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大房子里,只有一个拉上窗帘的房间亮着灯光。院子里,系在链子上的狗特列佐尔威严而低沉地吠叫起来。

睡梦中,冬妮亚听见了母亲压低的嗓音:

“没有,她还没睡,进来吧,丽莎。”

女友轻盈的脚步和亲切、热烈的拥抱驱走了冬妮亚的睡意。

冬妮亚脸上洋溢着懒洋洋的微笑。

“丽莎,你来得太好了,我们家今天可高兴呢。爸爸昨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今天一直安安稳稳地睡着。我和妈妈几夜没合眼,今天也休息了一下。丽莎,快把外边的新闻一件一件地告诉我。”冬妮亚把女友拉近身边,坐在长沙发上。

“呵,新闻可多啦!不过,有些事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丽莎笑着、调皮地看看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是位颇有风度的太太,虽然已有三十六岁的年纪,举止却像少女般灵活;她有着一双灰色的、透着灵气的眼睛,容貌虽不算漂亮,但朝气蓬勃,招人喜欢。她笑了笑,把椅子推近沙发,开玩笑地说:

“我很愿意走开,让你们俩单独留下,不过要在几分钟之后。现在你先说说可以公开的消息吧。”

“第一件新闻:我们再也不用上学了。校委会已经决定给七年级的学生发毕业证书。我真开心透了,”丽莎眉飞色舞地说着,“我最讨厌那些代数和几何,我们干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也许,男生还会继续上学,不过到哪儿去上学,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现在,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打仗,真可怕!我们总是要出嫁的,做妻子,是不需要代数的。”说到这儿,丽莎大声笑了。

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陪她们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丽莎往冬妮亚那边挪了挪,搂着女友,低低地向她讲述了发生在十字街口的冲突。

“亲爱的冬妮亚,你想想,我当时多么惊讶,我看到那个逃跑的人是……你猜猜,是谁?”

听得入神的冬妮亚表示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柯察金!”丽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冬妮亚浑身一颤,痛苦地将身体缩成一团。

“是柯察金?”

丽莎对自己的话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满意,又开始描述她与维克托争吵的经过。

丽莎只顾讲她的故事,没有注意,冬妮亚的脸色变得多么苍白,而她那细细的手指不断神经质地拨弄着蓝色衬衫;丽莎不知道,由于惊恐,冬妮亚的心紧缩起来;她也不知道,冬妮亚那双漂亮眼睛上的浓浓的睫毛为何如此不安地颤动。

关于那个醉醺醺的哥萨克少尉的故事,冬妮亚已经听不进去了,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维克托·列辛斯基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丽莎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她不知不觉地将这句话说了出来。

“告诉什么?”丽莎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要告诉维克托,那个人是保夫鲁沙。我是说柯察金呢?维克托会出卖他的……”

丽莎反驳道:

“不会!我想不会。他究竟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冬妮亚猛地坐直了身子,双手把膝盖捏得生疼:

“丽莎,你什么都不明白!他和柯察金是死对头,而且,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告诉了维克托,真是大错特错了。”

直到此时,丽莎才发觉了冬妮亚的不安,而无意间说出的“保夫鲁沙”这个亲密的称呼使她原本只是模糊猜测的东西得到了证实。

丽莎不由得也感到了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地缄默了。

她想:“原来这件事是真的。真怪,冬妮亚竟会突然爱上了……一个什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她很想谈谈这个话题,但出于礼貌,还是克制着自己,没有开口。为了尽量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握住冬妮亚的双手,问道:

“冬妮亚,亲爱的,你很着急吗?”

冬妮亚答非所问地答道:

“不,也许维克托的人品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坏。”

说话间,他们的同班同学,憨厚老实的小伙子杰米扬诺夫来了。

在杰米扬诺夫到来之前,两个姑娘一直话不投机。

送走两位同学,冬妮亚倚在栅栏上,久久地独自站在那儿,凝望着昏暗的、通向城里的大路。永远自由自在的风儿带着冷颼颼的潮气和春天的霉味吹在她的身上。远处,城里居民的小窗户里闪耀着暗红色、惨淡的灯光。这就是那个令她感到格格不入的城市。就在这个城市里,在某个屋顶下,她那不安分的朋友恐怕还不知道自己已身陷险境。也许,他已经把她忘了。自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已经过去了多少时日?那件事是他不对。不过这一切早已被抛之九霄云外。明天她要去见他,那激动人心的、美好的友谊定会恢复。冬妮亚深信不疑,他们一定会言归于好。但愿这一夜平平安安!然而,夜色预示着某种不祥,它仿佛窥视着,等待着……好冷啊!

冬妮亚往路上看了最后一眼,走进了屋子。她躺在床上,裹进被子,一直期望着这一夜平平安安,并怀着这种不安慢慢睡去。

清晨,家里的人都还在熟睡,冬妮亚就醒了。她急忙穿好衣服,为了不惊醒别人,轻手轻脚地走进院子里,解开毛茸茸的大狗特列佐尔身上的链子,带着它进城了。她在柯察金家的门前犹豫不决地停留了片刻,然后,推开栅栏门,走进院子。特列佐尔摇晃着尾巴,跑在前面……

就在这天早晨,阿尔青也从乡下回来了,他是和他的雇主铁匠一起乘大车来的。他把挣来的一袋面粉扛在肩上,走进院子。铁匠拿着剩下的零碎物品跟在他的身后。在敞开的门边,阿尔青放下肩上的口袋大声喊道:

“保尔!”

但是,无人回答。

“把东西放进屋里去吧,干吗愣在那儿!”铁匠走过来说。

阿尔青把东西放在厨房,进了屋——他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房间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破旧的衣服扔得满地都是。

“真是见鬼!”阿尔青莫名其妙,转身对铁匠含糊地嘟囔了一句。

“确实乱七八糟。”铁匠附和道。

“小家伙跑哪儿去了?”阿尔青已经要发火了。

家里空空荡荡,无人可问。

铁匠告别后,赶着马车走了。

阿尔青走到院子里,四处察看。

“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家里的门开着,保尔却不在家。”

这时,他的身后传来脚步声。阿尔青转过身去:一条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的面前,有个年轻姑娘正从栅栏门那儿走来。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她打量着阿尔青,低低地说。

“我也要找他,鬼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我刚刚才到,大门敞开着,可没他的人影。您找他有事吗?”他问那个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您是保尔的哥哥阿尔青吗?”

“是啊,有什么事吗?”

但是姑娘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惊恐不安地看着敞开的大门。“我为什么昨天不来?会不会已经出事了?会不会?……”压在她心头的负担更重了。

“您回来的时候,门开着,而保尔却不在家?”她问阿尔青,阿尔青一直注视着她。

“您到底有什么事要找保尔?”

冬妮亚走到他面前,向周围看了看,急促地说:

“确切情况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保尔不在家,那他就是被捕了。”

“因为什么?”阿尔青打了一个寒噤。

“我们到房间里去吧!”冬妮亚说。

阿尔青默默地听着。当冬妮亚把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以后,他绝望了。

“唉,倒霉透顶!本来日子就不好过,还又活见鬼……”他心情沮丧地嘟囔道。“现在就清楚了,为什么被翻得乱七八糟。这个小家伙真是让鬼迷住了心窍……现在到哪儿去找他呢?那您,小姐,究竟是谁家的?”

“我是林务官图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呵……”阿尔青拉长着声音,但听不出其中的含义。“瞧,拖回来一袋面粉喂这个小家伙的,可出了这种事情……”

冬妮亚看着阿尔青,阿尔青看着冬妮亚,两人都没有说话。

“我走了。您也许能找到他,”与阿尔青告别时,冬妮亚轻轻地说,“晚上我再来找您,听您的消息。”

阿尔青默默地点了点头。

窗前,一只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干瘪的苍蝇嗡嗡叫着。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坐在破旧的沙发边上,双手撑着膝盖,茫然的目光盯着肮脏的地板。

城防司令嘴角叼着香烟,龙飞凤舞地写完公文,然后在“舍佩托夫卡城防司令哥萨克少尉”的下面得意地加上了花哨的签名,字尾处还随心所欲地绕了个钩。这时,门口传来马刺的响声,城防司令抬起头来。

站在他面前的是胳膊上缠着绷带的萨洛梅加。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城防司令向他表示欢迎。

“风倒是不赖,胳膊都他妈的给博贡的人打断啦。”

萨洛梅加对女人在场毫不介意,破口大骂起来。

“那你是到这儿来治伤疗养的?”

“治伤疗养的事等到下辈子再说吧,现在前线吃紧,我们都快被压得没气啦。”

城防司令用头示意有农村姑娘在旁,不让他再说下去:

“我们以后再谈吧。”

萨洛梅加重重地在凳子上坐下,摘下嵌着帽徽的军帽。帽徽上镶着珐琅的三叉戟,这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是戈卢布派我来的,”他开始低声说道,“西乔夫狙击师就要开过来了,看来这里要惹大麻烦啦,我必须来整顿整顿。也许总头目还会过来,还有什么外国佬一起来,当心别让这里的人说漏嘴,兜出上次‘消遣’的事。你在写什么?”

城防司令将香烟移到另一个嘴角,说:

“我这儿关着一个小杂种。你知道,那个朱赫来让我们逮着了,记得吗,就是那个煽动铁路工人与我们作对的家伙。”

“那后来怎么样?”萨洛梅加感兴趣地往前凑了凑。

“后来,你知道,奥梅利琴科这个蠢货,就是那个驻站警备官,他只派了一个哥萨克押送朱赫来到我们这儿来,那个关在我这儿的小杂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了他。他俩缴了哥萨克的枪,打落了他的门牙,然后溜之大吉。朱赫来至今无影无踪,而这个小东西已经落在我的手中。看看这些材料吧。”他把一沓写好的文件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没有受伤的左手翻着,将这些文件浏览一遍,然后盯着司令问道:

“你从他嘴里什么口供都没弄到?”

城防司令焦躁地拽拽帽檐。

“已经干了五天啦,就是不开口。老是一句话:‘我不知道,不是我放的。’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土匪。你知道,那个押解兵认出了他,差点没把这个小兔崽子掐死,我好容易才把他拉开。就是因为这个小混蛋,车站上的那个哥萨克挨了奥梅利琴科二十五军棍,心里恨透了。没有必要再把他关在这儿了,我正要往上面递送呈文,报请了结——把他毙了。”

萨洛梅加轻蔑地啐了一口,说:

“要是他落在我的手里,准得开口。搞逼供,可不是你这个小神甫干得了的事情,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人能当什么城防司令?你给他尝过通条的滋味了吗?”

城防司令勃然大怒:

“你太放肆了;还是把这些嘲笑留给你自己吧。我是这儿的城防司令,不用你来多管闲事。”

萨洛梅加看看怒气冲冲的司令,哈哈大笑:

“哈——哈……小神甫,别动肝火,要不肚子会炸的。我才不管你和你的那些屁事呢。你最好还是告诉我,到哪儿去搞两瓶酒喝喝吧。”

城防司令冷笑一声:

“那倒可以。”

“至于这个家伙,”萨洛梅加用手指指公文说,“如果你想把他结果了,就得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喏,就在这儿弯个钩儿,要不可能会不批的。”

仓库里关着三个人。一个是留着大胡子的老头,他穿着破旧的外套和一条肥大的麻布裤子,蜷着两条细腿,侧身躺在木板床上;他被捕的原因是住在他家的彼得留拉士兵拴在草棚里的马不翼而飞了。地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长着一双狡黠的小贼眼和尖细的下巴,她以酿、卖私酒为生,被指控偷窃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窗台下面的角落里,把头枕在皱巴巴的帽子上、迷迷糊糊睡着的是柯察金。

又有一个年轻女人被带进仓库。她像农妇那样系着花头巾,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惊恐不安。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酿私酒的女人身旁坐下。

酿私酒的女人以探究的目光把新来的人打量一番,又快言快语地问:

“姑娘,你也坐牢?”

没有听到回答,她又继续问道:

“你犯了什么事被关到这儿来啦?啊?是不是也酿私酒呀?”

农村姑娘站了起来,看看这个啰嗦得叫人讨厌的老太婆,轻言答道:

“不,我是因为我哥哥的事被抓来的。”

“那他犯了什么事?”老太婆非要刨根问底。

老头子插话了:

“你干什么老缠着她?人家兴许心里正难受呢,你还在那儿唠叨个没完。”

老太婆迅速转过身来,对着木板床那边说:

“谁要你来教训我?我又不是和你说话!”

老头子啐了一口:

“我是让你别总缠着人家。”

仓库里安静下来。农村姑娘把大头巾铺在地上,用胳膊枕着头躺下了。

酿私酒的女人开始吃东西了。老头把双腿垂在地板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仓库内弥漫着一团团难闻的烟气。

那老婆子嘴里塞得满满的,一面吧嗒吧嗒地吃着,一面发牢骚:

“让人安安静静地吃顿饭,行不行?讨厌的臭烟味,没完没了地抽。”

老头嘿嘿一笑,挖苦地说:

“你怕掉肉?马上连门都要挤不进去啦。该给那个小伙子吃点。只知道往自己肚子里塞。”

老婆子气恼地摆摆手,说:

“我跟他说:吃点吧,可他不想吃。我的事情不用你多嘴,我又不是吃你的。”

年轻姑娘转向卖私酒的老婆子,对着保尔那边扬扬头,问:

“您知道他是为什么坐牢吗?”

听到有人与她讲话,老婆子高兴了。她顿时回答道:

“这个家伙是本地人,是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

她弯下身子,贴在姑娘的耳边,低低地说:

“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是个水兵,就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

年轻姑娘想起了城防司令的话:“我正要往上面递送呈文,报请了结——把他毙了。”

一列列军用列车不断开进车站,西乔夫狙击师的队伍乱哄哄地从车上拥了下来;由四节包着钢皮的车厢组成的装甲列车“扎波罗热哥萨克号”沿着铁轨缓缓爬行。大炮从平车上拖了下来,马匹从货车上拉了下来。骑兵队就地整鞍上马,挤过尚未列队的步兵,来到车站广场整队待发。

官长们前吆后喝,叫着各自分队的番号。

车站犹如一只蜂窝,到处嗡嗡作响。混乱嘈杂的人群渐渐组成一块块方队,这股全副武装的人流很快便向城里拥去。直到黄昏,西乔夫狙击师的輜重车还在公路上轧轧作响,随军人员拖拖沓沓地向城里开去。队伍的尾巴是司令部的警卫连,一百二十个人直着嗓子大叫:

为什么喧闹?

为什么叫嚷?

因为彼得留拉

开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了起来,走近小窗。透过黄昏茫茫的暮色,街上传来了车轮的轰隆声,嘈杂的脚步声和众多嗓音的歌声。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轻说:

“看来是部队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去。

说话人是昨天关进来的那个姑娘。

他已听她讲过自己的情况,酿私酒的女人终于如愿以偿。原来,这个姑娘住在离城七俄里的农村,她的哥哥格里茨科是红色游击队员,苏维埃政权期间担任贫农委员会主席。

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茨科在腰间扎上武装带,也跟着走了。现在他们全家简直给搞得鸡犬不宁,仅有的一匹马也被牵走了;父亲被抓进城来,在牢里吃尽苦头。村长也领教过格里茨科的厉害,出于报复,他总是把什么人都领到格里茨科家中住宿,终于弄得他家一贫如洗。前天,司令到村里抓人,村长又把司令领进她家。司令看中了这个姑娘,第二天清晨就带她进城来“审问”。

保尔睡不着,他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平静,“以后会怎么样?”这个无法摆脱的思绪始终萦回在脑海。

他那被打伤的身体阵阵刺痛。那个押送兵兽性大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为了摆脱令人苦恼的思绪,保尔开始注意身旁两个妇女的悄语交谈。

姑娘低声细语地叙述着那个警备司令如何对她进行纠缠,威逼和利诱,在碰了钉子以后,又如何暴跳如雷,发狂地说:“我要把你关进地牢,你别想再从我这儿出去。”

黑暗笼罩着整个仓库,夜,令人窒息的、不平静的夜已经来临。保尔又想到难以预测的明天。才是第七个夜晚,却仿佛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保尔躺在硬邦邦的地上,浑身一直疼痛。这时仓库里只有三个人:老头像是睡在家里的热炕上,在木板床上打着呼噜;他能随遇而安,因此夜夜睡得又香又甜。酿私酒的女人被哥萨克少尉放出去弄酒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都躺在地上,靠得很近。昨天,保尔从小窗户里看到谢廖扎在街上站了很长时间,忧郁地盯着牢房里的这些窗户。

“他大概已经知道我被关在这儿了。”

接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几块酸酸的黑面包,但没有说送面包的人是谁。两天来,司令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审讯的时候,保尔什么也没说,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沉默。他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坚强的人,就像他读的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一样。不过,被捕的那天夜里,在带到磨坊那座高大房子附近时,他听见一个匪兵说:“少尉先生,干吗还要把他带去,从背后来颗子弹,不就完啦!”当时,他心里真是害怕。是啊,十六岁就死掉,真是太恐怖了!死了,那就再也活不过来啦!

赫里斯季娜也在想心事。她比这个小伙子知道的情况更多,他大概还不清楚……可她已经听见了。

保尔睡不着,整夜翻来覆去。赫里斯季娜从心底里对他十分怜悯。但她也有自己的苦处:她忘不了城防司令那心惊肉跳的威胁:“我明天再和你算账。要是还不依我,那就把你送到警卫室去,哥萨克们可不会饶了你的。你看着办吧。”

“呵,多么痛苦!而且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怜悯!是格里茨科参加红军,她有什么过错?呵,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艰难啊!”

喉咙口隐隐作痛,无法解脱的绝望和恐惧向她袭来。于是,赫里斯季娜低低哭泣起来。

极度的愁苦和绝望使她浑身抽搐。

墙角里的身影晃动了一下,问:

“你这是怎么啦?”

赫里斯季娜低低地把自己的愁苦向这位寡言少语的难友统统倾吐出来。他听着,默默不语,只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这帮该死的东西,他们会把我折磨死的,”她咽下泪水,带着本能的恐惧感轻轻地说,“我完了,我斗不过他们呀。”

他,保尔,又能对这个姑娘说什么呢?他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无话可说。生活犹如一支铁环,箍得人喘不过气来。

“明天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跟他们斗一场!他们会将他打得死去活来,或者用军刀往脑袋上一砍——那就完蛋了。”为了至少给这个受着痛苦折磨的姑娘一点安慰,保尔温柔地抚摩着她的手。哭泣的姑娘渐渐平静下来。门口的哨兵偶尔例行公事地对过路人吆喝一声:“谁!”又恢复了平静。老头依然睡得很香;时间不知不觉溜了过去。当一双手将保尔紧紧搂住,并向身边拉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亲爱的,”滚烫的双唇轻声说道,“我反正要被糟蹋了,不是那个军官,就是那帮士兵。你把我的身子拿去吧,亲爱的,不要让那狗东西先破我的身子。”

“你说什么呀,赫里斯季娜?”

有力的双臂依然紧紧搂抱着他,嘴唇热乎乎的,丰满的,简直无法摆脱。姑娘的话单纯质朴,情深意切。他也理解导致姑娘说出这番话的根由。

于是,目前的一切突然消失了,门上的铁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城防司令惨无人道的毒打,七个令人窒息的不眠之夜都从记忆中消失了,瞬间留下的只有那热乎乎的双唇和被泪水略略沾湿的脸庞。

突然,保尔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能把她忘了呢?……那双奇妙的、可爱的眼睛。”

他得到了足够的力量,终于挣脱出来。他晕乎乎地站起身来,抓住了窗上的铁栅栏。赫里斯季娜的双手摸到了他。

“你这是怎么啦?”

她的问话中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意!他弯下身子,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我不能,赫里斯季娜。你是个好姑娘。”他还说了些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

为了打破令人无法忍受的寂静,保尔直起身体,走到木板床跟前,在床沿上坐下,去拉那老头:

“大爷,给支烟抽抽。”

姑娘裹着头巾,坐在角落里失声痛哭。

第二天,城防司令来了,哥萨克带走了赫里斯季娜,她用眼睛与保尔告别,流露出责备的神情。牢门在她的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保尔的心头更加沉重,更加抑郁。

一直到黄昏,老头也没能引保尔说出一句话。卫兵和司令部的人员都换了班。晚上,又进来一个新的犯人,保尔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他矮小敦实,穿着褪色的黄衬衫,套着破旧的上衣。进来时,他很仔细地将仓库扫视一遍。

一九一七年二月,当革命的浪潮也波及到这个小城时,保尔见过多林尼克。在多次颇有声势的游行活动中,他只听到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声音,这就是多林尼克。当时,多林尼克爬到路边的墙头上,向士兵们发表演说。至今,保尔仍记得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士兵们,紧紧依靠布尔什维克吧,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此后,保尔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来了新的难友,使老头十分高兴。显然,他觉得整天一声不吭地坐着非常难受。多林尼克坐到他的床边,和他一起抽起烟来,并详细询问各方面的情况。

接着,他又走到保尔的面前:

“那你做了什么好事?”他问保尔,“你是怎么被关进来的?”

保尔只作了十分简单的回答。多林尼克认为,保尔对他不信任,因而不愿多说话。但是当他得知保尔的罪名后,那双充满着智慧的眼睛惊讶地盯着保尔,在他身旁坐下来了。

“这么说,是你把朱赫来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不知道你被捕了。”

保尔感到十分突然,他用胳膊撑起身体:

“哪个朱赫来?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硬给我安上的罪名。”

多林尼克面带微笑,向他更凑近一些:

“得了吧,小兄弟,在我面前别不承认啦,我知道的情况比你还多呢。”

为了不让老头听见,他压低了声音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他大概已经到那边了。他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我了。”

多林尼克默默思忖了片刻,又补充说:

“你是个好小伙子,没说的。不过,他们把你抓来了,知道了所有情况,这事儿可不太妙,可以说,简直糟透了。”

他脱下上衣,铺在地上,然后坐了下去,背靠着墙,又动手卷第二支纸烟。

多林尼克的最后几句话使保尔完全明白了他的身份,显然,是自己人。既然是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是说……

傍晚时分,保尔已经知道多林尼克被捕的原因:他在彼得留拉匪徒中间进行宣传鼓动,正在散发省革委会号召士兵投诚、加入红军的传单时当场被抓获的。

多林尼克比较谨慎,他向保尔披露的东西不多,他想:

“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用通条拷打这个小伙子,而他还太年轻呀。”

晚上,准备睡觉时,他用简短的话语说出了心中的担心:

“保尔,我和你的情况可以说是糟透了。结果会怎样,我们再看看吧。”

第二天,仓库里又关进来一个犯人,他是闻名全市的理发匠什廖马·泽尔策尔,长着大大的耳朵,细细的脖子。他焦躁地,伴着各种手势告诉多林尼克:

“呶,是这么回事,富克斯、布卢夫施泰因、特拉赫滕贝格准备捧着面包和盐巴去欢迎他。我说,你们想这么干就这么干吧,不过,这是以所有犹太居民的名义,可是谁会签名?对不起,一个也没有。他们有他们的盘算,富克斯有一家商店,布卢夫施泰因有一座磨坊。我有什么?别的穷光蛋又有什么呢?我们这些穷人一无所有。呶,我就是好嚼舌头,爱多嘴。今天,我给一个哥萨克刮胡子,他是不久前刚来的。我问他:‘彼得留拉总头目知道不知道上次大屠杀的情况?他会接待犹太人的代表团吗?’唉,这个爱嚼舌头的毛病给我惹过多少次麻烦!你猜怎么着,等我给他刮了脸,扑了粉,一切都做得妥妥贴贴以后,他怎么对待我的?他站起来,不但不付钱,反而说我进行煽动,反对政府,把我抓来了。”泽尔策尔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这算什么煽动?我究竟说什么啦?我只不过问问人家……就为这还要抓我坐牢……”

泽尔策尔焦躁不安地扭动着多林尼克衬衣上的纽扣,一会儿抓住他的左胳膊,一会儿又抓住他的右胳膊。

听着泽尔策尔气愤的叙述,多林尼克不由得笑了。等泽尔策尔讲完,他一本正经地说:

“唉,什廖马,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怎么干出这种蠢事,偏偏在这种时候随便乱说呢?我可真不愿意让你到这种地方来。”

泽尔策尔领悟地看看他,绝望地挥了挥手。这时,仓库的门开了,保尔认识的那个酿私酒的女人又被推了进来。她恶狠狠地骂着押送她的哥萨克兵:

“让大火把你们和你们的司令统统烧死!让他喝了我的酒不得好死!”

卫兵在她身后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接着,又听见他在外面上了锁。

老太婆在板床上坐下。老头子戏谑地说:

“是不是又回到我们这儿来啦,罗嗦婆子?好吧,请坐请坐,真是贵客驾临。”

老太婆不高兴地对老头瞟了一眼,抓起包袱,就在多林尼克旁边的地上坐下。

匪徒们从她那儿搞到几瓶自酿酒,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门外的警卫室里传来叫喊声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一个尖锐的声音发着命令。仓库里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倾听门外的动静。

广场上,在有着一座古老钟楼的、平平常常的小教堂旁边发生了对于本城居民来说非同一般的事情:西乔夫狙击师的部队全副武装地排成矩形方阵,从三面把广场围了起来。

前面,从教堂的台阶开始,三个步兵团列成像棋盘式的方阵,一直延伸到学校的围墙。

那片灰灰的、看上去脏兮兮的人群是战斗力最强的彼得留拉“政府军”的士兵,他们把枪靠在腿上,头戴怪诞的俄罗斯钢盔,就像是劈成一半的南瓜,身上还挂满子弹带。

这个师团的上等军服和军靴都是过去沙皇军队的贮备品,其中多半成员是顽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富农。他们被调进这个城市,保卫具有战略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铁路枢纽。

五条闪亮的铁轨从舍佩托夫卡市向不同的方向伸展出去。对于彼得留拉来说,丢掉这个城市就等于失去一切。“政府军”控制的地盘已经很小,小小的文尼察已经成为彼得留拉匪帮的首府。

总头目彼得留拉决定亲自检阅部队。在他到来之前,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新兵团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地方——广场后面的一个角落上。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赤着双脚,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他们来自乡村,有的是半夜从炕上被拉来的,有的是在街上被抓来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他们说:

“我们可不是傻瓜。”

彼得留拉军官最大的本领就是把征集的士兵押送进城,编成连队或独立分队,然后发给他们武器。

可是,第二天就有三分之一的新兵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后,人数仍会一天天减少。要是给他们发放靴子,那真是一件大蠢事,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靴子可发。于是,上面发了一道命令:应征入伍者必须自备鞋袜。这道命令的效果是惊人的:不知道这些新兵从哪儿弄来那些只有用铁丝或者绳子,才能绑在脚上的破破烂烂的鞋子。

于是,只好让他们赤着脚来参加检阅。

步兵的后面是一字排开的戈卢布的骑兵团。

骑兵挡住了严严实实的好奇的人群:大家都想看这次检阅。

大头目要亲自驾临!这可是城里的希罕事情,因而谁也不愿放过这个不花钱的参观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校官,神甫的两个女儿,几个乌克兰教师,一帮“自由”哥萨克和微微驼背的市长——总之,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站在他们当中的还有穿着切尔克斯式长袍的步兵总监,他是阅兵式的总指挥。

教堂里,瓦西里神父也穿上了复活节才穿的法衣。

接待彼得留拉的准备工作十分隆重。黄蓝两色旗拿来了,升起了,新兵将面对旗帜举行效忠宣誓。

师长乘着一辆细长的、油漆剥落的福特牌轿车,前往车站迎接彼得留拉。

步兵总监把仪表堂堂、留着两撇精心拳曲的小胡子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叫上前去:

“带上一个人去检查一下司令部和后勤机关,看看是否都收拾得干净整齐;如果有犯人,您就查问一下,把无关紧要的废物统统赶走。”

切尔尼亚克顺从地将两只靴跟一碰,拉上身旁的军官,骑马疾驰而去。

步兵总监彬彬有礼地问神甫的长女:

“午餐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警备司令在那儿精心照料呢。”神甫女儿答道,两只眼睛盯着英俊的总监。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一个人紧贴在马背上,沿着公路狂奔,他挥着手大声喊道:

“他们来啦!”

“各——就各——位!”总监高声发号施令。

军官们匆忙归队。

当福特牌轿车在教堂台阶旁呼哧呼哧喘气时,乐队奏起了《乌克兰仍在人间》的乐曲。

“大头目彼得留拉本人”跟在师长后面,笨拙地走出了汽车。他中等身材,颧骨突出的脑袋稳稳地安放在紫红色的脖子上,身着用上等近卫军蓝色呢料缝制的短上衣,腰束黄皮带,皮带上的麂皮套中插着一支精巧的勃朗宁手枪,头戴保护色克伦斯基军帽,帽上嵌有用珐琅制作的三叉戟帽徽。

彼得留拉毫无英武之气,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个军人。

他脸上挂着某种不满意的神情,听完了步兵总监的简单报告。然后,市长走上前去,对他致欢迎词。

彼得留拉心不在焉地听着,眼光穿过市长的头部,眺望着排列整齐的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