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坐的是下午三点四十分从帕丁顿发出的大西部铁路公司的火车。这个时候开车去车站，路上很顺畅，大部分车辆都在对面的车道上。
埃玛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达茜坐在我身旁，双膝抬起，用双臂抱着。她这样折叠身体的时候，占据的空间是那么小。
“你的妻子人怎么样？”她问。
“她很棒。”
“你爱她吗？”
“这算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好吧，答案是肯定的。”
“我猜你不得不这样回答吧，”她说，语气有些厌世，“你们结婚多久了？”
“十六年。”
“你有过外遇吗？”
“我觉得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她耸耸肩，眼睛盯着车窗外。“我觉得一辈子只忠于一个人是不正常的。谁能说你不会再爱上某个人或者遇到一个你更爱的人？”
“你听上去很渊博。你爱过一个人吗？”
她轻蔑地转过头去。“我不会恋爱。我已经看到它的结局了。”
“有时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总有选择。”
她的下巴搁在膝盖上，我注意到她涂着紫色指甲油。
“你妻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叫她朱莉安娜就好。她是一名译员。”
“她经常出差吗？”
“最近更频繁些。”
“你是家庭妇男？”
“我在大学里兼职教书。”
“是手臂发抖的缘故吗？”
“我猜是吧。”
“你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这能让你好受一点的话——我的意思是，除了发抖。你看上去挺好的。”
我哈哈大笑。“好吧，非常感谢。”
朱莉安娜走下火车，看到鲜花以后，她的眼睛像看见魔法一般睁得老大。
“哪个女孩这么幸运？”
“我在为上次发生的事弥补自己的过失。”
“这个理由很糟糕。”
我吻了她。她只轻触了我的嘴唇，但我的嘴唇不愿离开。她挽住了我的手臂。我在身后拉着她的行李箱。
“孩子们还好吗？”她问。
“好极了。”
“保姆的事怎么样了？上次打电话你支支吾吾的。你找到人了吗？”
“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
“我面试了几个人。”
“然后呢？”
“然后出了点状况。”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露担忧之色。
“埃玛在哪儿？”
“在车里。”
“谁跟她在一起？”
“达茜。”
我尽力边走边说。她的行李箱轮子在鹅卵石上嗒嗒作响。我已经在脑海里演练过，这些话应该听上去很自然才对，但从我嘴里说出来后，却变得越来越没有逻辑。
“你完全疯了吗？”她问。
“嘘。”
“别嘘我，乔。”
“你不明白。”
“不，我觉得我明白。你跟我说的是，我们的宝贝女儿正在被一个妈妈刚被人谋杀了的小女孩照顾着。”
“这很复杂。”
“她还在住在我们家。”
“她是个好孩子。她跟埃玛很合得来。”
“我不管。她没有接受过培训，没有推荐信。她应该去上学。”
“嘘。”
“我说了不要嘘我。”
“她就在这儿。”
她猛地抬眼看去。达茜正站在汽车旁，有节奏地嚼着口香糖。埃玛站在保险杠上，被她用双臂托着。
“达茜，这是朱莉安娜。朱莉安娜，这是达茜。”
朱莉安娜朝她露出夸张的笑容。“你好。”
达茜拘谨地微微挥了挥手。“路上顺利吗？”
“是的。谢谢，”朱莉安娜把埃玛从她怀里抱过来，“你妈妈的事，我很难过，达茜。真是太糟糕了。”
“是什么事？”埃玛问道。
“跟你没关系，甜心。”
我们默默地开车。只有埃玛在说个没完，她不停地自问自答。达茜退进了一个沉默且难以捉摸的气泡里。我不知道朱莉安娜怎么了。她不是这样一个冷淡、难相处的人。
到了家，查莉从房子里跑出来迎接我们。她有一大堆话想跟朱莉安娜说，大部分是关于达茜的，但她不能说，因为达茜就站在她身边。
我把行李拿进去，朱莉安娜则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仿佛在做什么检查。也许她预想房子会一团糟，衣服没洗，床没铺，水池里堆满脏兮兮的盘子。相反，房子里一尘不染。出于某种原因，这反倒加深了她的恐惧。晚饭时她喝了两杯酒——晚饭是达茜做的砂锅菜——但她非但没有放松下来，反而嘴唇绷成了一条线，说出的话也变得尖刻，有意非难。
“我去给埃玛洗个澡。”朱莉安娜说着朝楼梯转过身去。达茜疑问着朝我的眼睛看过来。
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后，我上楼，发现朱莉安娜正坐在床上。她的行李箱打开着，在整理衣服。她为什么这么排斥达茜住在这儿？这几乎是个所有权问题：标记领地或是维护业已存在的领地所有权。但这太荒唐了，达茜不是威胁。
我注意到她的行李箱里有一包黑色蕾丝内衣。是女性内衣，一件吊带背心，一条内裤。
“你什么时候买了这些衣服？”
“上周在罗马买的。”
“你没有给我看过呀。”
“我忘了。”
我用两根食指挑着背心的吊带。“我打赌你穿上时，它们会更好看。也许你等一会儿可以穿上给我看看。”
她抓起我手上的内衣，扔到洗衣篮里。她穿给谁看了？我感觉胸口被戳了一下——跟我发现那张酒店的香槟早餐收据时一样。
朱莉安娜从不穿性感内衣。她说那玩意既不舒服也不实用。每当情人节我给她买了什么纤薄的小衣服，她总是只穿那一次。她更喜欢玛莎百货的三角裤，高腰，十二码，黑色或者白色。是什么让她改变了想法？
她在罗马买了内衣，然后带去了莫斯科。我想问她为什么，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才能听上去不带着醋意或更糟。
时机错过了。朱莉安娜转过身去。她的动作里透着疲惫，步幅小，垂着肩。
我不接受“无风不起浪”的假设前提，也不相信预兆，但我却无法动摇这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我想把它归咎于疲倦。我告诉自己朱莉安娜经常出差，需要分心的事务有很多，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一个月前，她生日的时候，我打算给她做一顿特别的晚餐。我开车去了布里斯托尔，在鱼鲜市场买了海鲜。六点刚过她就打电话说要去伦敦，说出现了紧急事故，一笔转账找不到了。她回不了家了。
“那你要住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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