生。
他们来到剧院与其说是为了开会，不如说是为了看戏。
帷幕终于升上去了，站在台上的是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拉津个头不大，瘦瘦的，长着尖尖的小鼻子。他的出现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带着浓厚的兴趣听他演说。他谈到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青年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多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等字眼，而听众当然还弄不明白这些概念。演讲结束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扎接着讲话，自己先退场了。
谢廖扎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说什么？谈哪方面的事呢？”他苦苦思索，想说，却又找不到话题，因而窘迫不安。
伊格纳季耶娃解救了他：她从讲台后面轻轻地说：
“说说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扎立即谈起实际工作。
“同志们，演讲的内容你们都已听到了，现在我们应当建立支部。有谁支持？”
会场上一片寂静。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跑上前来给他撑腰，她开始向听众讲述莫斯科青年组织的情况。谢廖扎狼狈地站在一边。
到会者对组织支部的冷漠态度令谢廖扎气恼，他不时愤愤地看看大厅里的听众，而听众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讲话。扎利瓦诺夫以蔑视的眼光看着丽达，对丽莎·苏哈里科悄悄低语；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白粉，狡黠的眼睛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红军战士，其中也有谢廖扎认识的年轻的机枪手。他坐在舞台前沿的栏杆上，不断焦躁地扭动身子，憎恨地注视着打扮入时的丽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这两人正毫无顾忌地与献殷勤的男生打情骂俏。
丽达感觉到听众的心不在焉，于是草草结束了讲话，把讲台让给了伊格纳季耶娃。伊格纳季耶娃讲话从容，语气平和，听众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刚才在这里听到的讲话内容。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不少同志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投身革命。革命的大门对你们敞开着，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我们希望你们谈谈自己的看法。愿意发言的同志请到台上来。”
大厅里又是一阵静寂。突然，后排中有人喊道：
“我想说几句。”
长得像头小熊，眼睛微微斜视的米沙·列夫丘科夫挤上前去：
“既然是这么回事，应当给布尔什维克撑腰，我不反对。谢廖扎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扎高兴地笑了。
他立刻冲到台前，说：“同志们！瞧，我说过嘛。米沙是自己人，他的父亲是扳道工，被火车压死了，后来米沙就失了学。别看他中学没有毕业，但对我们的事业，一听就明白了。”
大厅里响起喧哗声，怪叫声。中学生奥库绍夫要求发言，他是药铺老板的儿子，头上有一绺精心卷起的蓬发。他拉拉中学生制服，说道：
“对不起，同志们，我不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搞政治！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学呢？我们总得读完中学吧。如果是组织什么体育协会啦，俱乐部啦，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看书，那就另当别论了。而搞政治，那以后会掉脑袋的。对不起，我想，不会有人愿意干这种事情的。”
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奥库绍夫跳下讲台，坐了下来。这时，年轻的机枪手已经站在讲台上了。他怒气冲冲地把制帽往额头上拉了拉，愤怒的目光一排排扫视过去，然后使劲喊道：
“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仿佛是两块燃烧的煤炭。他深深吸了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道：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爹，也没娘，从小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靠讨饭过日子，晚上就缩在人家的墙根边，忍饥挨冻，从来没有安身的地方，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哪能与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相比。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军收留了我，把我当做全排的儿子，供我吃穿，教我学文化，最主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我至死不变。现在我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为了我们自己，为了穷人，为工人政权而奋斗。可你们呢？在这儿放肆地大笑，却不知道在城郊还躺着二百个牺牲的同志，他们永远地走了……”扎尔基的嗓音犹如绷紧的琴弦，清脆动听。“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全国到处有人流血牺牲，前线也是这样，这种时候，你们倒在这儿逍遥自在。”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主席团的成员说道：“同志们，你们却指望他们，”他用手指指台下，“找来这么一帮人，难道他们能够理解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嘛。这儿只有一个人愿做我们的同志，因为他是穷人，是个孤儿。”他突然愤怒地冲着大厅里的人喊道：“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前进，我们不再乞求别人，我们不需要你们这种人！你们只配挨机枪的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最后一句话，就从台上跳了下来，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出口处走去。
主席团的成员都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去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扎沮丧地说：
“真是一塌糊涂！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一事无成，反而闹了个不痛快。”
“这也并不奇怪，”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你要把锯木厂和糖厂作为依靠对象。不过，召开一次大会总还有点好处的，学生当中也有好同志。”
丽达表示同意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
“我们的任务，谢廖扎，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党必须使劳动人民重视每一个新的事件，我们将要多次召开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政治部正准备在车站举办夏天露天剧场，这两天宣传车就要来了，到时我们会全力开展工作。您要记住，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扎送丽达回车站去。分手时，谢廖扎紧紧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松开。丽达微微地笑了笑。
回城的路上，谢廖扎顺路回家去了一趟。
他默默地忍受了母亲的责骂，没有顶嘴。但是，当父亲开口说话时，他立即转为进攻，顿时把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得哑口无言：
“爹，你说说，德国人在家的时候，你们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为家庭考虑过吗？考虑过的，但你还是这么做了，这是因为你的工人阶级的良心要你这么做。我明白，如果我们必须撤退，因为我的缘故，你们会被搜捕；但如果我们胜利了，那我们就翻身了。我不能待在家里。爹，这一点你很理解，那干吗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当支持我，帮助我，可你还发脾气。爹，我们不要再说了，这样，妈妈也就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微笑着，那对纯净的、碧蓝的眼睛自信地看着父亲。他相信他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