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弗莱明言而有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就联系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并给他在海军情报处找了个工作。这个鼎鼎大名的情报部门位于摩尔大街的海军部，一九三九年，指挥这里的正是约翰·戈弗雷上将（弗莱明是他的助手）。蒙斯图尔特被任命为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特别部门）上尉。在情报处内部，他被分配到宣传部门，专门负责监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出的情报，还要按照指示，想办法聪明地确保这两个国家中立。一开始，他只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刊登反德故事（一般是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关的）。蒙斯图尔特还主张向里斯本、波尔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等主要城市的市民散发传单。他喜欢海军情报处：这个机构的气氛轻松且略显放荡，但工作效率高到令人自豪。他还觉得，自己身穿手腕处带波纹状金边的海军蓝色制服（由伯恩＆米尔纳裁缝店手工缝制）显得相当时髦。
一开始，芙蕾雅带着史黛拉住到了柴郡的娘家，不过，大家预料中的伦敦大轰炸一直没有发生，她们便在一九四〇年初搬了回来。彼得·斯卡比尔斯自愿加入消防后备队。本·利平和他的家人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巴黎，在圣詹姆斯的杜克大街又开了一家小画廊（还是叫“利平兄弟”）。战争期间，服役士兵和军官是不准写日记的。洛根似乎知道这一点，他的记录经常被打断，除非发生了什么让他特别有兴趣的事。
1940年
6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我把福斯蒂诺的米罗画作拿到本的画廊，把它们在画廊地板上摆开。他简直是一把抓住了椅子，才没有惊得当场倒地。“你知道这样的收藏意味着什么吗？”他说。我解释了它们奇特的来历。“好吧，我猜东西在谁手里基本上也就算是谁的了，”本说，“你真的不知道它们属于谁吗？”我告诉他，这是个谜，欧内斯特·海明威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本似乎全身都在颤抖，大概是因为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不停地说，这种事画商一辈子可能也就碰上一两次。我说我现在很缺钱，它们已经在我家的橱柜里放了三年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本付了我三百英镑，他说他会代表我把最大的那幅画卖掉。至于什么时候卖，他也不确定；他要等到市场价合适，或完美买家出现的时候再出手。他对我简直是感激涕零，但又因为没能立刻交割而不那么感激。保罗·克利病得很重，他说，他提出再给我一百英镑，买下我那幅克利的小画。我说我暂时还不想卖，非常感谢你。
在英国广播公司旁边的餐厅吃午餐——猪肝香肠和沙拉。难道食物定量配给已经开始了吗？跟杰弗里·格里格森（一个易怒又暴躁的人）聊到乔伊斯，不过我对《地平线》赞不绝口，多少平息了他的怒气。
6月26日，星期三
海军情报处新来了一批指挥官，其中一个竟然是詹姆斯·范德普尔——我的中学同学。他的身材还是和从前一样结实健壮，但他现在蓄着尖尖的姜黄色胡须。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我认为，他发现我是他的属下后有点尴尬。我们去格林公园散步，回忆在艾比的生活。他跟我说了一些同学的近况，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今天傍晚接到迪克·霍奇打来的电话。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他，我也是海军。做什么呢？他问。机密哦，我说。能严肃地说出这句话，感觉好极了。
7月8日，星期一
戈弗雷和弗莱明把我和范德普尔叫去，问我们对里斯本熟不熟悉。我说，很熟悉；范德普尔说，不熟悉。“至少有一个熟悉的，”戈弗雷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去的就是那里。”我问为什么。因为温莎公爵去了那里，戈弗雷说，他坐飞机逃离了他在法国的住处和不断逼近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需要盯着他。大使馆不能监视他吗？范德普尔问（我感觉他不大想去）。显然，大使是个神经质的人，军情六处安插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是个嗜酒狂，大家都讨厌他。公爵的地位相当微妙，戈弗雷继续说，他不能回到这里（出于家庭的原因），但我们又不能冒险让他落入纳粹之手。我说：“我见过他一次，在比亚里茨，一九三四年。”弗莱明看着戈弗雷，仿佛赢了赌注。“我就跟你说了吧，蒙斯图尔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神秘地说。
我回家跟芙蕾雅说了这个消息。我说我不会有危险，因为要去的是里斯本，她似乎并不担心。“你会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吗？”她说。我告诉她，我会为我俩喝下一整瓶红酒。
7月10日，星期三
里斯本。范德普尔和我从普尔港乘坐桑德兰海防司令部的水上飞机出发。一路顺利，没有麻烦。里斯本挤满有钱的避难者，欧洲所有乱七八糟的人似乎都来这儿寻找安全出路了。头一回，我奇怪地感觉到，里斯本和葡萄牙都处在旧世界的边缘。在这非常时期，担惊受怕的过客们聚集在此，远眺浩瀚明亮的大海，寻找某种安全的信号。
我们去大使馆报到，一个叫斯托普福德的男人冷冷地接待了我们——他是所谓的“财政专员”，实际是军情六处在葡萄牙的头儿——他颇不情愿地给我们做了情况简介。随着法国的加速沦陷，公爵及公爵夫人在六月十九号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在昂蒂布的别墅，带着随从和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经由陆路去了马德里。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九天美酒美食的宴请，然后才来到葡萄牙。他们目前住在葡萄牙百万富翁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在卡斯凯斯的房子里，离市区大概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海军情报处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斯托普福德恶狠狠地说，“那房子里有我们的人，周围全是葡萄牙警察。他就是放个屁，都不可能逃过我们的耳目。”
我们离开时，我对范德普尔说：“这个酒鬼，还挺会安慰人的。”“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正派。”范德普尔说。不知为何，我觉得我们这位范德普尔并不适合情报工作。我们回到乌烟瘴气的旅店，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它有个贴切的名字，“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爬上床，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流感。
7月11日，星期四
范德普尔发高烧了。今天晚上，我去参加大使馆的酒会，认识了大卫·埃克尔斯，他在这里好像是个幕后智囊——消息非常灵通，他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能力也相当怀疑。他定期跟公爵见面，但我感觉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公爵表示，除非他未来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和公爵夫人的地位有了确定的保证，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埃克尔斯说，“想想我们现在的可怕处境吧。”我又说起我在比亚里茨见过公爵的旧事，埃克尔斯差点给我一个拥抱。他立刻邀请我明天晚上去别墅参加晚宴。“我就跟他打过个照面。”我说。“没关系，”埃克尔斯说，“他周围全是疑神疑鬼、给德国人通风报信的资本家。你会是一股清风。”
刚刚回去见到范德普尔，把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他怒不可遏，禁止我去赴宴。我说只有戈弗雷才有这样的权力。给芙蕾雅写信，告诉她我将和戴维及华里丝共进晚餐。到时候可有故事说了。
7月12日，星期五
要去公爵位于地狱之口的别墅，得开车去几乎是欧洲大陆最西的位置，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住在海角悬崖上一幢粉红色的大别墅里，周围松林环绕。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们经过贝伦和埃斯托里尔，沿海滨公路到了卡斯凯斯。在前往卡斯凯斯（在别墅上面的小山上）的路上，我们被警察拦住两次。他们显然戒备森严。我们把车开进大门时，埃克尔斯提醒我，见到公爵时应“深鞠躬行礼”，但见到公爵夫人时，微笑握手就够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能称呼她“殿下”。我说我明白了。
别墅坐落在高高的石墙后面，又大又舒适，还有游泳池。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他的妻子玛丽在露台上迎接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端来喝的。在场的还有一对夫妇，姓埃塞卡。接着，我们就等待。继续等待。很多人暗中打量着我们，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时不时离开去跟用人说几句悄悄话，最后，温莎公爵及夫人终于从他们的房间下楼来了。
第一印象。两人的穿着打扮完美利落。公爵像个缩小版的美国电影明星，身材瘦削，矮小精悍，花白的金发向后梳着，穿着裁剪完美的晚礼服，手里随意地拿着一支香烟。公爵夫人应该四十五岁左右，同样娇小玲珑。他们如同一对漂亮的瓷娃娃，让你想放到壁炉架上的那种。我比他俩都高很多。公爵夫人化着浓妆，全身穿金戴银。她毫无表情，像戴着面具，下巴上有个挺明显的凸起的痣。轮到我时，埃克尔斯介绍了我，并提到比亚里茨。
“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见过面，阁下。”
“你打高尔夫，谢天谢地。”他转过身对公爵夫人说，“亲爱的，这位——呃，这位亲爱的先生——一九三四年也在比亚里茨。你还记得那次假期吗？是不是很开心？”
“我喜欢比亚里茨。”她说。
“我也是，”我说，“实话说，我觉得——”
“而且他还打高尔夫。”公爵说。
“戴维，不要这样插嘴。这位……什么先生？”
“蒙斯图尔特。”
“蒙斯图尔特先生正要跟我们说在比亚里茨发生的好玩的事呢。”
这时，有人打断我们，带我们进屋晚餐。我坐在埃塞卡夫人和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旁边（她有着欧洲富婆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态度，相当迷人）。埃塞卡夫人说西班牙语和磕磕巴巴的法语。玛丽说着流利的英语。埃克尔斯和公爵夫人经常一起开怀大笑：似乎非常开心。我当时心想，要记住这一刻，洛根——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海边的漂亮房子，事无巨细都照顾周到的用人，还有美食与美酒。战火中的世界。
我们离开时，公爵找到我，问我明天下午有没有空去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我说我还真有空，非常感谢，等等等等。他逗留了片刻，我说，在经历了横跨欧洲的艰难旅程后，他的身体状况还这么好，真是令人高兴。他脸色一沉，闷闷不乐的，压低声音说：“我在这里就是个囚犯。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和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什么都没有。”我深表同情，我们约定明天三点在俱乐部碰面。
开车回里斯本的路上，埃克尔斯得知这个约定后颇感兴趣。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洛根，要是你能告诉我，你向海军情报处汇报了哪些事，我将感激不尽。”当然没问题，我说。接着我又补充道：“你知不知道我上哪儿能搞到一套高尔夫球杆？”
7月13日，星期六
陛下的政府慷慨地为我采购了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他们？）太大方了，我装备齐全地出发前往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公爵、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一个名叫布里托·埃·库尼亚的人半小时后也都来了，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大概十来个葡萄牙探员。公爵说他想跟我打两球，并催促另外两人先发球。天气炎热，海上吹来微风。球场的地面被阳光烤得很硬，青草枯得都能燃烧了。我的第一杆让球在球道上跳了出去，就像在水泥路面上那样，弹了足足三百米。不过草坪浇过水，打起球来如果速度快还是可以的。
公爵落后了十二点，但他打得很冷静，从不冒险。打到第三球，我们停下来抽烟，让埃斯皮里托·桑托和库尼亚继续打。我把自己的球往地上扔去，它发出如同玻璃弹珠掉到柏油路面上的咔嚓声。“别人跟我说过，这就是在热带打高尔夫的感觉。”我说。
“哦，那我很快就会有许多机会练习了。”公爵阴郁地说。
“我不太明白，阁下。”
“他们要把我送去巴哈马。我要去当总督。”
“巴哈马？应该很不错。”
“你觉得他们把拿破仑送去圣赫勒拿岛时也是这么说的吗？”
公爵心情不佳，但球打得很好——我小心翼翼地不要挑战到他领先两洞的优势。在他的局势向好的同时，他的举止和轻率言行也有了改变。我感觉到，能和英国同胞兼高尔夫球友聊天让他很放松。
他说了一些事。
他的弟弟，英国国王，是个性格温和的笨蛋，被他的妻子完全控制在股掌之中。是王后不让他和公爵夫人回英国的。“她不想我们在那儿出现，”他说，“觉得我们会抢了他们的风头。她就是嫉妒华里丝。”
他烦死了葡萄牙，他渴望离开，但必须先“满足我的条件”。
有两个问题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他担忧。一是，他们在昂蒂布和巴黎的房子里还遗留了一些东西（衣服、床单等），需要取回来；二是，英国政府拒绝放走他正在服兵役的勤务兵，不准他去巴哈马给公爵当贴身男仆。
“你有贴身男仆吗？”
“哎呀，没有。”我说。
“你应该找一个。大家都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贴身男仆是过不下去的。我要弗莱彻，没有他我是不会走的。”
我想都没认真想，便脱口而出：“也许我能帮上忙。”
他朝我转过身，抓住我的胳膊。“相信我，蒙特菲尔德，要是你能做点什么——”
“我叫蒙斯图尔特，阁下。”
“蒙斯图尔特。我会感激不尽的。”
“还是让我先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高尔夫球打完后（公爵赢了，三比二，我给他写了张三英镑的支票），我径直去了大使馆，拍了封密码电报，发给海军情报处的戈弗雷。我说如果能让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退出现役，那我敢确定，公爵将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更加顺从。
范德普尔烧到了三十九点四度。可他仍然训斥了我，说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发了电报。“我是你的上级。”他咳嗽着说。我有种感觉，范德普尔如果继续这样，他很快就会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了。
7月14日，星期日
跟埃克尔斯喝酒。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胖嘟嘟的，但长相英俊，显然在战前就从西班牙铁路大赚了一笔。我跟他说了那天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事以及公爵对于弗莱彻一事的抱怨。
“这件事好像比去巴哈马更让他烦恼，”我说，“要是我们能帮他把弗莱彻和昂蒂布的那些箱子弄来，他就会完全听我们——听你的了。”
埃克尔斯看着我——目光并不友善。“这个说法很有趣，”他说，“我会考虑的。”
我们小心地谈论公爵。很明显，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所有人和他打交道时都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他要是心情好，就一切都好。他要是心情不好，那就会生着闷气，跺着脚，怎么也不肯出来玩儿。
7月22日，星期一
受邀在周三和公爵及公爵夫人共进晚餐。范德普尔向埃克尔斯提出抗议，坚持要代替我出席，埃克尔斯让他别犯傻。于是，范德普尔也不再跟我说话了——真是跟公爵一样幼稚。范德普尔似乎基本恢复健康，一整天都在大使馆里发电报，装出很忙的样子。我坐在阳光下，看着从公寓图书馆借来的老掉牙的侦探小说。真希望芙蕾雅也在这儿。维希法国断绝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真令人丧气。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战争的疯狂？而我却在这里跟前国王密切交往着。
7月24日，星期三
在前去地狱之口的路上，埃克尔斯警告我，就算有人要求，我也千万不要在公爵的访客记录本上签名。他还要求我决口不提海军情报处。显然，德国间谍正在四处散播流言，说英国秘密部门正策划着暗杀公爵。埃克尔斯说公爵现在疑心重重、提心吊胆。
可实际上，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大笑着，不停聊天，给别人倒酒。我感觉他年轻时应该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发挥着个人魅力吧。公爵夫人突然对我更关注了；埃克尔斯倒是把我完全抛弃。公爵夫人跟你说话时，脸会比正常的距离更靠近五厘米。这样一来，哪怕是最无聊的话，也带上了一种亲密的感觉，她跟你说话时，你能在自己脸上感觉到她的呼吸。这是个神奇而有效的计策。她长得并不美，但不知为何，这种特殊的亲密感会让你觉得她选中了你——她关注的只有你。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她，不得不说，她的牙齿真是洁白无瑕。她穿着高级定制礼服，看不出身材。她很瘦，胸很平。她叫我洛根。
晚宴规模很大，全是埃斯皮里托·桑托的葡萄牙朋友。公爵和公爵夫人感觉到大使馆对他们的冷遇，埃克尔斯和我是在场仅有的英国人。晚上天气炎热，我们在露台上喝白兰地和咖啡。夜色中，海浪拍岸，发出轰隆巨响。公爵抽着雪茄，带着我走到草坪上，站在房子投下的光圈边缘。我说，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在经历了伦敦的灯火管制后，能看到埃斯托里尔海滨闪烁的灯光，真是让人心情开朗。站在炙热的夜色中，我感觉，我们如同置身一片世外桃源，没有战争，只有富裕又漂亮的人们，这话我没有说出口。不过，公爵反正也没有听我说话。
“我今天收到温斯顿发来的电报，”他说，“我们得到弗莱彻了——他就要来加入我们了。”
“真是个好消息，阁下。”
“这都得感谢你，蒙斯图尔特。”
“没有，真的，我——”
“你太谦虚了。我知道你一定找了关系。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不值一提。”
“问题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昂蒂布那些装衣服和床单的箱子。要去巴哈马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它们。你要是还能……”
“我会尽力的，阁下。”
我们漫步走回露台时，公爵夫人把我叫过去。她的脸跟我的脸凑得那么近，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她要吻我的嘴唇呢。结果她说：“你能不能去访客记录本上签个名，洛根？”她指给我看大厅靠墙小桌上的本子。“感谢你为戴维做的一切。”她悄声补充。说完，她摸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拿起钢笔，假装写下我的名字。她已离开了。
回到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给我留了张字条。明天，我就要坐水上飞机回伦敦了，而他会留下来。这个可悲又满心嫉妒的小畜生。
［八月一日，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乘坐美国邮轮离开里斯本，赴任巴哈马群岛总督。在伦敦，洛根记录了这次里斯本之行的经过、他与公爵夫妇的会面情形以及他对两人的印象（比他在这本日记中的记录要谨慎得多）。海军情报处传阅了这份长篇机密备忘录（大约六十页）。大家对它的评价很高。
当年九月，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开始遭到轰炸（伦敦大轰炸），芙蕾雅和史黛拉再次躲到柴郡的德弗雷尔家，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洛根的母亲仍住在萨姆纳，现在，她家里住了大约十八位租客，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和恩卡纳茜欧住在一楼的大房间里。洛根继续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他还定期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西班牙语部门撰写新闻简报。］
1941年
12月31日，星期三
年终总结。芙蕾雅和史黛拉正在睡觉。我坐在屋顶下小小的书房里，遮光窗帘拉上了，威士忌酒瓶就摆在面前。
战争。战争，战争。我的大脑还无法接受。东方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珍珠港事件又让人振奋。这终于把美国人拉入战争，我也第一次放任自己想到这场战争的终结——胜利的终结。谢谢你，裕仁天皇。
伍尔夫女士三月自杀——溺死在乌兹河，跟苔丝一样。死在水边。乔伊斯今年在苏黎世去世，大家都说他已病入膏肓，双目失明，过早衰老。说说我的情况——
健康：大体不错。拔了两颗牙，九月得了流感。喝了太多酒。
家庭：芙蕾雅和史黛拉都相当好。今年我和莱昂内尔见了三次面——我觉得惭愧。
工作：范德普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花很多时间写西班牙语的新闻简报。芙蕾雅接手了我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审稿的任务，每周二十英镑。我必须指出，她干着和我同样的工作，工资却少了百分之三十。罗德里克绝不让步——他这是在惩罚我没有交出《夏日》的稿子。我给《地平线》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魏尔伦的长文（西里尔大加赞赏，但还没有刊出来）。给报纸写了些书评，海军情报处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十五英镑，加上芙蕾雅的工资，再加上出售米罗画作的意外之财，我们现在前所未有地富裕。
房子：给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换了结实的新门窗——我们睡得更安稳了。梦到了西班牙。现在谁在奇科特喝酒？我试着想象巴黎遍地都是纳粹士兵的情形。
总而言之，这是荒废的一年。我请求弗莱明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可他说我太脆弱了，不适合去伊比利亚半岛。
朋友。本（跟以前一样）；彼得（更疏远了）；伊恩（真的看不透他）；迪克（没怎么见过）。不过，我并不需要朋友，因为我有芙蕾雅。
总体反思。我现在穿着军装，我为这场冗长战争的终结做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我的职业——作家——暂时被搁置一边。多亏皇家海军和胡安·米罗（以及福斯蒂诺），我有了偿债的能力，可我却无法拿到我在法国的版税收入。我必须多看书。我终于抽出时间看了海明威写的关于西班牙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简直是场愚蠢的灾难。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写得这么差劲？
决心：少喝酒。我害怕这场战争会让我变成酒鬼。找到一本我真正想写的书（换句话说，放弃《圣让的夏日》吧，你这傻瓜）。
最喜欢的地方：梅尔维尔路。
恶习：拖延症。
信仰：对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爱。
目标：安然度过这场战争，写点有价值的东西。
梦想：开车从巴黎往南走，直到比亚里茨和大西洋，有芙蕾雅相伴身旁，还要在巴黎皇宫酒店定个套间。
1942年
2月20日，星期五
和彼得（斯卡比尔斯）一起吃午餐。他看起来瘦削憔悴，病恹恹的。他说他的孩子们现在跟他的父母一起生活。他不能待在马洛的房子里——那里有苔丝的鬼魂。他跟苔丝的父亲克拉夫大吵一架，克拉夫冲着他大吼大叫，两人差点动了手。我表示同情：事情太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接着，他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教导，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
我：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彼得：内疚吧。我觉得苔丝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我逼死的。
我：别说傻话了。她又不是自杀的，是吗？
彼得：我永远都没法确定了。就算那是个意外，我也敢肯定，她掉到水里之后是想死的。
我说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不是牧师，可他不为所动。他说他希望上帝重回他的生活。我说，好吧，陪你从小长到大的那个上帝，你们圣公会的上帝有什么问题吗？他太软弱了，他说，他太通情达理了，太善解人意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干预世事——他更像个完美的邻居，而不是神。我需要感受到上帝可怕的怒火，以及他将对我实施的惩罚，他说。我的圣公会上帝只会露出悲伤的表情，责备我一番而已。
“看看我们俩，”我越说越愤怒，“我们坐在这儿，两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又精通世故的作家，说着天堂里的上帝。这全是胡说八道啊，彼得，全都是。你要是想让自己心情好点儿，还不如给太阳神献祭一头羊呢。这和你现在说的这些意义相近。”
他说我不明白：要是一个人没有信仰，那他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我意识到，他的“信仰转变”应该是某种形式的赎罪——他需要这种惩罚。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苔丝和两人的共同生活的书。
“一本书？传记吗？”
“小说。”
2月27日，星期五
今天我三十六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中年人了？也许这个称号我应该等到四十岁再接受。芙蕾雅给我烤了个蛋糕，海绵蛋糕（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真正的鸡蛋），还在上面插了三支红色蜡烛和六支蓝色蜡烛。史黛拉非要吹蜡烛。“你几岁了，爸爸？”她问。我给她数着蜡烛。“我九岁了。”我说。芙蕾雅看着我：“看看这是谁家的大孩子呀？”
抛开这场战争，我猜你确实可以说，我再幸福不过了。只有两件事让我烦恼——莱昂内尔，和我的书。我和莱昂内尔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同时也因为洛蒂再婚了。莱昂内尔快九岁了，对我来说，他几乎就是个陌生人。我还在担忧：我感觉我的才华在慢慢消失。除了偶尔受委托写写报刊文章，我没有写其他东西的冲动了。也许要等这场战争结束，我才能重新开始。
4月15日，星期三
今天，彼得获准加入罗马天主教会。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教父，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心并不诚。我觉得他有点伤心，不过没办法。他问我，能不能把写苔丝的那部小说手稿寄给我，让我“确定一些事实”。听他的意思，好像就快写完了。说实话，我一想到要看那本书就觉得恶心。
5月4日，星期一
去英国广播公司，又做了一次向西班牙播出的广播节目——显然，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德国入侵加纳利群岛的恐慌。出来的路上，我碰到路易斯·麦克尼斯，我不怎么认识他，他却对我的《女孩工厂》赞不绝口，这让我颇为尴尬。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并将原因归于战争。他说他很清楚我的感受，但我们还得继续写呀，这场战争也许会持续五年，甚至十年，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艺术才能因此冻结。“要不然我们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别人问‘你在战争期间写了什么’，我们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写吧。”他闪烁其词地说起，想把《女孩工厂》改编成广播剧，可又担心题材有点猛。总而言之，他给了我灵感——和其他作家见面总能给我灵感，我意识到，我们有着某种隐秘的兄弟情谊，哪怕最后这种情谊只限于同情彼此的感慨和抱怨而已。我回到家，通读了一遍我写完的《夏日》的章节。写得太差了。我走到花园尽头，把写完的东西通通扔进火炉。我没有后悔；实际上，我如释重负。只是，我有点担心对于我在多年前就已花光的那些预付款，罗德里克会怎么说……
5月28日，星期四
伊恩（弗莱明）今天悠闲地走进我们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相当严肃地看着我。普洛默也在办公室里，他说：“当心点，洛根，伊恩又露出他那‘嘿我刚想出个主意’的表情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文件，他说是给我的。“‘g’就是贡扎果。”他说。“那又怎么样？”我说。“你有一半乌拉圭血统，又出生在蒙得维的亚——多奇妙呀。你的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我说我基本能说，不算很好。伊恩看着我，点点头。“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把你完全派上用场，洛根。”他说。这句话让我有点儿不安，这不安只持续了一会儿，现在我觉得它不值得细想——伊恩就是空闲时间太多，想了个疯狂的主意罢了。
（7月—8月）
行程。芙蕾雅和史黛拉去了柴郡。我跟她们一起住了一个礼拜。接着在德文郡和利平一家住了十天。乏味而漫长的八月。突然沮丧地意识到，我们已打了近三年仗了。我回想起我们在三十年代焦躁又烦恼的生活，似乎是一个逝去了的黄金时代。
（8月）
从德文郡回来了。我带着史黛拉去见母亲——她突然显得老了很多。毕竟，她都六十二岁了。她开始回忆起蒙得维的亚，这不像她：以前，她总是期盼着来欧洲，哪怕是伯明翰都让她觉得充满异国情调。今天，当我们坐在她凌乱的厨房里，恩卡纳茜欧在唯一的水槽里洗着茶碟时，她却不停地向我哀叹。洛根，她说，我现在成了女房东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件体面的事。我本想指出，要不是她让普兰德盖斯特把父亲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那我们俩现在的生活应该舒适得多——可我不忍心说。我发现，她瘦了，这正是让她显老的原因；她以前一直很“丰满”，现在不是了。她很爱史黛拉，史黛拉减轻了她失去莱昂内尔和贵族儿媳的伤感。她和恩卡纳茜欧欣赏着史黛拉雪白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和湛蓝的眼睛，仿佛她是遗传基因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她们盯着她看，看得入了迷，说的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事：“你看她是怎么开橱柜的呀”“你看，她又打喷嚏了”“你看她在玩娃娃”。那语气仿佛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孩子能掌握这些技能似的。她们抱起她，不停地吻她；吻她的双手、她的膝盖，还有她的耳朵。史黛拉平静而宽容地允许了这些举动。我们离开时，我关上门，听到恸哭和啜泣。
9月17日，星期四
收到罗德里克的信，暗示我可能会吃官司，他要求我归还《夏日》的预付款。与此同时，彼得·斯卡比尔斯新小说的打字稿寄到了，书名颇不吉利，叫《罪行》。第一句是这样的：“西蒙·特兰平顿从没想过，他会把夏尔马和漂亮姑娘联系在一起。”我不忍再读下去了：在这本利用苔丝短暂又不幸的一生写成的书里，我知道，会有一些真正令人恶心又烦躁的内容。
9月18日，星期五
我给彼得写了信——撒了谎——我说我一口气读完了小说，我认为它“笔法娴熟”（一个很有用的词），还说它是对苔丝“最好的悼念”，我赞扬了彼得，说他写这样一本令人肝肠寸断的书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等等。我提了个建议：让他改掉主人公的姓——那听起来太像p.g.伍德豪斯的风格了。我说等心情平复一些，我还要再读一遍——我希望这样能让我拖延一些时间。
10月12日，星期一
今天，弗莱明和戈弗雷走进来时兴高采烈的，他们让我收拾好去热带的行李。“你要去阳光灿烂的加勒比了，”他们说，“运气真好啊。”可真有趣，我说，把你们的笑话留给新人吧。可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温莎公爵又将再次进入我的生活。
10月30日，星期五
纽约。我被临时擢升为中校，我坐在市中心的酒店里，等着接受新的指令。我猜——说实话吧——我应该算是间谍了，而且我是被派去监视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感觉有点不自在。
弗莱明和戈弗雷向我解释了背景情况。公爵在接受巴哈马总督的新角色时，虽不情愿，但还是勤勉地开始了工作。他跟住在那儿的一位瑞典富豪成了朋友，那位百万富翁名叫爱克尔·温尔格林（伊莱克斯公司的创始人），他从吸尘器和冰箱生意里赚取了巨额财富，并且跟拿骚大部分富有的外籍移民一样，也不想为这财富交税。巴哈马的免税政策很适合温尔格林，它的地理位置，也让他得以靠近商业机会迅猛增长的南美洲。他和公爵亲密起来——他们一起晚餐，温尔格林把自己的游艇借给公爵。可去年七月，温尔格林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美国宣布他是纳粹同情者。英国也紧随其后，这样一来，公爵不得不通知他的朋友，他再也不能踏足巴哈马半步了。
墨西哥城的一位探员向海军情报处汇报说，温尔格林参与了大宗货币投机交易，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大家害怕的是——担心的是——公爵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次投机。公爵的私人收入，包括他担任总督的薪水，据估算每年应有两万五千到三万英镑。他的资产被绑定在英格兰和法国，所以，如果他真的和温尔格林参加了投机，那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我要努力查清楚的事。这一切的背后，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是，如果公爵真的搞了鬼，那他的行为就是在叛国。
这是一场豪赌，我对这份工作感到有些不安。我对公爵和公爵夫人没有任何私仇；恰恰相反，他们对我一直很友善。我想，是我在去里斯本之后写的那份长篇备忘录让我成了情报处的公爵专家。目前的计划是，我以鱼雷舰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巴哈马，就说我是被派去执行潜艇搜寻任务的。我必须重新和公爵夫妇搞好关系，尽力打探消息。
10月31日，星期六
结果并没有什么鱼雷舰，而是一艘港口防御机动快艇ii22号。我们匀速向南行驶，右侧是新泽西的海岸线。现在我的担忧加倍了。我在布鲁克林港见到了我的船和船员们，他们是从百慕大群岛来的。指挥官是不苟言笑的苏格兰年轻人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中尉。我把我的指令交给他（上面有大西洋舰队司令的签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应——他一边看，一边露出不可思议接着是反感又无可奈何的表情。他问我上次指挥的是什么船，我告诉他，我在皇家海军的军衔是“名誉”性质的。“去巴哈马？”他说，“我们他妈的去那儿干吗？”“你听我的指挥就行了。”我非常沉着地说。他竟然往甲板上啐了一口唾沫。恐怕，他对那儿没什么好感。ii22号是艘崭新的木制大船，配备了深水炸弹和两挺刘易斯机关枪，以及十名船员。我跟麦克斯泰同住一间小船舱（上下铺，我睡上铺），我们也在这里面吃饭。我们要南下去往佛罗里达，再从那里去巴哈马。我想，真正让麦克斯泰反感的是我带上船的行李数量（我知道自己将要参加正式的招待宴会，所以我必须有相应的着装），以及我竟然还带着高尔夫球杆这件事。
11月4日，星期三
巴哈马群岛，新普罗维登斯岛，拿骚。麦克斯泰和船员们都住在城区一千米以东蒙塔古堡的临时兵营里，我却在大英殖民酒店有个房间——酒店里好像全是美国的工程师和承包商，显然是来这儿修建新机场的。在城里散了散步——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美国大兵和英国皇家空军新兵。要是你隔远一点看拿骚，它还是挺漂亮的，并不显得破败。这是个殖民小城，人口两万左右。木屋都漆成了粉红色，到处是遮阴的大树。镇中心有个整洁的小广场，广场上立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广场两旁是政府办公室和法庭。港口前是一段海拔不断升高的山脊，总督府便坐落于山顶（府前有柱廊，柱廊也漆成了粉红色）。主大街叫作海湾大街，大约五个街区长，有阴凉的木板步行道，大街两侧是向游客兜售各种新奇商品或劣质纪念品的商店。殖民酒店的东边是游艇俱乐部，西边是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温尔格林拥有一个岛，名叫肥猪岛，位于港口环礁湖的入海口。
我租了辆出租车，让它带着我四处逛逛：到处都是热带花园里的大房子，内陆还有两个大的空军基地，是飞行员受训的地方。我们经过总督府，我看到飘扬的英国国旗。我试着想象公爵和公爵夫人在这个位于世界终点的奇异的热带荒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这里，“小城”有了新的含义。显而易见，他在拿骚有吃有住，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将平安无事。他曾经当过国王，现在成了这样；可以想见，这相当于一种公然的羞辱。我已收到三个晚宴邀请。明天我要去总督府表达敬意。
11月5日，星期四
总督府为几位来访的美国将军举行招待宴会。房间装饰得漂亮而俗气，到处是盆栽和鲜花，擦得锃亮的桌上摆着照片。有人给我端来一杯金汤力，我跟其他宾客交谈起来——大部分是军人，有几个穿着套装、大汗淋漓的本地显要。我穿着时髦的白色制服，佩戴着中校肩章，有种自以为是的奇怪感觉。公爵的随从参谋介绍我：“您还记得蒙斯图尔特中校吧，阁下。”公爵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穿着浅褐色套装，系着粉色和黄色的方格领带，茫然地看着我。“在里斯本，一九四〇年，阁下。”我说。“啊，对了。”他含糊地说完，便立刻离开了。他径直走向公爵夫人：他们悄声说着什么，公爵夫人朝我看过来，又对公爵说了什么，接着，公爵直接走回来，这次他微笑着，拍着我的肩膀。“是蒙斯图尔特啊，”他说，“我当然记得你！你带了高尔夫球杆没有？”
后来，我跟公爵夫人说了话。她的发型和妆容还跟在里斯本时一样完美。可她看起来更瘦了，又或者只因为她穿的是短袖裙子，露出了骨感而精瘦的胳膊。她非常亲切，压低声音说：“是什么让你来这个白痴天堂了？你可得小心点，不然还没等反应过来，你就因为无聊死掉了。”我微微一笑：“我是来搜寻潜艇的。”我说。“我们一定得邀请你来参加晚宴，”她说，“马上。你现在住哪儿？”我感觉我又回到圈子里了。
12月15日，星期二
我去总督府参加了三次晚宴，最后一次就坐在公爵夫人旁边。我跟公爵打了六场高尔夫，总是只打四球。我去了每一家酒吧、俱乐部，好像也拜访了绝大多数的私人宅邸，见了人一辈子能见到的所有皇家空军的人。
这个小城和所有小城一样，流言蜚语、阴谋诡计、怨恨宿仇、轻忽蔑视，还有和谐或内斗的同盟，以及朋党派系，充斥在这些所谓的权力机构和新贵之中。据我观察，拿骚的社会大体可分为以下部分。最顶层是总督及其随从。第二层是政治家——“海湾街男孩（或土匪）”——包括本地商人、大亨和富豪，他们坐在议会里，掌控着议会。接着，是隔了一些距离的军队临时人员和游客。再接下来，是上了年纪的跨国逃税者——主要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一本正经、因循守旧，会在看到比自己更年轻、更轻浮的人时露出鄙夷的表情：疑心重重的企业家，离了婚的人，富裕却毫无天赋的年轻男子及其女友。他们出海航行，举办派对，他们疯狂饮酒，轻松地交换伴侣。在十二月到三月的旅游旺季，美国的这类人也会来加入他们，寻找冬日暖阳及奢华无忧的生活。另外一个分组则可能跟以上几类均有重叠，他们是一小帮有钱有势的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挥着公众并不知晓的影响力。温尔格林就属于这类人，而且不得不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说他坏话的人。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会有各种传言：说他是戈林的亲密好友；说他正在肥猪岛建造纳粹的潜艇码头；说他在墨西哥城拥有一家银行。我把所有这些消息都向海军情报处做了汇报，并尽责地将它们标记为“猜测”。最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人数最多，矛盾的是，它又最不为人所知——这便是巴哈马本地人的世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劳工或渔民，住在总督府外山脊上一大片破烂的棚屋里，那里叫作格兰特镇。巴哈马群岛执行着近乎绝对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社交方面也不例外（即便是公爵夫人设立的“部队食堂”，也是种族隔离的）。别人告诉我，隔离制度在这里的严苛程度堪比美国南部的那些州。有人辩解，如果巴哈马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有任何松弛，那就会吓跑美国游客。即便是在总督府，黑人也不得走入大门。
所有这些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在总督府的招待宴会上最为明显（不过在场唯一的黑人是派送开胃小菜的侍者）。我经常出席这样的宴会，我认真观察人群，小心搜集信息——大家都很乐于开口。不得不说，当公爵和公爵夫人从容微笑着在宾客间游走时，他们表现得好像这里就是全世界他们最想待的地方，这些人就是全世界他们最想见的人。毫无破绽的演技。
现在，他们在迈阿密。麦克斯泰恳求我让他出海。ii22是整个拿骚港最时髦、最干净、最光亮的船。
12月20日，星期日
我们航行到埃克苏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抛锚停泊。大家在甲板上钓鱼，下水游泳。太阳从碧蓝如洗的天空投下猛烈的光芒。我们似乎离战争非常遥远。芙蕾雅写信说，我们重新夺回了班加西，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德国军队。可全世界最不开心的人就是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了。
1943年
1月1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我去凯布尔海滩参加新年派对，主人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布克拜德的年轻寡妇（美国人）。从八点到午夜之后，一直都有乐队演奏和香槟供应。多萝西——四十来岁，相貌粗俗，是个酒鬼，我猜——她跟索塞“侯爵”住在一起——依我说，他是有法国血统，但不是法国人。多萝西有个女儿（十九岁？二十二岁？），叫露露。时钟敲响十二点时，她径直朝我走来，在我唇上留下一个长长的湿吻。我把她推开，走路去了海边，我看着繁星，想起芙蕾雅。露露找到我，毫不遮掩地向我求欢：“你为什么不来操我，洛根？”“因为我他妈的不想。”我说。说完，她重重倒下，醉得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回去，放在露台的藤条沙发上，悄悄溜走了。
总督府传来消息说公爵夫人身体抱恙——她的溃疡让她精疲力竭、痛苦不堪。我想我会让麦克斯泰开着ii22去外岛上待几天的。拿骚也快把我压垮了。
1月14日，星期四
我详细写下给海军情报处的第三份报告，把它带到奥克斯机场，交给（空军中队长）斯诺（他会把它用飞机送到迈阿密，有人会把它送到纽约，再从那里送到海军情报处）。斯诺说，公爵将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总督，以作补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如释重负。我才到这儿几周，却已感觉自己在腐烂了。我长胖了，喝了很多酒，花了太多时间在乔治王子酒店的酒吧，跟谁也不说话。我的精神生活不复存在：我什么也没读，什么也没写（除了家里寄来的信和写给家里的信）。我开始明白公爵夫人说的“这个白痴天堂”是什么意思了。
我的报告尽责地记录了最新的流言。索塞偷偷告诉我，哈里·奥克斯爵士给温莎公爵预付了两百万美元，温尔格林用这笔钱，通过他在墨西哥城的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进行投机交易，并把所有的收益都给了公爵。毫无疑问，海军情报处看得出来，无论这件事是得到了证实还是澄清，它都能解释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只是，我不敢相信公爵会冒这样的风险：只要他突然开始向奥克斯或其他什么附属公司付款，那伦敦、纽约和巴哈马就会有很多人追踪到这笔钱的来源。
2月27日，星期六
三十七岁了。以晨起手淫来庆祝。想象着芙蕾雅一丝不挂地趴在我身上——她骑在我身上时，微微垂悬的滚圆胸脯还在颤抖。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我适应了远离爱人的禁欲生活，可在这个庸俗下流的小城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刺激着我的性欲。昨天晚餐时，一位皇家空军军官的妻子在桌子下面摸了我的阳具——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名字。
我威胁麦克斯泰，说要以抗命不从的罪名告发他。他竟然在迪格南（军士）面前叫我懦夫。其他人都对自己驻守的这个岗位没有怨言：他们自然知道什么是轻松的美差。只有麦克斯泰觉得自己的军事天性受到了压抑。也许，明天我该让他发射一颗深水炸弹。
3月22日，星期一
因孤独而起的强烈痛苦：我太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了，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抽痛。我猜这就是现役军人的心情吧——在这世界上，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思念着他们的爱人。这种共同的渴望简直难以想象。然而，我还是感觉自己不太诚实：一个假冒的海军，在度假胜地的热带岛屿，监视着一位被放逐的公爵……要是置身北非沙漠的战壕，我会不会感觉好一点？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给麦克斯泰打电话，邀请他来乔治王子酒店吃晚餐。我简直能听到他受惊的大脑急速运转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同意，我们约好晚上八点在那儿碰面。
拿骚的旅游季就要结束，有钱的美国游客关上别墅和海滨小屋的大门，纷纷回家去了。沿着海湾大街，从旅店走到乔治王子酒店，你可以感觉到，这座小岛正在回归到它正常的昏睡状态——商店空荡荡的，拉车的马匹无所事事地站着，只有偶尔驶过的大汽车寻找着可以寻欢作乐的地方。
一开始，麦克斯泰很紧张，正式得过了头（也许他以为这是把他送回家去的前奏？）。不过，随着我点的酒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放松下来。我得记得，他还只有二十三岁；在他眼里，我一定是个讨人厌的老头，突然插进来，搅乱了他大好的职业前景。他来自法夫，父亲是个农民。麦克斯泰长着张“雕刻出来”似的脸——一丝多余的肉都没有——与其说是英俊，不如说是引人注目，就像一尊雕塑或怪兽石像。他也许适合蓄须。
晚餐快吃完时，他有点紧张地向前俯身，说：“我说，洛根，我们他妈的到底在这儿干吗？都快五个月了。”我猜，我不应该对他透露丝毫线索，可又觉得确实欠他一个解释。“谁是大西洋这一头最重要的英国人？”我说。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盯紧他。”我像有些人那样，敲了敲鼻子的一侧。他点点头，表情严肃。我想，知道我们是有目的、有任务的之后，他应该会松一口气吧——但可能还是同样沮丧。
我们离开时，索塞和他的几个朋友正好进来，还有两个我从没见过的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姑娘。他们似乎都认识麦克斯泰，索塞说服我们加入了他们，再喝几杯酒。我发现自己跟一个外国人长相的高个帅气男子聊了起来，没说几句，他就表明自己是哈里·奥克斯的女婿。他邀请我星期天去他家吃午餐。我问麦克斯泰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航海认识的，”他说，“我没事做，所以跟他们一起出海呗。”
4月10日，星期六
跟公爵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只有我们俩；他的探员们都留在俱乐部的屋子里。天气潮湿、闷热，但很安静；所有的游客都走了。公爵似乎颇为烦恼，直到在第三局以七米多的距离推球入洞取胜后，他才明显轻松起来。我让他赢了第五球和第八球，他于是又领先了三分。他的心情好多了，话也多起来。
我们聊了这些事——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拿骚——他不停地大声抱怨“这个差劲的小岛”。他曾请求丘吉尔为他在美国安排个工作——其他地方的总督地位再高，他也没兴趣。他为自己在这里取得的成就骄傲：“这是整个大英帝国最差劲的职位。”
他对王室仍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他发现国王和王后气量狭小、报复心强得不可思议。我认为，最令他气愤的是他们不肯授予公爵夫人“殿下”的称号（类似他的男仆弗莱彻那件事）。“一个妻子总应该获得和她丈夫相同的头衔吧，”他坚持道，“不管怎么说。”我感觉他的怨气主要是针对王后（这比责怪他的亲弟弟更容易吧，我猜）。“她就是受不了华里丝。”
他发现下议院很难对付，那些人自私地设置了各种阻挠，全是“稀松平常的贪心小人”。
他说他喜欢丘吉尔，但不再认为他是自己忠实的盟友。“温斯顿很清楚谁是他的衣食父母。”
打到第十七球，把球击入沙坑后，他很自然地邀请我回总督府共进晚餐。我把他赢的钱给他，他走去让探员提前打电话回去。于是，我只好给他的球童和我的球童一起付了小费。我们尊贵的总督大人，不喜欢花自己的钱，无论那钱是多么微不足道。
回到总督府，在泳池边的小屋里，有人给我们端来喝的。公爵夫人看起来状态很好，她用一块类似穆斯林包头巾的丝绸把乌黑的头发包起来。她为即将到来的炎夏而哀叹，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有多难。要来来回回多少趟，还得点头哈腰：‘请让丘吉尔先生问问英国国王，我们能不能去迈阿密过周末吧。’”公爵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抽着烟斗，逗着他的一条凯恩梗犬。然后，公爵夫人出乎意料地问了一个关于我本人的问题——我在战争爆发前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他们彼此飞快使了个眼色，公爵问我认不认识他的一个朋友，菲利普·圭达拉。我说我跟他见过一两次面，他们放松下来：那短暂的小心和警惕迅疾消失了。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走进餐厅，喝冷汤，吃炒蛋。他们有一位法国厨子，一位管家，公爵有男仆，公爵夫人有女仆，还有数不清的巴哈马工作人员。我们回忆起在比亚里茨和里斯本的往事。这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最放松、最亲密的一次，公爵夫人叫我洛根，公爵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演示他以长杆推球入洞时的特别姿势。我们不可避免地说到了王室，国王、王后以及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宿怨。公爵夫人笑着说：“哎呀，他们就是受不了我。不过，他们真正忌惮的是戴维。王后必须让他离伯蒂越远越好。”
公爵含糊其词地埋怨了几句，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让他颇为不悦。
“不，不，”公爵夫人说，“他们不能让你留在英格兰。要是你在那儿，伯蒂就会被大家忽略、遗忘。所有人的目光都只会对着你，亲爱的。”谁知道呢，她也许说得没错？我感觉公爵此时此刻只想冲过房间，把她拥在怀中。
“至少，我们还有朋友，有权有势的朋友，不会抛弃你的朋友。就连温斯顿也会竭尽所能帮你的，亲爱的，你知道他一定会的。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们总能依靠他们。”她说这句话时的眼神意味着此话不假：哪怕是前国王，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一定不容小觑，是可以直达权力机构最核心的。我感觉到她的冷酷和坚定的决心。
我们离开时，公爵夫人我把拉到一边，把脸凑到我的脸旁说：“洛根，我们希望你知道，你是总督府的朋友了。”这应该算是某种荣幸吧，我猜。她确实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性吸引力，考虑到她的长相既不漂亮，也不诱人：如果非要说她像什么，那应该是虐恋关系中理想的女主角。
5月17日，星期一
公爵和公爵夫人去了美国，六月应该会回来，殖民地笼罩在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要求把我召回，结果被告知绝无可能。哪怕是我写给芙蕾雅的信，我感觉也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因为我的生活节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每周写一份报告，汇报各种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言谈（有人觉得这个有用吗？到底是谁想知道所有这些飞短流长啊？）。我跟斯诺和基地的其他熟人打高尔夫球；我参加还算有点意思的晚宴派对；麦克斯泰和我每周把ii22开出去两次，麦克斯泰让大家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战火日复一日仍在蔓延。
5月27日，星期四
昨天，我们开着ii22出海了。天气不合时宜地晴朗，天刚亮时，空气甚至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短途航海——也许，我身上到底还是有些航海的天性。我们把船缓慢地开出港口——我和麦克斯泰站在舰桥上——所有码头工人和无所事事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经过。ii22看起来确实像艘旗舰，旗帜和信号旗在微风中飘扬，码头上的人们穿着热带的白色衣服，每个人都在下意识地朝我们挥手。我们到了港口出海口时，麦克斯泰下令加速，我感觉脚下的两个引擎轰隆着苏醒过来，爆发出潜藏的威力。船尾下压，船身出现一定角度的倾斜，全船仿佛上紧了发条，我们抓住环绕舰桥的扶手。突然，船头两侧出现白色泡沫的海浪，我们猛地冲向蔚蓝的大西洋，码头的欢呼声远远地回响着。
有时候，我们会去大巴哈马岛，有时候，会去安德罗斯或阿巴科岛，但我们最喜欢的路线还是沿埃克苏马岛群向南——这儿全是灌木丛生、地势低洼的小小岛屿，有小小的海湾和纯白色的月牙形沙滩。我们知道这里没有潜艇，可还是假装搜寻。中午时分，我们在某个小岛停泊，吃午饭。大家游游泳或晒晒太阳，偶尔还会发射一枚深水炸弹，或是把一个空油桶扔到海面上漂着，用刘易斯机关枪对着它开火，只为提醒自己，战争仍在继续，我们也是对抗纳粹德国的小小一分子。
昨天，天气那么晴朗，那么宁静，午饭后，我决定游个泳。我脱光衣服，从船头跳入水中，游过ii22到小岛之间的一百五十米距离。海水凉爽，出人意料地清澈。我蹚水上岸，沿着小小的沙滩闲逛，捡起奇怪的贝壳或一截浮木，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享受着赤身裸体的快乐。我想到——每个人都免不了会这样想吧——沉船后逃生到孤岛的人，想到鲁滨孙·克鲁索，那个一无所有的人。
这个岛的最高点应该不超过海平面三米，岛上覆盖的植被主要是多肉灌木、长着肥厚橄榄绿树叶的低矮多节灌木、零零散散的仙人掌，以及几丛金黄色的滨草。
突然，我察觉到ii22上的骚动。我回过头，看到他们在甲板上四处跑动，我听到起锚的刺耳哐当声。“喂！”我大叫，“发生什么事了？”没人注意到我。我蹚进水里，水淹到我的腰部。我正准备游回去时，柴油机引擎发出一声轰鸣，排气管喷出烟雾，船竟飞快地开走了。几秒钟不到，它便绕过海角，消失不见了。
我蹚水走回岸边，一边骂，一边想，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收到了什么信号吗？麦克斯泰到底在搞什么鬼，竟然忘了我不在船上。我并不担心：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想起我，会在某个时间回来接我。不过别忘了，我想，这得取决于发生的是什么紧急情况。我可能要等上几个钟头……突然，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离我几米远的灌木丛里出现小小的动静，一只蜥蜴慢慢地、犹犹豫豫地、摇摇摆摆地走到沙滩上，这只大约一米长的鬣蜥，吐着舌头，朝我爬来。几秒钟之内，又有四五只鬣蜥加入它。我沿着沙滩移动，想要远离它们，下意识用手傻傻地捂住阳具。我沾了盐的双肩感觉到午后艳阳的炙热。我朝不断逼近的鬣蜥丢去贝壳和鹅卵石，它们停了下来。可一旦我不再表现出攻击性，它们又开始朝我缓缓移动。接着，更多鬣蜥在沙滩另一头出现了。我朝它们发起进攻，我吼叫着，它们在混乱中笨拙地向后退，复又重整旗鼓，向前推进。
几分钟不到，海滩上出现了二十或三十只鬣蜥，它们都吐着舌头，用僵死的眼珠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我站在那里，两手各拿一根棍子，心想要是夜幕降临还没人来救我，我该怎么办。它们并不可怕，似乎不会造成真正的威胁；这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临时共处。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赤身裸体的男人和三十几只史前蜥蜴，我们该如何相处？
这时，ii22呼啸着回到小小的海湾，我感觉心都飞起来了。它缓慢地尽量靠近，从侧面放下小梯子。我蹚着水，划了几下，游到梯子边，把那些不会游泳的朋友抛在了后面。麦克斯泰拉我上船，努力掩饰着脸上的坏笑，递给我一条毛巾。
“很好笑啊，麦克斯泰。”我说。
“你能有这种幽默感很好，长官。”
我们朝拿骚开回去，每个人，包括我，心情都很愉快。麦克斯泰的恶作剧没有让我有丝毫气愤。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独自在岛上和鬣蜥在一起时的场景（我不禁想，今天晚上我会做什么梦呢？）。这就是那种你事后回想起来会恍然大悟的时刻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张、神秘的。我认为，我对这件事轻松和善的态度反而引得麦克斯泰感到困惑了。
6月28日，星期一
天气真热，又潮又热，让人萎靡不振。一整天都敏感又烦躁。早上，麦克斯泰正式申请换岗，我同意了，可他下午又撤回申请。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继续留下去不会有收获。银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请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指示。”答复：“你留在那里就是最有用的。继续下去。”
7月6日，星期二
公爵和公爵夫人回来了。今晚，总督府将为在加勒比旅游的外国显贵举办招待宴会。可就连公爵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低落情绪，这是很罕见的——没人能比他更擅长“做样子”了。公爵夫人说，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特区的会面让他深受打击。“他们希望我们一直待在这儿，待到腐烂。”她颇为苦涩地说，“我们原本希望，过了这三年……戴维百般尝试，他们就是不让步。”
7月8日，星期四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我去了港口，麦克斯泰立马说：“哈里·奥克斯爵士被人谋杀了。”天哪，我想，这可拉响警报了。谁会杀死哈里爵士呢？麦克斯泰根本不需要我问便回答道：“大家都说，是哈罗德·克里斯蒂。”我猜麦克斯泰一定是听他那些出海的朋友说的。我只是听说过克里斯蒂：他是房产大鳄，这里的议会成员，一个毫不起眼的矮胖男人，据说，他以前是走私酒商，在政治上颇有权势，是哈里爵士的亲密好友。在巴哈马，克里斯蒂谋杀了哈里爵士就相当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谋杀了（威斯敏斯特公爵）本德尔。
我见过奥克斯几次：他是个矮胖结实又粗鲁的男人，表情阴沉，嘴角总是向下撇着。他自称“外粗内秀”，这话没说错。所有人都说，他富得流油，不过财富似乎只让他更困扰、更痛苦，而不是更幸福。他痛恨在加拿大交税，所以才搬到这儿来。最近有传言说，巴哈马也要开征收入税了，他又打算搬去墨西哥。真好笑，墨西哥总是会突然冒出来。
午餐时，我去了乔治王子酒店，那儿像个嗡嗡作响的大蜂巢。这场谋杀如同一场巫术；奥克斯的生殖器被烧掉了；强盗想要找到他藏在屋子里的黄金；等等。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他的女婿德马里尼。克里斯蒂当天晚上就住在奥克斯家，但他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哦，还有：公爵夫人一直跟奥克斯有私情，是英国的秘密特工杀了他，好保护公爵的名誉（这个说法越传越玄乎）。
我走回英属殖民区时，一辆小汽车停下来，公爵的随从武官伍德让我今天下午五点去凯布尔海滩公爵的海滨小屋与公爵见面。
稍后。我跟公爵见了面。只有我俩；他不停地抽着烟，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告诉我，哈里爵士的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甚为震惊。一开始，有人让他相信这是自杀，可后来，谋杀的消息传了出来。有人用钝器击打了死者的头部，还企图将尸体和房屋付诸一炬，只是没能成功。