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伊斯靠在一张公园长椅上，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他正看着一辆货车倒进一条狭窄的车道。有人在指挥司机，示意向左或向右。一只手拍了一下卷帘门。

“你知道退休之后有个什么难事吗？”

“什么难事？”

“你永远也请不了假。没有假期，也没有长周末。”

“我的心在流血。”

这张公园长椅俯瞰着泰晤士河。午后苍白无力的阳光照在深棕色的水面上，几乎泛不起一丝微光。划艇队和游客观光船留下的白色尾迹划过水面，冲刷着退潮时露出的闪着光的淤泥。

对岸就是古老的谷仓榆树自来水厂。伦敦南部就像另一个国家。这就是伦敦的可爱之处。与其说它是个大都会，倒不如说是一些村子组成的集合。切尔西跟克拉珀姆不一样，克拉珀姆又不同于哈默史密斯，哈默史密斯不同于巴恩斯，巴恩斯又不同于其他十几个地方。分界线可能只是一条河，但一旦过了河，气氛便完全不同。

朱莉安娜从罗马回来了。我本想去希思罗机场接她，但她说公司派了车，她得回办公室。我们约好晚点在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去参加派对。

“你想再来杯咖啡吗？”鲁伊斯问。

“不，谢了。”

鲁伊斯的房子就在街对面。他把泰晤士河看作一处水景装饰或是自己家里的一段河。这张公园长椅是他家的室外家具，他每天坐在这里几小时，钓鱼、看早报。据说他从来没有钓到过鱼，而这跟河水的水质或鱼的种群密度无关。他不用鱼饵。我没有向他求证过此事。有些问题最好永远也不要问。

我们端着空杯子回到房子里，进入厨房。杂物间的门开着。从烘干机里吐出各种衣物，浅色的、漂亮的女士衣服。一件格子衬衫、一副淡紫色的胸罩，还有短袜。这个画面既熟悉，又十分怪异。我想象不出鲁伊斯的生活里会有女人，尽管他结过三次婚。

“你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我问。

他看着篮子。“我觉得这些衣服我穿不会合身。”

“还有人住在这里。”

“我女儿。”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段时间了。”他关上门，试图结束这段对话。

鲁伊斯的女儿克莱尔一直在纽约跳舞。她和父亲的糟糕关系有点像全球变暖——冰盖的消融、水平面的上升和再次浮起的船只——每个变化的产生都伴随着对结果的质疑声。

我们移步到客厅。咖啡桌上铺满了跟“阿尔戈·赫拉号”沉没事故相关的报纸和文件。鲁伊斯坐下来，掏出他那个破旧的笔记本。

“我跟本案的首席调查官以及法医和当地的警长谈过了。”他翻页的时候，松开的纸张都要从坏了的书脊上掉下来了，“调查非常深入。这儿有一份证人的证词和调查记录。昨天快递送到的。我昨晚已经看过了，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有三个人做证说海伦·泰勒和克罗艾·泰勒当时在船上。其中一人是一名海军潜水员，他是打捞队的成员。”

鲁伊斯把他的证词递给我，等着我看完。潜水员说当天打捞起四具遗体。当时的能见度不足十码，凶险的海流使打捞工作更加困难。

当天第五次下潜时，他发现了一个女孩的遗体，绊在一部救生艇牵引机附近的梯子的金属横档上，在船的右舷，靠近船尾。潜水员切断了女孩救生衣上的绑带，但水流把她的身体冲走了。他的氧气罐的氧气所剩不多，没法去追她。

“他根据一张照片认出是克罗艾，”鲁伊斯说，“女孩的一只手臂上打着石膏。这跟她外祖父的描述吻合。”

尽管有这份证词，但我感觉鲁伊斯并不完全信服。

“我查了一下这个潜水员。他是个服役十年的老兵，是打捞队中经验最丰富的成员之一。”

“然后呢？”

“去年，海军对他进行了六个月的停职处罚，因为他没有严格检查装备，差点造成一名新兵溺亡。有消息说——更像是小道消息——他是个醉汉。”

鲁伊斯把第二份证词递给我。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休学大学生的证词，说刚起航的时候他跟海伦和克罗艾说过话。他们当时坐在右舷的一个乘客休息室里。克罗艾晕船了，这个背包客给了她一片晕车药。

“我跟他在温哥华的父母谈过了。事故发生之后，他们飞到了希腊，试图说服他回家，但他想继续下去。那孩子现在还在旅行。”

“他现在不是该去上大学吗？”

“他的间隔年从一年变成了两年。”

最后一份证词出自一个德国女人——伊莲娜·沙费尔，她在帕特莫斯岛当地开了一家旅馆。她说自己开车把母女送上了船，还跟她们挥手道别。

鲁伊斯告诉我他给旅馆打了个电话，但是旅馆在冬季不开。

“我设法联系到了旅馆的看门人，但这家伙就像油毡上的落水狗一样稀里糊涂的。他说他记得海伦和克罗艾。她们六月在旅馆住了三周。”

“伊莲娜·沙费尔现在在哪儿？”

“在度假。旅馆到了春天才会再次开门营业。”

“她可能在德国还有家人。”

“我会再给看门人打电话，但他不会热心帮忙的。”

鲁伊斯没拉上窗帘。透过窗户，我看到慢跑的人像鬼一样在泰晤士河的沿河小道上穿梭，听着海鸥为软泥里的食物碎屑争斗。

鲁伊斯递给我一份海军救援队出具的报告，上面列出了遇难、失踪以及生还人员的名单。但是没有官方的乘客名单。这是一艘往返于海岛之间的普通渡轮，载满了游客和当地人，许多人上上下下，在船上买票。海伦和克罗艾很可能是用现金买的票，避免使用信用卡留下书面记录。

布赖恩·钱伯斯说他在六月十六日给他女儿汇了钱，从一个马恩岛上的账户转入帕特莫斯岛的一家银行。

还有什么证据证明海伦和克罗艾当时在“阿尔戈·赫拉号”上？行李被发现冲到了镇子东侧三英里的海滩上。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一艘当地渔船还捞起了一个小点的包，那是克罗艾的。

鲁伊斯拿出一本精装书，封面上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的各种照片。书的硬纸封面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上面的名字已经无法辨识。

“这是乘客的私人物品中的一件。是克罗艾的日记。”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撒了几个慌。我本该把它送给她的家人。”

我打开这本书，用手指抚摸着书页，书页已经弯曲变形，布满干燥了的盐粒。这更像是一本剪贴簿，而不是日记本。里面有明信片、照片、票根和手绘，偶有一些日记和见闻评论。克罗艾在书页之间夹了鲜花。罂粟花。我还能看到书页上花蕊、花瓣留下的痕迹。

这些易碎的纸张详细记录了她们的旅途——主要是在各个岛屿上。偶尔会提到人：一个和克罗艾做了朋友的土耳其女孩，以及一个教她捕鱼的男孩。

日记里没有提到她们逃离德国的事，但克罗艾写到了那个在意大利给她的手臂打上石膏的医生。他是第一个在石膏上签名的人，还画了一幅小熊维尼的画。

根据明信片和里面提到的地名，我能找到海伦所走的路线。她一定是把车卖了或是扔在了什么地方，然后搭乘大巴穿过山区，进入南斯拉夫，再越过边境线进入希腊的。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母女两人继续前行，离德国越来越远，进入土耳其，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她们最终在爱琴海岸边的费特希耶的一个露营地结束了逃亡生活。克罗艾的手臂愈合得不好。她又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咨询了医生。海伦给她父亲写了张明信片，还画了一幅他的画像。但很明显明信片并没有寄出。

我对克罗艾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开朗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子，她怀念德国的朋友以及宠物猫小叮当（大家都叫它“叮当”），因为那是它在花园里试图捉鸟的时候，项圈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

日记本上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阿尔戈·赫拉号”沉没前两天。克罗艾为即将到来的生日感到很兴奋。再过两周多，她就七岁了。

我往回翻看着日记本的最后几页，感觉海伦和克罗艾终于开始松弛下来。她们在帕特莫斯待的时间比前两个月去过的任何地方待得都久。

我合上克罗艾的日记本，抚摸着那幅剪贴画。

有时，如果你对着一个画面盯太久，会有一种失明的感觉，因为那画面被刻到了我们的潜意识上，并保持不变，即使发生了理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新事件。相似地，把事情简单化或从整体上看待一种情形的欲望，会使我们忽略那些突兀的细节，而不是尽力去解释它们。

“他们寄来的东西里有海伦·钱伯斯的照片吗？”我问鲁伊斯。

“我们已经有一张了。”

突然，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什么？你觉得是另外一个女人？”

“不，但我想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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