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沾满泥污的路虎打着滑停在了路边松散的碎石上。我在桥上见过的那个女警察探身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铰链嘎吱作响以示抗议。我全身都湿透了。鞋子上都是呕吐物。她告诉我不用担心。
她重新开上马路，用力扳动僵硬的变速器，费力地开着这辆路虎在街道上穿梭。在之后的几英里中，我们都一言未发。“我是探长韦罗妮卡·克雷（cray）。朋友们都叫我罗妮。”
她顿了顿，看我是否明白这名字所暗含的讽刺意味。罗尼和雷吉·克雷（kray）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伦敦东区的悍匪。
“我的姓是c开头，不是k，”她补充说，“我的祖父改变了姓氏的拼写方式，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我们跟一个暴力精神病家族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们两家是有关系的？”我问。
“远房堂兄弟之类的关系。”
雨刷狠狠地抽打着风挡玻璃的底部边缘。车里有股淡淡的马粪和湿干草的味道。
“我见过罗尼一次，”我对她说，“在他死前不久。我当时在为英国内政部做一项研究。”
“那时他在哪里？”
“布罗德莫尔。”
“那所精神病院监狱。”
“是那个地方。”
“他人怎么样？”
“保守派，彬彬有礼。”
“是，我知道这种人——对他的母亲非常好。”她笑了。
我们又沉默地走了一英里。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罗尼死后，病理学家取出了他的大脑，因为他们打算做实验。他的家人发现了，要求病理学家把脑子还回来。他们为他的脑子单独举行了一场葬礼。我一直不知道一场脑子的葬礼是什么情形。”
“小小的棺木。”
“鞋盒大小。”
她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
“那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在桥上的时候。”
我没有回答。
“瘦小的明妮在你上桥之前就打定主意要跳下去了。她不想被人救下。”
我的视线转向左侧。车窗外面，夜色渐浓，什么都看不到了。
她在大学把我放下，伸出手跟我握手。指甲很短。握手很有力。我们松开时，我的手里有张名片。
“背面是我家里的电话，”她说，“有机会去喝一杯。”
我之前把手机关机了。语音信箱里有三条朱莉安娜发来的信息。她从伦敦乘坐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前就到了。她的声音从愤怒转为担心，继而又变成催促。
我已经三天没见她了。她和她的上司——一个美国风险投资人——去罗马出差了。我那杰出的妻子能说四种语言，而且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业人士。
我开车进入停车场时，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拿着掌上电脑忙活。
“要搭顺风车吗？”我问。
“我在等我丈夫，”她回答，“他一小时前就该来，但他没有现身。电话也没打。他没有一个好借口这会儿是不会现身的。”
“对不起。”
“这是道歉，不是借口。”
“我应该打电话的。”
“这话等于没说。可这依然不是借口。”
“那我跟你解释，低声下气地道歉，外加一次脚部按摩。”
“你想做爱的时候才会给我做脚部按摩。”
我想反对，但她说得没错。我下了车，透过袜子感受到了冰凉的地面。
“你的鞋去哪儿了？”
我低头看看双脚。
“鞋上有呕吐物。”
“有人吐你身上了？”
“我自己吐的。”
“你湿透了。怎么回事？”我们的手在行李箱的提手上碰到一起。
“一起自杀事件。我没能阻止她。她跳下去了。”
她抱住我。她身上有股味道。一股不同的味道。木头燃烧的烟味。丰盛的食物。酒。
“我很抱歉，乔，一定糟透了。你知道她的什么信息吗？”
我摇了摇头。
“你是怎么牵涉进去的？”
“他们去了学校。我真希望自己救下了她。”
“你不能责备自己。你并不了解她。你不知道她的问题。”
我避开油腻的水洼，把她的箱子放进后备厢，然后帮她打开驾驶室车门。她坐到方向盘后面，整理好裙子。最近她已经能不假思索地接过驾驶的任务了。从侧面看，当她眨眼时，睫毛从她的脸颊上轻轻掠过，她那粉色的外耳郭从头发里透了出来。天哪，她真美。
我还记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形。她当时在伦敦大学一年级学语言，而我是个研究生。她刚目睹了我的高光时刻之一，那是在南非大使馆外面的一场关于“种族隔离之恶”的街头演说。我确定，在军情五处内部的某个地方，一定有那个演讲的稿子，还有一张你穿着高腰牛仔裤、玩弄着八字胡的照片。
集会结束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朱莉安娜走过来自报家门。我提出请她喝一杯，努力不让自己盯着她看。她的下唇上有颗迷人的黑色雀斑……现在还在。跟她说话时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看，我们接吻时，我的嘴唇也会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移。
我不用靠烛光晚餐或鲜花向朱莉安娜求爱。是她选择了我。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发誓，千真万确，我们就一边吃着烤面包、喝着茶，一边规划我们共同的生活了。我爱她的理由有千百个，但主要还是因为她支持我、陪伴我，因为她的心大到足以容纳我们俩。她让我变得更好、更勇敢、更坚强；她允许我去梦想；她支撑着我。
我们沿着a37街，经过两侧的灌木墙、栅栏和围墙，朝弗罗姆驶去。
“课上得怎么样？”
“布鲁诺·考夫曼觉得很鼓舞人心。”
“你会是个好老师。”
“按照布鲁诺的说法，帕金森症为我加分不少。因为它造就了一副真诚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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