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又下雨了。雨水在我们卧室窗外的下水管里汩汩作响，然后顺着山坡汇成一股，此刻已经变成一条河，淹没了堤道和石桥。

我曾经很喜欢在孩子们睡着的时候保持清醒，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守护者，照看着她们，守护着她们。但今晚不同。每次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一具歪歪斜斜的尸体，而我脚下的地面分裂开来。

朱莉安娜醒过一次，把手放到我胸口上，仿佛是要平复我的心跳。

“没关系，”她低声说，“我在这儿呢。”

她没有睁开眼睛，又把手抽走了。

早上六点钟，我吞下一个白色小药片。我的腿抽搐得像一只在睡梦里追逐野兔的狗。慢慢地，这条腿恢复了平静。按照帕金森症的说法，我现在“用药”了。药起作用了。

四年前，我的左手就向我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信息不是手写的，也不是打印在漂亮的纸张上的。它是手指不自主地胡乱颤动，一次抽搐，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动作，一个变为现实的预兆。那时，我并不知道，大脑已经在秘密地准备跟心离婚。这是一起旷日持久、不涉及财产分割之类的法律纠纷的离婚案——没有“cd光盘归谁”或是“格雷丝姨妈的古董餐具柜归谁”之类的问题。

这场分离始于我的左手，进而传到右臂、腿和脑袋。现在，仿佛我的身体由另一个人掌握和操控着，他长着我的模样，却很陌生。

看着以前的家庭录像，我发现确诊前两年身体就有了变化。我在球场边看查莉踢足球，肩膀前倾，像有寒风迎面吹来。驼背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我经过了悲伤和哀恸的五个阶段。从开始的不肯承认，到痛骂上天不公，再到和上帝订立条约，然后钻进一个黑洞，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我得了逐渐加重的神经障碍。我不会使用“不可治愈”一词。肯定有治愈方法，只是还没有被人发现而已。与此同时，分离仍将继续。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比以前更快乐。我已经开始拥抱生活，结交新朋友，并感到很满足。

我们有一栋日渐破败的乡下小屋，一只猫，一只鸭子，还有两只仓鼠，名叫比尔和本，虽然它们是母的（宠物店老板看上去并不是很确定）。

“这很重要。”我告诉他。

“为什么？”

“我家里的女人已经够多了。”

据我们的邻居努特奥太太说，我们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女鬼，显然是一位过世的女主人，她听说自己的丈夫在“伟大的战争”中牺牲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直对这个词感到惊奇：伟大的战争。一战有什么伟大的？八百万士兵在战争中丧生，还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平民死亡。相似的还有“伟大的萧条”。我们就不能换个叫法吗？

我们住在一个名叫韦洛的村子里，距离巴斯大学五英里半。它是那种精巧、雅致、明信片大小的一簇建筑物，看上去都不足以容纳自己那厚重的历史。村子里的酒吧——狐狸和獾酒吧——都两百岁了，里面还住着个矮人。乡土气息多么浓厚啊。

再也没有新手司机把车倒上我们的车道，没有狗在人行道上大便，大街上也没有了刺耳的汽车警报声。现在，我们有邻居了。在伦敦，我们也有邻居，但我们装作他们不存在。在这里，他们会过来借园艺工具和面粉。他们甚至会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简直是离经叛道，除非你是个出租车司机或政客。

我不知道自己曾对萨默塞特有何期许，但这些足够了。如果我听上去太多愁善感了，请原谅我。要怪帕金森先生。有些人觉得多愁善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情感。但我不一样。我每天都在为之付出代价。

雨势减弱，变成了蒙蒙细雨。周遭已经够湿了。我把一件夹克举到头顶，打开后门，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努特奥太太在清理花园里的排水沟。她头上戴着卷发夹，脚上穿着长筒雨靴。

“早上好。”我说。

“去你的。”

“雨可能要停了。”

“去死吧。”

据狐狸和獾酒吧老板赫克托说，努特奥太太对我本人并没有成见。显然，我们房子的一位前主人曾经承诺会娶她为妻，结果却跟邮局局长的妻子跑路了。事情过去了四十五年，努特奥太太依然无法释怀。所以，谁拥有了这栋房子，谁就要背负这个骂名。

我绕过水洼，沿着人行道走到村子里的商店，尽量不把水滴到门里面成摞的报纸上。我一页页地浏览报纸，先从大报开始，寻找对昨天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报上有图片，但文字报道只有几段话。自杀事件不适合做头条，因为编辑们担心会被竞相模仿。

“你如果想在这里看，我去给你找把舒服的椅子，倒一杯茶。”商店老板埃里克·韦尔抬眼说道，他正在看一份摊在他带文身的前臂下方的《每日镜报》。

“我在找东西。”我带着歉意解释道。

“是你的钱包吧。”

埃里克看上去开的是一家码头酒吧，而不是一间乡村商店。他的妻子吉娜从储藏室里出来了。她天生有些神经质，埃里克一有突然的动作，她就畏缩不前。她用托盘端着碳酸饮料，身体几乎要被压弯了。埃里克后退一步，让她过去，然后又把胳膊肘放到柜台上。

“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他低声说，“我该早点告诉你她会跳的。我看出来了。”

我没有回答。说不说都一样，他还没打算停下。

“你跟我说说，如果有人非要自杀，为什么不能去个私密的地方，非要堵塞交通，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她看上去显然很不安。”我含糊地说。

“你的意思是，怯懦。”

“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从桥上跳下去。”

“勇气。”他嘲弄地说道。

我看了一眼吉娜。“向人求助则需要更大的勇气。”

她别过脸去。

十点钟左右，我给布里斯托尔警察局打电话，找阿伯内西警长。雨终于停了。在树梢上方，我看到一片湛蓝中有一道淡淡的彩虹。

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声：“找我干吗，教授？”

“我为昨天的事道歉——我离开得太突然了。我当时感觉不太舒服。”

“一定是有急事。”

阿伯内西并不喜欢我。他觉得我不够专业或者不称职。我之前见过他这样的警察——勇士类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且在大众之上。

“我们需要录口供，”他说，“会有一场讯问。”

“你们已经确定她的身份了？”

“还没有。”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的沉默激怒了他。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教授，她当时没有穿任何衣服，这意味着她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

“当然，我理解。只是——”

“什么？”

“我原以为现在该有人报告她失踪了。她精心打扮过：头发、眉毛、比基尼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舍得为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她可能有朋友，有工作，有在乎她的人。”

阿伯内西一定在记录，我听到了他写字的声音。“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她有妊娠纹，这意味着她有孩子。按照她的年龄，孩子很可能都上学了，小学或者初中。”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在用手机跟一个人通话——恳求他。”

“恳求什么？”

“我不知道。”

“她就说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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