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大学
现在是九月下旬，上午十一点整，外面大雨滂沱，母牛漂浮在河面上，顺流而下，鸟儿站在它们肿胀的尸体上休憩。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在观众席两侧的台阶之间，分层的座位缓缓升高，消失在黑暗中。我的观众们顶着一张张苍白的面孔，年轻而热切，宿醉未醒。现在正值新生周，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坐在这里，都是进行了心理斗争——权衡是去上课还是回床上睡觉。一年前，他们还在看青春片，吃爆米花。此刻，他们都远离家乡，喝着廉价酒水，等着学点东西。
我走到讲台中央，双手紧紧地抓着讲桌，仿佛害怕摔倒。
“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将带着大家学习行为心理学的入门课程。”
我顿了顿，抬头看了看灯光。我之前没想到再次讲课会紧张，可现在我突然怀疑自己是否有什么值得传授的知识。我依然能听到布鲁诺·考夫曼的建议。（布鲁诺是巴斯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他那日耳曼姓氏倒很适合这个角色。）他告诉我：“我们教给他们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老伙计。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屁话仪。”
“一个什么？”
“如果他们好好努力且学到了点东西，当有人满口屁话的时候，他们就能侦测出来。”
说完，布鲁诺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对他们宽容点，”他补充说，“他们纯净，活泼快乐，还没吃过什么苦呢。一年之后，他们就会直呼你的大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我们怎么对他们宽容点呢，我此刻就想问他。我在这方面也是个新手。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一名著名大学的城市维护专业毕业生为什么会驾驶一架客机撞上摩天大楼，杀死数千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为什么会用枪扫射校园？一个少女妈妈为什么会在洗手间里分娩，然后把孩子丢弃在废纸篓里？”
沉默。
“一种没有毛发的灵长类动物是如何进化成一个能够制造核武器、观看《名人老大哥》并且提出各种问题的物种的？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哭泣？有些笑话为什么好笑？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或者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我们很难记住一些东西，而布兰妮·斯皮尔斯那首讨厌的歌曲却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是什么使我们去爱或者恨？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如此不同？”
我看着前排的面孔。我已经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至少暂时如此。
“我们人类已经研究自己几千年了，产生了无数的理论和哲学思想，令人惊叹的艺术、工程和创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只了解了这么多。”我举起手，大拇指和食指略微分开。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心理学——心灵的科学，一门关于认知、信仰、情绪和欲望的科学，一门最不为人所理解的科学。”
我的左臂在身体一侧发抖。
“你们看到了吗？”我抬起那条令人不快的手臂，问道，“它偶尔会这样。有时我觉得它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当然不可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存在于手臂或者腿上。”
“我问你们所有人一个问题。一个女人走进一间诊所。她人到中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口齿伶俐，衣着考究。突然，她的左手抬到喉咙处，掐住了气管。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凸出。她快要窒息了。这时，她的右手来救她了。它掰开了左手的手指，把左手拽到身体一侧。我该怎么办？”
沉默。
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她留着淡红色的短发，成缕的头发沿着后颈的凹陷处像羽毛一样分散开来。“详细查看她的病史？”
“已经看过了。她没有精神疾病患病史。”
另一人举起了手。“这是一种自我伤害行为。”
“很显然是，不过她并没有选择扼死自己。这不是她想要的，也令人感到不安。她想要得到帮助。”
一个眼妆厚重的女孩把头发抚到耳后。“她可能有自杀倾向。”
“她的左手有。但右手显然并不同意这一点。就像巨蟒组的短剧一样。有时候她不得不坐在左手上才能控制住它。”
“她抑郁吗？”一个打着吉卜赛人耳钉、头上涂着发胶的年轻人问。
“不。她很害怕，但也能看到她窘迫但有趣的那面。她觉得很可笑。但最糟糕的时候，她也考虑过截肢。万一她的左手在夜里趁右手睡着扼死了她呢？”
“是大脑损伤？”
“没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陷——没有麻痹或是过度反射。”
沉默扩散开来，充满了他们头顶上方，像网一样飘荡在温暖的空气中。
从暗处传来的一句话填补了真空。“她中风了。”
我听出了这个声音。布鲁诺来看我第一天上课的情况了。我看不到他在阴影里的面孔，但我知道他在微笑。
“给这个人一支雪茄。”我大声说。
第一排那个热心的女孩嘟着嘴说：“可是您说没有大脑损伤。”
“我说的是没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陷。这个女人的右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发生了轻微的中风。正常情况下，我们大脑的两个半脑会进行交流并达成一致，但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发生，所以她的大脑用两侧的身体打了一架。”
“这个案例已经发生五十年了，是大脑研究领域的著名案例之一。它帮助一位名叫库尔特·戈尔茨坦的神经学家创立了大脑分区的早期理论之一。”
我的左臂又颤抖起来，但这次却让我很安心。
“忘掉别人告诉你的关于心理学的一切。它不会让你打牌打得更好，也不会帮你泡妞或者更好地理解她们。我家里有三个女人，她们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
“这无关梦的解释、超感官知觉、多重人格、读心术、罗夏墨迹测验、恐怖症、恢复记忆或压抑。最重要的是——它无关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讨。如果这是你的目标，我建议你买本色情杂志，然后找个安静的角落。”
下面传来阵阵笑声。
“我还不认识你们，但我了解你们。你们有些人想脱颖而出，其他人则想融入。你可能看着妈妈给你打包的衣服，却盘算着明天去h＆m买点用机器故意磨损的衣服。这些衣服通过让你看上去跟校园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来表达你的个性。
“其他人可能会想喝一晚上的酒会不会伤肝，今天凌晨三点是谁拉响了宿舍里的火灾警报。你们想知道我是不是给分很低，会不会让你们延期交作业，或者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学政治学而不是心理学。继续留在这个课上，你们会得到一些答案——但不是今天。”
我走回到讲台的中央，脚步稍微有些蹒跚。
“我给你们讲一个概念。一粒沙子大小的大脑中含有十万个神经元，两百万个神经轴突，十亿个突触，且互相连通。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活动，其排列和组合理论上超过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数量。”
我顿了顿，让他们接受这些数字的冲击。“欢迎来到伟大的未知世界。”
“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老伙计，你在他们心里植入了对上帝的敬畏，”我收拾文件的时候，布鲁诺说道，“挖苦讽刺，热情激昂，又引人发笑。你鼓舞了他们。”
“可比不上奇普斯先生。”
“别这么谦虚。这些年轻的门外汉没人听说过奇普斯先生。他们是读着《哈利·波特与魔法师》长大的。”
“我觉得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管它呢。加上一点装模作样的神态，约瑟夫，你一定会被他们爱死的。”
“装模作样？”
“你的帕金森症。”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我把破旧的公文包夹到腋下，朝教室的侧门走去。
“至少我很高兴你觉得他们在听。”我说。
“哦，他们从不会听，”布鲁诺说，“这是一个渗透过程。偶尔会有东西从酒精的迷雾中渗出来。但你确保了他们会回来。”
“怎么说？”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你撒谎。”
布鲁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穿的裤子没有口袋。出于某种原因，我从不相信一个不需要口袋的人。他该把手放在哪里？
过道和走廊里都是学生。一个女孩走过来，我认出她是我班上的学生。光洁无瑕的皮肤，沙漠靴，黑色牛仔，厚重的眼影让她看上去有点熊猫眼，同时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
“您相信魔鬼吗，教授？”
“什么？”
她又问了一遍，胸前抱着一个笔记本。
“我觉得‘魔鬼’这个词用得太频繁了，已经贬值了。”
“人是天生邪恶，还是社会造就了他们？”
“他们是被造就的。”
“所以，没有天生的精神病患者？”
“他们数量极少，无法量化。”
“这算哪门子回答？”
“是正确回答。”
她还想问其他问题，但很难鼓起勇气。“您愿意接受采访吗？”她突然问。
“为了什么？”
“校报。考夫曼教授说您是个名人。”
“我不认为……”
“他说您曾被指控谋杀一名以前的病人并逃过了刑罚。”
“我是无辜的。”
身份的差别似乎对她不起作用，她还在等我答复。
“我不接受采访。抱歉。”
她耸了耸肩，转过身去，准备离开，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我很喜欢您的演讲。”
“谢谢。”
她消失在走廊尽头。布鲁诺胆怯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老伙计。她肯定搞错了。”
“你都跟人说了些什么？”
“只说好话。她叫南希·尤尔斯。年纪轻轻却很聪明。她学俄语和政治学。”
“她为什么为校报供稿？”
“‘知识是宝贵的，无论它对人类的贡献是多么微薄。’”
“谁说的？”
“豪斯曼。”
“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吗？”
“是同性恋。”
雨还在下。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已经持续几周了。一定有快四十个日夜了。裹挟着泥浆、杂物和污泥的洪水扫荡过西南各郡，道路堵塞，地下室变游泳池。广播报道称，马拉戈山谷、哈特克里夫路和贝德明斯特都被淹了。埃文河在伊夫舍姆决堤了，相关部门发布了针对埃文河的警告。水闸和防洪堤都受到了威胁。居民正在疏散。动物们即将溺水而亡。
方形的院子被雨水冲刷着，大雨从侧面倾泻而下。有些学生在雨衣和雨伞下面挤作一团，跑着赶去听下一场讲座或是去图书馆。其他人则逗留在原处，混杂在大厅里。布鲁诺观察着那些长相姣好的女学生，尽量不引人注目。
是他建议我来上课的——每周四节课，每节半小时，一共两小时，讲授行为心理学。这能有多难呢？
“你带伞了吗？”他问。
“带了。”
“我们一块儿吧。”
很快，我的鞋里就灌满了水。布鲁诺撑着伞，跑的时候肩膀老是撞到我。快到心理学院时，我注意到应急停车处停着一辆警车，一名年轻的黑人警察正穿着雨衣从车上下来。他身材高大，一头短发，微弓着腰，仿佛被雨水浇弯了。
“是考夫曼博士吗？”
布鲁诺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我们在克里夫顿桥上遇到点情况。”
布鲁诺呻吟道：“不，不，现在不行。”
警察没想到会遭到拒绝。布鲁诺从他身边经过，朝心理学院大楼的玻璃门走去，手里还撑着我的雨伞。
“我们给您打了电话，”警察喊道，“我奉命过来接您。”
布鲁诺停下脚步，回过身来，低声咒骂着。
“肯定能找到其他什么人。我没有时间。”
雨水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我问布鲁诺这是怎么回事。
他突然改变了策略，跳过一个小水洼，像传递奥运火炬一样把伞还给了我。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他对那位警察说，“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我受人尊敬的同事，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他是个老手，处理这类问题非常有经验。”
“什么问题？”
“跳桥自杀。”
“什么？”
“在克里夫顿悬索桥上，”布鲁诺补充道，“一个蠢到不知道躲雨的笨蛋。”
警察为我打开车门。“女性，四十岁出头。”他说。
我还是不明就里。
布鲁诺补充道：“快点，老伙计。这可是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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