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位病人，他坚信自己脑袋里装满了海水，里面住着一只螃蟹。我就问他，他的脑子去哪儿了，他跟我说被外星人用吸管吸光了。

“这样更好，”他还强调道，“现在螃蟹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学生，他们都哈哈大笑。新生周结束了。他们看上去更健康了。有三十二个学生来到这个设计得无比现代却无比丑陋的教室里上课。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是纤维板组成的墙壁，板子还被螺钉固定在了涂了漆的桁架之间。

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广口玻璃瓶，一块白布盖在上面。这是我给他们的惊喜。我知道他们都在琢磨我要给他们看什么。我已经让他们等得够久了。

我抓着白布的两个角，手腕一抖。布翻滚着落下，露出了一个悬浮在福尔马林中的人脑。

“这是布伦达，”我解释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但我知道她死亡时四十八岁。”

我戴上橡胶手套，双手把那个有弹性的灰色器官捧了起来。上面的液体滴到了桌子上。“有人想上来捧着她吗？”

没一个人动弹。

“我这儿还有手套。”

还是没人接受。

“历史上的每种宗教和信仰体系都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力量——灵魂、良心、圣灵。没人知道这个内在力量住在哪里。它可能在大脚趾里，在耳垂里，或在乳头里。”

阵阵笑声表明他们都在听。

“大部分人可能都认为心脏或者头脑是符合逻辑的位置。你们猜得跟我差不多。科学家们已经用x光、超声波、核磁共振和断层扫描绘制了人体每个部位的图像。人体被切片、切块、称重、解剖、针刺和探测了四百年，但到目前为止，没人发现我们体内有什么秘密隔间、神秘的黑点、神奇的内在力量或耀眼的光芒。瓶子里没有妖怪，机器里没有鬼，也没有疯狂蹬自行车的小人。

“所以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只是血肉之躯，由神经元和神经组成的一台完美的机器吗？我们身体里有没有一个我们看不到或无法理解的灵魂呢？”

一只手举了起来。竟然有人提问！是南希·尤尔斯——校报的记者。

“那我们的自我意识呢？”她问道，“这肯定表明我们不只是机器吧。”

“也许吧。你觉得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我意识、自我感觉，以及独一无二的个性吗？”

“是的。”

“你可能是对的。我想让你们考虑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源自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记忆呢？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产物，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映射，我们出生时并没有人提前为我们绘好蓝图。我们被从外部照亮，而不是内部。”

南希噘着嘴坐到座位上。她身边的人都在奋笔疾书。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考试不考这个。

我离开教室时，布鲁诺·考夫曼截住了我。

“听着，老伙计，想跟你一起吃个午饭。”

“我要去见个人。”

“她漂亮吗？”

我想象着鲁伊斯的模样，告诉他不漂亮。布鲁诺跟我并肩走着。“上周桥上发生的事太糟糕了。太可怕了。”

“是的。”

“一个多好的女人啊。”

“你认识她？”

“我前妻以前跟克里斯蒂娜是同学。”

“我都不知道你结过婚。”

“是的。莫琳很受打击，可怜的老女人。她都吓坏了。”

“我很抱歉。她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是什么时候？”

“我想我可以问问她。”他犹豫地说。

“这很难办吗？”

“这意味着要给她打电话。”

“你们不联系了？”

“我们的婚姻，老伙计，就像一部品特的戏剧：充满了深刻的沉默。”

我们走下站满人的台阶，穿过广场。

“当然，现在一切都变了，”布鲁诺说，“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想跟我聊天。”

“她很伤心。”

“应该是吧，”他谨慎地说，“奇怪的是，我挺喜欢她打电话的。我八年前跟她离婚了，但发现我还是很在乎她对我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听上去是爱情。”

“哦，老天，不！可能是友情吧。”

“所以你是说你更愿意依偎在一个比你年轻一半的研究生的怀里吗？”

“这是浪漫。我尽量不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我在心理学院外面的台阶下跟布鲁诺分开。鲁伊斯正在他车里边看报边等我。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问。

“死亡和破坏，再平常不过了。一个美国孩子在高中校园里拿枪乱射。你在学校餐厅里卖自动步枪，就会发生这种事。”

鲁伊斯从座位上的托盘里拿起一杯外卖咖啡递给我。

“你在‘狐狸和獾’的房间怎么样？”

“离酒吧太近了。”

“太吵了，是吧？”

“太诱惑了。我见了几个当地人。有个侏儒。”

“奈杰尔。”

“他说自己叫奈杰尔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想把我拉出去，跟我打一架。”

“他一直那样。”

“有人打过他吗？”

“他是个侏儒！”

“那也是个讨人厌的小浑蛋。”

我跟韦罗妮卡·克雷约好了在布里斯托尔的三一路警察局见面。

“你确定想让我去？”鲁伊斯问。

“为什么不呢？”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不能回伦敦——现在还不行。你才刚到。你还没在巴斯逛逛呢。来了西南部，就不能不逛逛巴斯。就像去了洛杉矶却不跟帕丽斯·希尔顿睡觉一样。”

“这两个我都可以不要。”

“那朱莉安娜呢？她今天下午就到家了。她会想见见你的。”

“这个更有诱惑一些。她还好吗？”

“很好。”

“她走多久了？”

“周一走的。只不过感觉上比这更久。”

“都是这样。”

三一路警察局是一栋封闭的建筑，低楼层一个窗户都没有，就像一座为防止围攻而建造的碉堡。它完美地展示了当代执法机关的模样，每个角落都安着监控探头，墙上还带着尖刺。

有人在砖墙上画了涂鸦：阻止警察杀人如麻。结束国家恐怖主义。

警察局对面，圣三一教堂被木板围了起来，里面空无一人。一个老太太在门廊下躲雨。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弓着身子，像一根烧过的火柴。

我们在楼下等人来。金属安全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子黑人几乎要低下头才能走过。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错了。他并不是获释人员。他在这里当差。

“我是探员阿博特，”他说，“不过你们可以叫我和尚。其他的浑蛋都这么叫我。”

他的手足有拳击手套那么大。我感觉自己一下变回了十岁。

“这里每个人都有外号吗？”鲁伊斯问。

“大多数人都有。”

“那探长呢？”

“我们叫她老大。”

“仅此而已？”

“我们很珍爱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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