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有这么个人。”

“是谁？”

“一个男的。他说他隐姓埋名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我当时跟妈妈在外面。”

爱丽丝说她跟妈妈去参加了一个派对，庆祝妈妈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当时正站在一台点唱机旁，这时一个男的走了过来。他戴着墨镜。他们聊到了音乐和马，他还提出为她再买一杯柠檬水。他引用了《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句子。

“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我告诉他的。”

“你之前见过他吗？”

“没有。”

“他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他知道我们的住处。”

“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他就是知道。”

我一遍遍地思考她说的话，构建起一层层细节，然后在骨骼上加入肌腱和肌肉。我不希望她改写或是跳过任何一部分。我需要她记得他说过的每一个字。

他身高跟我相仿，稀疏的金发，比她妈妈年长，比我年轻。爱丽丝不记得他当时穿什么衣服，也没有注意到任何文身、戒指或是其他显眼的特征，除了戴着墨镜。

她打了个哈欠。谈话开始让她感到厌倦了。

“他跟你妈妈说话了吗？”鲁伊斯说。

“没有。跟她说话的是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那个开车送我们回家的男的。”

鲁伊斯又引导她描述了一次，这个男的更加年轻，三十出头，鬈发，戴一个耳钉。他跟她妈妈跳了舞，之后提出送她们回家。

她姨妈又插进来。“真的需要这样吗？可怜的爱丽丝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警方了。”

爱丽丝突然抱着兔子伸直了手臂。她的牛仔裤上湿了一片。

“哦——哦，它尿在我身上了！真恶心！”

“你抱它抱得太紧了。”她姨妈说。

“我没有。”

“你不该总是摸它。”

“它是我的兔子。”

兔子被扔到了厨房餐桌上。爱丽丝想去换衣服。我丝毫没能让她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而她已经厌倦了谈话。她用责备的眼神瞪着我，好像在说都是我的错——她妈妈的死，她裤子上的污渍，她生活中的剧变。

每个人对待悲伤的方式都不尽相同，爱丽丝的伤心之处是我无法想象的。我花了二十多年来研究人的行为，治疗病人，倾听他们的疑问和恐惧，但无论多少经验和心理学知识都无法让我体会其他人的感受。我可以目睹同一个悲剧，或从同一场灾难中幸存下来，但我的感受，就像她的一样，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外面很冷，但并不令人痛苦。树木光秃秃的，电线周围的枝丫被残忍地修剪了，耸立在薰衣草色的天空下。鲁伊斯双手插兜，走出房子。他的右腿略微有点跛，是很久以前的一次枪伤造成的后遗症。

我跟在他后面，尽力跟上他的步伐。有人在达茜的妈妈死后寄给她一双芭蕾舞鞋——没有留下字条或寄件人地址。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给爱丽丝送了兔子。这算是名片还是慰问礼物？

“你搞明白这个家伙了吗？”鲁伊斯问道。

“还没有。”

“我跟你赌二十英镑，是前男友或是情人。”

“两个女人共同的？”

“也许他觉得是因为其中一个人，他才跟另一个分手的。”

“你这个理论的基础是？”

“我的直觉。”

“你确定不是风？”

“我们可以打赌。”

“我可不是赌徒。”

我们来到了汽车边。鲁伊斯靠在车门上。“我们假设你是对的，他把她们的女儿当靶子——他是怎么做到的？达茜在学校里。爱丽丝在骑马。她们没有任何危险。”

我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清楚。这需要一次想象力的飞跃：跌入黑暗。

“他怎么能证明这样的谎话？”鲁伊斯问。

“他必须了解她们女儿的情况——不只是她们的名字和年龄，还有私密的细节。他可能去过她们家，找到了跟她们见面的借口，观察她们。”

“当妈妈的肯定会给学校或者马术中心打电话吧。你不会随便相信一个声称抓了你女儿的人的话。”

“在这一点上你错了。你永远都不会挂电话。没错，你想验证，你想打电话报警，你想大声呼救，但你永远都不会做的就是挂电话。你不能冒险，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你不会想冒这个险。”

“所以你会怎么做？”

“你会一直讲。你会按他说的做。你一直通着电话，不停地要求他拿出证据，同时，你又一遍遍地祈祷，祈祷自己错了。”

鲁伊斯站直了身子，用一种令人厌恶的惊奇的神情看着我。

人行道上的路人从我们身边绕过，投来指责和好奇的目光。

“这就是你的推测？”

“跟细节很吻合。”

我本以为他会跟我争论。我原以为，以任何一种信仰或理性的恐惧为基础，来审视一个跳桥自杀的人，或一个把自己吊在树上的人，跳跃性都太大了。

相反，他清了清嗓子。

“我曾认识一个北爱尔兰人，他开着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冲进了一个军队营房，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把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抓为人质。他们当着他的面割断了小女儿的喉咙。”

“结果呢？”

“十二名士兵在爆炸中丧生……那个丈夫也死了。”

“那他的家人呢？”

“爱尔兰共和军放他们走了。”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有些谈话不需要结束语。

《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据说活了969岁。

英文为pelican，与佩里克斯（pelicos）发音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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