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微微泛黄的牙齿。

“你这小子，用良心来压我？你以为你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

不过，他的话中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片刻，后来，坚定地把粗糙的手伸给儿子，补充说道：

“好好闯吧，谢廖扎，既然已经上了坡，我就不再挡你了。只是不要把我们撇开不管，常回来看看。”

夜。一条亮光从微开的门缝里泻出来，洒在台阶上。在一间摆有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内，五个人坐在宽大的律师桌旁。正在召开革委会会议，参加人员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委员——傻大个儿、铁路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机务段人员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身在桌上，固执的目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要给养，工人要吃饭。我们刚来，投机商和市场上的贩子就把物价哄抬上去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做生意只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或者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纸币。今天我们就要制定固定价格。我们心里都清楚，任何一个投机商都不会愿意按固定价格出售商品，他们必然要把东西隐藏起来。这样，我们就要进行大搜查，把这些吸血鬼囤积的商品全部征收过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不能允许工人挨饿的状况继续下去。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提醒我们不要做得太过分，我认为，这是她的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而且，问题的症结并不在那些小商小贩身上。今天我得到消息，在旅馆老板鲍里斯·索恩的家里有一个秘密的地窖。还在彼得留拉匪徒占领本城之前，许多大店主就把大量商品囤积在那里。”他带着嘲讽的微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季莫申科。

“你从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忙问道。他很沮丧，因为搜集这些情报本来应当是他季莫申科的职责，但多林尼克总是走在他的前面。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兄弟，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我不仅知道地窖的事情，”他继续说道，“我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驾驶员一起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微微泛黄的面孔涨得通红。

“你这神通广大的瘟神！”他只好表示佩服。说着，瞟了一眼双眉紧锁的伊格纳季耶娃，又赶紧缄口不语了。“这个鬼木匠！他有自己的一套肃反班子呢。”季莫申科看看革委会主任，暗自思忖。

“我是从谢廖扎·布鲁兹扎克那儿了解到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好像有个朋友，以前在餐馆当过伙计，就是这个伙计听厨师们说，以前餐馆里所需要的东西全部由索恩供应，数量不限。昨天谢廖扎又得到准确情报，确实有个地窖。但在哪儿，暂时还不清楚。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弟兄，还有谢廖扎，今天一定要去把地窖找出来。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有东西分给工人，供应部队了。”

半个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旅馆老板家中，还有两个守在门口。

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是个矮墩墩的胖子，满脸的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头假腿，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用喉音很重的沙哑嗓子问道：

“什么事啊，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索恩的几个女儿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披着睡衣，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起眼睛。在隔壁房间里，粗壮的老板娘哼哼唧唧地穿着衣服。

季莫申科的解释只有两个字：

“搜查。”

他们认真检查了每一块地板，仔细搜查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储藏室，厨房，面积很大的酒窖，然而连秘密地窖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厨房隔壁的小房间是酒馆女佣人住的地方。这时，她睡得很酣，没有听见来人。谢廖扎轻轻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这家的佣人吗？”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将被子拉到肩头，用一只手挡住电筒的灯光。对发生的事情还摸不着头脑，只是惊疑地回答：

“是啊。你们是什么人？”

谢廖扎说明身份后便走开了，让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激动得唾沫四溅：

“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告诉你们，是浪费时间。我以前是开过旅馆，但我现在也是穷光蛋了。彼得留拉那帮家伙把我的东西抢光了，还差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欢迎苏维埃政权。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你们都看见了。”他不时地张开那又短又肥的胳膊，布满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季莫申科的脸上溜向谢廖扎，又从谢廖扎身上移开，瞅着某个墙角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那您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给您最后一次机会，快说出地窖在哪儿。”

“啊呀，军人同志，您这是怎么啦，”老板娘插话了，“我们自己也饿着肚子呢！我们的东西都被抢光啦。”她想装哭，可是挤不出一滴眼泪。

“饿肚子？！家里还雇着女佣人呢。”谢廖扎说。

“啊呀！那哪能称女佣人呀！我们是收留了一个穷姑娘，她没人可以依靠。让赫里斯京娜自己说吧。”

“好吧，”季莫申科已经失去忍耐，他大声喊道：“再搜！”

天色已经发白，老板家里仍在进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搜查。十三个小时的行动毫无结果，这使季莫申科十分恼怒。他本来已经打算停止搜查了。这时，正要走开的谢廖扎听见女佣在她的小房间里轻轻地说道：

“肯定在厨房里，在壁炉的里面。”

十分钟以后，被拆毁的壁炉后面露出了地窖的铁门。

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载重量为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从老板家开走了。

炎热的中午，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青把保尔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一面听，一面伤心地流泪。艰难困苦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因为没法养活自己，她就去给红军洗衣服，这样，战士们为她争取到一份口粮。

一天傍晚，阿尔青快步走过窗户，推开房门，在门槛边就喊了起来：

“保尔有消息了！”

保尔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阿尔青哥哥：

告诉你，好哥哥，我还活着，就是受了点伤。我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不过快要好了。大夫说没有伤着骨头。别为我担心，很快就没事了。我可能会有假期，那我出院后一定回来。母亲那儿我没去成，结果现在成了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您一定知道英勇得出了名的科托夫斯基。像他这样的人，我还从未见过。我对这位司令员特别钦佩。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她在家，请向她转达小儿子最热烈的问候，并请她原谅，我总是叫她操心。

你的弟弟

阿尔青，到林务官家中去一趟，将信中的内容告诉她。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哭了很长时间，她那糊涂儿子居然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上。

谢廖扎常到车站上那列写着“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的蓝色客车车厢里去，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这节车厢里的一个小包厢内上班。梅德韦杰娃叼着一支香烟，嘴角藏着调皮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扎不知不觉与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带走的不仅是一卷卷宣传品和报纸，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由于短暂的会见产生的欢愉之感。

露天剧场上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贴满彩色招贴画的十二军宣传列车。宣传车上热火朝天，昼夜忙个不停：这儿设有印刷厂，排印各种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就在附近。一天晚上谢廖扎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找到了丽达。

深夜，谢廖扎送她回车站上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突然，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地问道：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是想看见你？”接着，他又补充说：“和你在一起非常愉快！每次见面以后，我都感到精神更加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停住了脚步。

“你听着，布鲁兹扎克同志，让我们约法三章，往后你别再这样抒发情感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扎像受到申斥的中学生一样，满脸绯红。

“我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才说这番话的，”他回答说，“可你对我却……我说了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吗？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今后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他急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谢廖扎接连几天没有再去车站。当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时，他就以工作繁忙为由，加以推托。不过，他也确实很忙。

一天深夜，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枪击，这条街上的居民多半是糖厂的波兰高级职员。事发之后，进行了搜查，查出了毕苏斯基分子的组织“射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扎叫到一边，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小市民的自尊心作怪啦？怎么能把私人的事情搅和到工作上去呢？同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于是，谢廖扎只要有机会，又往绿色车厢那儿去了。

一次，县里召开代表大会，热烈的争论持续了两天。第二天，谢廖扎和代表们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剿扎鲁德内部下残留的彼得留拉匪徒，跑了一天一夜。回来之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儿碰上丽达。谢廖扎送她回车站去。告别时，把她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丽达不高兴地抽回了自己的手。此后，谢廖扎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宣传处的车厢。在需要与丽达见面时也故意回避。丽达执意要他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他用力把手一挥，粗声粗气地说：

“我和你有什么可说的？你又会给人扣帽子，什么小市民啦，背叛无产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列车驶进车站，三个肤色黝黑的军官来到革委会办公室。腰间扎着模压皮带的瘦高个儿以强制的口吻对多林尼克说：

“废话别说，给我弄一百车草料。马都快饿死了。”

谢廖扎和两个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突然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富农分子解除了红军战士的武装，把他们打得半死。由于谢廖扎年龄尚小，富农分子手下留情，所以他的伤势轻一些。后来，贫农委员会的成员把他们送回城里。

又派了一支队伍来到村里。第二天，征集干草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谢廖扎不愿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卧床调养。丽达也来探望。这天晚上，谢廖扎第一次感受到她的握手是那么热情，那么温柔。而他是不敢这样和她握手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扎来到车厢，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并向她讲述了保尔的事情。临走的时候，他不在意地说了一句：

“我到森林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中的工作，拦住他说：

“等一等，我们一起去。”

他们来到湖边。平静的湖水光滑如镜，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十分诱人。

“你到路口去一下，我要洗澡。”丽达以命令的口吻说。

谢廖扎在小桥旁的石头上坐下，仰面对着太阳。

在他的身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沿着大路走来。英俊的丘扎宁穿着帅气的弗伦奇式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咯吱咯吱响的软革皮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和她边走边谈。

谢廖扎认出了冬妮亚：保尔的纸条就是她送来的。冬妮亚的目光也盯着谢廖扎，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与他并排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冬妮亚说：

“同志，请等一下。我这儿有封信，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与您有关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冬妮亚。冬妮亚抽出手，开始看信，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把信还给谢廖扎时，冬妮亚问：

“您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扎答。

后面响起丽达踩在鹅卵石上的声响。丘扎宁看见丽达，急忙转身对冬妮亚说道：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叫他了，言语间带有讥讽、蔑视的口吻：

“丘扎宁同志，宣传车上的人找了您一整天啦。”

丘扎宁忿忿地瞟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他们照样办事。”

丽达看着冬妮亚和政委的背影，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赶出去！”

橡树浓密的树冠摇晃着，飒飒作响。清澈凉爽的湖水令人神往。谢廖扎也不禁跳入水中，洗了个痛快。

上岸以后，他看见丽达坐在距林间小道不远的一棵被伐倒的橡树上。

谢廖扎和丽达，一边絮絮交谈，一边走向林子的深处。前面是一块林中空地，长满茂盛的野草，他们决定在这儿休息一下。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丽达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弯起的手臂，匀称的双腿藏在高高的草丛中，脚上是一双打着补丁的旧鞋。谢廖扎的目光偶然掠过她的双脚，看见了她皮鞋上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脚趾已经从窟窿里露了出来。他不禁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扎指指靴子：

“穿着这样的靴子，我们怎么去打仗？”

丽达没有讲话，她嘴里咬着草茎，心里想着其他事情。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说话了。“我们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而他只顾自己。他是到我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我们的国家还得经受长期的、残酷的斗争。”静默了片刻，她又说：“谢廖扎，我们不仅要进行口头上的宣传，还要拿起枪去战斗。你知道吗，党中央已作出决议，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我想，谢廖扎，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扎听着，惊讶地发现，她的声音中包含着不同寻常的音调。丽达那双又黑又亮、水汪汪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

谢廖扎几乎忘情了，差点要对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从里面可以看见一切；不过，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撑起手臂，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扎难过地摸摸空空的皮带：

“上回在村子里被富农匪帮抢走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锃亮的勃朗宁手枪：

“看见那棵橡树吗，谢廖扎？”她用枪口指着离他们约有二十五步远的一棵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与眼睛相平，几乎没有瞄准，就把子弹射了出去。被击碎的树皮纷纷落下。

“看见了吗？”她得意地说，接着又开了一枪，树皮又纷纷落在草地上。

“给你，”她把枪递给谢廖扎，逗弄地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枪法如何。”

谢廖扎开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命中。丽达笑着说：

“我没想到你会打得这么好！”

她把手枪放下，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制服上衣清楚地勾勒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部。

“谢廖扎，过来。”她轻轻说道。

他把身子朝她挪近了点。

“看见天空吗？天空是碧蓝色的。你的眼睛也是碧蓝的。这种颜色不好。你的眼睛应当是灰色的，像钢铁那样。碧蓝色显得过分温柔了。”

说着，她突然搂住谢廖扎长着浅色头发的头，不由分说地吻住他的嘴唇。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已经来临。

暮色悄悄降临，乡村淹没在夜幕中，朦朦胧胧。师参谋部的报务员正俯身在电报机上收报，随着电报机发出急促断续的响声，他用手指夹出从机上滑出来的细长的纸条，然后迅速地将这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写在公文纸上：

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任：兹命令接报后十小时内疏散市内所有机关，留一个营驻守，划归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所有军事机关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及时通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闪耀着车灯的摩托在舍佩托夫卡市寂静的街道上飞驰，噗噗地喷着气，停在了革委会门前。通讯员将电报交给革委会主任多林尼克。大家立即开始行动起来，特别警卫队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以后，载着革委会财物的马车已经启程，然后在波多尔车站装上火车。

听完电报内容，谢廖扎跟在通讯员后面跑了出去，问道：

“同志，能带我去车站吗？”

“坐在后面吧，抓牢点。”

在距离已经挂好的车厢十步远的地方，谢廖扎抱住丽达的双肩，带着一种即将失去最最亲爱的无价之宝的感受，轻轻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把我忘记。”

他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非常担心克制不住。该走了，不能再说下去了，他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丢弃的城市和车站空空荡荡。最后一列火车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仿佛在与这个城市告别。车站外面，铁轨的两边布下了由留守营组成的警戒线。

枯黄的树叶纷纷下落，树林变得光秃秃的。蜷曲的落叶被秋风掀起，在马路上旋转，飘荡。

谢廖扎身穿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街口，等候波兰军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敲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还没穿好衣服，打开门探出头来问道：

“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对朋友使了个眼色，说：

“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虑地看看他，问：

“你知道波兰人用的是什么旗子？”

“好像是一只独头鹰。”

“哪儿可以搞到？”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愤愤地搔了搔后脑勺。沉思片刻后，他说：

“他们倒不要紧，说走就走了。可我们就苦了，还得大伤脑筋，想法迎合新政权哪！”

突然，哒哒哒的机枪声击破了沉寂。车站那边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同时传来大炮的轰隆声。接着，沉重的炮弹悲惨地呼啸着，呻吟着，高高飞起，划破长空，落在工厂后面的大路上，蓝色的烟雾吞没了路边的灌木丛。神情严峻的红军队伍沿街默默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一颗冷冰冰的泪珠沿着谢廖扎的脸颊滚了下来。谢廖扎急忙将它擦去，回头看看身后的同志，还好，没有被别人发现。

走在谢廖扎身旁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把手指按在步枪的扳机上，脸色阴沉，忧心忡忡。他的眼睛碰上了谢廖扎的视线，便掏出了心窝里的话：

“我们家里的人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去反对波兰兵团。他们准会把我家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要父亲和我们一道走，但他舍不得丢下这个家。哎，这帮该死的东西，赶快和他们拼吧！”安捷克烦躁地往上推了推滑在眼睛上的红军钢盔。

……谢廖扎默默地告别这座平平常常、肮脏难看的小城，告别那些简陋的房屋和高低不平的街道。再见啦，我的亲人们！再见啦，瓦利娅！再见啦，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狠残暴的异族侵略者——波兰白军已经逼近了！

机务段的工人们穿着油迹斑斑的衬衫，目送着红军战士，眼神忧伤、悲凉。

“同志们，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谢廖扎激动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