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玛醒了，因为做了个梦，呜呜咽咽地小声抽泣。我迷迷糊糊地下了床，走到她的床边，在心里咒骂着冰凉的地板和僵硬的双腿。

她紧闭着眼睛，左右摇晃着脑袋。我弯腰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胸口上。我的手几乎完全盖住了她的胸腔。她睁开眼睛。我把她抱起来，抱在胸前。她的小心脏嗵嗵地跳着。

“没事了，宝贝。就是个梦而已。”

“我看到了一个怪物。”

“没有什么怪物。”

“它要吃你。它吃掉了你的一只胳膊，然后又吃掉了你一条腿。”

“我很好呀。看，两只胳膊，两条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没有什么怪物。”

“都是假的。”

“对。”

“万一它回来了呢？”

“你得梦点别的。这个怎么样——你梦到了自己的生日派对、仙女面包和果冻豆。”

“还有棉花糖。”

“对。”

“我喜欢棉花糖。粉色的，不是白色的。”

“它们都一个味。”

“对我来说不一样。”

我把她放下，给她掖好被子，吻了下她的脸颊。

朱莉安娜现在在罗马。她是周三离开的。我都没机会见着她。等我从芬伍德医院回到家，她已经走了。

我昨天晚上给她打了电话。我打过去时，是德克接的。他说朱莉安娜在忙，说她会打回来。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又打过去。她说她没收到我的留言。

“所以你是在加班。”我说。

“差不多结束了。”

她听上去很疲惫。她说意大利人改变了要求。她和德克在重新起草整个交易，重新接洽主要的投资者。我没有明白其中的细节。

“你还是明天晚上回来吗？”

“对。”

“你仍然希望我去那个派对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并不是一句热情的肯定句。她问起两个孩子以及伊莫金和鲁伊斯，鲁伊斯昨天回伦敦去了。我告诉她一切都好。

“听着，我得挂了。跟孩子们说我爱她们。”

“我会的。”

“拜拜。”

朱莉安娜先挂了。我拿着电话，听着，仿佛寂静中会有什么东西打消我的疑虑，说一切都很好，明天她就回家了，我们会在伦敦度过一个美妙的周末。只是，我并不感觉一切都好。我不停地想象着德克在她的酒店房间里，接她的电话，跟她一块儿吃早餐。我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从未怀疑，从不苦恼。但现在我也说不清是我想多了（因为帕金森先生每次发作时都会让我这样），还是我的怀疑是事出有因。

朱莉安娜变了，但我也一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有时会问我她是不是牙齿上粘了东西，还是衣服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在盯着她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以至于注意不到它所招致的目光。

现在已经不经常发生了。她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提防着陌生人。这都怪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她不再朝陌生人微笑，不再对行乞者施舍钱财，也不再帮迷路的人指方向。

埃玛又睡着了。我把她的大象玩偶放到床的栏杆旁，然后轻轻地掩上门。

在楼梯平台的另一端，我听到了查莉的声音。

“她还好吗？”

“没事。就是做了噩梦。回去睡吧。”

“我要去洗手间。”

她穿着宽松的睡裤，裤子滑到了屁股上沿。我从未想过她会有屁股或好看的腰。她一直都是从上到下一般粗细的。

“我能问你个事吗？”她站在卫生间门口说道。

“当然。”

“达茜出走了。”

“对。”

“她还会回来吗？”

“希望吧。”

“好吧。”

“什么好吧？”

“没什么。就是好吧。”她又接着说道，“达茜为什么不愿意跟她姨妈一起生活？”

“她觉得自己够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

她靠着门框，点点头。她带弧度的刘海盖住了一只眼睛。“如果妈妈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没人会死。别这么神神道道的。”

她走了。我踮着脚尖回到床上，睁着眼躺着。天花板看起来很遥远。我旁边的枕头冷冰冰的。

还没有吉迪恩·泰勒的消息。韦罗妮卡·克雷打了一两次电话，给我通报信息。选民名单和电话簿上都没有吉迪恩的信息。他既没有英国的银行账号也没有信用卡。他没有看过医生，也没去过医院。他既没有签过租约也没有购买过债券。斯温格勒先生预收了六个月的租金，而且是现金。有些人会轻轻地走过一生，吉迪恩却几乎连脚印都没有留下。

看起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于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利物浦。他父亲埃里克·泰勒是个退休的钣金工人，住在布里斯托尔。他瘦得一把骨头，充满了敌意，满嘴脏话，透过邮件投递口对警方进行谩骂，除非看到搜查令否则拒绝开门。最终，他被讯问时，又喋喋不休地抱怨起孩子们让他挨饿。

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吉迪恩的哥哥，在莱斯特经营了一家文具供应公司。他宣称，他已经有十年没见过吉迪恩，没和他说过话了。

吉迪恩十八岁就参了军。他参加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在科索沃做维和人员。根据帕特里克·富勒的说法，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转入陆军情报部队，另外我们从布赖恩·钱伯斯那里得知，他在位于贝德福德郡奇克桑兹的国防情报与安全中心接受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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