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树是一个手臂向外伸着的巨形食人魔。树杈上挂着一具尸体，一动不动的，全身苍白。但又不是白色。全身赤裸。头被蒙着。

在树枝后面，山谷对面，一片色调单一的原野正慢慢地从黑暗中显现。田地被树篱和成块的常青灌木丛分割开来。曲折的山毛榉小道沿着溪流往前延伸。天空中，太阳躲在乌云后面。地上散布着成束的报春花和水仙花，颜色暗淡。

那扇宽大的金属大门已被蓝白相间的封条封住了。紧邻的谷仓周围已经放好了聚光灯。那饱经风雨的木头仿佛被明亮的灯光洗白了。

警方封锁了农场的道路。人们正在给车辆的轮胎印记拍照和制作石膏模。道路的尽头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头都被警车堵住了。

警方已经放置了临时路障，并建立了一个检查点。我不得不向一个手持记录板的警员报上姓名。我沿着小路往前走，尽量避开水洼，最后到了谷仓，视线越过一块犁好了的田地，看向悬挂尸体的地方。

接下来的路上铺着白色的塑料垫脚石，一直延伸到五十英尺外的树下。犁片在树身周围犁出了一个泪滴形图案。田垄上落了一层霜。

韦罗妮卡·克雷站在尸体旁边，像一个行刑者。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用手铐吊着一只手，悬挂在一个树杈上。她的左腕血肉模糊，血从手铐下面流出来。罩着头的白色枕头套拍打着她的肩膀。她的脚趾刚刚能碰到地面。

她脚边有部手机，电量已耗尽。她穿着及膝的皮靴，一只脚的鞋跟掉了，另一只上面沾满了泥污。闪光灯快速闪烁，造成一种尸体在移动的错觉，像定格动画的木偶。

那位名叫乔迪的病理学家又来了，他曾在扣留所检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汽车，这会儿正在给摄影师分配任务。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现场都属于这些证据收集者。

鲁伊斯已经冒着严寒赶到了这里。我叫醒了酒吧里的他，告诉他在这里碰头。

“你打断了一个美梦，”他说，“我正在跟你妻子睡觉。”

“我在现场吗？”

“我要是真做了这个梦，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

病理学家向韦罗妮卡·克雷汇报情况的时候，我们俩都听着。死因暂时推断为低温。

“尸斑表明这里就是她死亡的地点。身体竖直。没有明显的性侵或防卫伤。但把她运到实验室后我会知道更多。”

“那死亡时间呢？”她问道。

“尸体已经僵直。尸体的温度通常每小时降低一摄氏度，但昨天夜里它就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她可能已经死亡二十四小时，也许更久。”

病理学家在记录板上签上名字，回到他的同事身边。探长示意我跟着她。踩着垫脚石，我们来到树旁边。

今天，我带了手杖——这说明药效正在降低。这是一根不错的手杖，用光滑的胡桃木做成，下端是金属。最近我已经不那么介意用它了。也可以说我是更加害怕一条腿僵住时摔倒在地。

摄影师在拍这个女人手指的特写。她的指甲细长，涂着指甲油。她赤裸的身体泛着铁青色，我能闻到她身上香水的芳香和尿液的酸味。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

探长轻轻地卷起头套，织物在她紧握的手里起了褶。西尔维娅·弗内斯直勾勾地盯着我，头向前耷拉着，因为身体的重量而偏向一侧。她浅褐色的头发纠缠成一团，颜色比她的太阳穴还要深。

“她女儿爱丽丝上周一下午报警说她失踪了。爱丽丝上完马术课后被送到家，发现前门开着，家里却没有她妈妈的影子。衣服被丢在了地上。周二早上，一份失踪人员报告就被归档了。”

“是谁发现了她的尸体？”我问道。

她指向我身后的一个坐在一辆农用汽车前排座位上的农民。“昨天晚上他以为听到了狐狸叫声，今天一早就出来查看。他发现了西尔维娅·弗内斯停在谷仓里的车，然后他就看到了尸体。”

韦罗妮卡·克雷松开头罩，重新盖住西尔维娅的脸。死亡现场透着一种超现实、抽象且极其夸张的感觉；一点点锯屑和面漆，好像是特意摆出来让人找到的。

“爱丽丝现在在哪儿？”

“由她的外祖父母照顾着。”

“她爸爸呢？”

“正从瑞士飞回来。他出差了。”

克雷探长双手插进外套口袋里。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还不知道。”

“没有反抗或自卫伤。她没有遭到强奸或折磨。她是被活活冻死的，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知道她在想克里斯蒂娜·惠勒。其中的相似令人无法忽视，但在她们的身上，我又能找到同样显而易见的不同。有时，在数学中，随机本身就是一种模式。

她还在思考帕特里克·富勒是否牵涉其中。他被控偷窃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已于周日上午被释放了。

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聚集在谷仓旁边，等待在田地上寻找指纹。韦罗妮卡·克雷朝他们走去，留我独自站在尸体旁边。

九天前，在她公寓里，我透过一扇开着的门瞥见了西尔维娅·弗内斯脱衣服。在体育馆里的时光雕刻出了她身上的肌肉。

我走过垫脚石，来到被围起来的区域的边缘，开始顺着斜坡朝那个橡树岭走去。我圆滑的手杖在软泥里毫无用处，于是我把它夹在胳膊下面。

太阳正奋力从高空中的白云后面探出头来，天空带有一种陶瓷的质感。最后的一丝雾气也消失殆尽，山谷完全显现了出来，弓着背的桥梁，母牛星星点点地缀在草地上。

我走到栅栏边，试图翻越过去。我的腿突然僵住了，整个人摔倒在一个满是齐膝深的青草和泥水的水沟里。至少是个软着陆。

我转过身去，仔细观察着现场，看着罪案现场的执法人员把西尔维娅的尸体从树上吊下来，放到一块塑料布上。大自然是个残酷无情的看客，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人祸或天灾，这些树木、岩石和云朵都不为所动。也许这就是人类注定要砍倒最后一棵树、捕获最后一条鱼和射杀最后一只鸟的原因吧。既然大自然对我们的命运如此冷漠，我们又何苦在乎大自然的呢？

西尔维娅·弗内斯是被活活冻死的。她有手机，但并没有打电话求救。他一直跟她打电话，直到电量耗光。要不然就是他也在场，一直刺激她。

这是一幕扭曲的虐待剧，但是艺术家对此想要说什么呢？他从她的痛苦中获得愉悦，他陶醉在对西尔维娅的控制中。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堂而皇之地展示她的尸体呢？是在传达某种信息还是警告？

又是他，那个认识约翰尼·科克伦的远方堂兄弟的家伙。他还试图说服我那坠落的天使。他是个惯常的尸体猎人，不是吗？狰狞的收割者。

我看着他穿过田地，弄脏了鞋子，然后在翻越栅栏的时候摔到了水沟里。真够蠢的！

我了解精神病学家，那种使用心理灌肠剂的少校军医，努力让士兵们把他们的噩梦像一坨冒着热气的大便一样拉到日光之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狗屁艺术家，让我感觉向他们倾诉倒像是在帮他们一样。他们不问问题，只是坐在那里听——或者只是假装在听。

就像那个老笑话里讲的，两个精神病学家在大学同学聚会时见面，一个看起来苍老憔悴，另一个却是热情而充满朝气。那个面容苍老的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整天听别人倒苦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人家。你的秘密是什么？”

那个面容年轻的回答：“谁听啊？”

我认识一个叫费利尼的家伙，是我在阿富汗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经常做噩梦。我们叫他费利尼，是因为他说他的家族来自西西里岛，他的一个叔叔还是意大利黑手党。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们也不该知道。

费利尼在阿富汗已经待了十二年。起初，他和奥萨马·本·拉登并肩对抗苏联人，然后又反过来对抗他。在此期间，他向中情局以及监控鸦片生产的缉毒局汇报。

他是一九九八年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后第一个进入该城市的西方人。他跟我说了他的见闻。塔利班走街过巷，用机枪扫射一切会动的东西。之后，他们挨家挨户地围捕哈扎拉人，然后把他们关在集装箱里放到烈日下暴晒。他们要么被活活烤死，要么窒息而亡。其他人则被活着扔进水井里，然后用推土机把井口推平。难怪费利尼会做噩梦。

奇怪的是，这些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看法。他尊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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