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直了身子，看着我。“你跟吉迪恩一样坏——你觉得她们没死。”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她们还活着。”
“因为他不是感觉希望破灭了，就是在拒绝接受现实。”
“或者他知道些什么。”
鲁伊斯站起身来，双腿发僵，一脸怪相。“如果海伦和克罗艾还活着，她们在哪儿呢？”
“躲起来了。”
“她们怎么伪造她们的死亡呢？”
“她们的尸体从未被找到。她们的行李可能是被扔到海里的。”
“那证人的证词呢？”
“布赖恩·钱伯斯有钱，可以说服他们。”
“有点夸大其词了，”鲁伊斯说，“我跟法医办公室打过电话。海伦和克罗艾被正式宣布死亡了。”
“我们能让他们用电报发来一张海伦·钱伯斯的照片吗？我只是想确认我们说的是一个人。”
韦罗妮卡·克雷要赶六点的火车回布里斯托尔。我想趁她离开之前跟她聊聊。一辆迷你出租车载着我们沿富勒姆宫路前行，穿过哈默史密斯和牧人丛。出租车右侧的减震装置几乎完全失效了。也许前轴下面卡着一个人。
鲁伊斯在我旁边默不作声。巴士沿着内侧车道行驶，不时停下让在巴士站排队的乘客上车。其他乘客则把脸探出车窗或脑袋靠着玻璃睡着了。
我不停地思考渡轮事故的细节。海伦和克罗艾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还活着。吉迪恩既没有证据证明她们死了，也无法证明她们还活着。这可能就是他正在寻找的东西——死了或者活着的证据。这并非全部的答案。他的罪行有太强的施虐狂倾向。他太过享受其中而无法自拔了。
韦罗妮卡·克雷正在一号站台附近的咖啡馆里等我们。她的大衣没扣扣子，垂到了地面上。她和鲁伊斯默默地彼此打了个招呼。他们两人仅有的两个共同点是各自的职业以及使沉默胜过千言万语的能力。
重新安排了座位。看了眼手表。韦罗妮卡·克雷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国防部想接手调查。”她宣布。
“什么意思？”
“泰勒擅离职守了。他们宣称他还是军队的一员。他们想出面逮捕他。”
“你是怎么说的？”
“我告诉他们滚开。有两个女人丧命，而且调查工作由我负责。我可不会因为某个穿着卡其衣服、每次有坦克开过都会勃起的铅笔头随便说句话就退缩了。”
她说的刻薄话跟她小心翼翼地往茶里加糖并且缓慢搅拌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用拇指和食指端着茶杯，一口气喝了半杯，也不怕烫。她那白皙肥硕的喉咙里仿佛藏着一个拳头，随着吞咽上下移动。
她放下杯子，开始讲述自己查到的有关吉迪恩·泰勒的信息。通过一个在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的联系人，她得知泰勒在贝尔法斯特度过了四年，其间在阿尔马为任务协调小组工作——一个专门从事监控和审讯的军事情报机构。
“难怪这么难找到他，”鲁伊斯说，“这些家伙知道如何跟踪别人而不被发现。他们是第二和第三方认知方面的专家。”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克雷探长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工作过一段时间。”鲁伊斯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探长并不喜欢被蒙在鼓里，但她还是继续往下说：“移民局调出了泰勒的档案。过去六年间，他多次前往巴基斯坦、波兰、埃及、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停留时间不定，但从不少于一周，也从不多于一个月。”
“为什么去埃及和索马里？”鲁伊斯问，“英国在那里并没有驻军。”
“他可能是在训练当地人。”探长说。
“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保密。”
“反间谍。”
“有点道理。”
“莫琳·布拉肯说克里斯蒂娜和西尔维娅曾经开玩笑说吉迪恩像个幽灵。”
我思考着他去过的那些国家：阿富汗、伊拉克、波兰、巴基斯坦、埃及和索马里。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审讯者，是从嫌疑人嘴里撬出信息的专家——战俘、被拘留者、恐怖分子……
我的脑子里全是西尔维娅·弗内斯戴着头罩挂在树杈上的画面。第二个画面是莫琳·布拉肯，跪在地上，蒙着眼睛，双手前伸。感官剥夺、定向障碍和羞辱，这些都是审讯者和拷问者使用的手段。
如果吉迪恩坚信海伦和克罗艾还活着，那么他相信有人把她们藏起来了也就合情合理了。布赖恩·钱伯斯、克劳迪娅·钱伯斯、克里斯蒂娜·惠勒、西尔维娅·弗内斯，还有莫琳·布拉肯。
克雷探长紧紧地盯着我。鲁伊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眉毛上挑，仿佛在听正在驶来的火车声或来自过去的回声。
“假设你是对的，泰勒相信她们还活着，”韦罗妮卡·克雷说，“那他为什么要除掉她们？意义何在？海伦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他也不可能跟女儿一起生活。”
“他不希望她们回到他身边。他只是想惩罚她离开了自己，他还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泰勒受到恐惧和怨恨的驱使。恐惧他可能做出来的事，恐惧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但他的怨恨更加强烈。它有自己的构造。”
“什么意思？”
“他的怨恨要求我们靠边站。它否决别人的权利，它净化、毒化并控制着他的信念。恨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
“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这个说不上来。海伦的家人受到了保护，但她一定还有许多其他的朋友。”
克雷探长将身子用力压在膝盖上，想从她锃亮的鞋舌上寻找一丝安慰。空气里传来站台的播报声。她得走了。
她扣上大衣，站起来，跟我们道别，然后快步穿过车站大堂，紧张地朝她那趟等候中的火车走去。鲁伊斯看着她走了，挠了挠自己的鼻子。
“你觉得克雷身体里面有个瘦弱的女人想挣脱出来吗？”
“有两个。”
“想去喝一杯吗？”
我看了看手表。“下次吧。朱莉安娜公司的派对八点开始。我想去给她买个礼物。”
“比如说？”
“珠宝总是不错的。”
“除非你有了外遇。”
“什么意思？”
“送贵重的礼物说明你心有愧疚。”
“不，不是这样。”
“礼物越是贵重，你内心的愧疚就越深刻。”
“你真是个疑心重的可怜虫。”
“我结过三次婚。这种事情我懂。”
鲁伊斯扭头看着我。我能感到左手在抽搐。
“朱莉安娜最近很忙，一直出差。我想她了。我想给她买个特别的礼物。”
我的理由听上去太刺耳了。我应该什么都不说的。我不会跟鲁伊斯说朱莉安娜的上司或那张客房服务收据，那套性感内衣或那些电话。我也不会提起达茜的吻以及朱莉安娜问我是否还爱她的事情。我什么都不会说——他也不会问。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的重大悖论之一。就像一个不言自明的密码：除非陷入谷底，否则你不会开始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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